人物生平早年經曆
韓琦于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初二（1008年8月5日）出身于世宦之家。據韓琦墓志、行狀記載，自五世祖以上，韓氏多葬于博野縣蠡吾鄉（高祖改葬趙州贊皇縣），至曾祖韓璆以來，則改葬于相州安陽縣（今河南安陽）的豐安村，故而韓琦認為自己是相州安陽人。據《泉州府志》記載：“韓琦出生于泉州北樓生韓處。”為其父韓國華知泉州府時與婢女胡氏連理所生。
韓琦四歲時父親去世，此後由幾位兄長扶養成人。長大以後，已能自立，有遠大的志向。為人“端重寡言”，不喜嬉戲，學問過人。
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年），韓琦在弱冠之年考中進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監丞、通判淄州（今屬山東），并攜母胡氏就職。天聖八年（1030年），胡氏逝世，韓琦去職丁憂，至明道元年（1032年）服喪期滿，起複為太子中允，改授太常丞、直集賢院。明道二年（1033年）六月，監左藏庫。
景祐元年（1034年）九月，韓琦被調為開封府推官，獲賜五品官服。次年（1035年）十二月，遷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
直言敢谏
景祐三年（1036年），韓琦自請外任地方，獲知舒州，因故未能成行，于八月留拜右司谏。
在擔任谏官的三年時間内，韓琦敢于直谏，诤言谠議。他抨擊權貴，舉薦當時名臣杜衍、範仲淹等，“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前後七十餘疏”，其建議多被朝廷采納。尤其以寶元元年（1038年）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為知名。當時災異頻發，流民大批出現，而當朝宰相王随、陳堯佐及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卻束手無策。韓琦連疏四人庸碌，痛陳宋朝八十年太平基業，絕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毀壞”，使四人同日罷職，即所謂“片紙落去四宰執”。他自此名聞京師。
韓琦還嚴厲抨擊當時“貨賂公行”“因緣請托”的社會風氣和“僥幸日滋，賞罰倒置”的官場腐敗作風，建議仁宗先從朝廷内部裁撤虛職、減省冗費。名相王曾對他人少有稱許，此時卻稱韓琦的建言“切而不迂”。韓琦聞言，愈加自信。
寶元元年（1038年），韓琦以假太常卿、昭文館直學士的職銜充任接伴使。此後奉命發解開封府舉人，并與三司共同商定茶法。同年，韓琦被授為契丹（遼朝）正旦國信使，出使遼朝。還朝之後，任“同三司省國用”，轉官起居舍人、知谏院。
寶元二年（1039年），韓琦被升授為知制诰、知審刑院。因四川旱災嚴重，饑民大增，又于同年被任命為益、利兩路體量安撫使，獲賜三品服。他到四川後，首先減免賦稅，“逐貪殘不職吏，汰冗役數百”，然後将當地官府常平倉中的糧食全部發放給貧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設稠粥，史稱其“活饑民（一）百九十萬”人。蜀民無不感激地說：“使者（指韓琦）之來，更生我也。”
西北禦夏
自景祐五年（1038年）起，原臣服宋朝的西平王李元昊稱帝建立西夏，公開與宋朝對抗，使得與夏鄰界的陝西形勢非常吃緊。寶元二年（1039年），韓琦剛從四川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詳細剖析了陝西邊備形勢，随即被任命為陝西安撫使。到了陝西，他看到苛捐雜稅很重，百姓非常窮苦，便一律予以免除。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李元昊大舉圍攻延州（今陝西延安），守将劉平、石元孫在三川口（今陝西安塞東）兵敗被俘，鎮守延州的範雍降職他調，韓琦大膽推薦因“薦引朋黨”罪名而被貶至越州（今浙江紹興）的範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說：“若涉朋比，誤國家事，當族。”又為被誣陷的劉平的宗族子弟申辯。五月，韓琦以樞密直學士與範仲淹一同被任命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讨副使，充當安撫使夏竦的副手。韓琦主持泾原路，範仲淹主持鄜延路。
在對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見分歧。韓琦持強硬立場，力主攻策，與夏軍決戰。他認為拖延時日，财政日绌，難以支撐，況且分兵諸路，容易被各自擊破，不如“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範仲淹則主張持久防禦，在加強軍備的前提下，乘便擊讨，不贊成深入敵境的進攻戰。
夏竦難以定奪，即派韓琦、尹洙到開封以攻守二策進呈朝廷，請仁宗自己決定。仁宗幻想一舉解決問題，于是決定采用韓琦攻策，并下诏鄜延、泾原兩路會師，定期于慶曆元年（1041年）正月進攻。後根據範仲淹請求，改為春暖出師。
慶曆元年（1041年）春，李元昊在伺機攻宋前，向宋軍詐和，被韓琦識破。他命令諸将嚴加防守。
二月，李元昊率十萬大軍進攻渭州（今甘肅平涼），直逼懷遠城（今甯夏固原西）。韓琦聞訊，急派大将任福領兵一萬八千人，以桑怿為先鋒，前往抵禦，進行阻擊。行前，韓琦向任福面授機宜，命令他們繞到夏軍背後，可戰則戰，不可戰則據險設伏，截其歸路，并再三叮囑：“如果違命，即使有功，也将定罪處斬。”
任福在張家堡南小捷，于是貪功輕進。夏軍佯敗退走，沿途遺棄不少物資，宋軍不知是計，輕裝猛追至渭州以北的好水川（今甯夏隆德西）。當時，夏軍在好水川裡邊放了幾個木盒子，宋軍隻聽盒子裡有鳥叫聲，不敢輕動。任福到時，命令打開，隻見一百多隻鴿子飛躍而出，盤旋在宋軍上空。這正是西夏軍隊發出的合擊信号。宋軍正在驚疑之時，夏軍已從四面合圍。宋軍人馬三日乏食，疲憊不堪，奮戰後仍遭遇大敗，包括任福在内的将卒六千餘人陣亡（将校軍官死亡數百人）。
韓琦聞訊後，立即下令退軍，在半路中，陣亡将士的父兄、妻子數千人，号泣在他的馬首前，拿着舊衣、紙錢招魂，哭道：“你從前跟随招讨（指韓琦）出征，如今招讨回來而你死了，你的魂識也能跟着招讨回來嗎？”當時哀恸之聲響徹天地，韓琦掩泣駐馬，不能行進。宋軍兵敗好水川，雖不是韓琦親自指揮，但貿然出兵，用人不當，也難辭其咎。
