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曆程
陳曉卿天生聰慧，屬“神童級”少年，父母對他“開發”較早，據他自己說，他是“上學之前就可以直接進三年級的那種”。可能那時候陳曉卿就已經具備了恃才自傲的“美好品德”，他很少認真學習，更少完成作業，除一年級外，他從來沒有做完過老師布置的寒暑假作業，他對學習成績也不太在乎，升不上級也不怕，他有個校長爸爸。
也許從那時候他就學會了一點“走後門”的門道，可是後來工作中卻又全忘了。稀裡糊塗念完初中，轉眼就該考高中了，陳曉卿似乎第一次感到人生的磨難，他沒考上，自信心受到打擊。這時他的校長爸爸挺身而出，與他進行了一次長談，估計肯定談到了人生理想、學習的重要性之類，從那以後陳曉卿開始認真學習。
陳曉卿自言受父親影響很大，性格有點孤僻，自我封閉，但人緣很好，也非常有自信，對文學很有興趣，初中時雖然功課不好，可作文還是被選入中學生作文選。那次父親的長談成為陳曉卿的轉折點，聰明的腦袋瓜開動以後就像腳下生風的鴕鳥，三年高中，沒有幾個人能趕上他，高考時成績不錯，被北京廣播學院錄取。
陳曉卿在廣院學的是攝影，四年的大學生活中他并沒有什麼驚人之舉，功課不錯，老師喜歡，屬于乖學生，有沒有什麼“浪漫史”不得而知，反正他自己說他那時“很不開化”，由于臉比較黑，可能也不太容易引起女同學的好感。
四年大學念完，陳曉卿被推薦直接念研究生，投奔朱羽君老師門下，專業是攝影美學，多好聽的名字，讓人羨慕。更讓人羨慕的是陳曉卿念完研究生就順風順水地進了中央電視台，從此開始了他的紀錄片生涯。
創作經曆
處女作遭遇伊文思
1986年，本科快要念完的時候，陳曉卿獲準到中央電視台軍事部實習。
當時軍事部帶陳曉卿實習的是紀錄片界有名的兩位大人物韓金度和劉效禮，他們對這個悶聲不響的小夥子非常照顧，經常安排他出差。
出差對任何一個實習生來拍了七天，拍了很多素材，回來後編了一條新聞，隻用了很少一點兒素材。陳曉卿心疼自己拍攝的東西，不忍心就那麼扔了，于是一個人偷偷地在機房裡編着玩，今天這樣編，明天那樣編，反正也沒人管他，編來編去竟編出15分鐘，劉效禮偶然看了一眼，覺得不錯，就對陳曉卿說這是個好東西，給它起個名字叫《戰士從這裡起步》吧，再好好改改，潤色一下，可以在《人民子弟兵》欄目裡播出。
陳曉卿高興壞了，很快請來播音員鐵成和《西遊記》的音樂編輯王文華，他們可都是圈内的大腕，他們看了片子以後都很喜歡，于是答應做解說和配樂。就這樣，《戰士從這裡起步》成片了，很快作為建軍節獻禮片播出了。這對于一個未畢業的實習生來說夠可以了，陳曉卿也有點飄飄然了，可是不久他便領教了什麼叫做天外有天。
實習結束，陳曉卿回到廣院念研究生。适逢紀錄片大師伊文思到廣院講課，陳曉卿作為惟一的一個學生參加了聽課，他的作品《戰士從這裡起步》也被學校作為學生作品推薦給伊文思看了。老家夥厲害得很，盯着一個戰士哭的畫面問陳曉卿：“你為什麼不把他哭泣的鏡頭拍完再關機呢？”這一問震動了陳曉卿。
當時他所受的教育裡就沒有“不關機”這樣的概念，廣院的老師教他的是“全景8秒，中景6秒，近景、特寫3到4秒”，那個畫面是近景，陳曉卿以為拍得已經夠長了，可在伊文思看來，還是短了。伊文思的批判讓陳曉卿明白了一個道理：紀錄片不隻是按照編導的意圖尋找什麼，還要表現被拍攝對象的生活本身。
捧幾個大獎回來
陳曉卿進中央台後先到《地方台30分》，與地方台建立了廣泛的聯系，可是當時他卻沒有片子拍，熬了一兩年才有機會摸攝像機，把海南某個地區的十幾個縣差不多拍了個遍，可拍出來的東西又讓一個二把刀給編壞了，從那時起，陳曉卿下決心自己做編導。
機會來了。1991年南方發大水，淮河流域的水把村子圍成許多小島。陳曉卿奉命拍攝一個與洪水抗戰的片子，片子取名《孤島紀事》，他和攝制組在一個村子裡呆了20多天，扛着攝像機把村子裡的許多生活場面完整地拍了下來，不光有與洪水抗争的場面，不拘泥于表現主流意識形态，還在一定層面上反映了水村的真實生活。
台領導很快審看了片子，評價不錯，在台裡播出後引起一定反響。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指示要把《孤島紀事》送法國戛納電視節參評，接着讓陳曉卿做英語版，陳曉卿在安徽做英語版的過程中，又與安徽台的同事開始策劃一個新的片子———《遠在北京的家》。
該片是反映保姆生活的，關于這個主題陳曉卿早在廣院念書時就動過念頭。有幾次坐火車回家，與在北京做保姆的女孩一趟車，聽見她們說話時故意卷着舌尖說北京話，陳曉卿就覺得有意思，特别想用攝像機把那種情形拍下來。看起來這僅僅是一種語言習慣的變化，其實反映出保姆們許多心理、生理甚至生活追求上的變化，從一定意義上也可看出中國社會的變化。
