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名言：拍下就是永恒，我必須尊重我鏡頭中的那些病人和亡者，即便他們可能什麼都感覺不到。

賀延光，男，1951年出生，中共黨員，高級記者。1968年赴黑龍江兵團插隊，1981年為北京青年報記者，1983年為中國青年報攝影記者，1985 年至2005年任中國青年報攝影部主任，現為該報圖片總監。中國新聞攝影學會副會長。他先後7次在國内最高新聞獎評比中獲獎，是國内新聞界惟一一位既獲攝影一等獎又獲文字特别獎的平面媒體記者。

赢得的主要獎項

1.《文明禮貌月攝影日記》（組照）——1982年度“全國好新聞”攝影獎（中國新聞獎前身，該年度獎項不分等級）

2.《離别時刻》——1984年度“全國好新聞”攝影一等獎（中國新聞獎前身）

3.《團旗似火》——1985年度“全國好新聞”攝影二等獎（中國新聞獎前身）

4.《團旗似火》——1985年全國新聞攝影大獎賽金牌

5.《令人震驚的一千萬》——1988年度"全國好新聞"攝影二等獎（中國新聞獎前身）

 6.《餘熱》——1990年第11屆亞運會新聞攝影比賽一等獎

7.《長江九江段4号閘決堤30米》——1998年度中國新聞獎特别獎

8.《SARS病房》——2003年度中國新聞獎一等獎

9.《面對生命》——2003年全國新聞攝影年度最佳照片獎

10.《兩黨一小步，民族一大步》——2005年度中國新聞獎一等獎

11.《兩黨一小步，民族一大步》——2005年全國新聞攝影年度最佳照片獎

賀延光 拍下即永恒——《南方人物周刊》

年輕的時候，賀延光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個攝影記者，生怕自己到了現場沒人留意，“攝影背心不離身，相機有幾個背幾個。30年下來，他成為中國新聞攝影的一面旗幟，相機卻越用越簡單，攝影背心也不再穿在身上。跟年輕一輩一起讨論怎樣拍出好片子，他的經驗是，“在别人不注意的時候摁動快門，片子可能要好得多。

有人說賀延光的傳奇得益于他的經曆，“四•五”天安門事件、老山自衛反擊戰 、華東水災、長江水災、廣西邊境大排雷、北京SARS等重大事件發生時，他都在現場。

卻少有人深究為什麼每逢大事發生，背着相機到達現場的每每是他。他在《中國青年報》的老同事盧躍剛很了解他，說賀延光不能生活在沒事兒的環境裡，“哪一天不發生點事兒，哪一天他就像被虧待了，筋骨酥軟，眼光散淡。他那張弓總是拉得滿滿的，時刻準備着，一有事，嗖地，箭就在第一時間射出去了。”

“不到現場，一事無成”

2003年春天，走進非典病房的賀延光，已年過半百，小兒子隻有6個多月。朋友們得知他深入一線，先是震驚，旋即平靜，因為這就是他，不管哪裡出了事，永遠會站在第一線的一個人。

“現場對于一個攝影記者來說，太重要了。當然，不是所有的第一現場我都能去得了，但是隻要是我想去的地方，我就要想辦法。”賀延光說，每有新聞發生，自己心中會先做三個判斷。

首先是這事兒值不值得去？“這是價值判斷。”其次，能不能拍到好照片？“這是影像判斷。”第三個，去了，照片能不能發得出來，“這是傳播判斷。”

三個判斷裡有兩個得到肯定，他立馬背包走人。時間長了，家裡人甚至都形成了條件反射。1991年華東水災，他母親病重入院，在電視新聞裡看到救災畫面，老人家非常驚訝地對陪護在身邊的兒子說，“發生了這麼大的事，你怎麼還不去？”第二天，他就收拾行李出發了。

拍戰争、拍災難、拍疫情，精彩的片子一張接一張。他的内心也絕非沒有恐懼，1997年赴廣西拍邊境排雷、2003年在北京地壇醫院拍非典，都讓他體會到“頭發都豎起來”的驚恐。

幫助他克服恐懼的是對現場和真相的推崇及絕對尊重。“對攝影記者來說，不到現場，一事無成。”賀延光說。

很多時候，現場并非隻有他一個攝影記者，但他總比别人更逼近真實一步。1997年廣西邊境大排雷，與他同在南甯的還有兩個部隊媒體的記者。現場拍攝太危險，南甯軍區宣傳處死活不同意他們到排雷前線，“他們跟我講，教官給工兵上課，講排雷，講着講着自己把雷弄響了，把自己給炸了。這麼危險，你們就不要去現場了。要完成采訪任務好辦，咱們找個山坡，找幾個戰士穿上防護服，擺個樣子，保證配合你完成任務。”

