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佐理曾幕
郭嵩焘年少時曾就讀于湘陰仰高書院，道光十五年(1835年)，18歲的郭嵩焘考中秀才，第二年進入著名的嶽麓書院讀書。強調經世緻用、堅忍不拔、不尚玄虛、摒棄浮詞是湘學傳統，曆史悠久的嶽麓書院一直是湘學重鎮。作為“湖湘子弟”，郭氏本就受湘學影響不淺，而嶽麓書院的學習使他受影響更深。但更重要的是，正是在嶽麓書院，他與曾國藩、劉蓉等相識，互相切磋學問、砥砺氣節，成為志同道合的摯友。當然，他很可能想不到，與曾國藩的結交将影響到自己的命運。他可能更想不到，這批“湖湘子弟”即将成為中國近代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
但在傳統功名的道路上，郭嵩焘走得并不順利。雖然他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考中舉人，但道光十八年(1838年)、道光二十年(1840年)接連兩次到北京參加會試都名落孫山，而曾國藩卻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進士。在失意中，他隻得接受友人的推薦，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到杭州給浙江學政當幕僚。這次為幕時間雖然不長，但卻埋下了他以後思想偏離傳統的變化契機。因為當時正值鴉片戰争爆發，浙江地處前線，他“親見浙江海防之失”，一向為“華夏”所看不起的“島夷”的船堅炮利，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但他并不甘于遊幕生涯，又幾次赴京參加會試，終于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第五次參加會試時考中進士，正式步入仕途。但不久他的雙親相繼去世，依定制他隻能回家居喪。
鹹豐二年(1852年)底，太平軍進犯長沙，并攻克武昌，鹹豐帝饬令丁憂在藉的曾國藩興辦團練，曾國藩數辭不允，郭嵩焘幾度登門，曾國藩終為所動，創辦湘軍，羅緻郭嵩焘于幕中，出謀劃策、募捐籌饷，成為曾國藩的得力助手。
鹹豐三年(1853年)五月，郭嵩焘率湘軍赴江西援救楚軍江忠源部。經實戰觀察，郭嵩焘認為太平軍之所以攻無不克，多賴水軍，遂向江忠源上“編練水師議，忠源韪之，令其疏請敕湖南北、四川制戰船百餘艘”。此舉使湘軍由劣勢轉為優勢，郭嵩焘因功授翰林院編修。此後三年，受曾國藩派遣赴湖南、浙江等處籌饷，曾途經上海，參觀外國人所辦圖書館和外國輪船，接觸了一些外國人，了解到西方的情況，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動。
任職朝中
鹹豐六年(1856年)年末，他離湘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編修。在北京，他深得權柄赫赫的戶部尚書肅順的賞識。肅順性情剛嚴，以敢于任事著稱，主張以嚴刑峻法改變當時吏治腐敗的狀況，屢興大獄，惟嚴是尚，排除異己，但由于他深得鹹豐帝倚重，其他人對他是敢怒不敢言。與其他滿族權貴猜忌、排擠漢人不同，他卻主張重用漢族官僚，對以曾國藩為首的湘系尤其重視。由于肅順的推舉，郭嵩焘在不長的時間内就蒙鹹豐帝數次召見，自然受寵若驚。鹹豐帝對他的識見也頗賞識，命他入值南書房。鹹豐帝還對他說：“南齋司筆墨事卻無多，然所以命汝入南齋，卻不在辦筆墨，多讀有用書，勉力為有用人，他日仍當出辦軍務。”不久，鹹豐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線随僧格林沁幫辦防務。