戰後，宋廷追究敗軍之責，撤去了夏竦的職務，韓琦、範仲淹也被調職他用。韓琦降為右司谏、知秦州，範仲淹降為戶部員外郎、知耀州（今陝西耀縣）。十月，宋廷分陝西為秦鳳、泾原、環慶、鄜延四路，各自設置帥臣，其中韓琦兼任本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讨使。
慶曆二年（1042年）四月，朝廷為四路帥臣換職為觀察使，範仲淹等三人均不肯接受，隻有韓琦同意受任秦州觀察使。閏九月，宋軍又大敗于定川寨（今甯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懷敏戰死，主持泾原路軍務的王沿被降職他調。十一月，朝廷命韓琦恢複舊職，任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讨使，與範仲淹屯駐泾州（今甘肅泾川），共守西陲。
當時在陝西的東兵自禁軍宿衛而來，不耐勞苦，韓琦奏請增添土兵代其戍守，又築德順軍，以作為蕭關、嗚沙道路的屏障。
自好水川敗後，韓琦始信服範仲淹守議，兩人同心協力，互相聲援。由于兩人守邊疆時間最長，又名重一時，人心歸服，深為朝廷倚信，故天下人稱為“韓、範”。
慶曆新政
西夏在戰争中雖多次獲勝，但損失也很大，人心厭戰，民怨沸騰，于是宋夏開始轉入曠日持久的“慶曆議和”。在邊界形勢稍趨緩和的情況下，慶曆三年（1043年）四月，正在“謀取橫山，規河南”的韓琦與範仲淹一同奉調回京，同任樞密副使。
宋夏轉入和議後，韓琦、範仲淹等入朝為執政大臣。一時名士雲集，士大夫交口稱譽。當時國子監直講石介聽說韓、範二人來朝中供職，特意寫了一首《慶曆聖德詩》來稱贊韓琦等人。仁宗也想勵精圖治，有所作為，因而特别禮遇韓琦、範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們盡快拿出救世方案。
當時，李元昊以契丹為後援，在宋夏和議中态度強硬，向宋朝要挾“歲賜、割地、不稱臣、弛鹽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為吾祖，巨細凡十一事”。宰相晏殊及兩府大臣大多厭戰，“将一切從之”，韓琦堅決反對。此年七月，他上《論備禦七事奏》，認為當務之急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接着又陳述救弊八事，即“選将帥，明按察，豐财利，遏僥幸，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面對北宋中期積貧積弱的國勢，韓琦提出以整頓吏治，選拔人才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與是年九月範仲淹在《答手诏條陳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項改革方案基本一緻，切中時弊。這次由範仲淹主持，韓琦、富弼等人積極參與的政治改革，就是曆史上有名的“慶曆新政”。
八月，範仲淹任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積極推行各項新政措施。是年，陝南大旱，饑民紛紛加入張海、郭邈山等領導的農民起義隊伍。仁宗命韓琦宣撫陝西。韓琦調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戰的官軍，迅速鎮壓了起義，同時鑒于災情嚴重，還采取了一些果斷措施，如：選派官吏分赴各州縣，發放官糧赈濟饑民；蠲免各種苛雜的賦役；考察官吏，選賢任能，罷黜庸陋之人；将軍隊中老弱不堪征戰者淘汰一萬餘人，以減少用度。他不但大舉修繕鄜延路的城寨，還認為應該等到西夏同意歸還侵占宋朝的土地後再同意議和。
慶曆四年（1044年）春，韓琦宣撫陝西回到開封。五月，上陳西北邊防攻守四策，認為“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讨伐大計”。
慶曆新政的實施，遭到了一些守舊派官僚的激烈反對。他們誣告新政官僚結成朋黨，欺罔專權。範仲淹不自安，遂于同年六月以“防秋”為名，宣撫陝西、河東。八月，富弼宣撫河北。
慶曆五年（1045年）正月，執行新政的杜衍、範仲淹、富弼全都被貶職出朝。韓琦為人爽直，對于軍政大事，向來是“必盡言”，他雖為樞密副使，主管軍事，但事關中書的事，也要“指陳其實”，有的同僚不高興，仁宗卻了解他，說“韓琦性直”。對于範仲淹、富弼的貶谪，韓琦挺身而出，據理辨析，但沒有結果。随後，韓琦陳述十三條理由，支持泾原路帥臣尹洙反對渭州宿将劉滬修建水洛城（今甘肅莊浪）的舉動，但朝論“不謂然”，他心灰意冷，遂自請出外，于三月被罷去樞密副使之職，以資政殿學士出知揚州。至此，主持慶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暫的“新政”以失敗告終。
撫治北疆
韓琦在地方時，治軍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設條教，葺帑廪，治武庫，勸農興學，人人樂其恺悌”。慶曆七年（1047年）五月，韓琦為京西路安撫使，自資政殿學士、知揚州遷為知郓州（今山東東平）。十二月，轉知真定府（今河北正定）。
慶曆八年（1048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并兼安撫使，進位資政殿大學士，又加觀文殿學士。定州久為武将鎮守，士兵驕橫，軍紀松弛。韓琦到任後，首先大力整頓軍隊，采取恩威并行的方法，對品行極其惡劣的士兵果斷誅殺，而對以死攻戰的則予以重賞。後來他又研究唐朝名将李靖兵法，仿作方圓銳三陣法，命令将士日月操練，結果定州軍“精勁冠河朔”。
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韓琦以武康軍節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當時在河東路擔任走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為人貪恣，仗勢不法。韓琦上奏，請朝廷将其召回，仁宗隻好令廖浩然回京，并施以鞭刑。
并州轄境與契丹接壤，鄰邊的天池廟（今山西甯武西南）、陽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陽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韓琦派人與契丹“酋豪”交涉，收回了這些地方，并立石為界。
宋初大将潘美鎮守河東時，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邊百姓遷徙内地，緻使邊塞大片耕地荒廢不耕。慶曆四年（1044年）歐陽修奉使河東時，就曾建議解除代州（今山西代縣）、甯化軍（今山西甯武西南甯化堡）、岢岚軍（今山西岢岚）、火山軍（今山西河曲南）沿邊之地禁耕令，以增産糧食，供應邊防軍需，卻為軍帥明鎬所阻。至和二年（1055年）春，韓琦再次建議，才得以實行，開墾田地九千六百頃。