這一點陳曉卿自己也深有體會，他剛到北京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都不能接受北京，每次從火車站出來，不管同行的有多少人，車站周圍旅館拉客的人都會直奔陳曉卿，一眼就能看出他是個外地人，可是幾年下來，他也被北京改變了很多，他也能說一口流利的北京話，滿口都是兒化音。
陳曉卿與攝制組一同回到安徽，到無為縣，在縣婦聯的幫助下找到了22個第一次去北京做保姆的女孩，從離家的那一刻起開始跟拍，一直拍到進入北京，在某個家庭做起保姆。攝制組是臨時組建的，是一個“草台班子”，經費很有限，一家冰箱企業給出了三萬塊，後來又找了三萬，出差時隻能坐火車，還常常自己往裡貼錢。拍攝都是在業餘時間完成的，為了與保姆們保持聯系，有時不拍片也要去看一看她們，直到現在，她們有事還會跑到中央電視台找陳曉卿。
片子拍出來好評如潮，為了向老師彙報，陳曉卿把粗編帶給朱羽君老師看過，朱老師感動得哭了；也給周傳基老師看過，周老師看完興奮地罵了一句“他媽的”。攝制組還邀請一些專家和各路記者搞了個研讨會，頗煽呼了一下，牛了一把，陳曉卿感覺良好。1993年《遠在北京的家》送去參加四川國際電視節，獲得紀錄片大獎。市場也很好，賣出去幾萬美元。獲獎後的陳曉卿在紀錄片界名聲大震，片約不斷。
1993年底，他接手了一部反映希望工程的片子《龍脊》，經費充足，不像在拍攝《遠在北京的家》時那樣，把設備科的人灌醉了偷出攝像機去拍，但因為拍攝地點定在廣西山區，苦、累以及山區教育的落後都超出了陳曉卿的預料。
直到幾年以後在接受複旦大學的一位老師訪問時還忘不了那種感受：“第二天早晨開始爬山，到了下午兩點才走到一個寨子。我累極了，躺在闆凳上，頭耷拉在地上就睡着了。後來有人叫醒了我，我坐起來，看見對面坐着四個人，是要拍攝的學校的老師，來向我介紹情況，其中一個特認真地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來念：‘親愛的領導同志們……’我累壞了，耷拉着腦袋聽着，突然沒聲了，我一看，四個人都在哭，可能是這樣的場合太讓他們為難了，弄得我挺不好意思的……”
《龍脊》前期拍了數月，編了數月，播出後比《遠在北京的家》影響還大，許多人都是哭着看完的。1995年該片獲得四川國際電視節特别獎。
拍攝過程中陳曉卿與片中的那些孩子結下了不解之緣，還與一個叫潘紀恩的學生結了對子，每年提供學費，打算供他念完大學。陳曉卿對寨子的印象非常好，幾個月的拍攝，感情很深，他簡直就變成了寨子裡的人，拍攝完成，攝制組走的時候，全村1000多人都出來送他們，一直送到山口，哭聲一片，輕易不流眼着的陳曉卿也忍不住哭了。
《龍脊》之後的陳曉卿一度陷入迷惘，又做了幾個小片子，比如《大哥大、桑塔納、破小褂》，但沒有突破。這時曆史進入了1996年，中國電視紀錄片成為文獻紀錄片大聯展，陳曉卿的攝像機鏡頭不斷對準中國現代史的領潮人物，先是朱德，接着就是劉少奇。
有了這兩部片子作為進入中國近、現代史的敲門磚，陳曉卿很快被一個更大的紀錄片計劃拖住了，那就是由文學博士肖同慶擔綱主撰稿的《百年中國》。按肖博士的構想，《百年中國》有一個龐大的結構，先拍300集，一集8分鐘，帶演播室和主持人，有史有評，做成一部客觀反映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曆史紀錄片。
肖同慶帶着幾個文史方面的博士後和博士進住了中組部招待所，生孩子一樣弄出了十幾萬字的初稿。那時陳曉卿還忙于《劉少奇》的善後事宜，等他拿到稿子的時候，他說稿子是好稿子，但不适合拍電視，他沒有表态該怎麼改，因為他要看一段時間的資料，重新梳理一下對中國近一百年曆史的感覺。
一晃幾個星期過去了，陳曉卿仍說沒有感覺，但他與肖同慶達成了一個共識，那就是要把《百年中國》拍成一部可以觸摸的曆史，可究竟怎麼觸摸，不知道。攝制組的人一邊改稿，一邊探索，一次次地開會，一次次請曆史專家座談，有些感覺了，方案也改到第六稿，開拍吧。找來了主持人，約定了演播室，編出試驗版一看，不對，隻有8分鐘，說不出個子醜寅卯來就完了。可是這時台裡又來了通知，每期節目要壓縮到5分鐘。陳曉卿和肖同慶都有點兒傻了。怎麼辦，播出日期一拖再拖，如今時間又縮短了，這片子可怎麼做？
有時壓力的确是個好東西，不緊不忙，什麼也弄不出來，一擠一壓，反倒出來了。陳曉卿和肖同慶憋了兩個星期，憋出了六集樣片，拿到台裡去審，一片叫好，台長下令原來的300期要擴充，擴到450期，播出時期定死在2000年元月1号。
