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貨币數量論（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認為在貨币數量變動與物價及貨币價值變動之間存在着一種因果關系。
核心思想：假定其他因素不變，商品價格水平漲落與貨币數量成正比，貨币價值的高低與貨币數量的多少成反比。
主要内容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物價水平的高低和貨币價值的大小由一國的貨币數量所決定的。貨币數量增加，物價随之正比上漲，而貨币價值則随之反比下降。反之則相反。
重要性
弗裡德曼的貨币數量理論，是一個經過了“實證”的理論。它的“可接受性”或“正确性”至今還有大量的争辯之聲，在現代社會裡，它的“有用性”則幾乎沒有多麼大的争議。
貨币理論史上有一個直觀易懂卻又争論不休的理論，這就是貨币數量論。貨币數量論有古典論和現代之分。古典論認為，貨币數量決定商品的價格。貨币數量多了，商品價格就上升；貨币數量少了，商品價格下降。在這種貨币數量理論裡，貨币隻是一種工具，人們得到這種工具就會到市場上去購買商品。得到貨币數量多，用于購買商品的貨币就多，商品價格上漲；得到的貨币數量少，用于購買商品的貨币少，商品價格就下降。由于這種理論有許多生活的直觀經驗支持，理解起來比較容易。
具體講，貨币數量多了，首先是人們的收入多了，人們可能保留一些貨币，也可能使用一些貨币去購買商品，這并不一定帶來商品價格上升；同樣貨币數量少了，人們也可能動用原來的貨币“資産”，保持原有購買力，或是減少對商品的購買，它可能帶來商品價格下降，也可能并不影響商品價格。這種理論仔細地思考起來，同樣有生活直觀經驗支持，如發到手中的貨币工資，隻有一部分會用去購買東西，另一部分會留存起來，因理解起來也不困難。弗裡德曼就現代貨币數量論者。根據他一生對貨币問題的研究，他認為在貨币數量論的基本前提下，人們對于貨币的需求是相對穩定的，至少是可預測的。因此，貨币數量的變化，必定會對商品的價格産生重大影響，這就回到古典貨币數量的軌道上來了。特别地，對于貨币數量較大幅度的變化，尤其是貨币數量大幅度的增加，相應地将必定帶來商品價格的大幅度變化或通貨膨脹，而商品價格的大幅度變化特别是通貨膨脹，乃是一個經濟體存亡的大問題。正因為如此，弗裡德曼為，一個社會的貨币數量問題，太重要了，重要到甚至于關系一個國家政府的生死存亡。
理論内容
在弗裡德曼看來，貨币是債券，股票，商品的替代品，貨币需求是個人擁有的财富及其他資産相對于貨币預期回報率的函數。據此，弗裡德曼将他的貨币需求公式定義如下：MD/P=f(Ypη-RmRe-Rm,πe-Rm)。其中，MD/P表示對真實貨币餘額的需求；Yp表示永久性收入，即理論上的所有未來預期收入的折現值，也可成為長期平均收入；ae/aix=ad/aix-as/aix表示貨币預期回報率；re表示債券預期回報率；η表示股票預期回報率；πe表示預期通貨膨脹率。在弗裡德曼看來，貨币需求主要取決于總财富，但總财富實際上是無法衡量的，隻能用永久性收入而不是用不穩定的現期收入來代替。對于Yp而言，它是永久性收入，一般而言，随着收入的增加即财富的增加，貨币需求增加。弗裡德曼認為，人們永久性收入是穩定的，它是人們長期收入的平均預期值，在商業周期擴張階段，人們的暫時性收入大于永久性收入。收入變動幅度平均來說是比較穩定的，趨于永久性收入，即永久性收入是穩定的。弗裡德曼的永久性收入是由非人力财富和人力财富組成的。永久性收入在弗裡德曼的貨币函數中起主導作用，在凱恩斯的消費函數中，消費是現期收入的函數，并用消費支出增量和現期收入增量的關系——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說明消費不足和短期經濟波動。而根據永久性收入假說，即使現期收入增加，消費是按永久性收入而穩定變化的，與現期收入關系不大。同時，永久性收入假說的一個必然邏輯是既然收入與貨币需求正相關，那麼永久性收入的穩定性必然要求貨币需求的穩定性，這就是弗裡德曼的“單一規則”的經濟政策的理論基礎。