至和二年（1055年）二月，韓琦以疾自請改知相州（今河南安陽市）。在家鄉，他建造晝錦堂于州署後園。
中樞十載
嘉祐元年（1056年）七月，韓琦被召還為三司使。八月，拜樞密使。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韓琦升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成為宰相。嘉祐六年（1061年）閏八月，以原職進拜刑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爵儀國公。
韓琦就職朝廷樞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難題就是仁宗的建嗣問題。仁宗三個兒子早亡，皇嗣遲遲未定，而從至和三年（1056年）開始，仁宗就時常犯病，一時人心恐慌，議論紛紛。大臣們接連上疏，極力勸說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韓琦拜相後，再提建儲之事，認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與參知政事歐陽修等人再三苦勸，仁宗終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趙允讓之子趙宗實（賜名趙曙）為皇太子。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仁宗病逝。趙曙即帝位，是為宋英宗。韓琦出任仁宗山陵使，并加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進封衛國公。
英宗即位之初，突患暴病，由慈聖太後曹氏垂簾聽政。一些宦官不斷向曹太後說英宗壞話，緻使兩宮嫌隙萌生，關系頗為緊張。為了調解兩宮矛盾，韓琦和歐陽修費了不少精力。韓琦、歐陽修進見曹太後時，曹太後嗚咽流淚，訴說自己的委屈，并說：“老身殆無所容，須相公作主！”韓琦說：“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歐陽修也一道委婉勸說。見到英宗，英宗又對韓琦說：“太後待我無恩。”韓琦勸慰道：“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從此以後，兩宮關系漸漸緩和。
治平元年（1064年）二月，韓琦提舉修《仁宗實錄》。五月，英宗病愈，在韓琦的勸說催促下，曹太後撤簾，降手書還政。閏五月，英宗特授韓琦為尚書右仆射。他多次請辭相位，英宗均不許。次年十一月，充任南郊大禮使，進封魏國公。
英宗親政僅半月，韓琦等人就提議讨論關于英宗生父、濮王趙允讓的名分問題，而英宗為了減少追封阻力，批示等過了仁宗大祥（滿二十四個月）再議。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韓琦等再次提出這一議題，于是，英宗出诏将議案送至太常禮院，交兩制以上官員讨論。争論持續了十八個月，其中以韓琦為代表的中樞宰執等順應英宗之意，建議尊趙允讓為皇考，但遭到了翰林學士王珪、侍禦史呂誨等人的反對，他們力主稱仁宗為皇考，趙允讓為皇伯。曹太後聞訊，一度草诏嚴責韓琦等，英宗預感到形勢的發展于己不利，不得不暫緩讨論此事。最後，韓琦等勸說曹太後簽押，同意稱趙允讓稱“皇”，其三位夫人并稱為“後”，并貶呂誨、呂大防、範純仁三人出外。此事才告終。
韓琦身為宰相，卻始終以邊事為念，他曾多次就邊防問題向英宗陳說方略，建議在河北、河東、陝西等路“籍民為兵”，以為“義勇”，三丁選一，于手背刺字，農閑時練兵，戰時防禦，既可增強軍事力量，也能減少冗兵軍費。
治平三年（1066年）九月，西夏大舉進攻大順城（今甘肅華池縣西北白馬鄉），韓琦建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向西夏問罪。樞密使文彥博反對，部分朝臣亦舉仁宗時對夏戰争的舊事。韓琦判斷：“李諒祚（即夏毅宗）不過是個狂童，并沒有李元昊的智謀計略，而如今的邊防遠過當年。馬上派人诘問，夏人一定服罪。”英宗按其意見行事，李諒祚果然上表謝罪。英宗得到消息後，看着韓琦說：“一如你所料。”同年冬，英宗病重，建嗣問題表面化。韓琦進言說：“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英宗點頭同意，于是确立颍王趙顼為皇太子。
押班事件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病逝，趙顼即位，是為宋神宗。韓琦拜司空兼侍中，并任英宗山陵使。
神宗即位不久，禦史中丞王陶彈劾韓琦，說他自嘉祐以來，專執國柄，君弱臣強，且“不赴文德殿押班”，專權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實為誣告，将其罷職，但韓琦在英宗的永厚陵複土後，不再入中書門下辦公，堅決辭位。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為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及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并在韓琦入宮奏對時泣道：“侍中（指韓琦）一定要離開，今天已經降制了。”又在東京興道坊賜他一座宅第，擢升其子韓忠彥為秘閣校理。韓琦辭退所授兩鎮，僅兼領淮南節度使。
正在這時，守邊大将種谔擅自對西夏發起突襲，一舉攻占綏州（今陝西綏德），邊界氣氛驟然緊張，朝廷憂慮。韓琦在尚未赴任的情況下，又奉旨改判永興軍（今西安）兼陝西四路經略使。朝中一些大臣認為綏州孤絕難守，主張放棄。韓琦最初同意放棄，但在陝西宣撫使郭逵的勸說下，反對焚棄綏州。一個月後，西夏國主李諒詐去世，戰事暫告平息。
熙甯元年（1068年）七月，韓琦複判相州。在相州任上還未滿三個月，河北地震，黃河決口，大批災民流離失所。神宗賜手诏給韓琦，讓他遷判重災區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兼北京（亦指大名府）留守、河北四路安撫使，并被準許便宜從事。
新法之争