找對了感覺，速度不成問題，陳曉卿把他的編導思路交待給每一個分集編導，兵分八路，各奔目标。幾個月的奮鬥，《百年中國》如期開播，雖然時段不好，可反應非常強烈，在所有反映世紀總結的片子中口碑最好，許多電視理論家撰文評論，高度贊揚。
《百年中國》剛剛播出一半，每天晚上中央電視台一套節目11點左右播放，一些觀衆定時等候。讀史明智，陳曉卿坦言他找到了重新接近中國曆史的方法，做完了《百年中國》還要做許多類似的片子。
陳曉卿曾經半開玩笑似地對朋友描述他的理想：我是個攝影師，我一個人開着車，拉着設備，我最愛的女人是我的錄音師和助手，我們沒有固定的居所，可能今天在雲南，明天在新疆拍紀錄片。這，可能是最好的。
拍攝理念
“要像以前一樣的話，我們都在休假了，現在有點像每周一次的裸奔，大家在旁邊品頭論足。”足足抻了“吃貨”們兩年的《舌尖上的中國》第二季（以下簡稱《舌尖2》）終于周播亮相，作為總導演的陳曉卿卻更忙了。一到星期五晚上，陳曉卿就得在5個網上平台跟網友互動到深夜，不停地回答問題，再看一遍片子的時間都沒有。
“我們拍的東西常常缺乏疼痛感”
為了給弟弟上大學湊學費上山挖靈芝和天麻的藏族小夥，東奔西走為了養育兩個孩子的養蜂夫婦，無法撼動機械化帶來的職業末路的中國最後一批麥客，因沒有辦法留住外出打工的父母而黯然落淚的留守兒童……
用味道編織一個個真實的故事，展示人和食物之間的故事，透過美食來看社會，看到中國的急速變化，中國農業社會結束之前的最後的容顔，正是陳曉卿拍《舌尖2》的良苦用心。盡管早在開機前他就已經放話說《舌尖2》會讓更多的西方觀衆知道中國現在是什麼樣子，不全是田園牧歌式的東西，可看到片中出現的留守兒童、高考、春運、陪讀、富士康時，觀衆的心還是沉重起來。
從拍《舌尖1》開始，陳曉卿就沒打算在“八大菜系”裡糾纏，他的目的很明确，“人情比美食更有嚼頭”。陳曉卿說，從單純追求收視率的角度，那就是展現吃，“如果沒有美食之外的那些承載，我可以信心滿滿地說，這個片子特别好看特别好吃特别刺激，但這點《舌尖1》已經做到了，《舌尖2》總得往前再走一步。”
拍了20多年紀錄片，給陳曉卿帶來巨大榮耀的卻是一部美食商業紀錄片。可對他來說，《舌尖》不過是個盆景，遠不是他向往的那片森林。
“《舌尖》是一個‘溫和的筐’，有些東西不能說得太直白，我們就把它放進這個‘筐’裡。”陳曉卿說，“我們拍的東西常常缺乏疼痛感，表現的更多是刷了綠漆、鑲了金邊的社會，而一批解剖社會、記錄時代的獨立紀錄片，可能更接近我們本質的生活。”
1992年拍《遠在北京的家》時，陳曉卿到北京已經十幾年了，可還是個跟别人擠集體宿舍的“外地人”。每次室友的老婆來了，他就得滿大街溜達，一路上數燈。看着街邊那麼多樓都亮着燈，心想怎麼就沒我一間呢？
那時候，每次出差回來，陳曉卿還總是車站旅館拉客人争搶的目标。正是這種對一個城市疏離和親切交織的複雜情感，讓他把鏡頭對準了一個特殊的“北漂”群體——安徽小保姆。陳曉卿用一年半跟拍了22個第一次到北京做保姆的女孩兒，作品充滿情感和關懷，片子出來，他的老師朱羽君教授看哭了。
1993年底，有了些名氣的陳曉卿接手了一部反映希望工程的片子《龍脊》，播出後比《遠在北京的家》反響還大，看哭了更多的人。這兩部紀錄片後來分别獲得了1993年四川國際電視節金熊貓大獎和1995年四川國際電視節特别獎。那幾年，熒屏上到處都是對平凡的人、平凡的生活的記錄。陳曉卿以為自己會這樣拍一輩子，一直關注生活的殘酷，普通人的掙紮和隐忍。
但後來，反映社會現實的紀錄片漸漸淡出主流熒屏，中國電視紀錄片成為“文獻紀錄片大聯展”。作為一個“體制内紀錄片導演”，陳曉卿的鏡頭也自然地轉向了中國現代史的領潮人物，先是《朱德》，接着是《劉少奇》。
那段時間，陳曉卿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惡補”黨史和傳記，直到今天他還能告訴你哪部高級将領的傳記含金量最高，哪段史實和他當年采訪過的當事人所講有出入。拍完《宋慶齡》，陳曉卿的文獻片生涯告一段落，借由《見證·影像志》欄目回到普通人中間，又接上了地氣。
可進入21世紀，“接地氣”的風格又不受待見了，熒屏上開始沒完沒了地娛樂，“恭喜你，答對了”，“OK，給點掌聲好不好”，不是讓你笑得一臉稀爛，就是教你哭得稀裡嘩啦。“現在的電視生态發展太畸形，電視台有個緻命的東西——收視率。其實好片子太多了，比如紀實題材的片子，那些好東西沒法在電視上播啊！”一說紀實題材，陳曉卿立馬來了精神，他說自己常常會看完一些獨立導演拍的片子晚上睡不着覺。新上映的《鄉村裡的中國》、《請投我一票》，他就不厭其煩地向大家推薦。