鹹豐九年(1859年)年初，郭嵩焘來到天津。但僧格林沁根本不把郭嵩焘放在眼裡，對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文人氣十足，再加自己是鹹豐帝親派，并且明确他與僧格林沁是“平行”，因此兩人合作極不愉快。同年十月中旬，郭嵩焘又奉命前往煙台等處海口查辦隐匿侵吞貿易稅收情況，僧格林沁派心腹李湘作為會辦随行。雖然他無欽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員都知道他是皇上親派檢查财務稅收的大員，因此對他的接待格外隆重，并都備有厚禮。沒想到郭嵩焘向來清廉方正，嚴于律己，規定“不住公館，不受飲食”，更不受禮。那些地方官也尴尬不滿。到山東沿海各縣後，他認真查賬，發現從縣官到普通差役幾乎人人貪污稅款，賄賂公行，而且稅外勒索嚴重驚人，超過正稅四倍之多。他立即采取種種有力措施整頓稅務，堵塞漏洞，并設局抽厘。盡管如此，這次稅務整頓仍然大有成效，查整了一批貪官污吏，增加了政府稅收。十二月底，僧格林沁以郭嵩焘未與會辦李湘同辦、未與山東巡撫文煜面商便派紳士設局抽厘以緻民變為由，上奏要求彈劾郭嵩焘。鹹豐十年(186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離開山東返京，悲歎“虛費兩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勞，盡成一夢”。返京途中他備受冷遇，與來時一路的隆重迎送恰成鮮明對照，使他飽嘗世态炎涼。
回到北京後，郭嵩焘受到“降二級調用”的處分，雖仍回南書房，但實際已是閑人，被冷落一旁。他在給曾國藩的信中抱怨說：“久與諸貴人周旋，語言進退，動辄生咎。”此番整頓山東沿海稅收的失敗，固然與郭嵩焘不知通權達變，不注意協調極為複雜的各方關系，認為隻要嚴于律己一心為國，便可雷厲風行，不顧一切采取強硬措施反貪等有關，但根本原因還是社會、官場已從根腐敗，他的作為實際上是與整個社會風氣和官場成例沖突。其實，他在評價肅順屢興大獄、以嚴刑峻法整頓吏治時說得很清楚：“國家緻弊之由，在以例文相塗飾，而事皆内潰;非寬之失，颟顸之失也。”今一切以為寬而以嚴治之，究所舉發者，仍然例文之塗飾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與所以救弊者未嘗講也。是以诏獄日繁而锢弊滋甚。”“向者之寬與今日之嚴，其為颟顸一也。颟顸而寬猶足養和平以為維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嚴，而弊不可勝言矣。”“故某以為省繁刑而崇實政為今日之急務。”
同治元年(1862年)，授蘇松糧儲道，旋遷兩淮鹽運使。次年，署理廣東巡撫，鎮壓廣東境内的太平軍殘部。同治五年(1866年)，因與兩廣總督瑞麟不合而罷官回籍，在長沙城南書院及思賢講舍講學。
奔波洋務
光緒元年(1875年)初，經軍機大臣文祥舉薦，再度出山，授福建按察使。時清政府籌議興辦洋務方略，郭嵩焘慨然命筆，講自己辦洋務的主張和觀點寫成《條陳海防事宜》上奏。認為将西方強盛歸結于船堅炮利是非常錯誤的，中國如果單純學習西方兵學“末技”，是不能夠起到富國強兵的作用的。隻有學習西方的政治和經濟，發展中國的工商業才是出路。郭嵩焘因此名噪朝野。恰在此時，雲南發生“馬嘉理案”，英國籍此要挾中國，要求中國派遣大員親往英國道歉，清政府最後制派郭嵩焘赴英“通好謝罪”。八月，清廷正式加授郭嵩焘為出使英國大臣，這也是中國曆史上第一位駐外使節。消息傳開，頑固派紛紛指摘、譏諷，更有文人編了一副對聯諷刺郭嵩焘：“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于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隻有李鴻章為他撐腰。
由于中英尚未就馬嘉理案談判妥當，郭嵩焘出使延期。十一月四日，郭嵩焘署理兵部侍郎，上《請将滇撫岑毓英交部議處疏》，彈劾雲南巡撫岑毓英，要求将對馬嘉理案負有直接責任的雲南巡撫交部嚴處，奏折還抨擊了那些盲目自大，封閉守舊的官僚士大夫。自然郭嵩焘又遭到毀謗，“漢奸”、“貳臣”之類的指責咒罵，洶洶而至。後來慈禧太後曾數次召見郭嵩焘，多加勉勵。
駐英使節
光緒二年(1876年)冬，郭嵩焘率副使劉錫鴻等随員三十餘人啟程赴英，在倫敦設立了使館。光緒四年(1878年)兼任駐法公使。赴英途中，郭嵩焘将沿途見聞記入日記《使西紀程》，盛贊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主張中國應研究、學習。後該書寄到總理衙門，不料遭到頑固派的攻擊、漫罵，直到郭嵩焘去世，該書仍未能公開發行。郭嵩焘到達英國後，非常留意英國的政治體制、教育和科學狀況，訪問了學校、博物館、圖書館、報社等，結識了衆多專家學者，并以六十高齡潛心學習外語。還将考察心得不斷寄回國内，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議。