對ae/aix=ad/aix-as/aix而言，凱恩斯認為貨币預期回報率是常量，而弗裡德曼認為不是常量。當經濟中利率上升時，銀行可以從貸款中獲得更多的利潤，從而用更高的利率吸收存款，所以以銀行存款形式持有貨币回報率随着債券和貸款利率的上升而上升。銀行存款競争一直到沒有超額利潤為止，這一過程使rb-rm保持相當穩定。弗裡德曼這種觀點意味着利率變動對貨币需求影響極小，那麼利率的變動在長期中對産量和就業的影響就小，這也使弗裡德曼反對将變動利率作為政府調控經濟的理論淵源。
πe-ae/aix=ad/aix-as/aix取決于持有的商品價格上漲時預期通貨膨脹率πe，它的值是穩定的。弗裡德曼不同于凱恩斯之處之一是弗裡德曼将貨币和商品視為替代品，商品和貨币互為替代品的假設表明，貨币數量的變動可能對總産出産生影響。所以弗裡德曼的永久性收入是決定貨币需求主要因素，貨币需求對利率不敏感，永久性收入的穩定導緻了貨币需求的穩定。
曆史證據
《1873年鑄币案》
第一：
美國曆史上通過的《1873年鑄币案》，白銀作為貨币的法律地位被取消。1792年以來，美國法定實行金銀複本位貨币制度，由于金銀本身的法定比價與市場比價不一緻，黃金市場價格高于貨币法定比價，因可自由鑄币或回爐成金屬，黃金就進入商品市場而沒有成為實際貨币，白銀是直到1834年事實上的貨币。随後，1834年美國又通過了黃金和白銀之間的法比價調整法案，它使得黃金作為貨币與白銀的比價高于金在商品市場上與白銀的比價（1850年美國加州和大利亞發現大金礦，加大了這一比價之差），這就又使得黃金成為了事實上的貨币，而白銀幾乎退出了貨币舞台。這樣不同貨币本位的兩個曆史階段，說明存在“劣币驅逐良币”的現象，即場比價較低的金屬成為貨币，而比價較高的金屬回到商品世界。在這種格局下，貨币數量是變化着的，它們影響到了商品的價格。按照弗裡德曼的觀點，1792年到1834年，此間白銀是實際貨币，由于白供應量相對充足，貨币數量不存在短缺問題。但1834年開始，白銀逐漸退出貨币領域，貨币供應就隻有黃金了。因黃金自然産量有限，貨币數量短，結果必定會是商品價格下降。這就是所謂的通貨緊縮。
曆史有了另一種行進方式。唯一黃金本位貨币情況下，通貨緊縮對于經濟發展不利，為了增加貨币數量，美國出現了不可兌換的紙币。這說明，通貨緊縮如果不能因為白銀再币化，就會導緻貨币脫離黃金形态走向紙币形态。加上美國1861至1865年的南北戰争，政府不得不擴大開支，從1862年開始通過印刷機印制了大量的綠背紙币（Greenback），結果就有了黃金和紙币并行流通的現實，并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戰時的價格水平達到了戰前的兩倍多。
1873年通過的取消白銀貨币法案，有點曆史的怪異性。本來，在金銀的貨币法定比價低于金銀商品的市場比價情況下，黃金作為貨币更合算，白銀幾乎自動地退出了貨币領域，這時黃金就是實際上的單一貨币。這項法律的通過，不再允許白銀成為貨币，結果完全切斷了白銀可以按照商品市場要求再成為貨币的通道，貨币的數量就完全徹底落到黃金一種貨币身上了。一方面它導緻了商品價格的下降，形成通貨緊縮；另一方面，它引導出了不可兌換紙币曆史的開端。由于白銀不再是貨币，1873年至1896年，美國的實際價格水平按1.7%的水平一直降。由此而來，貨币數量的足，推動了美國不可兌換紙币的曆史發展進程。從那時開始，美國人發行不可兌換紙币的曆史就沒有再停止過，美元鈔票至今還有“綠背”的叫法就是明證。也是從那時開始，世界上被稱為嚴重的、惡性的、奔騰的通貨膨脹都相繼地出現過。白銀購買計劃
第二：美國的白銀購買計劃，導緻中國結束了銀位的貨币制度，并帶來了一系列嚴重後果。