一部片子從最初極好的創意到折衷、讓步、完成，這些年看得太多，陳曉卿不再習慣一臉嚴肅地談理想。“20年前太不理性，很多歡樂都是建立在感性的基礎上的，現在太理性了，一點歡樂都沒有了”。要說有一點成就感的話，那就是《舌尖》這個片子給紀錄片産業帶來的變化，對這個行業的推動，有自己的一點貢獻在裡面，“包括叙事的建立，印象風格的追求”。
一個朋友曾調侃陳曉卿：在電視台工作的，稱為“政府雞”，獨立制片人，可以自由自在拍東西，稱為“土匪雞”。有沒有想過當“土匪雞”？陳曉卿的回答很是閃爍，他說自己是一個“内心很向往自由又特别懶的人”，連職業都是機緣巧合走到這一步，“我的理想是要當個作家，考大學的時候因為個頭和眼睛，給收到攝影系了”。
在博客裡，陳曉卿也不止一次提到“體制裡的隐忍”。但他更多的還是滿足，“經常想以前一起拍紀錄片的人，我算很幸運的一個，對美食感興趣我可以拍《舌尖》，同時代的人都還沒我自由，他們心裡想拍的東西還是很難找到資金、設備和團隊。沒人逼我必須去完成自己不願做的命題作文，這是我比他們幸福得多的地方。”
“不需要用什麼作品證明自己”
“剛才那眼神真好！”“利索多了，繼續割肉！”機房裡，陳曉卿面對顯示器經常興奮得兩眼發光，哪個鏡頭一定要删，哪個可要可不要，一句話出去經常“屍橫遍野”，可憐被“宰割”的分集導演心早就碎了一地。
把自己和分集導演們關在機房裡，昏天黑地了好幾個月，陳曉卿說自己得了“審片綜合征”，可揮刀下去卻一點不見手軟。
“陳老師，不要這樣不要這樣，肉要一點一點地割。”導演陳碩被砍了60多分鐘，到後來每一刀都砍在心尖上。
“能讓他們把一個故事改12遍，删得編導直哭。”陳曉卿笑道，一次導演胡博打電話說已經剪到48分半，一個鏡頭都剪不下去了，怎麼辦？“我說你把硬盤和電腦都拿到我這兒來，我幫你砍。電話那邊立刻急了：‘那算了，還是自己來。’”
還有更慘的，拍攝中因為某地方台幹擾，一個完整的大故事最後硬是被删成30秒，“沒辦法，被劇透了啊。”對于自己的“暴行”，陳曉卿也很無奈。
《舌尖2》涉及300餘種美食，拍攝了150多個人物故事，但所有編導都認為，在創作的所有環節裡剪輯成了最虐心的一環。《腳步》導演李勇為了找片中林芝采蜜人花了20多天，拍攝花了4天，爬樹采蜜那段用4個機位拍了4個小時。而在最後播出中，采蜜的鏡頭隻有兩分鐘。《舌尖2》的成片比達到了1∶150，也就是說，觀衆看到每一分鐘的畫面，都是從150分鐘的素材中剪出來的。
下手雖狠，在導演們看來，“人格魅力很強”的陳曉卿其實很懂管理藝術。編片子的時候，他坐在那裡不怒而威，氣場強大；導演們發生争執的時候，他就搖身一變成了極有公信力的“居委會大媽”；劇組人困馬乏“胃虧肉”的時候，他還會親自下廚做一碗“憨厚的紅燒肉”激發大家的鬥志……粗犷的外表背後，陳曉卿的心很細。
可陳曉卿對自己的評價卻是：邏輯思維能力差、心軟、耳根子也軟，不會擺譜，不善公關，“拉贊助，談一個崩一個”，“不是一個好的管理者”。
“我這個人記性特别不好，但對内容的記憶特别深刻，從我這兒立項的選題，每一個都能說出來誰做的，大概什麼内容，它好的地方在哪，哪些地方讓我心動。”陳曉卿現在更多要做的是事務性工作，比如從一個管理者的角度，每個月從紀錄頻道通過的200多份選題中優中選優，剩下的核準價格和周期，對每一個項目提出創作方向，然後從調研到選題，到文案到拍攝、播出對節目進行監理。
“但每次被問到這個節目多少錢，哎呦我得趕緊問一下，這個節目什麼時間交片，哎呦我得趕緊問一下，最關鍵的兩個都答不上來。”陳曉卿笑言自己對數字沒概念，所有銀行卡隻有一個密碼，所有帶密碼鎖的行李箱都打不開。
真正黑下臉來的時候也有。《舌尖1》因為沒拍魯菜，有個山東朋友每天在陳曉卿的微博上留言，說膽敢來山東，來一次打一次。拍《舌尖2》的時候，各地美食都想來露一臉。陳曉卿的微博私信每天能接到30多個自薦的家鄉美食，談合作的人踏破門檻。“我老家安徽有種食物叫符離集燒雞，為了上《舌尖2》兩家老闆都來找過我，東西也很好吃，但不符合我的主題，拍出來太刻意。”
後來陳曉卿發現“大義滅親”是件特别明智的事，以後找上門的就可以輕松擺平了，“一般他們處理不了的時候，都讓我來處理。因為我也沒什麼朋友，我也不想做官，都擋掉了，沒有擋不掉的。”
陳曉卿從來不說《舌尖》拍得有多好，“舌尖肯定不是心尖”，他甚至沒覺得自己有最好的作品。陳曉卿曾經是央視最年輕的高級編輯，也是中國紀錄片界屈指可數的拿過多項國際大獎的導演之一。家裡沒有一個獎杯、獲獎證書，也沒有照片，沒出過作品集，“那東西太浮雲了，我2005年的時候就想通了，不需要用什麼作品證明自己，這其實挺無聊的”。
