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智勇

鄭智勇

賭聖二哥豐
鄭智勇(1851至1935年)是潮安縣鳳塘鎮淇園鄉人,乳名義豐,族名禮裕,“智勇”這個名字是孫中山1908年起贈的,他老年時自号海濤。二哥豐是他行第二或是洪門會黨裡的二哥(首領),潮州俗語:“生有二哥豐、死有大峰會”是生能得到二哥豐的幫助,死後得到宋代高僧大峰的照顧,喻生死都有依靠。[1]鄭智勇為人樂善好施,熱心公益,雖身居暹地,卻對潮汕家鄉航運、興學、築堤等不遺餘力,善舉殊多。
    本名: 别名: 字: 号: 所處時代: 民族族群: 出生地:泰國 主要作品: 主要成就: 中文名:鄭智勇 出生年月:1851年 性别:男 民族:漢族 國籍:中國 去世年月:1937年

簡介

二哥豐的父親鄭詩生是淇園的鄉民,1840年鴉片戰争後攜妻佘氏從樟林港坐紅頭船到泰國,在北榄府生下他,後來因日食難度而在1858年攜 同妻兒回潮州,不久又單獨回泰國并客死異鄉。佘氏母子三人因此淪為乞丐,鄭智勇之兄為人牽牛,後來下落不明。佘氏不得已攜他改嫁揭陽玉窖(一說是澄海南界),但他生性倔強,不肯忍受後父虐待而外出流浪,1863年他十三歲時在剛開埠的汕頭被一位好心的“紅頭船”主收留并随船到了曼谷,先在湄南河碼頭棧行當跑街和小夥記,由于在輾轉流浪的生活中養成刻苦耐勞和機靈果敢的性格,後來在曼谷石龍軍路築成後、三聘成為潮州人聚居區時,他在街區的青少年中已頗有名氣。

1866年2月,太平天國最後的部隊康王汪海洋部十多萬人在大埔(當時為潮州轄縣)被殲,部份戰士由揭陽人大哥蟒帶領突圍到汕頭坐船逃到曼谷,與當地洪門會黨彙合後聲勢大振,他們看中年青有為的鄭智勇,1866年底,十六歲的鄭智勇正式入會,由于會黨的勢力和潮州人大批湧入泰國,洪門會黨在曼谷蓬勃發展,十八年後,鄭智勇當上大哥蟒的副手而稱“二哥”,當時曼谷尚無華僑社團,占華僑絕大多數的潮州人崇奉“老伯公”而建廟祭祀,實際是潮州會館,鄭智勇逐步控制和掌握這個組織,又過了八年,大哥蟒去世,由鄭智勇領導會衆,由于他敬重大哥蟒而不肯稱“大哥”,直至他死後會黨解散。

早在1782年登基的曼谷叻達納哥信王朝拉瑪一世時期,這位鄭信王的妻弟就批準在曼谷開設賭館,不少華僑象鄭信王的父親鄭達一樣競相投标以包攬賭稅,每年向國王上交總的稅 金,此項重要收入到拉瑪五世時已經更加突出。據東京大學波斯信義教授1988年在論文介紹:拉瑪一世“也是潮州鄭姓混血華人”。

而1874年即位的拉瑪五世是鄭智勇的”花會“賭友,據傳拉瑪五世的生母是姓劉的潮州華僑之女,國王故也會講潮州話,拉瑪五世後來封鄭智勇為坤拍(伯爵),當時泰國是東南亞唯一沒有淪為殖民地的國家:東部的印支三國是法屬安南,西北部和西部是英屬的緬甸和馬來亞,東南隔海是西班牙占領的菲律賓,西南是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四國殖民者都虎視泰國這塊肥肉,拉瑪五世讓鄭智勇包攬賭稅,利用會黨勢力來保證國家穩定和财政收入,被曆史證實是明智的。

鄭智勇除上繳賭稅處還大發橫财,今曼谷還留有與他有關的“花會廠”地名,他又辦起出入口貿易行、航運公司、銀行、碾米廠、印刷廠和報館,把業務擴展到新加坡、香港、汕頭、廈門、上海、日本的橫濱和長崎,終于成為當時泰國首富和華僑社會最有權威的頭人。

