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孝胥:政治人物-中文百科頻道

人物生平

家學淵源

清鹹豐十年（1860年）閏三月十二日，鄭孝胥出生于蘇州胥門，此時蘇州正值太平軍控制之下，當時父親鄭守廉正攜眷避兵吳下。鄭孝胥生未逾月，鄭守廉便率全家回到福建老家，自己仍入京供職。年幼的鄭孝胥主要跟從叔祖鄭世恭學習。鄭世恭一代名士，長年擔任教席，學識淵博。鄭孝胥年四歲即入塾，從鄭世恭授《爾雅》。鄭孝胥除七歲進京侍父，至年十七返鄉習舉業這一段時間外，童年和青年大多是在福建家中度過的。十七歲時父鄭守廉逝于北京，旋歸裡從叔祖習舉業。鄭孝胥所作制舉文，鄭世恭都詳加指點。

閩中人士同氣相求，對鄉土之誼非常看重。鄭孝胥處于“閩才獨盛”的時代，這些在中國政壇、文壇具有舉足輕重的人物的薦舉和标榜對他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沈葆桢即曾經聘請鄭孝胥為他的幕僚。鄭孝胥叔祖鄭世恭與沈葆桢有交誼，鄭孝胥代鄭世恭拟沈文肅祠聯有“入山猶近故人祠”句，鄭孝胥挽鄭世恭詩又有“知己配文肅”的說法，說明沈葆桢對于鄭世恭這位閩中名士曾傾心交納。沈葆桢對鄭孝胥頗為賞識，鄭孝胥也自居解人。鄭孝胥入沈葆桢幕時間不長，其詳情由于日記網如，也不得而知，但沈葆桢對鄭孝胥的影響仍然不可低估。鄭孝胥除經常與叔祖鄭世恭談文論道以外，也時時聽從林壽圖的教誨。林壽圖在閩中掌教席多年，鄭孝胥等人蒙其教誨，在詩歌方面也不可能不受到影響。

光緒五年（1879）九月，鄭孝胥“娶廬江吳光祿贊誠次女。”此時，吳贊誠署福建巡撫，兼船政大臣。鄭孝胥此時喪父已三年，距中舉尚有三年，因何而成吳贊誠乘龍快婿，其詳已不可得知。值得注意的是，鄭孝胥有過擔任沈葆桢幕僚的經曆。吳贊誠長女嫁給李鴻章四弟李蘊章次子李經邦，而李鴻章長兄李瀚章則與吳贊誠同時拔貢。鄭孝胥娶了吳贊誠次女，就意味着他跟當時最煊赫的李氏家族建立了緊密的關系。這令鄭孝胥受用非淺。吳贊誠之子學廉、學莊、學恂都與鄭孝胥往來密切。其中吳學廉，字鑒泉，娶李鴻章六弟李昭慶長女為妻，光緒十六年舉人，曾任李鴻章所創辦之金陵制造局總辦、江蘇淮揚道。吳學廉與鄭孝胥交情深厚，鄭孝胥曾受其聘，“授二子讀”。在以後漫長的歲月中，吳學廉兄弟始終與鄭孝胥保持了密切的聯系。

科場多舛

光緒八年（1882年），鄭孝胥中福建省鄉試解元。光緒九年（1883年），鄭孝胥赴京會試。由于早有文名，複有解元之榮，鄭孝胥在旅京閩鄉人中頗受矚目。輿論的好評依然如潮。鄭孝胥去拜訪編修楊頤，是鄭守廉舊交。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鄭孝胥居然名落孫山。這一變故對如日中天的鄭孝胥是個沉重的打擊。當年年底，他來至廬江嶽家，授讀内弟公子。

光緒十一年（1885年）返裡，春闱不偶的陰影讓他滋生了感傷的情緒。不數日，鄭孝胥就在陳寶琛的推薦下，前往天津，入李鴻章幕府。在李鴻章幕鄭孝胥與北洋水師營務處總辦羅豐祿、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嚴複極為投契。光緒十二年（1886年）鄭孝胥再赴試，好友中馮煦、沈子封、羅爾顔皆中，而鄭孝胥依然名落孫山。在接下來的鄭孝胥三上春官，但皆不第。

光緒十五年（1889年），鄭孝胥考取了内閣中書，為翁同龢得意門生，以經濟文才，揚名一時。當年秋間，鄭孝胥以中書改官同知，分發江南。光緒十六年（1890年），鄭孝胥入北京，充鑲紅旗官學堂教習。對于這一教席，鄭孝胥很不滿意。生平抱負無從施展，令鄭孝胥非常苦悶。官學教習對他來說，實在是遠遠不能滿足的，離京南下。