每天被七八十個電話追着跑，作為紀錄頻道的節目運營部主任，組織生産占用了每天大部分時間，陳曉卿說自己“忙得沒有了生活”，創作的機會越來越少，幾乎沒有了。不過，從《舌尖2》劇組年輕導演們身上，能隐約看到20年前的自己，“自己很多想法可以通過他們來實現，是另外一種喜悅，也挺開心的”。
“我就是想讓觀衆開心”
2014年年初在廣州做《舌尖2》宣傳，陳曉卿帶一幫朋友出去吃飯，到了地方忽然發現頭上冒出一個巨大的霓虹燈廣告，上面閃着“舌尖上的夜宵”。街邊的路燈下，陳曉卿尴尬地笑笑：“嘿嘿，早知道就不來這兒了。”
這兩年，陳曉卿出去吃飯，發現大大小小的城市裡，到處都是“舌尖”。開始是各種驚訝憤怒，後來慢慢就習慣了。
《舌尖2》做後期的時候，有一天陳曉卿接到一個查問快遞是否收到的電話，說是給他寄了一箱大閘蟹。沒等一頭霧水的他弄清怎麼回事，對方就開始在電話裡埋怨起劇組來：“你們要的錢太多了！”
像這樣平白無故挨罵可不是頭一回。“貼錢的事兒我們幹了不少，要錢卻從來沒有過。”在陳曉卿的印象裡，從第二季籌備騙子們就沒消停，隔三岔五自己就得像祥林嫂一樣解釋一次：“你們被冒牌的騙了，先别驚動他，快去報案吧。”
當然，比起這些稀奇古怪的麻煩，“舌尖效應”帶來的更多還是實惠。由于第一季的大熱，第二季在立項之初就被廠商追捧，投放硬廣告高達8900萬元，堪比電影《私人訂制》的植入廣告。不少商家還通過新媒體搶搭“舌尖快車”。早在去年1月，《舌尖2》尚未開拍之時，就有一段号稱“《舌尖2》預告片”的視頻在微博流傳。後經核實，這段視頻其實是一段品牌宣傳廣告。更讓劇組哭笑不得的是，還有“記者”追問陳曉卿：“您覺得某某品牌的産品怎麼樣？”
“我們都不敢說自己是《舌尖》攝制組的，就怕被飯店館子的老闆架走去拍他們的東西。”一些導演告訴記者，在前期調研和前采的時候，他們都是“匿名”狀态，因為找上門來尋求“合作”的商家實在太多。
即便是對數字的反應比較“遲鈍”，陳曉卿也明顯感受到了《舌尖》的商業号召力，“從來沒試過一個做紀錄片的地位能這麼主動。”陳曉卿笑道，熱錢滾滾，但“靠譜的其實也不多”，有投資人點名要他拍美食片的，也有品牌要在片子裡植入軟廣告的。“我們怎麼能幹那種事兒？”陳曉卿心裡有數。
“美食紀錄片是國際紀錄片市場特别好銷的一個東西，我們整個制作的模式是照着商業紀錄片的套路在做，結構、影像的控制，都借鑒發達國家媒體總結的經驗。”陳曉卿感觸最深的是BBC的同行、《非洲》的制片人Mike Gunton談到過的“8分鐘定律”，說的是電視觀衆的視聽忍受極限是8分鐘，一個好故事要在8分鐘之内講完。開始他還隻是将信将疑，直到發現《舌尖1》的第五集用11分鐘講了一個故事，播的時候看實時的收視率曲線，到了8分鐘那裡，“刷”就掉下來了，而且半天沒起來。
“這次大家看《舌尖2》會發現，我們都是50分鐘7個故事。”陳曉卿說，過去很多紀錄片人有點心高氣傲，很少能沉下心來仔細研究。
其實，一鳴驚人的《舌尖》并不是陳曉卿的第一部商業紀錄片。早在10年前，他就接受了一次“商業”對自己“精神潔癖”的挑戰。
2003年，有了筆錢，台裡讓做個自然類的紀錄片，先請老外來做培訓，接着全欄目人馬分組奔向森林……4年之後，耗資1000萬元、描述中國森林版圖的11集《森林之歌》終于得以在2007年末一個深夜時段播出，收視率卻創下同一時段4個月以來的最高點。
這是陳曉卿的紀錄片生涯裡第一次扳着指頭算錢。
“我就是想讓觀衆開心，我不覺得觀衆需要培養，再說觀衆也不是你用片子去培養的。”現在的陳曉卿看起來很願意放低身段去适應市場，似乎也更了解電視觀衆需要什麼。
“在吃上一直沒有禁忌，還有很強的好奇心”
《舌尖1》之後，陳曉卿的生活有了不少變化，“但不是自己喜歡的那種變化”，最大的痛苦就是和朋友在一起吃飯的機會越來越少了，“‘老男人局’很久不能正常運轉了。”說到這個，陳曉卿一臉的懷念。
陳曉卿有個著名的“老男人局”，一到飯點，他的手機上經常會收到一個問号，他回複一個感歎号，那邊就回一個地點，有點兒對暗号的意思。每周至少兩次，陳曉卿和朋友們吃着特别低端美味的食物，有事沒事湊一塊瞎聊，一聊就是好幾年，彼此找到了老婆孩子熱炕頭的感覺，大家管這個叫“組織生活”。
“各種商業利益裹挾的圈子都不好玩，我喜歡我們‘老男人局’那樣，相互之間沒有訴求，大家是一個無政府狀态”。陳曉卿說，“老男人局”陣容包括出版人、先鋒戲劇導演、文化記者、主持人，見了面都互相挑毛病說狠話，不像其他的飯局，見面就互相擡舉。