據民國《潮州志》稱:“汕頭初辟埠時(1867)年後帆船漸少,至光緒十三(1887)年帆船乃絕迹于汕頭港,國人經營者則因循苟且,漸趨淘汰。”鄭智勇不忍外商操縱汕頭港航運,于1905年組織“華暹輪船公司,集資三百萬铢購置輪船八艘,分别航行于曼谷至汕頭、香港、廈門、上海和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越南、柬埔寨各地,其中四艘專行汕頭,據說鄭智勇曾指示:凡講潮州話的旅客均可半價購票,如有老貧病殘者要求減免均可酌情照顧甚至資助旅費,由于他對汕頭海運貿易的重視和貢獻,經營汕泰線的汕頭出品商都要與他承包,并在1909年成立“暹商公所”配合。

盡管鄭智勇身清政府捐獻十萬兩銀子赈災,得到二品卿頂戴的“榮實祿大夫”封号,慈禧也答應接見他,而且因此在曼谷建有豪華“大夫第”,在潮安鳳塘淇園鄉也建起“榮祿第”為主體的四馬拖車大厝,但他厭惡清政府對1907年4月潮州黃岡起義的殘酷鎮壓,因為起義者主要是他的洪門會黨同志,當孫中山派胡漢民去曼谷與他聯系時,他表示願意接待孫中山。

當時由于海外各地的同盟會和光複會有矛盾,但洪門會黨的觀點同于盟會,光複會在曼谷沒有一點影響,孫中山也了解這一點,所以在1908年11月20日帶胡漢民和胡毅生到曼谷,鄭智勇在中華會館舉行盛大歡迎會,到會有會黨數千人,當晚在孫中山到大夫第時,鄭智勇已将光緒皇帝的禦書牌匾摘下,并剪辮易服以洪門會黨大禮迎接,孫中山比鄭智勇小十五歲,雖為美州洪門緻公堂堂主,但輩序比鄭智勇不二至三輩,但做為龍頭大哥的鄭智勇一直與他兄弟相稱。鄭智勇同意在曼谷成立同盟會支部,并由門下肖佛成為會長,洪門會黨機關報《華暹時報》的主編馬興順為宣傳部長。

僑領首富

歲月匆忙,轉眼間,二哥豐已三十五歲了。這當兒,正是人生年富力強,事業有成的階段。但此時的二哥豐卻并未真正的功成名就。他在“(私)派”中當上“二哥”,也隻以辦事幹練,熱心俠義聞名,尚未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來。在旅暹這近二十年中,他不斷地苦其心志,勞其筋骨,豐滿翼羽,等待時機。終于,機會來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當時,暹羅政府财政十分吃緊,于是多方開掘稅源,其中辦“花會廠”便是生财實庫的新舉措。

“花會”,也叫三十六支,是民間的一種賭博活動,可能是源于中國。因旅暹華人甚多,這一活動也就在暹羅生根開花了。大凡人的天性都好賭,想發大财的僥幸心理也人皆有之。因而,賭花會這一活動就日益盛行,屢禁不止。據說花會共賭猜三十六個字,如“将、士、象、車、馬、炮,”先由莊家暗中藏匿其中一個字,再由賭民去猜賭,猜中者莊家要依賭民的賭注多少以一賠十;猜不中者賭注就全被莊家吃去。這種賭博活動,有如今天流行的“六(合)彩”賭博。因賠率很高,因而賭民大有一賭而發的心理。

其實,猜賭的結果,賭民發的少數,輸的多數。因此開花會的莊家是有赢無輸的。此項活動,常會使人心浮動,無心工作,社會動蕩以緻盜賊猖起,曆來常被當局者所制壓。然而那時的暹羅政府因急于彌補财政空虧,于是就病急亂投醫,親自經營此道并将其合法化了。

初時,花會由政府承包給一位姓胡的潮籍澄海人操辦。因經營不得法,加之當時的嘿設會及衆多幫派勢力的搗亂,因而收益甚微,終至虧空,辦不下去了。可知,辦花會這碗飯是不大好吃的,也不是随便什麼人都能吃的。

暹王拉瑪五世時期,政府中有人認為要辦好花會,非二哥豐莫屬。于是,幾經動員說服,二哥豐終于接受委任,全權承辦暹京的花會。

那時,二哥豐在曼谷的聲威很好,加之他又是“私派”幫會的頭領,誰敢與他作對因此花會的開展十分順利。沒多久,就扭虧為盈了。每年,他為政府繳納了大量的稅金,自己也從中得到豐厚的酬勞,每年盈利不下十萬铢。據說,花會的全盛時期,他每日進項竟達白銀三十擔。以至後期,二哥豐竟不知自己究竟賺了多少錢。