光緒三年(1877年)初，正值清軍收複新疆之戰，英國為挽救阿古柏政權，令回國述職的威妥瑪與郭嵩焘交涉，提出照會章程三條，郭嵩焘在不清楚西征戰局的情況下，向清廷提出“似應乘其調處之機，妥定章程，以為保境息兵之計”。但不久英印政府拟派出“駐喀什噶爾使臣”，郭嵩焘聞訊立即抗議，指出：“喀什噶爾本中國轄地”，阿古柏入侵，“百姓深受其害”;在中國收複失地之時，英方派駐使臣，，“則肆意在幫同立國，與中國用兵之意适相違左”。他要求英方“收回駐紮喀什噶爾明文”。英方自知理虧，未做答複。最終，派駐使臣之事也因阿古柏之死而化為泡影。此時，郭嵩焘已改變請英方調停的态度，建議清廷“可否谕敕左宗棠體察關外情形，以制剿撫之宜”，又認為趁阿古柏之死，“席卷掃蕩，亦不出數月之内”。最後，清軍在年内收複伊犁以外新疆全境。
這年八月，郭嵩焘出于保護華僑利益考慮，上奏清廷，建議在華僑集中的各埠設領事以護民，該建議得到清廷贊賞，光緒四年(1878年)在新加坡、舊金山、橫濱等地設立領事館，以維護海外華僑的權益。同年十月十六日應英國工廠主的邀請，訪問了在倫敦附近的電力廠。在參觀過程中，英國工廠主特意請郭嵩焘參觀剛剛發明不久的電話。這是他首次也是中國人第一次接觸到電話。電話安裝在相隔數十丈的上下樓内，郭嵩焘讓随從張德彜到樓下去接聽，自己在樓上與其通話。郭嵩焘在日記中寫道：“其語言多者亦多不能明，惟此數者分明。”
在英國，郭嵩焘目睹英國國内的禁毒措施，不禁感慨萬千，兩次上疏要求嚴禁鴉片，并提出具體建議。郭嵩焘還從中外交涉日益廣泛的現實出發，建議總理衙門編纂《通商則例》發給各省并各國駐華公使，使在處理外交事務時有所參本。總理衙門接受了建議，後來雖未編成《通商則例》，但翻譯了大量西方法律規章備用。郭嵩焘出使期間，還處理了相當多的具體外交事件，并接待了中國第一批海軍留學生，與嚴複等建立了友誼。因郭嵩焘在對外交往中不卑不亢，分寸合度，處理外交事務合乎國際慣例，給駐在國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以緻郭嵩焘卸任回國時，英、法兩國政府均依依難舍。
黯然歸國
光緒三年(1877年)七月時，郭嵩焘與守舊頑固的副使兼駐德公使劉錫鴻發生激烈沖突。劉錫鴻暗中對郭多加诋毀，指責郭嵩焘有“三大罪”：
“遊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凍死亦不當披。”
“見巴西國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為小國主緻敬?”
“柏金宮殿聽音樂屢取閱音樂單，仿效洋人之所為。”
劉錫鴻還公然在使館中揚言：“這個京師之内都指名為漢奸的人，我肯定不能容下他。”并又密劾郭嵩焘罪責“十款”，極盡羅織誣陷之能事。劉錫鴻指責郭嵩焘的罪狀，不僅是雞毛蒜皮，而且都合乎國際禮儀，并可印證英人所說郭為“所見東方最有教養者”的稱譽無誤。國内頑固派亦強烈響應，翰林院編修何金壽參劾他“有二心于英國，想對英國稱臣”等語。
光緒五年(1879年)，郭嵩焘與繼任公使曾紀澤辦理完交接事務後，黯然回國，稱病回籍。五月五日乘船抵達長沙。由于湘陰發生守舊排外風潮，形勢頗為緊張;連用小火輪拖帶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長沙、善化兩縣的阻止，大罵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語貼在大街之上。盡管郭嵩焘欽差使臣的官銜暫時尚未解除，而自巡撫以下的地方官員都對他傲慢無禮。
晚年逝世
郭嵩焘蟄居鄉野後，仍然關心國家大事，經常就時事外交上疏朝廷、緻書李鴻章等重臣。晚年在湖南開設禁煙會，宣傳禁煙。郭嵩焘一直保持着大年初一賦詩一首以紀年的習慣。光緒九年(1883年)正月初一，65歲的郭嵩焘在紀年詩中寫道：“眼前萬事随雲變，鏡裡衰顔借酒溫。身世蒼茫成感喟，盛衰反複與誰論?”