可現在陳曉卿卻身不由己，經常礙于面子被拉到各種各樣的飯館去，“又貴又難吃，又不會說那些奉承的話。再好吃的東西，跟一幫‘大貓’一起吃，那也不好吃了”。
“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每一篇都寫着兩個字：吃人。”這是陳曉卿挂在嘴邊的名言，翻譯過來就是，最好吃的東西肯定都是和桌上人的言談笑語有關的，必須和聊得來的有共同志趣的人一起吃，才能吃出精彩。
拍《舌尖2》的時候，陳曉卿把《舌尖3》的分集都交上去了，這個自稱“資深吃貨”的紀錄片人，一肚子都是美食故事。
陳曉卿愛吃，可平時對高大上的知名酒店卻一向不怎麼感冒，專愛吃胡同裡别人找不到的“蒼蠅館子”。這種美食觀滲透進《舌尖》，就是沒有專業大廚制作的精緻菜品，所有美食均出自尋常人家，特别草根。“在北京吃麥當勞的錢，在全國70%的地方都能吃得腦滿腸肥了。”陳曉卿說。
1965年出生的陳曉卿把自己定位在“饑餓的一代”，成長的時候食物不夠豐富，加上老家地處皖北，那裡的菜談不上什麼特色，所以打小就沒留下特别固定的故鄉口味的烙印，“直到現在，我還沒發現自己不喜歡吃的東西，在吃上一直沒有禁忌，還有很強的好奇心”。
上世紀90年代初，陳曉卿經常去同學同事家蹭飯。“有一個杭州的同事，那是個特别寒冷的冬夜，他邀請我上他們家吃飯，他媽媽做的醬雞真是特别好吃，我一個人就吃了一隻。”後來陳曉卿去杭州找了很多地方，但是再也沒有那個味道了。終于有一次他忍不住問同事：“阿姨最近有沒有做醬雞啊？”人家回答：“到家裡太複雜了，還要洗碗什麼的。你說，你挑地方，我們去哪兒吃好？”這讓陳曉卿很是失落：“這兩年‘吃貨’多了，可選擇的餐廳餘地也大了，也吃得起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失去了很多東西，永遠都找不到了。”
2002年做了一檔叫《味道中國》的節目之後，陳曉卿開始對美食正式着迷，有時候吃了不行還把它寫下來。“2004、2005年我就開始寫美食博客‘人老豬黃’了。我幹什麼事情都沒長性，小時候記日記從未超過倆月，沒想到博客一寫就是快10年，寫東西其實是件又安靜又過瘾的事，跟拍片子一樣”。
很多人都在博客裡寫吃，但陳曉卿不一樣，同樣寫吃，他寫的是氛圍，寫的是美食記憶，味蕾記憶。
陳曉卿寫過一篇博客叫《一個人的面館》，那是位于北京府右街的一家朝鮮冷面館，從1982年上大學開始他吃過上千次，那時他拿着學校免費辦的公共汽車月票到處拍照片，中午回不去就去吃，當年拍什刹海、恭王府、北海、辟才胡同等老照片時都是在那兒吃的冷面。一碗兩毛一分錢，三兩糧票，最火的時候長隊能一直排到西安門大街上。
一說數字就一臉茫然的陳曉卿，說起30年前四川飯店的菜價卻毫無障礙：“魚香肉絲、宮保肉丁都是9毛錢，荔枝肉片1塊1，麻婆豆腐7毛。”1982年到北京上大學，家裡每個月給15塊錢生活費，“一個人去吃吃不起也有點丢人，6到8個同學合資去吃，一人兩塊錢，準保一桌子菜，特豐盛”。
問《舌尖》裡那些美食是不是都是自己吃過和喜歡吃的，回答：“不可能，我哪有那麼大的胃？紀錄片是我的職業，它的内容和我的興趣愛好有非常大的差異。包括我自己在美食上的一些看法、一些理想、一些癖好，都不能夠進入這個片子。”
每次出差回來，陳曉卿還是覺着能跑府右街去吃碗朝鮮冷面就特别滿足。可這種讓他陶醉了幾十年的食物，别人卻是截然不同的感受。一次興緻勃勃帶個四川朋友去吃，沒想到人家奮力吃了幾筷子，皺着眉問：這得是犯了多大的錯才給吃這個啊！
陳曉卿還愛吃鹵煮火燒，曾經一個月把北京所有好吃的鹵煮火燒全都掃蕩了一遍，但高脂肪高膽固醇也讓他愛恨交加，規定自己每月隻能吃一次，“我愛吃是我自己的事情，是非常私人的體驗。這種私人化的記憶我會用文字表達，對電視這種大衆傳媒，更适合去表現那些有普遍意義的東西。”
“大家對我的評價是‘掃街嘴’，所以不管是大飯店還是街邊小店，我都能找到。喜歡一個東西，就會研究，就會不停地去這兒吃去那兒吃，吃得多了就知道了。”陳曉卿的手機裡最多時存着京城幾千家餐廳的行車路線和訂餐電話，很多還被他編寫成了短信，朋友需要時可以一鍵搞定。
如今的陳曉卿經常會被粉絲“圍攻”。衣着随意，滿眼笑意，面對他經常對準别人的鏡頭，反而有些局促。生活的節奏被打亂了，可隻要有時間，陳曉卿還是會帶兒子到處去吃。一旦被認出來要求拍照，他總是習慣性地趕緊把嘴擦擦，讓自己的吃相盡量好點。
作品後記
制作過程
這裡結集的是大家制作的三十集紀錄片《一個時代的側影：中國1931－1945》的文案，也就是電視節目的初稿。