渡日任職

光緒十七年（1891年），李鴻章之子、出使日本大臣李經方奏調鄭孝胥東渡，出任駐日使館書記官。四月二十二日，鄭孝胥登舟離滬，途經長崎、馬關、神戶，二十九日抵達橫濱。抵達不數日，李經方就與鄭孝胥“商發奏調之折”。李經方對鄭孝胥頗為倚重。他以為當時在日本使館中諸人，呂增祥事務繁忙，而其他各人都系文人，不谙公務，惟有鄭孝胥可堪相助。李鴻章在緻李經方信中，也盛稱鄭孝胥“文筆入古，人且清挺”。鄭孝胥此前己以經濟文才見稱，到日本後，很注意了解日本風土人情、人文曆史。他或借或購得《外交餘勢斷腸記》、《明治時勢史》、《明治開化史》、《通議》、《政紀》、《江戶政記》、《新策》、《讀史贅議》還有日本輿圖等各種日本書籍，對于日本著名學者賴襄子成、勝安芳等人的著作，尤其潛心研讀。

鄭孝胥在日本亦留心西洋之學。他請了英語教習，學習英語，同時購買西洋書冊，在同僚幫助下閱讀。在擔任書記和築地領事期間，鄭孝胥主要是幫助李經方處理公文，甚至經常替李經方捉刀與日本文人進行詩歌唱酬。這些活動使鄭孝胥得以間接接觸到日本的政治文化界精英人物，如日本亞細亞協會會長長岡護美，以及後來權傾日本朝野的伊藤博文。在擔任神戶理事之後，鄭孝胥獨當一面，事務漸顯繁忙，其中主要是處理華人在日本産生的民事糾紛。其次鄭孝胥與日人直接交涉的活動也大大增多。在這些交涉中，鄭孝胥表現出了過人的辦事才華。

光緒二十年（1894年）五月，因為内弟博泉為他捐了江蘇同知，他提出辭呈，李經方當即挽留。當時汪鳳藻曾有一份奏章上陳，請求清政府保留鄭孝胥在日本的神戶大阪理事一職，以處理非常形勢下的棘手問題。當時正值中日甲午戰争前夕，長期的外交生涯練就了鄭孝胥的政治敏銳力。由于工作的關系，鄭孝胥對日本的态度逐漸由蔑視轉為了重視。尤其是日本在朝鮮問題上野心逐漸外露的緊要關頭，鄭孝胥對日本局勢格外加以關注。同年夏，朝鮮東學黨起義的爆發後，清政府應朝鮮政府請求出兵朝鮮，與此同時，蓄謀己久的日本立即依據此前訂立的《天津會議專條》，派兵進駐漢城，形成軍事優勢。鄭孝骨對此情形深感憂慮，認為“朝鮮亂益熾，香港疫轉盛，皆非佳象”。對于媾和的樂觀預測，鄭孝胥深表懷疑。7月25日，日本軍艦在豐島海面突襲我運兵船，戰争正式爆發。三天後，鄭孝胥從報上了解了這一内容。不久，鄭孝胥随李經方下旗歸國，但對戰事仍然非常關注。

歸國之後

1895年3月，李鴻章赴日本同伊藤博文等人商讨議和條約，四月，《馬關條約》内容傳回國内，舉國嘩然，群情激奮，國内要求廢約再戰的聲音高漲，鄭孝胥亦在此列。對于朝廷割讓台灣給日本，鄭孝胥也深感痛心疾首，他曾想與友人一同東渡台灣，抗敵守土，後因種種原因未能成行，隻能空歎“恨吾無力助之”。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他還曾以張之洞保舉，受到光緒皇帝的召見，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旋因戊戌六君子遇害，告假南歸。

光緒二十七年（1901），閩中閩中疫病盛行。鄭孝胥兄孝思與子友荃相繼碎逝，未幾，長兄孝穎自沉于河。鄭孝胥即賃屋迎兩兄眷口至鄂署中。光緒二十九年（1903），鄭孝胥随同岑春煊前往廣西，岑春煊奏請鄭孝胥派充川省商礦大臣。光緒三十年（1904年），孟森“奮然浮海來遊”，鄭孝胥聘以記室，二人成莫逆之交。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他發起成立上海預備立憲公會并任會長。三十三年（1907年），創辦日輝織呢廠，擔任中國公學監督，又受兩江總督端方延請，“襄理軍事外交一切要政“。宣統元年（1909年）赴奉天，為東三省總督錫良籌劃錦瑗鐵路及壺蘆島築港事宜。