然而,二哥豐并不滿足現有的成就。他雖沒甚文化,但智商卻比别人高。他懂得,要開創偉業,不能死吊在一棵樹上,而要開闊視野,拓展商務,才能左右逢源,立于不敗之地。因此,他利用自己雄厚的資力,在暹羅創辦了“鄭謙和号”總商行,經營航運,火砻(碾米業),錢莊、當押、報社、印務局等商務。當時日本、香港、新加坡、上海、廈門、汕頭等都有他的商務基地。憑他的聰明才智,這些商務的拓展都十分順利,可謂利路宏通,财源廣進,短短幾年,二哥豐已一躍而成了南洋首富了。

在創辦的諸多商務中,最值得稱道的是由他創建的泰國華僑通商輪船公司——華暹輪船公司。該公司創辦于1905年,擁有輪船八艘,分别航行于暹羅,香港,汕頭,廈門、印尼、越南、柬埔寨、新加坡、馬來西亞及日本等海域。以前經營海運商務的是洋人。這些洋老闆一向輕視中國人,經常作威作福,随意擡高運價,欺壓華人。這在二哥豐兒時就埋下了仇恨的火種。今日他羽翼豐滿、資力雄厚,正好與這些洋鬼子較量一番,為中國人出一口氣的時候。于是,由二哥豐牽頭,拉了幾位股東,倡辦了華暹輪船公司,與洋人輪船公司唱起對台戲來。

初時,洋人的輪船公司很不服氣,妄圖以壓低運價來搞垮華暹輪船公司。但二哥豐沉得住氣,決心與洋人鬥争到底。你壓價,我也壓價,而且壓得比你還低。當雙方運價壓得将近虧本的最底線時,華暹輪船公司的運價還将再往下壓,終于,洋人輪船公司挺不住了。他們不得不派人與華暹輪船公司談判。遭到二哥豐的嚴詞拒絕。不久,洋人的輪船公司終于破産了。從此,曆史翻開新的一頁,由中國人創辦的輪船公司終于獨撐華暹海運的大權。二哥豐以高度的愛國情懷,闊達的赤子心胸。剛強的凜然正氣,打敗了洋鬼子。為中國人揚眉吐氣。

這期間,二哥豐并未忘記潮汕的鄉親父老。他曾在華暹輪船公司立下規定:凡潮汕籍的鄉親,不管是誰,運價一律五折優待。在南洋謀生的鄉親如有困難,不但不收運價,還倒貼些食宿旅費。這扶危濟困的善舉,赢得了潮汕鄉親的交口贊譽。

與此同時,二哥豐還在暹羅創辦碾米業。暹羅一向是大米的産地,尤其優質的“暹米”更是譽滿全球。二哥豐看準這一商機,于是及時地創辦“火砻”(即火力機械碾米)。那時,暹羅本土的碾米方式還較原始,大都采用人工碾米或水力碾米。生産效率極低。二哥豐創辦“火砻”,正好填補了本地碾米業的空白。此舉不但為本地的碾米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而且也為他的财源錦上添花。

然而,二哥豐并未滿足實業商務的迅速發展。他想,要使商務長足發展,除了雄厚的資金為後盾外,還須依靠媒體的向外宣傳。于是,他又及時創辦了《華暹日報》,且辦得十分紅火。短短的期間,《華暹日報》就成了當時南洋一帶的一份頗有影響的報紙。辦報的同時,印刷業也發展起來。這些文化商務的創辦,不但擴大了“鄭謙和号”總行的知名度,同時也促進了中泰兩國文化事業的交流與發展。

二哥豐雖然文化程度不高,近于一個粗人,但他心胸開闊,志向高遠,聰明機智,愛國愛鄉。正是這位粗人,創出了一番轟轟烈烈的偉業,在百姓中留下了芳名。

人物生平

去世時間

鄭智勇原籍廣東潮安縣淇園鄉人,生于1851年,這一點沒有疑義,時下各版本說法相同。報德善堂本和培英學校本都說:鄭智勇先生于1935年卒于暹京,享年八十有四。按理《華僑報德善堂建堂四十周年紀念刊》出版時,距離鄭先生去世不過十餘年,撰寫者可能還親曆其事,應該甚為準确才是。眼下見到的有關鄭智勇的各篇文章,包括王綿長的文章在内,都依照此說。