光緒十七年(1891年)，郭嵩焘病逝，終年73歲。他去世後，李鴻章曾上奏請宣付國史館為郭嵩焘立傳，并請賜谥号，但未獲朝廷旨準。清廷上谕再次強調：“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書籍，頗受外界争議，所以不為其追贈谥号。”
近代中國面臨着社會和文化的全方位轉型，社會和文化的震蕩必然格外強烈，重重矛盾必然格外尖銳。在這跌宕起伏令人驚心動魄的曆史大潮中，郭嵩焘時時作為弄潮兒處于風口浪尖之上，又不時被大浪抛開，無可奈何地成為觀潮者。他從最初的理想抱負到最終的失望潦落大起大落的戲劇性一生，當然與他個人落拓不羁的文人性情緊密相關，但更與時代的震蕩和矛盾緊緊相連。因此，他的一生又鮮明地反映出時代特征，反映出方生與未死之際先行者的曆史命運。
1818年，郭嵩焘出生在湖南湘陰一戶地主之家。這一年是清嘉慶二十三年，仍是“盛世”。就在此前，英國于1816年派阿美士德使團來華要求與中國通商，卻被嘉慶皇帝堅拒，因為中國是無所不有的“天朝上國”，荒蠻之地的“狄夷”隻能向“天朝”進貢，而無權與位于“天下之中”的中國“互通有無”。中國，依然沉浸在“華夏中心”論的迷夢中，對正在迅速變化的世界大勢毫無了解。誰能想到，“英夷”在20餘年後竟悍然發動侵華的鴉片戰争，憑借現代化的船堅炮利打敗堂堂天朝上國呢！
與當時所有的讀書人一樣，郭嵩焘從小就受傳統教育，走科舉功名的道路。1835年，18歲的郭嵩焘考中秀才，第二年進入著名的嶽麓書院讀書。強調經世緻用、堅忍不拔、不尚玄虛、摒棄浮詞是湘學傳統，曆史悠久的嶽麓書院一直是湘學重鎮。作為“湖湘子弟”，郭氏本就受湘學影響不淺，而嶽麓書院的學習使他受影響更深。但更重要的是，正是在嶽麓書院，他與曾國藩、劉蓉等相識，互相切磋學問、砥砺氣節，成為志同道合的至友。當然，他很可能想不到，與曾國藩的結交将影響到自己的命運。他可能更想不到，這批“湖湘子弟”即将成為中國近代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
但在傳統功名的道路上，郭嵩焘走得并不順利。雖然他在1837年考中舉人，但1838年、1840年接連兩次到北京參加會試都名落孫山，而曾國藩卻在1838年考中進士。在失意中，他隻得接受友人的推薦，于1840年到杭州給浙江學政當幕僚。這次為幕時間雖然不長，但卻埋下了他以後思想偏離傳統的變化契機。因為當時正值鴉片戰争爆發，浙江地處前線，他“親見浙江海防之失”，一向為“華夏”所看不起的“島夷”的船堅炮利，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但他并不甘于遊幕生涯，又幾次赴京參加會試，終于在1847年第5次參加會試時考中進士，正式步入仕途。但不久他的雙親相繼去世，依定制他隻能回家居喪。
或許，命運一定要安排郭嵩焘登上曆史舞台。就在他回家居喪這幾年，正遇太平天國起義。1852年，太平軍由桂入湘，湖南官兵望風而逃。同樣鄉居的左宗棠、曾國藩對是否出山鎮壓太平天國都曾猶豫不決，而郭嵩焘則力勸他們出來建功立業。以後曾、左都成為功勳赫赫的名臣，他總以自己當年的“力促”為榮。勸他人出山，自己當然也難甘寂寞，随後幾年，郭氏一直随曾國藩參贊軍務，多有建樹。同時在官場中建立了一定的“關系”。1856年年末，他離湘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編修。
在京都，他深得權柄赫赫的戶部尚書肅順的賞識。肅順性情剛嚴，以敢于任事著稱，主張以嚴刑峻法改變當時吏治腐敗的狀況，屢興大獄，惟嚴是尚，排除異己，但由于他深得鹹豐皇帝倚重，其他人對他是敢怒不敢言。與其他滿族權貴猜忌、排擠漢人不同，他卻主張重用漢族官僚，對以曾國藩為首的湘系尤其重視。由于肅順的推舉，郭嵩焘在不長的時間内就蒙鹹豐帝數次召見，自然受寵若驚。鹹豐帝對他的識見也頗賞識，命他入值南書房。南書房實際是皇帝的私人咨詢機關，入值南書房就意味着可以經常見到皇帝，參奏軍國大事。鹹豐帝還對他說：“南齋司筆墨事卻無多，然所以命汝入南齋，卻不在辦筆墨，多讀有用書，勉力為有用人，他日仍當出辦軍務。”
