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
1克服國際秩序無領導狀态的現實需要
霸權穩定論認為，由于主權國家之上不存在更高一級的權威和機構進行合法的管理和統治，各個國家會為了國家利益而展開競争，甚至爆發戰争活動。因此，為了建立、運行和維持良好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就迫切需要一個具有超強政治、經濟、軍事實力，且受到各個國家的支持和信服的霸權國家，承擔一定的成本，為其他國家提供公共産品。
金德爾伯格強調，世界經濟的穩定和繁榮，必須有一個起到提供公共産品、制定有效國際規則的穩定者即霸權國存在。吉爾平在金德爾伯格的基礎上形成了較為完善且系統化、理論化的霸權穩定論。吉爾平認為霸權國有意的維持秩序，保持了世界的穩定，霸權體系的運行總是遵循着霸權國建立、成長、穩定和衰落的模式。
2強國掌控國際話語權和謀取利益的手段需要
霸權國作為穩定霸權體系的最大受益國，其國家利益雖然包含在霸權體系之中，但是霸權國維持國際體系穩定也就是維護自身國家利益，受利益驅使會更樂于承擔提供公共産品的成本，并借此獲得在國際活動中的絕對話語權，從而謀取本國利益最大化。一方面霸權國主導建立自由開放的貨币體系和貿易制度，推動自由貿易并提供國際資本與貨币。
另一方面由于國際體系結構中，掌握權力越大的國家受到體系制約的力度越小，霸權國建立的霸權體系本身就包含了霸權國的整體國家利益。由于大部分國家隻想獲得公共産品，卻不願提供并承擔成本，世界經濟政治秩序的穩定便需要綜合實力超強的霸權國來維持，這些支持也成為霸權穩定論合法性來源。
理論結構
霸權穩定論的主要内容是:霸權帶來世界政治經濟的穩定,霸主自我犧牲,霸權必衰,霸權喪失導緻世界政治經濟的不穩定。從理論上作進一步梳理,可以歸納為霸權的戰略目标、霸權的運行機制和霸權的發展過程。
戰略目标
吉爾平指出:“隻有在霸權存在的情況下,一種特殊類型的國際經濟秩序,即自由經濟秩序才能繁榮和充分發展。”金德爾伯格也強調開放和自由的世界經濟需要一個霸主或主宰的強國。他認為,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之長期化并釀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主要原因是:“當時英國的霸權正在衰弱,英國已經無力保障國際清算系統,而美國則在到1936年以前一直不願從英國手中接過這一責任。
照他們看來,自由經濟制度是霸權的産物,沒有霸權就沒有自由經濟的繁榮和發展,也就是說霸權是為世界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體制充分發揮作用、順利運轉而存在的。對二者的關系,吉爾平又作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自由市場體系的出現和發展必須有三個前提———霸權、自由意識形态和共同利益。這三個前提并不是并列的,後二者是從屬和服務于霸權的。
具體來說,沒有霸權,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國際經濟體系就無法運轉。但是,有了霸主,自由市場經濟也未必能順利運轉,這裡有一個霸主國的價值取向問題,即霸主國是否具有自由的意識形态。因此,要使市場機制在國際經濟中充分發揮作用,“霸權國本身必須恪守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念”,即“霸主國的社會目标和國内權力分配必須有利于國際自由秩序”。
共同利益是相對霸主國及其麾下的主要國家相互關系而言的。一方面,“霸主國家的經濟可以發揮對世界經濟的運轉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利用自己的影響建立國際社會體制”。另一方面,“其它主要國家也必須對市場關系的發展感興趣,霸權國家可以鼓勵,但不可能強迫其它國家遵守開放性世界經濟的規則”。