但是,佛曆2530年(1987)曼谷出版的《大安堂藥行創辦人陳美堂先生懷感錄》中,收有鄭智勇出席陳美堂追悼會的照片。陳美堂追随孫中山先生革命,于民國廿五年(1936)八月一日,在其家鄉廣東省潮陽縣逝世。曼谷僑社随即舉行追悼會,鄭智勇(二哥豐)先生親自參加了追悼會,有照片為證。這個旁證說明,1936年鄭智勇還在人世。

民國廿六年(1937)3月6日曼谷出版的《中華民報》,其“暹地新聞”版頭條标題是:“僑社聞人鄭智勇先生昨天下午三時在越鹄大夫第逝世,享壽87,噩耗傳出後甚為僑社人士所注意,今天下午四時舉行洗水禮,參加人物必呈熱鬧。伍佐南、賴渠岱、劉錫如等為之執理喪事。”

消息說:鄭君生前所為各項事業,曾經暄赫一時,雖婦人小子,均莫不知識鄭君其名者。鄭君對于祖國僑社以及暹國等各種事業貢獻甚大。自暹國禁賭後,鄭君私人事業遂告中落。為時至今已十八年矣。然而渠雄心未死,對前途希望甚大,且年紀雖見高老,而精神則極為矍铄。乃天不再假之以年,竟于老境蕭條中,突告與世長辭矣。

倡辦學校

鄭智勇到曼谷後,混迹于社會,在輾轉流浪和吃苦中度過了少年時期。後來他加入洪門組織,一度在劉繼賓的花會廠工作。中年以後,他坐上洪門第二把交椅,是為二哥。1868年底,拉瑪五世十五歲登位初期,由頌勒昭披耶波隆瑪哈是素立耶翁攝政。由于洪字勢力強大,這位攝政王主張模仿英屬海峽殖民地,對幫會采取籠絡收買政策,委任幫會頭人為各級官吏,或為包稅官。43歲那年,鄭智勇承包了政府“賭饷”,開辦花會廠,因而大發其财。由此又辦實業、創火砻(碾米廠)、開出入口行、辦航運、銀信業等,成為當年泰華社會最具權威的人物。

他成名後,對社會公益不遺餘力。1902年,他參與興建報德堂;1903年孫中山先生首次到曼谷從事革命活動,拜會了鄭智勇。孫中山先生這次來暹,是來調查暹羅華僑的狀況,與重要商人見面,并沒有廣泛地鼓動華人革命。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成立,鄭智勇慷慨解囊,大力贊助革命。他一次獻出銀元五萬給南京政府。

1918年,他獻出巨資大規模修建韓江堤防。

此外鄭智勇對教育事業的貢獻也值得大書特書。他去世時,《中華民報》寫道:“渠最初在舊新民學校經理職,凡數年。繼又出資八萬,作為設立老本頭培英學校之首倡。清邁華英學校亦為渠遊曆該地時所提倡設立者。北榄坡華校之創辦,渠系發起人。”

鄭智勇最初主辦曼谷新民學校,1916年首倡培英學校,他捐款為數最巨,達四萬二千铢六百铢。培英學校于1920年建成開學。

至于清邁華英學校的建立和鄭智勇有關,有必要提一提,因甚少人提及此事,連清邁華人對華英學校建立的年代也語焉不詳。

從1937年華英學校追悼鄭智勇先生大會上杜友士先生的講話,我們可以肯定,華英學校創辦于民國六年(1917年),而不是清邁華校校友刊物所雲的1901年。

1932年出版的《國民日報五周年紀念刊》暹羅華僑教育部分,丘心嬰先生在文章中記載了當日暹羅各地華僑學校名單,其中提到,青邁埠(清邁)華英學校創辦建立于民國六年。

因此,清邁最早的華校華英學校是鄭智勇于民國六年到清邁時倡議創辦的。

晚年境遇

鄭智勇死後,大夫第即被政府收回。那時,潮人僑領蟻光炎、賴渠岱、鄭子彬、餘子亮、陳景川、廖公圃等人正在籌辦潮州會館,尋覓館址,遂租大夫第為建館地址。大夫第後來改為中央警署,後來又拆建為今日模樣的拍帕猜警署。

《中華民報》報導說:“渠待人接物,極為和藹,不分貧富,均一視同仁,尤以對貧苦僑胞之施濟,更不吝啬。乃自事業失敗後,門庭頓呈冷落,個人費用,隻靠收取大夫第前之屋租度日。第内陳列,甚為簡單。情況與前全不相同。”

這裡,“個人費用隻靠收取大夫第前之屋租度日”之說并不準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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