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争勝利六十周年，也是中國人民抗日戰争勝利六十周年。因此，國内各種媒體都把抗戰作為當年的報道重點，我所在的電視台也是這樣。在年初的選題會上，許多欄目根據自身特點申報了有關抗戰的選題，大家《見證·影像志》也不例外。這個片子的想法是幾年前就有了。這之前，我已經做過《百年中國》等一批曆史題材紀錄片，對曆史資料的熟稔程度已經足以向我的同行炫耀。
但是在制作過去那些片子的時候，每次總有遺憾——大量的編餘資料靜靜地躺在邊上——并不是說這些資料不夠珍貴，而是由于主題和節目長度的原因，許多觀衆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曆史鏡頭無法在屏幕上顯現。那時我就想，如果有一天，大家能把這些資料作為節目的主幹來呈現給觀衆，而不強加于它大家主觀的解釋和評說，這對于中國觀衆更加真實地認識和了解自己先輩曾經走過的路程的确善莫大焉。
于是從2004年春節開始，大家以紀錄片《申年記憶》開始了大家的實驗。在節目中，沒有個體的口述和采訪，沒有事先設定的主題，而是以年度為時間框架，把大家能夠搜集到的當年的所有影像素材進行類型化梳理。實驗的結果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觀衆的認可程度，該片的收視率和音像制品的銷售量都出乎大家的意料；二是對大家熟知而觀衆相對陌生的影像素材進行了有效地挽救。這次實驗顯然增強了大家的信心，所以大家在選擇抗戰題材紀錄片制作的時候，決定沿着這條路子繼續走下去。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這十五年在中國曆史上的意義顯然無需論證，大家選擇這個時間段作為大家的叙事出發點，抗日戰争肯定是貫穿于始終的主旋律。但《一個時代的側影》不是單純的抗戰史，大家給它的定位是抗戰時期的社會史、生活史和民間史。因為關于抗戰的更多的文本記憶在宏大叙事、重大事件、精英人物和悲情述說方面，已經做了比較充分的展示，大家不必重複。可以說《一個時代的側影》是對上述這些主流電視節目的有效旁證和補充。
感想
中國和戰争已經有五十多年的距離了，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們可能很難體會戰争的血腥與殘酷。大家最大程度選擇了百姓生活作為大家叙述的核心，目的也是為如今的人們找到體驗戰争的參照物。所以，在節目中，經常見到的是戰争背景下的婚喪嫁娶、柴米油鹽、衣食住行這些具有社會學、人類學意義的内容，大家要求編導在構成影像時一定要選擇當時的歌曲，電影，戲劇，小說，照片，海報，家居、娛樂、飲食之類的和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民間、民俗的，有質感的東西也是基于這個考慮。
準确地說，這個片子應該是在戰争天空下中國百姓的生活圖景，這其實也是大家反複端詳這些素材之後得出的感受，從那一時期的影像中，大家看到了一個民族命運的波折和表情的改變，而這些改變都是在百姓身上切膚地體現出來的，正像張養浩在山坡羊《潼關懷古》中說的那樣：“山河表裡潼關路。宮阙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在節目的制作過程中，大家很快就感到了素材的枯竭。畢竟900分鐘的容量，對于大家大腦的庫存來說的确是一個嚴峻的挑戰。這時候，大家得到了兩位先生的幫助：一位是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的馬英魁先生，他是與我合作多年的資料顧問，對新影廠片庫的資料如數家珍。
年初他新近發現的一批汪僞政權拍攝的紀錄片為大家節目提供了有效的素材支持。另一位是中國電影資料館的王天競先生，他與前一年新發現了由中國最早的紀錄片攝影師孫明經拍攝的多達90盒賽璐珞膠片，為大家認識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全貌打開了一片新的天空。
有人說，和西方相比，中國人缺少影像曆史記錄的習慣。的确，保存到如今的由中國人自己拍攝的資料并不多，因此大家使用了由英國、日本、美國和蘇聯等國家攝影師在中國拍攝的大量曆史影像。必須說明的是，大家最大限度地保存了當年影像的完整，這既包括紀錄影片的完整性和它所負載的聲音信息的完整性，包括大量的國外制作的影片也都保留了其語言的原始狀态，目的是讓觀衆更真切地體會那個年代給大家提供的所有信息。