宣統三年（1911年）6月，鄭孝胥獲授湖南布政使。同年8月，以厘定外省官制，為湖廣總督瑞澂派進京備谘詢；10月武昌兵變，鄭孝胥著迅速回任，停經上海，未再赴湘。

清室遺老

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鄭孝胥以遺老自居，先有樓在上海，題海藏樓，寓居于此，常與遺老輩相唱和。

1912年10月，在宗方小太郎和姚賦秋的聯系介紹下，鄭孝胥和宗社黨人升允相識并迅速建立起了親密的關系。

鄭孝胥和宗社黨的溥偉、肅親王善耆等一班前清勳貴都有來往。1916年9月，鄭孝胥曾“寫詩二首以寄恭邸”。1917年，在“丁巳複辟”失敗以後，溥偉想請鄭孝胥去青島共謀複辟之事，鄭孝胥“以張勳新敗，北京事無可為，且靜觀其變”為由拒絕了溥偉的邀請，而姚賦秋更是認為鄭孝胥“黨于恭王”。同樣的，肅親王善耆在“丁巳複辟”失敗之後，也有“招複辟失敗諸人皆往旅順”的想法，鄭孝胥亦在其列，而鄭氏同樣沒有前往。1923年，鄭孝胥的複辟活動所表現出來的對前清政府的衷心引起了遜帝溥儀的注意，同年胡嗣瑗由上海奔赴北京觐見溥儀，溥儀向其問起鄭孝胥：“曾見鄭孝胥否”，“鄭年幾何？”8月，鄭孝胥奉诏入京觐見，這次讓鄭孝胥給溥儀留下了及其深刻的印象：“鄭孝胥殊不老。聞其言論，使我氣壯。”并且給予鄭孝胥很高的評價：“吾目中未嘗見如此人，惜不能常見之耳。”在鄭孝胥離京返滬之後，溥儀還要求其師傅陳寶琛代其修書給鄭孝胥，“任重緻遠，舍是莫屬。近正整頓家居，于左右舉無所信，欲待來商榷倚辦，且意足下之必來。”1924年2月，鄭孝胥奉旨入京，被封為内務府大臣一職，委以全權，值此鄭孝胥正式進入複辟中心。

1925年2月，鄭孝胥入津重新回到溥儀身邊，并并被授以“駐津顧問兼總務處任事”一職，再次獲得溥儀的信任，使鄭孝胥能夠再實現其複辟的願望。在天津時，溥儀同日本各方都有來往，如政府、陸軍軍部以及黑龍會等等，鄭孝胥由于是溥儀身邊的重要人物，所以和這些人和組織也都有很多的交往，但鄭孝胥在一開始并沒有将日本作為唯一的依靠，鄭氏所主張的是列國共管。對于那些願意幫助複辟的國家，應該給予特權，1927年6月10日《天津日日新聞》上登載的一篇《英人提倡共管中國》的文章以及當時國民政府的亂象，讓鄭氏看到了“列強共管”的可能性和複辟成功的希望。

熱衷複辟

1926年7月9日廣州國民革民政府誓師北伐到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另立政府再到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宣布易幟，中國政局走向逐漸明朗。日本軍部對于中國的政策也是較為激進的。由于日本軍部和日本外交機關在對中政策的不一緻，也使得意欲複辟的前清遺老們分為兩派，鄭孝胥在初期更多的是想借助日本外交機關的力量的，但是很快鄭孝胥就選擇站在日本軍部一邊。

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驅逐了國民黨在東北的勢力，這讓鄭孝胥看到了清朝複辟的希望。在知曉日軍發動戰争而不知戰果的情形下，鄭孝胥依然要派劉骧業和自己的兒子鄭垂去大連。但是在知曉羅振玉的意圖之後又勸溥儀不要妄動，以阻止羅在此次事件中取得更大的功勞。然而，在11月7日和8日，溥儀分别收到了藏在水果籃裡的炸彈和恐吓信及威脅電話，這使得鄭孝胥和溥儀感到很是不安。加之随後由土肥原策劃的“天津事件”，使溥儀等人所處的環境更加“兇險”，也讓之前持反對聲音的陳寶琛、胡嗣瑗等人也改變了态度；故而鄭孝胥和溥儀一同離津去往東北。

1932年僞滿洲國建立，任國務總理兼陸軍大臣和文教部總長。同年9月，并與日本關東軍代表武藤信義簽定日滿議定書，承認日本在滿洲國的特殊地位與駐軍權。在僞滿任職後，舊時朋輩，如陳衍、昌廣生等，都和他絕交。