不久，鹹豐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線随僧格林沁幫辦防務。1859年年初，郭嵩焘來到天津。但僧格林沁這位蒙古王爺根本不把郭嵩焘放在眼裡，對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文人氣十足，再加自己是皇上親派，并且明确他與僧是“平行”，不是“随同效用”，所以也咽不下這口氣，因此兩人合作極不愉快。1859年10月中旬，郭嵩焘又奉命前往煙台等處海口查辦隐匿侵吞貿易稅收情況，僧格林沁派心腹李湘作為會辦随行。雖然他無“欽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員都知道他是皇上親派檢查财務稅收的大員，因此對他的接待格外隆重，并都備有厚禮。沒想到郭嵩焘向來清廉方正，嚴于律己，規定“不住公館，不受飲食”，更不受禮。他的随行人員因不能發财而怨氣十足，那些地方官也尴尬不滿，因為他破壞了官場腐敗已久的“遊戲規則”。
到山東沿海各縣後，他認真查賬，發現從縣官到普通差役幾乎人人貪污稅款，賄賂公行，而且稅外勒索嚴重驚人，超過正稅4倍之多。他立即采取種種有力措施整頓稅務，堵塞漏洞，并設局抽厘。這些措施嚴重侵犯了當地大小官吏的利益，他們自然極為怨恨。而設局抽厘又增加了新的名目，因為在政治嚴重腐敗的情況下，新任厘局紳董也一樣貪婪。結果厘局剛成立不久，就發生了福山縣商民怒搗厘局，打死新任紳董的騷亂。盡管如此，這次稅務整頓仍然大有成效，查整了一批貪官污吏，增加了政府稅收。但郭嵩焘萬萬沒有想到，正當他自以為有功于朝廷的時候，突得朝廷以他在山東查辦貿易不妥、交部議處的通知。
原來，李湘一直在暗中監視郭嵩焘的舉動，随時向僧格林沁彙報。郭嵩焘開設厘局後，李即向僧報告說如此大事竟未與他這個會辦商議便獨自決定。這個報告使原本就認為郭嵩焘目中無人的僧格林沁大為光火，認為不與自己派去的會辦商議實際是未把自己放在眼裡，便在12月底以郭未與會辦李湘同辦、未與山東巡撫文煜面商便派紳士設局抽厘以緻民變為由，上奏要求彈劾郭嵩焘。以僧格林沁的地位之尊，他的意見當然深為朝廷所重。而迂氣十足的郭嵩焘在處理山東沿海稅務時卻與山東巡撫文煜少有溝通協調，也使文煜很為不滿，站在僧氏一邊反對他。186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離開山東返京，悲歎“虛費兩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勞，盡成一夢”（《玉池老人自叙》，第9頁）。返京途中他備受冷遇，與來時一路的隆重迎送恰成鮮明對照，使他飽嘗世态炎涼。
回京後，郭嵩焘受到“降二級調用”的處分，雖仍回南書房，但實際已是閑人，被冷落一旁。他在給曾國藩的信中抱怨說：“久與諸貴人周旋，語言進退，動辄生咎。”（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譜》，第157頁）其實，素有識人之明的曾國藩早在嶽麓書院讀書時就認為郭嵩焘識見過人，但書生習氣過重，能著書立說，更是出主意的高參，卻不堪官場的“繁劇”。
此番整頓山東沿海稅收的失敗，固然與郭嵩焘不知通權達變，不注意協調極為複雜的各方關系，認為隻要嚴于律己一心為國，便可雷厲風行，不顧一切采取強硬措施反貪等有關，但根本原因還是社會、官場已從根腐敗，他的作為實際上是與整個社會風氣和官場成例沖突。其實，他在評價肅順屢興大獄、以嚴刑峻法整頓吏治時說得很清楚：“國家緻弊之由，在以例文相塗飾，而事皆内潰；非寬之失，颟顸之失也。”今一切以為寬而以嚴治之，究所舉發者，仍然例文之塗飾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與所以救弊者未嘗講也。是以诏獄日繁而锢弊滋甚。”
“向者之寬與今日之嚴，其為颟顸一也。颟顸而寬猶足養和平以為維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嚴，而弊不可勝言矣。”“故某以為省繁刑而崇實政為今日之急務。”（《養知書屋文集》，第9卷）也就是說，根本原因在于“一切以為寬”，即吏制本身存在巨大缺漏，使各級官吏有機可乘，時時面對巨大的利益誘惑；而“向者之寬”，即吏治早已廢弛松懈，在這種環境中能長期抵擋巨大利益誘惑、潔身自好者畢竟不多，因此造成了“無官不貪”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突然僅用重典嚴懲的貪官污吏再多其實也隻是少數，反使各級官員人人自危，這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锢弊滋甚”，很可能禍及自身。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途在于“崇實政”，即對制度本身進行改革，這樣才能既“省繁刑”，又使政治清明，統治穩定。