賀延光堅持說自己是一個“不到現場，根本就不會按快門”的人。終于得到批準，讓他跟随排雷分隊去了前線。照片發出來，《解放軍報》的一位處長專門打電話給他，說延光你太棒了，我們部隊的報道題材讓你給搶了去，做得這麼好，有人專門把報紙貼到我們的評報欄裡了。他笑一笑說，“你們部隊也來人了呀，可惜他們逛桂林去了，沒往邊境再走一步。”

1998年長江水災，他一個人一邊拍照片，一邊用手機給報社通報災情，九江決口的重大事件突破禁令成為中青報的獨家新聞，事後他榮獲了中國新聞獎特别獎。

報社的年輕記者出門，總愛問他，“賀老師，我去了怎麼拍啊？”他回答得很直接，“我不在現場，我也不知道怎麼拍。我隻能提醒你，要注意人和人的關系，注意人和環境的關系，注意細節。”

“文字記者可以在事後追訪，還原現場。攝影記者失去了現場，能怎麼辦？”他告誡年輕的同行，在事件發生時，萬萬不可有半點猶豫，第一現場轉瞬即逝。“越是混亂的時候越要機敏，相機不能離手，意外往往在混亂時産生。”

更多的時候，他和年輕攝影記者的交流是在事後，他不看年輕人精挑細選出來的三五張得意之作，“把你電腦打開，把所有的片子都拿出來給我看。”這裡面，他可以看出這個年輕人對現場的深入程度、對事件的認識程度，以及對事件的把握能力。

他至今不太能接受“新聞策劃”這個說法，更不能容忍有些人把“新聞策劃”搞成了“策劃新聞”，每年他都要作為評委參加各類攝影比賽，他的眼睛總是特别毒，一眼就能看出哪些照片是做過手腳的，對這樣的作者他從來不客氣，“能否對事實負責、對讀者負責、對曆史負責”，這是他衡量一個新聞從業人員是否合格的标尺。

不僅是為了觀賞，有時是為了防止遺忘

在《中國青年報》供職20多年，他信奉一位報社同仁總結的中青精神，“新聞業務的自由讨論、統一明确的價值取向、理想主義的職業追求”。

手中的相機，他看得特别重。1976年4月，25歲的他帶着廠子裡80多個團員和青年自己動手做了一個大花圈，送到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下，悼念周總理。看見有人拿着相機在拍照，他第二天也帶着相機過去，一共拍了4個膠卷。

在其後的鎮壓和清查中，他因拍照獲罪，入獄7個月，卻由此深刻認識了拍攝和記錄的重要，“照片比文字更能直擊心靈，記錄真相。”平反後，他曾當選團中央委員，“四五英雄”、坐過大牢、政治敏感、精力充沛、仕途光明。但他堅持要當記者，要當攝影記者。他從不認為圖片僅僅是文字的附屬和補充，“攝影記者也好，文字記者也好，都是記者，職業特點都是一樣的，隻是表述方式不同罷了。”

“一個攝影師對他人和社會的認知水平，直接決定作品的成敗。”他毫不客氣地批評那些跟着文字記者出去采訪，事先根本不做任何功課，對采訪對象一無所知，“連靜下心來聽聽人家說些什麼都做不到”的攝影記者，“不可能拍出有分量的好片子，因為你全無思想，就是一個照相機器。”

他為《中國青年報》攝影部招考新人所出的一套考題，已成為業内經典，不少兄弟媒體都要了去做參考。

考題裡非專業知識占了一大部分，内容涉及曆史、時政、文化、社會，“新聞攝影需要作者具備綜合知識，能夠把畫面放進一個大的社會背景裡，對背景的娴熟運用其實靠的就是拍攝者對社會、對環境的認知。”

他拿出自己第一張獲獎的片子《個體戶上街》，與時任美聯社攝影記者劉香成的《可口可樂走進故宮》作對比。

《個體戶上街》拍攝于1981年5月，民營經濟、個體經濟剛剛放開，一位賣大碗茶的小夥子熱情地把一碗茶水遞給顧客。“這個片子構圖不錯，人物表情也挺好，當時得了獎，我挺高興的。但是後來，當我慢慢懂得什麼是新聞攝影，我才知道這幅得獎照片問題其實很多。最大失誤是什麼？是我沒有交代背景。”