1934年溥儀稱帝後，任國務總理大臣。鄭孝胥後來因為反對日本方面對滿洲國的壓制，而于1935年5月21日失勢；1936年後繼續為日本侵略者效力。

窮途末路

1938年于長春過世，傳言是被毒殺。

主要影響

詩學

鄭孝胥與陳衍都是閩派詩的首領。晚清光緒12年（1886）在北京時，與陳衍标榜“同光體”。陳衍論道光以來詩，區分為“清蒼幽峭”、“生澀奧衍”兩派，把鄭孝胥列在清末前一派之首。鄭孝胥詩學古趨向，在于謝靈運、孟郊、柳宗元、王安石、陳與義、姜夔、元好問諸家，它特點是意度簡穆，韻味淡遠，造語生峭，往往清言見骨。其代表作為《海藏樓雜詩》，名句如“亂峰出沒争初日，殘雪高低帶數州”《泰安道中》、“楚澤混茫方入夏，暮雲□□忽連山”《渡江會議商約歸得上海書》等。當時影響較廣，但後輩往往是“直效海藏，未必效海藏所自出也”《石遺室詩話》。

李宣龔、周達号稱傳鄭孝胥的詩學衣缽。林庚白指出“孝胥詩情感多虛僞”《麗白樓詩話》上編。著有《海藏樓詩集》13卷。

書法

形成曆程

在書法方面，起初鄭孝胥以帖學為主要方式，以顔柳為主要學習方向，同時受到館閣體書法的深刻影響，在其29歲的時候，被朝廷委任為内閣中書官員，在書法方面師從翁同龢，同時另辟蹊徑不斷拓展筆路，博采錢沣、何紹基等大家之所長。其後間習歐陽詢、柳公權、蘇東坡諸家，參以六朝碑刻的筆意，在結體上，将魏碑的扁勢拉長為縱勢，把魏碑的峭利淩厲、拙率蘊藉之勢變成了端重敦實、肅壯雍和之姿。在楷書上鄭孝胥受張裕钊影響很大，楷書《宜園記》其間架結構、用筆，轉折處是從張裕钊楷書而來。鄭孝胥早年亦習篆書，取法泰山刻石、李陽冰，兼學鄧石如、吳讓之、吳昌碩諸家，勻整勁挺。民國後，于大篆、秦诏版、石鼓文、《天發神谶碑》等均有涉獵，但無精研，故未有自家面目。

自1911年，鄭孝胥選擇在上海隐居開始，并在之後的十多年時間裡，是其學習書法的中期階段，這一階段其書法變化的顯著特點在于博采衆長，謀求多變。在這段時間裡鄭孝胥不僅與李瑞清、沈曾植、陳三立等友人把酒言歡、暢談風雅，他們或為同光體詩歌代表人物，或為書法摯友，暢談書法。同時，其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對周秦漢魏的碑帖進行臨摹，汲取碑帖中精化。其中着重汲取了北碑的精華，其中以《石門銘》、《始平公》、《楊大眼》等為代表的碑文，臨摹過程中花費的時間、耗費的精力最多。約1918年前後其書法逐漸大成。中期階段，其将北朝造像和北魏石刻進行結合，一改早期館閣體的風格，在筆法方面實現創新性發展，變柔為剛，以婉轉流暢的書寫替代了過去嚴峻古樸的楷書風格。在這一階段，不僅注重于對石刻、碑文的臨摹，鄭孝胥還注重對《蘭亭序》為代表的字帖進行臨摹。

自1924年開始，鄭孝胥被任命為内務府重臣，直至最終逝世，該階段為其書法創作的晚期階段。在該階段的前期，即1924年到之後的七八年的時間内，其在每天午夜就開始研墨練習書法，待練習結束後才開始處理其他事情，并将其居住的住所稱之為“夜起庵”。

鄭孝胥晚期楷書完全獨出機抒，不落古人窠臼，蓬勃豐茂而又瑰玮雄奇，蒼勁有力而又沉雄疏朗，這或許就是技術純熟的原因。縱觀其晚期作品，在楷書方面橫肩外聳、折角内收的字形已經形成，橫畫整體左輕右重，豎畫整體呈現懷抱之勢，這是從歐體演化而來的，這充分體現了顔書法中的蘊意；捺畫弧度較大，則是從隸書中演化而來。整體而言，其楷書中兼具了碑書的厚重和凝練。張謙縱觀其書法作品指出：“鄭先生作品中早年靈巧略有不足，并無出彩之處；中年雄渾壯麗，遠超同代；晚年瑰玮雄奇，比肩秦漢。”