此時，清政府面對的是自身的系統性腐敗。所謂系統性腐敗是指隻有以腐敗作為潤滑劑，政府部門才能提供“正常”的公共服務。在這種系統性腐敗中，腐敗實際已經成為官員行事的常例，成為他們的一種生存手段，久而久之内化為一種不會引起内心道德沖突和愧疚感的規範，而不同流合污者必然受到系統性排斥，這反過來使腐敗更加嚴重、更加猖獗、更加根深蒂固。退一步說，在系統性腐敗中，即便是得到“聖上”的支持，嚴肅處理個别貪官也無濟于事，因為僅僅是孤立地處理一個又一個貪官，并不能遏制日益嚴重的系統性腐敗，更不能從根本上清除腐敗。
郭嵩焘或許不清楚，他自己的悲劇亦正在此。大概，這也是所有“生于末世”卻又不願同流合污、不忍眼見“大廈傾”，因此隻能憑一己之力起弊振衰的“清官”們的悲劇。縱然“才自清明志自高”，最終難免“運偏消”的結局。
1860年4月，被冷落一旁的郭嵩焘懷着孤憤郁悶的心情以回籍就醫為由黯然返鄉。在家鄉過了兩年的賦閑生活後，郭嵩焘又在衆人的勸說下，應練就淮軍不久、人手緊缺的李鴻章之邀，于1862年春再度出山，任蘇松糧道，不久又升任兩淮鹽運使。
由于曾國藩、李鴻章的全力支持，郭嵩焘在兩淮理财順利，卓有成效。1863年秋，他又遽升經濟富裕、對外交往繁多因此地位重要的廣東巡撫，诏賞三品頂戴。不到兩年而升此高位，可謂官運亨通，他也決心有所作為，不負朝廷知遇之恩。但在廣東巡撫任上，他又因耿直招怨，與前後兩任同駐廣州的兩廣總督矛盾重重，與進粵“會剿”太平軍餘部、一向意氣用事的老友左宗棠也頓生龃龉。在錯綜複雜的種種矛盾之中，郭嵩焘左支右绌，最終在1866年6月解任下台，再次開始歸鄉閑居生活，而這次長達8年之久。
主要影響
富強思想
“自強求富”是近代中國的一種進步思潮，但對“富強”的理解卻有很大的差别。洋務派認為隻要通過國家組織造船制器和經濟活動，增強了封建政權的軍事、經濟實力，就算達到了“富強”的目的。郭嵩焘對此則表示了不同的看法。郭嵩焘的“富強觀”包含了這樣幾層意思：中國“富強”的“本源之計”在于循習“西洋政教”，厘正治國之本，這就是振肅綱紀、刷新吏治；而在“其本未遑”的情況下，不妨“姑務其末”，即學習西方技藝，發展近代工商業，“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改革傳統教育制度，開辦西學，造就“通變之才”為謀求富強的“要務”。郭嵩焘的“富強觀”、“重商”主張，主要反映在他光緒元年上總理衙門的《條議海防事宜》一折中。“它沖破了‘中體西用’的理論體系，為資産階級維新思潮的出現，另辟了一個源頭。”
外交思想
郭嵩焘認為洋患生于中國，乃是近代中國的一大變局，是勢之使然。因此，他反對“嚴夷夏之大防”，主張開放。他說：“茫茫四海含識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于天者，豈有異哉？而猥曰‘東方一隅為中國，餘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郭嵩焘外交觀的另一個基本内容，就是反對視西方諸國為“夷狄”，主張把它們當作一個個獨立的文明國家來看待。針對封建士大夫的“虛驕”習氣，郭嵩焘認為：中國除“取法”西洋外，别無他法。為了幫助人們打開眼界，了解、取法西方，郭嵩焘還把出使英國途中的見聞，參以自己的感想，逐日詳記下來，寫成《使西紀程》寄回總理衙門。不料，惹來一場軒然大波。
民族主義觀念
在郭嵩焘身上有着強烈的家國之憂，但他的愛國情感與民族主義意識是以極為理性的形式呈現的，并且更接近于近代民族主義觀念，也因此為當時的人們所誤解。這首先表現在郭嵩焘對于華夷之辨的看法上。當時，傳統士大夫仍然強調明華夷之辨，郭嵩焘通過自己的實際觀察，認為對西方絕不能再以蠻夷視之。他認為“西洋立國二千年，政教修明，俱有本末，與遼、金崛起一時，倏盛倏衰，情形絕異”，批駁了傳統士大夫關于“中國有道，夷狄無道”的觀念，并進一步指出過去比較落後的地區和民族可以轉化成先進的地區和民族。
