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
《鍛煉鍛煉》是趙樹理的小說。
趙樹理與農民有深厚的感情。五十年代的中國文學創作要求體現國家意志和時代聲音。作為代表農民思想情感的趙樹理在表面上不得不随時代強流而迎合國家政治的需要,但是在潛意識和靈魂深處卻始終與農民共命運,同呼吸。《鍛煉鍛煉》無疑就是這方面的顯着代表。
内容簡介
《鍛煉鍛煉》寫于1958年，正是“大躍進”的高潮期間，與農民血肉相連的趙樹理不會不敏銳地發現中國農村正處于這“天聾地啞”的前期。當時的文藝界剛剛經過“反右運動”，表面上一片莺歌燕舞，暗地裡卻一片心驚膽戰，趙樹理不可能也不會被允許寫出農村真實情況。所以《鍛煉鍛煉》也利用了當時一般文學創作慣用的歪曲生活真實的方法，曲折地反映出作家的民間立場。
這篇小說的題目就很奇怪，誰需要“鍛煉鍛煉”？原來農業社副主任楊小四是個青年人，老主任王聚海認為他還年輕，還需要“鍛煉”，但在一次強迫農民出工勞動的“當家”過程中，楊小四表現出非凡的工作能力，所以，老主任受到了批評。從趙樹理當時談的創作體會，似乎也是這樣的創作動機。但是，當我們仔細讀這個文本，就會發現它所描寫的真實生活場赴的意義，大于作家所申明的主觀意圖。
他是怎樣來描寫楊小四的“鍛煉”過程的呢？小說着重寫了兩個落後的“農業社員”，一個外号叫“小腿疼”，一個叫“吃不飽”，這兩個外号似乎暗示了農民勞動積極性低下和生活待遇的低下。合作化以後，農民的土地交了公，勞動也成了集體性的勞動，每天由領導安排具體勞動任務，在勞動力短缺和勞動積極性普遍不高的情況下，不參加勞動的人就會受到嚴厲批評。小說就從楊副主任如何整治這兩個落後農民寫起。第一個沖突高潮是楊副主任利用大字報的形式公開批判這兩個社員，于是引起了“小腿疼”大鬧社辦公室，但終于被幹部利用法律和政權的力量所制服。小說是這麼描寫的：
小腿疼一進門一句話也沒有說，就伸開兩條胳膊去撲楊小四。……楊小四料定是大字報引起來的事，就向小腿疼說：“你是不是想打架？政府有規定，不準打架。打架是犯法的。不怕罰款，不怕坐牢你就打吧！隻要你敢打一下，我就請得到法院！”……小腿疼一聽說要罰款要坐牢，手就軟下來，不過嘴還不軟。
她說：“我不是要打你，我是要問問你，政府規定過叫你罵人沒有？”“我什麼時候罵過你？”“白紙黑字貼在牆上你還昧得了？”王聚海說：“這老嫂！人家提你的名來沒有？”小腿疼馬上頂回來說：“隻要不提名就該罵是不是？”要可以罵我就天天罵哩！“楊小四說：”問題不在提名不提名，要說清楚的是罵你來沒有？我寫的有哪一句不實，就算我罵你！你舉出來！我寫的是有個缺點，那就是不該沒有提你們的名字。
我本來提着的，主任建議叫我删去了，你要嫌我寫得不全，我給你把名字加上去好了！“”你還嫌罵得不痛快呀？加吧！你又是副主任，你又會寫，還有我這不識字的老百姓活哩？“支書王鎮海站起來說：”老嫂你是說理不說理？要說理，等到辯論會上找個人把大字報一句一句唸給你聽，你認為哪裡寫得不對許你駁他！不能這樣滿腦一把抓來派人家的不是！誰不叫你活了？“”你們官官相衛，我跟你們說什麼理？我要罵！誰給我出大字報叫他死絕了根！叫狼吃得他不剩個血盤兒，叫……"支書認真地說："大字報是毛主席叫貼的！你實在要不說理要這樣發瘋，這麼大個社也不是沒有辦法治你！"回頭向大家說："來兩個人把她送鄉政府！"
這個文本很複雜，“大字報”、“大辯論”在整風時期是群衆發揚民主的武器，利用它們向領導提意見，但在“反右運動”以後則變成了領導幹部整治群衆的工具，而且幹部嘴裡口口聲聲挂着“法院”、“鄉政府”，他們對群衆的蠻橫态度就是仗了國家機器作為後台。辯論中幹部們句句逼人，不斷上綱上線，甚至把“毛主席”的大帽子也拿出來，逼得農民無話好說。農村幹部即使水平低，即使是對待落後的群衆，也不應該不做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而隻會用“罰款”、“坐牢”和“送鄉政府”來欺侮人。