對中國的曆史，魯迅以為“從來不缺真話，而是缺少一張西方式樣的，擺放真話的圓桌”。《一個時代的側影》嘗試着尋找先生首肯的這張“圓桌”，在選擇曆史影像的時候大家最大限度地保障資料的嚴謹和準确，對于那些經常被使用的似是而非的“史料鏡頭”盡可能找到它的準确拍攝時間地點，做到“無一字無出處”。
說實話，對于曆史，大家是一群沒有經過曆史學系統理論培訓的後生晚輩，因此大家從南京請來了李繼峰博士。李博士是大家長期合作的一位曆史學學者，多年來從事民國史研究，治學嚴謹，此前，他已經出版了多部曆史學專着。他的到來對大家這些顯然缺乏“曆史免疫力”的菜鳥給予了有效的匡正。
六年前，楊天石先生曾經呼籲建立中國的影像史學研究，大家也謹以此書表達對前輩們的敬意吧。參與這次紀錄片制作的歲數最大的編導不過三十來歲，很難得在如今這樣浮躁的大環境下，有這樣一批人夜以繼日地研讀他們的祖輩曾經經曆的場景。中央電視台《第一線》制片人肖同慶博士為此片的前期策劃貢獻了才智，中國傳媒大學的何蘇六教授、劉紅梅博士等帶領十幾位碩士研究生參與了這項工程，廣西師大出版社劉瑞琳女士、曹淩志先生為此書的出版多次催促于我，在此一并謝過。
按照天幹地支的規律，60年是一個甲子，一個輪回。當年的那場戰争距離大家整整六十年了，我相信，有心的觀衆會從這部紀錄片中讀出某種宿命的東西。我想，隻有從全景的角度認識前一天和如今的社會，中國人才能在戰争之前避免戰争的發生，才能在戰争發生後赢得戰争。
簡介
陳曉卿，1965年生于安徽靈壁。1986年畢業于中國傳媒大學（原北京廣播學院），主修攝影，同年被推薦免試攻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攝影美學，1989年畢業後進入中央電視台，擔任《地方台30分鐘》編導。現為中央電視台社教中心文化專題部《見證•影像志》欄目的制片人。
成就榮譽
1991年開始拍攝紀錄片:
《孤島記事》（1991年）任編導、攝影，獲電視“星光獎”二等獎
《遠在北京的家》（1993年）任編導，93四川國際電視節紀錄片大獎
《龍脊》（1994年）任編導、攝影，95四川國際電視節婦女兒童題材特别獎
《大哥大桑塔納破小褂》（1998年）任編導
1996年開始制作文獻紀錄片
《朱德》（50分鐘×6集）任總編導，獲全國社教節目評比一等獎
《劉少奇》（25分鐘×12集）任總編導，獲全國“五個一工程獎”
《百年中國》（35分鐘×52集）任總編導
《宋慶齡》（50分鐘×6集）任總編導
《一個時代的側影》（30分鐘×30集）任總編導
《甲子》（30分鐘×120集）任總編導
《森林之歌》（50分鐘×12集）任總編導
人物評價
兩季《舌尖上的中國》的總導演都是陳曉卿，這位生于60年代、成名于90年代、至今獲獎無數的央視紀錄片導演有着一張黝黑的臉，因為常年皺眉的習慣，即便是在開口大笑的時候，眉間依然留存着兩道清晰的紋路。他想給這部紀錄片打上自己的烙印，卻很難講出這種烙印究竟是什麼。“你要是站得跟老百姓一樣你，隻是他們受的苦，我們也都是一樣的，都是苦命人，用片子裡的話說都是下苦人，做片子也一樣。”
（南方人物周刊評）
争議事件
《舌尖2》第四集《家常》的播出也給《舌尖》帶來了開播以來的最大争議，不僅因為展現美食的橋段太少，上海紅燒肉做法不正宗，更因為片中表現的河南母親為了女兒學琴一心在上海陪讀的故事也讓很多人表示不理解。甚至有網友猜測，本集的分集導演鄧潔的丈夫陳磊負責了這名女孩的商演，其中也牽扯到雙方的利益糾葛。
對此，《家常》的分集導演鄧潔和丈夫陳磊對新京報記者表示，倆人在拍攝該片之前完全不認識這個女孩，并且兩人目前都是上海電視台的正式員工，2013年以正式手續借調到央視拍攝《舌尖》，自己也根本沒有公司。
對于片中主人公的選擇，《舌尖》總導演陳曉卿則表示，在分集導演拍攝之前，導演都會以郵件形式向他彙報拍攝此人的原因，“如果大家覺得這個人選得不對，那是我的問題。”而對于《家常》中故事大于美食的質疑，陳曉卿則表示，《家常》中故事占多大比重是之前做過廣泛調研的，播出之前，攝制組在幾個城市，找了不下一百人看過片，播出之前也在北大試映過，大家都覺得沒有什麼大問題。“現在有這麼多争議，我們也願意結合大多數觀衆意見進行調整，重播時增加美食過程。”
美食雷達
陳曉卿善寫美食專欄文章，被讀者譽為美食家，人稱“美食雷達”。他筆下的美食小文讓人垂涎欲滴，令無數人競相堅定做個“吃貨”的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