對于傳統的華夏中心觀，郭嵩焘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見解。傳統的華夏中心觀認為中國居天地之中，是行綱常教化和禮義文明的結果，夷狄無此教化與文明，故居“天地之偏鄙”。因為中西文明開化的格局已發生曆史的錯位，而時人卻仍然以天下主義的老眼光看世界，郭嵩焘感到了其中蘊含的民族危機。郭嵩焘痛斥士大夫“惟一意矜張，以攘夷狄為義，而置民父于不顧；必使覆國亡家，以快其議論而為名高”，呼籲國人要摒棄傳統的“夷夏之辨”，理智地分析西方事物，放下“天朝上國”的架子向西方學習，樹立新的世界意識，走富國強民的近代民族主義道路。
中西文化觀
郭嵩焘出身封建士大夫的舊營壘中，精通傳統文化，又了解洋務，對西方文明做過實地考察，這為他對中西文化的整體進行評價和對比研究提供了客觀的條件。他高出同時代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反對再以夷狄看待當時的西洋各國，承認“他們也有二千年的文明。”雖然，這種文明并非盡善盡美，但從整體上卻要優于中國文明。這就打破了束縛人們思想的傳統的“夷夏觀”、“體用觀”、“道器觀”、“本末觀”等等。郭嵩焘的思想在“西學東漸——西方思想文化向中國傳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為他身後蓬勃興起的維新變法思潮開了先河”。
主要作品
著作
郭嵩焘一生著述頗多，主要有《養知書屋遺集》、《史記劄記》、《禮記質疑》、《中庸質疑》、《使西紀程》、《郭侍郎奏疏》、《養知書屋文集》、《郭嵩焘日記》等，對後人影響極大。
詩作
《挽曾國藩》
《戲書小像》
《鹹豐九年獻縣旅邸題壁》
《同治五年端午》
《悼亡兒剛基》
《思念亡友劉蓉》
《光緒十四年三月十日夜賦詩》
《光緒十七年元旦賦詩》
《枕上作二首》
郭嵩焘全集
《郭嵩焘全集》
《郭嵩焘全集》
《郭嵩焘全集》，嶽麓書社，2012年；
轶事典故
使英見聞
終在1876年12月從上海登船赴英。行前，朝廷應總理衙門之奏請，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記日記等咨送總署。此正合郭氏之意，他早就想将自己所了解的西方富強之道介紹給國人，使國人從“天朝上國”、視異域文明為異端的迷夢中驚醒。經過幾十天的海上航行，他于1877年1月下旬到達倫敦，甫一下船便立即将這幾十天極為詳細的日記題名為《使西紀程》寄回總署。在日記中，他不僅客觀記述了所見所聞，而且對這些見聞作出了自己的評價。如見到一些港口每天上百艘輪船進進出出卻次序井然，他不禁歎道：“條理之繁密乃至如此”。他還盛贊倫敦：“街市燈如明星萬點，車馬滔滔，氣成煙霧……宮室之美，無以複加。”從途經十數國的地理位置、異土民情、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到土耳其開始設立議會、制定憲法的改革，蘇伊士運河巨大的挖河機器，“重商”對西方富強的作用……日記中全都作了介紹，盡可能讓國人對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擺脫夜郎自大的狀态。
但總理衙門剛将此書刊行，立即引來朝野頑固守舊者一浪高過一浪的口誅筆伐，一時間群情洶洶，有人痛斥他對外國“極意誇飾，大率謂其法度嚴明，仁義兼至，富強未艾，寰海歸心……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誠不知是何肺肝，而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無可采者。”有人以郭嵩焘“有貳心于英國，欲中國臣事之”為理由提出彈劾他，有人上奏，認為應将郭嵩焘撤職調回：“今民間閱《使西紀程》者既無不以為悖，而郭嵩焘猶俨然持節于外”，“愚民不測機權，将謂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則人心之患直恐有無從維持者”。由于找不到合适人選，清廷未能将他召回，但下令将此書毀版，禁其流傳。
出洋内鬥