更離奇的是小說的第二個沖突高潮：因為社員出工率低，查原因是一部分落後的群衆（不止“小腿疼”和“吃不飽”兩個）嫌工分太低，定額太高，還有就是自私自利思想作怪，隻願意拾“自由花”，不願意為社裡摘棉花。于是楊副主任又想出一個辦法，他頭一天晚上開社員大會宣布第二天集中拾自由花，等到第二天本來不願出工的婦女都上工了，他突然宣布改為集體摘棉花，并批評那些受騙上當的婦女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才出工的，所以不但必須強迫參加勞動而且還要寫檢讨。
副主任楊小四這樣布置社員的勞動：“誰也不準回村去！誰要是半路偷跑了，或者下午不來了，把大字報給她出到鄉政府！”“太和，你和你的副隊長把人帶過村去，到村北路上再查點一下，一個也不準回去！”社員出工就這樣變成了強制性的勞動。小說第三個沖突高潮又回到小腿疼等人身上，原來她們以為第二天是自由拾花，于是就自己單獨去拾花，結果變成了“偷棉花”，當做犯罪接受群衆的批鬥。
小說有下面一段描寫：她（小腿疼）裝做受委屈的樣子說：“說什麼？算我偷了花還不行？”有人問她：“怎麼‘算’你偷了？你究竟偷了沒有？”“偷了！偷也是副主任叫我偷的！”主席楊小四說：“哪個副主任叫你偷的？”“就是你！昨天晚上在大會上說叫大家拾花，過了一夜怎麼就不算了？你是說話呀還是放屁哩？”她一罵出來，沒有等小四答話，群衆就有一半以上的人“嘩”地一下站起來：“你要造反！”“叫你坦白呀叫你罵人？”三隊長張太和說：“我提議：想坦白也不讓她坦白了！幹脆送法院！”大家一起喊：“贊成”。這段沖突的對話、氣氛都寫得相當逼真。
在後來幾年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中，群衆批鬥會是變相的刑場，它使每一個參加批鬥會的群衆都失去人性，成了盲從暴力的幫兇。從小說的情節發展來看，是幹部們誘民入罪，然後利用群衆的盲目性來整治落後的農民。可是，小腿疼等人究竟犯了什麼罪？趙樹理自己也說：“這是一個人民内部矛盾問題，王聚海式的，小腿疼式的人，狠狠整他們一頓，犯不着，他們沒有犯了什麼法。”可是，在小說裡小腿疼不正是讓村幹部當作罪犯（是上圈套被當作罪犯）狠狠整治了一頓嗎？這樣寫幹部整治社員，公平嗎？
價值
這篇作品即使在今天讀來，仍然真實得讓人讀了感到心酸，“天聾地啞”也就落實到實處。作為一個真正的現實主義作家，趙樹理抛棄了一切當時粉飾現實的虛僞寫法，實實在在地寫出了農村出現的真實情況。幹部就是這樣橫行霸道地欺侮農民，農民就是這樣消極怠工和自私自利，農業社“大躍進”并沒有提高農民的勞動積極性，隻能用強制性的手段對付農民……藝術的真實，就這樣給後人留下了曆史的真實性。
盡管以趙樹理的主觀創作意圖而言，還不至于達到這樣的深度，他隻是想反映農村現狀是怎樣的一幅圖景而已，而且從當時可能表達的方式來說，他也隻能站在楊小四的所謂新生力量的一邊，但從趙樹理的藝術畫廊裡看，這篇作品分明是與描寫農村“基層幹部混入了黨内壞人”的藝術精神一脈相承的，不過在當時的環境下，連這點維護農民的立場都不能直接地表達出來。現實主義的方法沖破了作家的曆史局限，隻能在當時非常嚴峻的環境下，以它自己的方式達到了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的統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