熙甯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為參知政事，開始進行變法。九月，頒行“青苗法”。次年（1070年）二月，韓琦上疏反對青苗法，認為青苗法不論貧富，一律按戶等配借青苗錢，上三等戶及坊郭大戶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貸給青苗錢，這種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濟困乏”。神宗看了韓琦的奏疏，一度動搖了變法決心。王安石将韓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條例司”，逐條批駁，公布于天下。後來韓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後，韓琦還對“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對意見。同年，韓琦解除了河北四路安撫使之官，仍判大名府。
在對外關系上，韓琦被認為“一改從前的強硬立場而日趨軟弱妥協”。當時宋和契丹在“劃界”河東問題上争得不可開交，韓琦上疏神宗，認為宋在邊防策略上主動進攻，積極防禦，有七事緻“契丹之疑”，籲請神宗去掉各項新法，并将契丹所疑之事，“如将官（法）之類，因而罷去”，以換取邊境安甯。
病逝相州
熙甯四年（1071年）二月，韓琦被改授為永興軍節度使，被他推辭，仍判大名府。判大名府期滿後，朝廷根據韓琦的要求，命他再判相州，并拒絕解除他淮南節度使的加官。
自熙甯七年（1074年）秋起，韓琦屢次上表請求緻仕，均未獲準。直至熙甯八年（1075年）五月，方才被再度授為永興軍節度使，因韓琦病重，已不能就職。六月二十四日（8月8日），韓琦在相州溘然長逝，享年六十八歲。神宗在禁苑為他恸哭舉哀，又辍朝三日，即日賜其家銀三千兩、絹三千匹，并下诏允許韓琦配享英宗廟庭，特贈尚書令，賜谥号“忠獻”；随後發兵為其築墓，親撰墓碑：“兩朝顧命定策元勳”。
宋徽宗時，“追論琦定策勳”，加贈韓琦為魏郡王。
寶慶二年（1226年），宋理宗圖畫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勳閣，韓琦位列其中。
主要影響綜述
韓琦一生曆經北宋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親身經曆如抵禦西夏、慶曆新政等重要事件。在朝中，他運籌帷幄，使“朝遷清明，天下樂業”；在地方，忠于職守，勤政愛民。但在宋英宗想有所振作改新的氛圍下，步入中年以後，韓琦的思想略顯保守，未能推行大的改革。史家認為：“韓琦最終從慶曆年間一個倡言新政的激進改革者變成了因循守舊的保守派代表，這是十分可悲的。”
總的來說，韓琦仍是北宋中期的一位賢相。《韓魏公集·序》亦稱：“公曆事三朝，輔策二朝，功存社稷，天下後世，兒童走卒，感慕其名。”這是後人對他的評價，也是對韓琦本人的真實寫照。
政治
相三朝，立二帝
自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起，韓琦開始了十年的宰相生涯。韓琦為相後，首先遇到一個大問題便是立儲。當時，仁宗因連失三子（楊王趙昉、雍王趙昕、荊王趙曦），心情沉重，身體一直不好。至和年間又因患病，無法禦殿，而皇嗣又一直未立，朝廷内外深為擔憂。立儲涉及到國家的安危，不少大臣尤其是包拯、範鎮、司馬光等人反複上奏，懇請仁宗及早立嗣，以固根本，但仁宗一直未允。如此拖延五、六年之久，立儲之事仍未定下。韓琦作為宰相，對立嗣之事十分關心，他趁朝中事态緩和、仁宗心平氣靜之際，建議道：“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但仁宗當時仍期待後宮能再生皇子，故而未置可否。後來，有一天，韓琦手拿《漢書·孔光傳》對仁宗說：“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猶能之，以陛下之聖，何難哉！太祖為太子。太祖為天下慮、福流至今”，所以他希望仁宗效仿宋太祖所為，“則無不可者”。在韓琦的極力勸說下，仁宗終于下定決心，于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立堂兄、濮王趙允讓之子趙宗實為皇太子，賜名曙。次年（1063年）三月，仁宗去世，韓琦宣讀遺制，趙曙繼位，是為宋英宗。英宗被确立為儲君，韓琦應推首功。但他從不在别人面前誇耀此事。
英宗繼位之初，就身患疾病，由嫡母曹太後垂簾聽政。英宗非仁宗親生，即位後又想有所作為，而曹太後思想較為保守，加之個别内侍從中挑撥，緻使兩宮生隙。韓琦為為緩解兩宮矛盾，解決政治危機，費盡心力。他一面勸說太後，一面安慰英宗，并以舜帝之孝相勸。英宗聽後，很受感悟，自此不再怨說太後，兩宮關系漸趨和好。不久，曹太後撤簾還政，北宋最高統治集團之間的一場政治危機被妥善化解。
在“濮議”中，韓琦與歐陽修等順應英宗之意，建議尊其生父趙允讓為皇考，但遭到了王珪、呂誨等人的反對，他們力主稱仁宗為皇考，趙允讓為皇伯。英宗自治平二年（1065年）起将此事交太常禮院讨論，争論持續十八個月，韓琦等勸說曹太後簽押同意，稱趙允讓稱“皇”，其三位夫人并稱為“後”，貶呂誨、呂大防、範純仁三人出外。
治平三年（1066年）十二月，英宗病重。韓琦作為宰相，又有考慮立儲之事。他向英宗勸道：“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衆心”英宗同意，立穎王趙顼為皇太子。次年（1067年）五月，英宗病逝，趙顼繼位，是為宋神宗。
修吏事，擢賢才
吏治上，韓琦針對當時“三司歲以資遷而任不久，相習以養資假途為說，而不修職事”的情況，大膽改革，在尤為重要的五個崗位上，選用“資淺人久任”，力求改變隻求作官，不修職事的狀況，以提高行政效率。
韓琦在朝期間，還非常重視選拔和愛護人才，他認為大臣的進退，“實系天下利害，”勸宋英宗應“以此為先”。他曾提拔和舉薦過許多賢良俊士，如蘇洵、歐陽修和蘇轼等，都曾得到韓琦的賞識和重用。
經濟
經濟上，韓琦嘗試實行均田，把廢棄的土地交給農民耕種。嘉祐四年（1059年），“中書門下言，天下賦稅輕重不等，乞行均定。”于是“複遺職方員外郎孫琳，都官員外郎林之純，屯田員外郎席汝言”等“分往諸路均田。”這次大規模的均田活動，為後來王安石變法中的方田均稅法的實施積累了經驗，在均田中，韓琦“選宮分詣諸路”，為“均民之賦而惟力之纾”起了重大作用。此外，韓琦還非常注重體察人民疾苦，嘉祐二年（1057年），經他奏請，朝廷設置了“天下廣惠倉”（用于社會救濟的糧倉）。
韓琦還請求雇人耕種諸路無主的“戶絕田”（宋代的一種官田），收取相應的糧食存儲，以接濟居住城郭的老幼貧疾者。嘉祐四年（1059年），韓琦又奏請革除“監牧”之弊，将各路坊監以及各軍的牧地，除了用來放牧的土地外，其餘“蓁田”允許農戶租佃。朝廷聽從了他的建議，結果僅河北一路就逐田于民3350餘頃，每年給國家課斛鬥117802石、絹13251匹、革161230束，取得了較大成績。
