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概況
1930年，陳掖賢出生後不久，趙一曼同志就被黨組織派到東北進行抗日鬥争，陳掖賢被寄養在大伯父家。
解放後，陳掖賢的親姑姑陳琮英（任弼時同志愛人）找到他，送他進入中國人民大學讀書。這時，他和生父陳達邦（陳大榜）也聯系上了。據陳掖賢講：趙一曼回國生育後陳達邦被共産國際派到法國工作，
1943年共産國際解散後回到中國。新中國成立後，陳達邦在中國人民銀行任專員，已經再婚，又有了幾個子女。陳掖賢到生父家去過，因感情不深，來往不多。
1955年，陳掖賢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工業學院任教。當政府通知他去領趙一曼的撫恤金時，他拒絕了。
1960年，當家鄉不斷傳來餓死人的消息時，陳掖賢終于忍不住，提筆給毛澤東寫信，寫了餓死人的事情和黨在大躍進時期所做出的一些失誤決定；還把人民生活艱苦的情況以《憶秦娥》詞牌填詞給毛澤東。因為住在中南海，陳掖賢找人直接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看後，十分震怒。但得知寫信人是趙一曼的兒子，他沒有追究。後來陳掖賢被分配到機電研究院六機床廠工作。
文革中，當父親陳達邦被康生等人誣陷打倒時，陳掖賢百思不得其解，多次提筆向康生和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寫信，為父親申辯。因為對文革和康生等人不滿，加之在信中提及天安門為什麼隻挂毛主席像等問題，陳掖賢一夜之間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他翻牆而逃，在京城遠郊荒野躲了10天，饑餓和思念女兒使他回到單位，随後在牛棚裡隔離審查。
1982年8月15日，陳掖賢因自殺去世。
性格特點
陳掖賢的母親——趙一曼
陳掖賢出生後不久就被寄養在大伯父家，稍大一些後，知道自己是寄養在這裡的，總有一種寄人籬下的感覺，從小就性格内向。陳掖賢平日不注意個人儀表，不修邊幅，有時甚至蓬頭垢面。他也不太注意居室衛生，房間經常十分髒亂。他的木闆床上僅鋪一張涼席，席上放一床棉絮，沒有被面被裡。起床後就把棉絮堆成一團，從來不疊。屋内煙蒂遍地，很少打掃。陳掖賢性格内向，不愛講話，有時心情郁悶。
陳掖賢不大會安排自己的經濟開支。他當時的工資是每月69元，用起來總是前松後緊。月初總是吃甲類菜，還買些零食。下半月就隻能吃丙類菜，到月底就得去工會借“小額貸款”（一種簡便借款，隻須到經辦人處簽名就能借到5元錢，下月發工資時即扣還）。
婚姻家庭
陳掖賢夫婦及兩個女兒
1957年，陳掖賢與他的學生張友蓮結了婚。1958年3月陳掖賢便被下放到農村勞動去了。1959年1月，陳掖賢回到學校仍擔任原來的工作。這時，張友蓮已經懷孕，學校想辦法在為拆遷農民蓋的房子裡擠出一間平房，分給陳掖賢做家屬宿舍。
1959年底，張友蓮生下了他們的大女兒。這時，他們的夫妻關系出現了問題。由于兩人在婚前沒有經過一段時間的戀愛，彼此對另一方的性格、興趣愛好、生活習慣都不怎麼了解，婚後他們又聚少離多，沒有一個很好的磨合、适應過程，因此，在生活上産生了不少摩擦和矛盾，經常争吵。
1960年，陳掖賢與張友蓮離婚，女兒被送到四川，由陳掖賢的姨媽撫養。張友蓮由于受到離婚和離開孩子的打擊，不久便得了精神疾病，不能工作，有時還需住院治療。陳掖賢的情緒也日益消沉郁悶。
1961年底，陳掖賢與張友蓮複婚，并生下第二女兒，而張友蓮的病還是時好時重。
揭秘
1955年陳達邦和兒子陳掖賢（右）在北京的合影
1960年，正值中國經濟困難時期，物質供應奇缺，一些不要票證的“議價”商品又很貴。陳掖賢的工資雖已增加到77元，但仍不夠用，到月底總是沒有吃飯的錢了。這時期還發生了一件對他後半生有重大影響的事情。1960年秋天，他的生父看他生活太苦了，便領他到政協禮堂餐廳用一張七角錢的餐券吃了一餐“紅燒獅子頭”。當時憑票供應的豬肉是每斤0.81元，這一餐隻是未交肉票。但是，這頓飯卻引起他思想上很大波動，造成極大煩惱。因為，這頓飯觸動了他思想上根深蒂固的平等觀念，使他産生了一個想法，認為“黨沒有和人民群衆一起渡過難關”，而自己也享受了“特權”。在回來路上看到奔忙的饑餓人群，陳掖賢覺得羞愧難當，不敢正面看人，他為此越來越苦惱。
陳掖賢的教學效果也随着他心情好壞和備課是否充分而起落很大。1961年春天，學校黨委看到陳掖賢情緒苦悶，擔心他患了精神憂郁症，便讓他去安定醫院檢查治療。經診斷後，醫生要求住院治療，陳掖賢在醫院輕症病房裡住了幾個月。1969年6月，北京工業學校被解散，與精密機械研究所組成第六機床廠，全體教職員除少數人當幹部外，全部下放當工人，陳掖賢也到了第六機床廠。此間陳掖賢的心情更加郁悶，每天低頭上下班，很少與人交談。因陳掖賢的愛人經常住院，造成經濟更加拮據。
1974年秋，陳掖賢好幾天沒去上班，同事到他家看時，發現他躺在床上不能動了。原來他因沒錢吃飯已經餓了四、五天，同事們趕快把他送醫院搶救。1982年8月，陳掖賢又是幾天沒上班，8月15日同事們到他家看他，發現他已自缢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