書法類别

（1）篆書

從《鄭孝胥日記》記載來看，在光緒十一年（1886）年間，曾勤習《說文》，日錄一頁，又曾系統臨習過《石鼓文》、《散氏盤》、《毛公鼎》等名品。①鄭孝胥不志于學術，全無宣揚學問之必要，故而其習篆，志在以書藝為歸，勇于嘗試和突破。他深知篆書之道，并從中獲益不少，有此呼聲，亦不難理解。從鄭孝胥民國十一年（1922）以大篆所書《孝經》（見附圖2）來看，字法取《石鼓》為多，而筆法得益于吳昌碩。他在比較鄧、何、楊、吳四家之後，肯定吳昌碩于篆書“自成宗派”、“獨樹一幟”而“冠絕一時”的地位和成就。

相對大篆來講，鄭孝胥于小篆着力尤多。他選擇秦诏版和《大三公山》以活其筆法神氣，尤以浸淫《大三公山》為多。《大三公山》，即聞名天下的《祀三公山碑》，字體在篆隸之間，鄭孝胥論其“以作篆筆勢為之者”，主要是指字法而言。因為該碑筆法由秦篆的圓轉一變為漢隸之方折，翁方綱視其為“兼篆之古隸”。鄭孝胥習此碑，是取該碑篆法隸筆之意，且重在字法。鄭孝胥對漢篆的學習，重在去秦篆滑俗之弊，而造漢篆變化之端。鄭孝胥對漢篆情有獨鐘，除了《祀三公山碑》外，他對《王莽量銘》和《天發神谶碑》亦下了很大功夫。

（2）隸書

鄭孝胥對隸書筆法亦曾論述道：隸書先要橫平豎直，乃可漸入；鋪毫轉筆，則神智自生。隸書筆法主張“鋪毫”。“四面圓足”，即“駿發滿足”，欲達此境，必須使“毫平鋪于紙上”。“鋪”，有拖的意味，鋪筆，即拖筆，但并非随手而拖，而有其力度在。所以，作書欲“萬毫齊力”，非鋪毫無以所至。“大筆寫小字”，再施以鋪毫之法，則易于“瀉意”，是鄭孝胥的一貫主張，所以，鄭孝胥對“鋪毫”之法非常重視。

曆史評價

鄭世恭：入後二比，昂首高歌，氣象萬千，直俯視熊、劉以下。

楊頤：去年閩中題大難，子文甚佳，宜氣象英發若此也！”

李鴻章：“文筆入古，人且清挺。”

端方：在東三年，保護商民，維持權利，毅心敏腕，中外推重。”

李經方：該員遇事整頓，辦理交涉、詞訟案件悉協機宜，應仍留充原差，以資得力。除屆期奏咨外，仰即開具履曆，呈候核請獎叙。”

黃慶澄：“鄭君年三十四，根器清峭，胸次廣博，尤長孟子之學。向幕李傅相及曾忠襄公署中，俯視一切，矯矯獨立；近則滌除故态，不露圭角。現延一泰西女師從事洋學，蓋所志遠矣。”“于日本大勢，了如指掌”。

沙孟海對鄭孝胥的評價較高，他說：“可以矯正趙之謙的飄泛，陶浚宣的闆滞和李瑞清的顫筆的弊端的，隻有鄭孝胥了。他的作品，既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活象他的詩，于沖夷之中，帶有激宕之氣”，評價不可謂不高。

轶事典故

輕視日本

鄭孝胥對日本的輕視，從他對日人森大來的态度中得到鮮明的體現。森大來有題《雞林詩選》絕句八首，其中一首雲：“乾嘉詩格已頹殘，降及鹹同不耐觀。如此中原無愧否，遼東屬國舊衣冠。”其論詩本屬一家之言，也不無的見，然而言語中充溢着的挑釁意味讓鄭孝胥忍無可忍，他讀後立即寫了一封信寄給森大來，信中嬉笑怒罵，極盡嘲諷之能事。鄭孝胥諄諄以敦厚勸戒，而自己的反唇相譏，于敦厚之旨，卻殊未能躬行。

帝國暢想

鄭孝胥是溥儀回憶錄裡出現較多的人物，溥儀回憶：陳寶琛是我認為最忠心的人，然而講到我的未來，絕沒有鄭孝胥那種令我心醉的慷慨激昂，那種滿腔熱情，動辄聲淚俱下。有一次他在給我講《通鑒》時，話題忽然轉到了我未來的“帝國”：“帝國的版圖，将超越聖祖仁皇帝一朝的規模，那時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爾高原之上……”他說話時是秃頭搖晃，唾星四濺，終至四肢顫動，老淚橫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