韓琦到揚州後，了解到地方官吏以軍需匮乏為由，“于民常稅之外，借取其半，借者不載稅籍”，認為這是坑害百姓的“無名之使用，請為蠲之。”慶曆五年（1045年）朝廷下令“罷義倉”，将義倉“所有斛鬥若便撥入官倉支遣”，義倉的糧食，是從廣大百姓那裡額外征集來的，其目的是為了救助受災百姓。如今若将義倉的糧食無償撥入官倉，顯然是對百姓的侵奪行為。韓琦認為這樣做，将會失信于民，引起百姓不滿。他上奏朝廷，陳述利害，建議将義倉的糧食“撥與常平倉”或“赈濟貧民”，以實現義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目的。朝廷采納了他的建議。
韓琦改革役法，罷除“裡正衙前”。衙前是北宋州役之一，負責官物的押運和供應，途中若有丢失，須以家産賠償。這樣，承役者往往破産。衙前名目繁多，由裡正充役的稱“裡正衙前”，由鄉戶輪戶的稱“鄉戶前”，韓琦在并州，了解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于裡正，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以就單丁”，造成“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的局面。
從慶曆五年（1045年）到嘉祐元年（1056年），韓琦在地方任職十一年，深受當地百姓擁護。皇祐五年（1053年），當韓琦離定州去并州時，“定人争欲遮留公，使不得出”，韓琦無奈，隻身繞道而走，定人得知後，奔相擁送，緻使“道路士卒，哭原野”。
軍事
軍事上，韓琦主張“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建議在這一地區“籍民為兵”，以為義勇，凡主戶三丁選一，六丁選二，九丁選三，于手背刺字，農閑教習武藝，戰時防守城寨，結果僅秦州（今甘肅天水）就得義勇156873人，其它如隴、儀、渭、泾、原、分、甯、環、鄜、延等州義勇亦不少。征集義勇，既加強了邊防軍事力量，又可減輕冗兵之費，效果很好。
韓琦還發展邊防經濟，維護邊疆秩序。定州（今河北定縣）與遼朝接壤，自北宋初年開始，為防禦遼朝南侵，北宋政府就發布“斬伐令”，規定這裡的山林不許砍伐，土地不許耕種。韓琦到定州後，上奏朝廷：“比朝廷欲禁近邊山林不許斬伐，以杜戎人人寇之路。當時并近裡淺山耕種之地概行禁止，緻邊民劇然失業。今薪炭翔貴，翻敵人乘時以取厚利。臣嘗遣官行視可禁之處，去敵尚五、六十裡，亦可廣為防蔽。已别定可禁之地，揭榜谕民，非令所禁者任采伐之。”朝廷聽從了韓琦的建議，廢除了“斬伐令”，定州邊民莫不感到方便。為了加強邊境安全，韓琦又令“自今契丹過界劫掠居民，聽邊吏以時掩殺”。這樣，提高了邊民防敵積極性，有效地維護了這一地區的邊疆秩序。再次，韓琦整頓定州駐軍，關心群衆疾苦。長期以來，由于疏于管理，定州駐軍驕蠻難禦。韓琦到定州後，感到問題嚴重，他下決心要對定州駐軍加強整頓，以強化軍紀，維持邊境安全。對士卒犯令者，他“用兵律裁之，察其橫軍中尤不可民教者，斬首軍門外”；對作戰犧牲的士卒“博賞其家，撫其孤兒，使繼衣廪”。因賞罰分明，恩威并用，使定州駐軍軍紀大變，面目一新。其後，韓琦又“仿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陣，指授偏将，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号為可用，冠河朔”。後來，即便是京師龍猛卒到定州駐防，被韓琦整頓得“未一月，亦皆就律，不敢複犯法”。
治平四年（1067年），朝廷改判韓琦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經略陝西。韓琦義不辭難，承命即行。當時，朝中一些大臣認為綏州孤絕難守，主張放棄，而韓琦認為“綏州地形險要，已興師得之矣，安可複棄，示弱于賊？”韓琦到達陝西後，積極調整戰略部署，在邊境張貼布告，招募橫山之人參軍，對西蕃曉以利害，通過一系列防備，邊境得到安甯，綏州也得以固守。
熙甯元年（1068年），韓琦複判相州。在與遼的關系上，他主張雙方應維持和好，保持邊境安定。韓琦在給宋神宗的上疏中，他建議保持“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于老死不知兵革戰鬥之事”，不要輕率毀棄“祖宗累世之好”，要“永敦信約，兩絕嫌疑”。當然，韓琦主張宋遼和好，并不是讓北宋向遼退讓，而是一種鬥争策略，正如他在慶曆年間所說：“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趁和平之機，“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奸庚，進用忠鲠，使天下悅服，邊備日修，塞下有餘粟，帑中有羨财。”待自己實力發展起來，遼若違約，“河北諸州深溝高壘，足以自守，敵人果來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驅逐”。韓琦一生，始終關注北宋邊防安全，無論是在陝西抵禦西夏，或是在定州、并州、揚州、大名府等地，他都重視邊防，為北宋的邊防事業和邊疆人民的安全傾注了畢生精力。
文藝
文學
韓琦“生平不以文章名世”，但“詞氣典重，敷陳剀切，有垂紳正笏之風”。他的文章如《論減省冗費》《論西夏請和》《論時事》《論青苗》等，大多“正論凜然”，體現其大節所在。
韓琦為詩不事雕琢，“蘊蓄既深，故直抒胸臆”，得自然高雅之意。所撰“黃花晚節”一聯，為宋人所傳誦。其餘詩作“随時抒興，亦多寄托遙深”。
韓琦的詞作以《點绛唇·病起恹恹》聞名。此詞是他“以情韻勝人”的代表作，是一首“刻意傷春複傷别”的閨怨詞，風格婉約，情韻動人。
書法
韓琦工于書法，尤善正書，明人陶宗儀《書史會要》稱其書“師顔魯公（顔真卿）而頗露芒角”。
主要作品
韓琦的著作有《二府忠論》5卷、《谏垣存稿》3卷、《陝西奏議》50卷、《河北奏議》30卷、《雜奏議》30卷、《安陽集》50卷及《家傳集》等，至今多有散佚。他一生寫了大量詩文，大多收入《安陽集》行世。詞存五首，見《能改齋漫錄》及《青箱雜記》。
轶事典故萬籍堂
史料記載，韓琦家聚書1萬餘卷，都經其親手點校，丹黃粲然，列屋而藏，在安陽故裡築“萬籍堂”藏書樓，與歐陽修的“六一堂”、司馬光的“讀書堂”同為大臣中藏書最多者之一。其子韓忠彥之後，将藏書規模擴大至7000餘卷，号稱叢書堂，分為六庫。
識見過人