當然,這種共同利益形成的關鍵還是在于霸主國的實力。除了霸主國要提供保證世界自由經濟體制正常運轉所必須的國際公共商品之外,霸主國還要做到:通過自身的成長壯大來顯示市場經濟的益處,以此來推動自由的市場經濟在其它國家的發展;控制自然資源和原料、金融和資本來源、市場以及特殊技術,以便通過經濟相互依存的機制來加強對國際市場經濟的管理與支配;在幾個舉足輕重的經濟強國之間進行斡旋與調停。
作為霸權保證自由經濟發展的具體例子,吉爾平認為,在近現代史上隻出現過兩次,第一次是從拿破侖戰争結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那時英國把世界經濟引入了自由競争時代;第二次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主導建立了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和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為主體的國際自由經濟秩序。前者被稱之為“英國主宰下的和平”,後者被稱之為“美國主宰下的和平”。在英國和美國霸權主宰之下,國際社會從總體上來說享受到了安全與和平,自由的國際經濟秩序和國際貨币體系基本運轉正常,世界經濟有了極為順利的擴張。
趨勢
吉爾平從三方面論證了霸權必衰。首先,他從市場機制的角度作了分析。霸權是建立在霸主國壓倒一切的軍事經濟和科技實力之上的,但是衡量一國經濟科技實力的标準,既不在于現有的生産能力大小或對某種技術的壟斷,也不在于資源上的自給自足,而是在于該國經濟自我改造和對全球經濟變化的适應能力。
但是這種創新和适應能力是很難長時間保有的。因為盡管市場力量的解放和發展需要一個有利的政治環境,但是市場又是按其本身規律運作的。競争機制使市場上經濟力量分布和格局不斷發生深刻的變化,競争優勢是流動的,是不斷從一國轉向另一國的。新的競争強國必然要求政治權力的再分配,老的霸主不斷面臨後起者的挑戰。
這種挑戰非常殘酷,最終隻能以戰争形式來決定勝負。世界史上霸主國的每次更替都是以戰争為先導。自從資本主義問世以來,先是法國通過路易十四戰争向英國的霸權挑戰,後是德國再度向英國的霸權挑戰,卻均未取得成功。但是,後起的美國則通過二次世界大戰,徹底摧毀了英國的霸權,并取而代之。正如吉爾平所言,“市場力量的解放改變了政治格局,破壞了霸權,開創了全世界最終必須适應的新的政治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霸權的衰弱是不可避免的。
吉爾平接着又從收益角度論證了霸權國家是在自身經濟活動中加速衰弱的趨勢。為了支付維持霸權的成本(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霸主國家的經濟剩餘逐漸減少甚至消耗殆盡。根據經濟學中邊際收益遞減法則,霸權國家在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與從中獲取的收益是成反比的。随着公共商品的數量增加,每一單位公共商品的邊際成本增加而其邊際收益則減少。
用吉爾平的話來說“(霸權國)國内消費(無論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和為保護這種(自由經濟)體制而付出的防務開支,比國民儲蓄和生産性投資增長更快”,從而使霸主國在經濟上逐漸無力負擔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進而迫不得已放棄霸主地位,讓位于其它新崛起的更有競争力的新興國家。
“白搭車”是吉爾平分析霸權必衰的第三個原因。“由于存在白搭車者,霸主國往往長時間為保證公共商品的充分供應而付出了遠遠超出其應付的成本。因此,霸主國對‘白搭車者’感到不耐煩和失望”。白搭車者一方面從經濟上加重了公共商品的成本負擔,削弱了霸權國家的實力,另一方面又從道德和信心上使霸權國感到沮喪,失去了為國際社會提供自由經濟體制的意欲和動力。吉爾平以歐洲和日本為例說明了白搭車對霸權衰弱的影響。戰後初期至60年代,為了維護自由世界經濟,美國使它的許多狹隘經濟利益服從于盟友的經濟利益,忍受了歐洲和日本對美出口商品的歧視。結果,美國經濟為此大受損失,而歐洲、日本卻迅速崛起并成為美國霸權的挑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