在駐英大使任内，郭嵩焘還面臨着與自己的副手劉錫鴻愈演愈烈的“窩裡鬥”。劉錫鴻得到清政府中一些大員的支持，暗中監視郭嵩焘的一舉一動，不斷向清政府打郭嵩焘的“小報告”，列出種種“罪狀”。如有次參觀炮台，天氣驟變，陪同的一位英國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劉錫鴻認為“即令凍死，亦不當披”。當巴西國王訪英時，郭嵩焘應邀參加巴西使館舉行的茶會，巴西國王入場時，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這本是最起碼的禮節禮貌，但劉錫鴻卻将其說成是大失國體之舉，因為“堂堂天朝，何至為小國國主緻敬”！中國使館人員參加英國女王在白金漢宮舉行的音樂會時，郭嵩焘曾翻閱音樂單，劉也認為這是效仿洋人所為，大不應該。連郭嵩焘不用茶水而改用銀盤盛糖酪款洋人、想學外語等全都是罪過。更嚴重的“罪狀”是說郭嵩焘向英國人诋毀朝政，向英國人妥協，等等。對于劉的陷害，郭嵩焘當然倍感憤怒，竭力為自己辯誣。二人的關系勢同水火，無法調和。在郭、劉二人“内耗”日甚一日的情況下，清政府于1878年8月下令将二人同時調回。本來清廷還拟将郭嵩焘查辦治罪，後在李鴻章、曾紀澤等人的反對下才不了了之。
欣賞嚴複
郭嵩焘與嚴複，二人年齡相差36歲，屬于兩代人，但這沒有影響到兩人的交往，兩人相見後，很快就成了忘年交。兩人最初的交往，始于1877年5月13日，是嚴複到英國留學的第三天，嚴複等幾名留學生在留學生監督李鳳苞的帶領下前往清國駐英使館拜見公使郭嵩焘，這是兩人第一次相見，但這一次，嚴複并沒有給郭嵩焘留下什麼印象，在當天的日記中，郭嵩焘也隻是籠統地記了“李鳳苞帶學生十二人來見”的字樣，并沒有提及嚴複的名字。
1878年2月2日，是農曆正月初一，即春節，這一天，嚴複及另外五名留學生一起給郭嵩焘拜年，郭嵩焘熱情地接待了他們，并留他們吃了飯，席間，嚴複的談吐引起了郭嵩焘的注意，那天，嚴複講了一件事：在一堂野戰築城課上，教官要求每個學生都為自己挖一個掩體，結果，中國學生挖得最慢……嚴複分析說這是由于中國學生從小缺乏鍛煉、身體素質差的原因，認為這是中國教育與西方教育的差距所在。嚴複的觀點引起了郭嵩焘的注意，他因此開始關注嚴複，在當天的日記中，他評價道：“嚴又陵談最暢……其言多可聽者。”
郭嵩焘去世時，嚴複寫了一副挽聯緬懷：平生蒙國士之知，而今鶴翅童毛，激賞深慚羊叔子；惟公負獨醒之累，在昔蛾眉謠诼，離憂豈僅屈靈均。
成語“薪盡火傳”用在郭嵩焘與嚴複身上極為恰當，郭嵩焘是不幸的，因為他的思想得不到同時代人的理解，他的報國理念在生前沒能實現；他又是幸運的，因為在他的影響下，嚴複繼承了他的事業，完成了他未竟的心願，誠如南開大學李新宇教授所言：“郭嵩焘去世了，但他影響了嚴複……嚴複後來的著作，許多地方都晃動着郭嵩焘的影子。郭嵩焘的思想沒有得到播揚，卻植于一個年輕朋友的心中，而在20年後生長了起來，影響了一代人。”
人際關系
弟弟：郭昆焘
妻子：梁氏
史料索引
《清史稿·列傳二百三十三》
曆史評價
《清史稿》：中國遣使，始於光緒初。嵩焘首膺其選，論交涉獨具遠識。
李鴻章：當世所識英豪，與洋務相近而知政體者，以筠仙（郭嵩焘号）為最。
清廷官方評價：（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書籍，頗滋物議。
焯瑩：謂公弗顯，聯翩節麾。志業宏多，欿如未施。衆榮我蔑，趣與世揆。思以先覺，覺彼後知，利在國家，豈圖其私？蠻貊或行，州裡或疑，匪誠未至，人心積巇。召歸辍駕，遘疾江湄，天日掩照，時命孔哀。心不負君，魂清魄夷，孰聞天馬，徒戀敝帷。皦爾風節，百世之師，文章滿家，鸾鳳其儀。謗與身滅，積久彌輝，考三不朽，視此穹碑。
郭嵩焘自評：流傳百代千齡後，定識人間有此人。
後世紀念
人物墓地
郭嵩焘葬于飄峰之茔（今汨羅市沙溪鎮劃江村）。總占地面積200平方米，墓冢占地26平方米，略呈環形，方向為東西向，墓地地勢開闊，田園、青山、溪流環抱，是郭嵩焘選擇的“螃蟹開鉗"之地，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常年空氣濕潤，雨水充足。“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時墓冢被毀，後由當地村民遷回原址——沙溪鎮劃江村。2004年完成"四有"工作，由于郭嵩焘墓地處農村耕作地帶，以及雨季洪澇災害，其破壞比較嚴重。2011年1月24日郭嵩焘墓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11年至2012年，汨羅市政府多方籌措資金，制定陵墓修繕複原方案，即将展開修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