曾有人假造韓琦的信去拜見名臣蔡襄。蔡襄心中雖然懷疑，卻覺得此人性格豪爽，于是送了他三千錢，還寫了回信，又派四名兵卒護送，同時送了禮物給韓琦。此人到了開封，見到韓琦，當面認罪。韓琦并未怪罪，隻是緩緩道：“君谟（蔡襄字）處事謹慎，恐怕無法達成你的心願。夏太尉（夏竦）在長安，你可以去見他。”又為此人寫一封信給夏竦。家人認為不怪罪此人已經夠寬容了，不必要再寫信。韓琦說：“這個讀書人會模仿我的信，又能說動蔡襄，才器必定不凡。”此人一到關中，果然被夏竦授予官職。
名儒石介編撰《三朝聖政錄》後，準備呈獻朝廷。有一天他來請教韓琦的意見，韓琦指出其中有幾件事不可上，其中一件是，宋太祖沉迷于一個宮女的美色，以緻經常延誤上朝時間。群臣有些非議，後來太祖覺悟，便乘宮女熟睡時把她殺了。韓琦說：“此事難道可以作為萬世效法的典範嗎？已經沉溺，卻又因悔恨自己的沉溺而殺害無辜之人。宮女有什麼罪過？假使以後又有寵幸的人，那就要殺不勝殺了。”石介便删去了幾件類似的事，并佩服韓琦精到的見識。
名揚天下
韓琦在北宋内部享有很高的威望，《韓魏公集·序》稱：“公曆事三朝，輔策二朝，功存社稷，天下後世，兒童走卒，感慕其名。”
即使在遼和西夏，也是“夷夏具瞻”，以緻于韓琦在宋神宗初年鎮守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時，遼使過境，一定要告誡其部屬不得有索求。而按當時之例，遼使經過北京，與留守通信，均未書名。待韓琦就任後，來宋祝賀同天節的遼副使成堯錫卻特意在信中書名，以表敬重。宋方每次遣使出使遼朝，遼人都要詢問韓琦的近況。
此段記載雖有誇大成分，但也顯示了韓琦在時人心目中的形象之高。
韓琦未足奇
好水川之戰，據說是西夏李元昊用陝西落第舉子張元之計得勝。大敗韓琦後，張元乃作詩一首投擲宋境，諷刺道：“夏竦何曾聳？韓琦未足奇。滿川龍虎輩，猶自說兵機。”
老成持重
宋太宗、仁宗都曾在大名府郊外畋獵，并題數十首詩，被守臣賈昌朝刻在石碑上。韓琦到大名府任職後，把這些石碑藏在班瑞殿的襯壁内。有人勸韓琦拓片摹本呈獻給宋神宗，韓琦不同意，此人不理解他的用意。等到韓绛來大名府後，就把詩摹下，進呈神宗。韓琦知道後，歎息道：“我從前難道不知道呈上這些詩的好處嗎？隻是顧慮到陛下正銳意平定四夷，不該更引導他這樣做。”
四相簪花
韓琦知揚州時，官署後園有芍藥一枝分四杈，每杈各開一花，上下紅，中間一圈黃蕊，稱為金纏腰（後又稱金帶圍），據說出現這種花，城内就要出宰相。韓琦覺得很奇異，想再約三位朝官一起觀賞，以應四花之瑞。當時王珪以大理評事為揚州通判，王安石以大理評事任淮南判官，都在揚州，便都請了。還差一位客人，就以州钤轄諸司使充數。到了第二天，钤轄使忽然患腹瀉不能來，就臨時拉了一位路過揚州的朝官陳升之（一說是呂公著）參加。四人聚會，各簪金帶圍一朵，甚為歡樂。三十年後，四人均擔任宰相。此事見于沈括《夢溪筆談》，又見于《後山談叢》《墨客揮犀》等多種筆記。
與王安石
韓琦在揚州時，與王安石還有一段糾葛，見《邵氏聞見錄》。大意為：韓琦知揚州時，王安石剛進士及第在揚州任佥判。王安石每晚讀書至天亮，清晨來不及洗漱就匆忙上班。韓琦疑其不檢點，夜飲放蕩，對他說：“你年紀輕輕，應該認真讀書，不要自棄。”王安石不予搭理，對人說：“韓公根本不了解我。”自此與韓琦不睦。
但關于這個故事，疑點頗多。王安石慶曆二年（1042年）進士及第，以秘書郎佥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兩年後回到京師。韓琦慶曆五年（1045年）方才知揚州，他們未必能夠見面（“四相簪花”的故事也存在這個問題）。而王安石又不在州署辦公，韓琦未必能見到王安石辦公不及梳洗。後來王安石秉政，雖與韓琦的意見多有分歧，但對其人評價仍然很高，在韓琦去世後，又有“幕府少年今白發，傷心無路送露輀”的挽詞。這與上面所說并不相符。
死為閻羅
明人謝肇淛在《五雜俎》中提到：“人有死而為閻羅王者，如韓擒虎、蔡襄、範仲淹、韓琦等，皆屢見傳記。”
人際關系
史料索引
《名臣碑傳琬琰集上·卷一·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
《名臣碑傳琬琰集中·卷四十八·韓忠獻公琦行狀》
《續資治通鑒長編》
《宋史·卷三百一十二·列傳第七十一》
《史傳三編·卷三十·名臣傳二十二》
曆史評價總評
韓琦為相十載，上定國策，下撫百姓，勤勤懇懇，盡職盡責，正如韓琦本人所說："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轟不為哉！"
在韓琦為相的十年中，既沒有其前慶曆新政那樣急風暴雨改新，又沒有其後王安石變法那樣轟轟烈烈的變革。在宋英宗想有所振作改新的氛圍下，韓琦的思想顯得有些保守，未實行大的改革舉措，也未能徹底扭轉北宋的境況，韓琦守成多于創業。但這些與北宋當時的具體環境有關，穩定政局是韓琦面臨的主要問題。在韓琦的主持下，北宋社會穩定，經濟發展，這為後來王安石變法創造了良好的社會基礎。
所以，當時就有人說："公自為相，即與當時諸公同力一德，謀議制作全補天下事。也正如《韓魏公集》序言中所說："公曆事三朝，輔策二朝，功存社稷，天下後世，兒童走卒，感慕其名。"這是後人對韓琦的評價，也是對韓琦本人的真實寫照。
曆代評價
石介：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豈視店楔。其人渾樸，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慶曆聖德詩》）
歐陽修：①蓋（杜）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範）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于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于議事，多不相從……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诤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②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
司馬光：琦實有忠于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
趙顼：①維公奉仁宗诏，立皇考為皇子，被顧命立英宗為皇帝，立朕以承祖宗之緒，可謂定策元勳之臣矣。或以公安社稷方周勃，緻治比姚崇，其言不幾乎！②韓琦敢當事，賢于富弼，但木強耳。
文彥博：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事，蓋琦功也。