“我是站在金水橋前拍的。如果我的背景裡有天安門，或者有天安門城樓的那麼一個角，讓人家一看就知道這是在北京，在中國，北京的個體經營就是從大碗茶發展起來的，這個故事才完整，才更有意義。”

他将劉香成的作品作為比照，“他這個片子也是80年代初拍的，是一個關于可口可樂的照片，背景是故宮午門，一個小夥子裹着軍大衣，兜售可口可樂，瓶裝的。可口可樂這個标志，全世界都有，但他把背景交代得很清楚，午門、故宮、五千年中國曆史的象征，一個國外最著名的産品賣到了這裡。畫面很生動，要表達的内容既準确又特别有韻味。”

“拍下就是永恒。攝影的功能不僅是為了觀賞，有時是為了防止遺忘。”他常以此與同行共勉。對于那些尚不具備發表條件的照片，他有足夠的耐心去等待。“曆史多麼頑強，不管如何禁锢，它總在持續不斷地披露真相，展現事實。”

常常有人問他，“這個東西又見不了報，為什麼要拍？”他的回答很堅決，“早晚有一天它能見報，會和讀者見面，今天見不了沒關系。”他說不要怕等待，最可怕的是，有那麼一天，片子可以拿出來了，人家問你，你卻說，“哎呀，我想着當時不能發，就沒拍。”

“搞新聞的人要瞻前顧後，所謂顧後，是你要了解社會的背景、發展的脈絡；瞻前，就是你要往前看，什麼東西是我們推崇的、共有的、永恒的，這一定要想明白。想明白了這些，你做這個事兒，就會覺得很有意思。”

“你一張片子有人家一家人的安甯重要嗎？”

拍攝過太多災難，他的鏡頭卻始終保有對被拍攝者的理解和尊重。他一再告誡年輕一代的攝影師，

要有“同情心”，鏡頭裡“要有點忌諱”，“直接表現苦難，是最簡單的。如果僅僅是為了使人觸目驚心，去展示視覺刺激，而不考慮自己的照片對被拍攝者生活的影響，人格的損害，這樣的心态是很可怕的。”

“非典”期間，冒着生命危險在北京地壇醫院進行了18天的攝影報道，拍攝了2000多張照片，其中13幅被中國青年報頭版刊登。曾被授予“中直系統先進工作者”和“全國抗擊非典優秀新聞工作者”稱号。

他在非典期間拍攝的《面對生命》打動了很多人。那是一個醫生的背影，他叉着腰站立在一名救治無效的SARS患者遺體前，生命與死亡、責任與無奈交織在一起的氛圍浸透了畫面。

救治過許多患者的丁秀蘭醫生因感染SARS病毒辭世，賀延光的鏡頭對準的不是丁醫生蒼白的面部，而是低垂在被單外的一隻不久前還在救死扶傷的手。

“我必須尊重我鏡頭中的那些病人和亡者，即便他們可能什麼都感覺不到，但作為記者，我盡量避免暴露他們更多的細節，更多的是運用象征的方法來傳遞信息。”拍攝醫生如此，拍攝普通患者同樣如此。一個女孩在病房裡看雜志，察覺到有人在拍她，馬上用雜志擋住自己的臉，“她說，您别拍我，我媽還不知道我來這兒了呢！”

“人家說得沒錯啊，你非要拍也不是不成，但是你一張片子有人家一家人的安甯重要嗎？”他趕緊讓姑娘放心，“你看你的，用雜志擋着臉，保證不讓你媽媽看出來是你。”

“作品比名字更重要”，是他常挂在嘴邊的一句話。他身為中國新聞攝影學會副會長，獲獎無數，卻連個像樣的個人影展都沒辦過。

有人稱他“影像在身後的攝影家”，他拍攝的《小平您好》、《民主進程》、《面對生命》、《兩黨一小步 民族一大步》為許多讀者所熟悉、贊歎，但是因為沒有刻意的宣傳，很多時候人們并沒有把這些照片和他的名字連在一塊。

“這又有什麼關系呢？”他笑一笑，“曆史上多少珍貴的照片，署名是‘佚名’，不知道作者是誰怕什麼，隻要片子能夠流傳下來，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