蘇轼：①韓（琦）、範（仲淹）、富（弼）、歐陽（修），此四人者，人傑也。②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于是時，仲舒、賈誼。方将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钺，往督西旅。公于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恩威并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于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群後奏功，罔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于是時，蕭、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悸惱。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于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三鎮偃息。③堂堂魏公，河嶽之神。四十馀年，其德日新。鐘鼎有盡，竹帛莫陳。惟其大節，蔽以一言。忠以事君，允也上臣……公惟人傑，而不自賢。堂名閱古，以古律身。
王安石：①韓公德量才智，心期高遠，諸公皆莫及計也。②心期自與衆人殊，骨相知非淺丈夫。
李清臣：公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為田畛峭壁巉塹。功蓋天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于累卵，不見其憂。怡然未嘗為事物遷動。平生無僞飾，其語言，其行事，進立于朝，與士大夫語。退息于室，與家人言。一出于誠。……其所措置，規模宏大高遠，外視如甚略，已而詳觀之中，則細故微物，莫不各有區處，故有志必成。……姿貌英特，美須髯，骨骼清聳，眉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謂如高山大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蓄細微，普施雷雨，藏匿寶怪，蓋自然也。（《韓忠獻公琦行狀》）
蘇轍：朕惟魏公曆事三朝，鹹有一德。功存社稷，澤及子孫。（《韓忠彥乞外任不許不允诏二首》）
王十朋：①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聖，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範質、趙普之徒，相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時，有若李沆、王旦、寇準。在仁宗時，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韓琦、範仲淹、富弼之徒，相與守我宋之家法者也。（《禦試策試》）②昔在康定初，元昊叛西陲。朝廷起韓範，節制阃外師。二公人中龍，才略超等夷。（《觀國朝故事》）
葉适：①故李沆、王旦在真宗時謹守資格，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在仁宗、英宗時謹守資格······以謹守資格為賢，名重當世……而李沆十數人者，以守資格得名，而其時亦以治稱。（《水心集》）②守資格以用人，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之為相，然考其功效，驗其人才，本朝以資格為用人之利也決矣。（《水心集》）
王明清：本朝曹武惠配享太祖，（曹）武穆配享仁宗；韓忠獻配享英宗，（韓）文定配享徽宗。父子配享，自昔所無也。（《揮麈錄》）
羅大經：韓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無幾微見于顔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為跋扈，而公亦無愠色。蓋己為侍從台谏，則能攻宰相之失；己為宰相，則能受侍從台谏之攻。此正無意無我、人己一視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家之美事也。（《鶴林玉露》）
呂中：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辦天下之事。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裡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也。韓魏公不動聲色，垂紳搢笏而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蓋自慶曆、嘉祐之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宋大事記講義》）
袁桷：堂堂魏王，龍章鳳質。天實生之，以佐王室。射策玉墀，慶雲耀日。中外踐更，執德惟一。西陲繹騷，将弛卒驕。往綏爾戎，薄陳武韬。濯以清泉，釋其煎熬。入秉國釣，衆味畢調。不懾不渝，迄康皇圖。取日虞淵，登子天衢。朝野罔知，繄王明谟。危疑之際，以身調娛。兩宮熙熙，萬姓于于。桓圭赤舄，清廟配食。于铄厥勳，千古罔極。（《劉敏叔畫八君子圖贊》）
貢師泰：韓氏自魏國忠獻王以經學緻位将相，功業日盛。（《經訓堂記》）
脫脫：①琦天資樸忠，折節下士，無賤貴，禮之如一。尤以獎拔人才為急，傥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故得人為多。選饬群司，皆使奉法循理。其所建請，第顧義所在，無适莫心。（《宋史》）②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宋史》）
李東陽：魏公治州鎮，德教旁洽，政令畢舉。及佐天子，安社稷，危疑嫌隙，交集乎其前。擔負調幹，不動聲氣而天下定。（《定州韓魏公祠堂記》）
歸有光：①君德賴以培養，生民賴以滋息，社稷賴以鎮定，此忠厚之臣也。其在于古，若償金、脫骖、翻羹、唾面之類，皆可以言忠厚也。其大者，則如曹參、周勃、丙吉、狄仁傑、郭子儀、裴度、呂端、王旦、韓琦之徒是也。（《士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②韓、富二公，與範希文、歐陽永叔，一時并用，世謂之韓、範、富、歐。魏公嘉佑、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朝廷多故，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而與範、歐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史臣稱魏公相三朝，立二帝，垂紳正笏，不動聲氣，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由此言之，二公之功名，蓋相當矣。嗚呼！士之幸而遭際太平，福德俱全者，則韓、富二公是也。（《河南策問對二道》）
王世貞：問宋臣，曰：李文靖之遠、王沂公之公、韓魏公之重、範文正公之廓、司馬文正公之笃，庶幾爾。（《弇州四部稿》）
謝肇淛：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馬溫公之相業，寇萊公、趙忠定之應變，韓魏公之德量，李綱、宗澤之撥亂，狄青、曹玮、嶽飛、韓世忠之将略，程明道、朱晦庵之真儒，歐陽永叔、蘇子瞻之文章，洪忠宣、文信國之忠義，皆灼無可議，而且有用于時者，其它瑕瑜不掩，蓋難言之矣。（《五雜俎》）
陳子龍：自漢以後，文武漸分，然猶有虞诩、諸葛亮、周瑜、陸遜、司馬懿、羊祜、杜預、溫峤、謝玄、韋睿、崔浩、李靖、裴行儉、郭元振、裴度、李德裕、韓琦、李綱、虞允文之徒奮策儒素建功阃外，為時宗臣。彼豈必有抟虎之力，射雕之技哉？不過深明古今之事，能決機宜之便耳。（《兵家言·序》）
王夫之：①韓公之才，磊落而英多，任人之所不能任，為人之所不敢為，故秉正以臨險阻危疑之地，恢乎其無所疑，确乎其不可拔也。而于纖悉之條理，無曲體求詳之密用。是故其立朝之節，直以伊、周自任，而無所讓。至于人官物曲之利病，吉兇變動之機宜，則有疏焉者矣。乃以其長用之于短，其經理陝西也，亟謀會師進讨，而不知固守以待時；多刺陝西義勇，而不恤無實而有害；皆用其長而诎焉者也。若法度、典禮、铨除、田賦，皆其所短者。而唯其短也，是以無所興革，而不啟更張之擾。（《宋論》）②三代以還，能此者，唯韓魏公而已。（《宋論》）
朱轼：宋自李迪既貶、王曾沒後，在位者率多因循固寵，罔顧國家之慮。及至元昊發難，契丹敗盟。大敵在外，而草竊潛興。師徒不振，而征斂日繁。當是之時，宋事幾殆，非琦與範、富共起而安定之，雖呂夷簡之智，亦安所施哉？迨嘉祐、治平之間，遭遇仁、英二帝，獨相者七八年。興賢舉能，修政立事。教養之風，法三代之遺意。向使繼其後者，紹休遺緒，升平可緻……躬定大策，遭時之難。志不舍命，卒能調和兩宮，安甯社稷，自古未嘗有也。始于筦庫，終于罷相，曆郡事無巨細，動為世法，故詳錄焉。（《史傳三編》）
紀昀：琦曆相三朝，功在社稷，生平不以文章名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楊昌濟：宋韓、範（範仲淹）并稱，清曾（曾國藩）、左（左宗棠）并稱，然韓、左辦事之人，範、曾辦事兼傳教之人也。（《毛澤東早期文稿》引）
左欽敏：衛（衛青）、霍（霍去病）、韓、範功高邊塞，無此雄威（與左宗棠對比）。
蔡東藩：賴韓琦坐鎮，郭逵為輔，夏事始得就緒耳。（《宋史演義》）
藝術形象
2012年電視劇《蘇東坡》：薛中銳飾演韓琦；
2020年電視劇《清平樂》：楊玏飾演韓琦。
後世紀念
安陽
韓琦墓
主詞條：韓琦墓
韓琦墓位于河南省安陽市殷都區皇甫屯村西地，該處為韓琦及其家族墓地。韓琦墓形體巨大，由墓道、磚封門、擋土牆、門樓、甬道、墓室、地宮等組成。墓頂有三條木梁；甬道側壁與墓道壁顔色不一，顯示該墓建成後至少開啟過一次；石門已被推倒殘為幾截；墓室平面呈圓形，正中有一石砌地宮，分為南北兩室，有四石柱，總深9米。
韓琦墓的發掘，為研究宋代宰相一級的高級貴族的墓葬形制、陵園布局以及宋代品官墓形制與其祖籍埋葬習俗的關系等提供了新的資料。
韓王廟
韓王廟又名韓忠獻公廟，也稱魏公祠，位于河南省安陽市老城内東南營街路北。
廟建于北宋，金代貞佑年間毀于兵火，後人仍于原址建廟設像，明清兩代均曾修葺，今大殿仍保持元代大梁順彎就勢的梁架結構。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太後與光緒帝由西安返京，路過安陽，分别題匾“器博道宏，适時濟物”。
該殿為單檐懸山頂綠琉璃瓦覆蓋，面寬3間，長10.8米，深9.6米，高7米，山牆厚0.5米，有4根上角石柱，柱高3.15米，額有花卉彩繪。殿前帶月台，殿内塑有韓王（韓琦）像和童男童女兩侍人像。大殿梁架為草栿造，鬥拱為雙下昂五彩鬥拱，琉璃瓦沿邊和中心點綴，莊重典雅。另有東西廂房各3間，長8米，深4米，高5米。廟内存有晝錦堂記碑及其他碑刻20餘通。其中，一通石碑書刻宋神宗題“兩朝顧命，定策元勳”8個字。
2013年，韓王廟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晝錦堂
主詞條：晝錦堂
晝錦堂位于河南省安陽市古城内東南營街。是韓琦知相州時，在州署後院修建的一座讀書作詩的堂舍。并據《漢書·項籍傳》“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之句，反其意而用之，故名“晝錦堂”。原址在高閣寺一帶，到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彰德知府馮忠移建到此。
晝錦堂和拜殿頂覆綠色琉璃瓦沿邊和中心點綴，古樸典雅，殿中後側懸挂金字黑底“晝錦堂”三字木質大匾。堂後為忌機樓，東有狎鷗亭，西有觀魚軒，中有魚池康樂園，後為書樓。此處園林式的秀麗幽雅建築，為當時全國四大書院之一。晝錦堂大殿、拜殿、忌機堂、觀魚軒、狎鷗亭等于1967年被火焚燒，大門外一對石獅被毀。現存大門、二門、東西廂房、書樓、三株古槐及書院講堂等。
2013年，晝錦堂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泉州
忠獻堂
忠獻堂位于福建省泉州市，以韓琦生于官舍，後人以韓琦谥忠獻為堂名。後易以“清署”，南宋時守臣王十朋複舊名。
五賢祠
韓中令、忠獻父子祠，原在泉州治圃，宋淳熙年間（1174年－1189年）韓國華五世孫韓康卿為泉州市舶司提舉建，祀韓國華、韓琦父子。有王十朋題詩、梁克家記、黃鳳翔記。後廢，又改祀泉州五賢祠。
2000年在泉州府城隍廟東側，即古五賢祠遺地出土《泉州知州韓國華像贊題跋》《忠獻王韓琦像贊題跋》石刻，為泉州南建築博物館收藏。
北京
清聖祖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韓琦與曆代功臣四十人從祀曆代帝王廟。
清文宗鹹豐（1851年－1861年）初年，韓琦配享孔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