1933年，美國總統羅斯福開始實行白銀購買計劃。這使得美國的白銀作為貨币的數量大大增加，在美國國内形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1932年到1937年，白銀購買計劃促進了美國的貨币增長，引起物價上漲，一般價格上漲了百分之十四，批發價格上漲了百分之三十二，農産品價格漲了百分之七十九。同時，白銀購買計劃得中國的白銀大量輸出，導緻了中國嚴重的通貨緊縮。當時，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實行銀本位制的國家，白銀的輸出，引起貨币數量的急速減少，市場物價下降使産出受到嚴重影響，國民黨政府發行不可兌換的紙币就取銀本位制而代之了。對于弗裡德曼來說，這兩個曆史片斷的特殊意義在于：一，金屬貨币情況下，同樣有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出現，貨币數量對于商品價格的從古到今的影響都是絕對的；第二，金銀本位貨币演進到不可兌換的紙币，銀貨币數量變化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即金銀貨币數量不足帶來了紙币曆史的開端；第三，不可兌換紙币的數量沒有了自然産量的限制，通貨緊縮和通貨膨脹就不再有邊界了，相比較而言，通貨膨脹更容易出現，惡性的通貨膨脹也時有可能發生。
代表作
早期的代表人物是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和英國經濟學家休谟。20世紀初，美國經濟學家費雪提出了現金交易論，英國劍橋學派創始人馬歇爾提出了現金餘額說，其門徒庇古提出劍橋方程式。20世紀,30年代以來，由于凱恩斯的貨币經濟理論，使貨币數量論的勢頭減弱。50年代起，以美國的弗裡德曼為核心的貨币主義流派倡導現代貨币數量論，認為貨币供應量的變動既影響物價總水平的變動，也影響總産量或國民收入的變動。主要著作有：弗裡德曼的《貨币數量論——一個重新表述》（1956）貨币穩定方案（1959），《價格理論》（1962）等。
早期理論
博丹
最先提出這一理論的是法國重商主義者J.博丹。15世紀末～16世紀初，由于南美洲金銀大量流入歐洲，緻使歐洲市場物價上漲，貨币貶值（史稱“價格革命”）。博丹認為，白銀流入是貨币價值低落的原因，貨币的價值、商品的價格決定于貨币的數量。以後意大利經濟學家B.da萬薩蒂、G.蒙塔納裡、英國哲學家J.洛克、法國哲學家C.-l.d e孟德斯鸠,以及後來英國哲學家D.休谟、經濟學家D.李嘉圖、哲學家J.S.密爾等都闡述過類似見解。
萬薩蒂
早期貨币數量論注重對貨币數量與商品價格及貨币價值之間關系的質的概括。萬薩蒂認為，貨币數量增加，貨品價格自然上漲。蒙塔納裡則将交換的貨品與流通的貨币相對比表明價格的變動，而且他認為有一般物價的變動與個别物價的變動之分。洛克從貨币的供求關系方面分析，發展了貨币數量論，認為貨币價值高是因為對貨币的需求量大于供給量。孟德斯鸠認為銀币是商品的符号，商品也是銀币的符号，它們之間保持着一種相對的價值關系，因而其中任何一方發生變動，其價值必然發生變動。休谟認為，一國流通中的貨币，不過是用來計算或代表商品的價值符号，商品的價格并不決定于一國所有的商品與貨币的絕對數量，而是決定于上市的或行将上市的商品數量與流通中的貨币量，在商品數量不變的情況下，貨币數量增多，商品價格就會同比例提高。
李嘉圖
李嘉圖是勞動價值論者，曾認為貨币的價值決定于其生産及運到市場上所必須的勞動量。但是在他看來,貨币與其他商品一樣也具有雙重價格，即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自然價格是貨币供求均衡時的價格，市場價格是貨币供求不均衡時的價格。他繼承了洛克的觀點，認為人們對貨币的需求是無限的，因而在貨币需求既定的條件下，貨币的價值決定于貨币供給。而且他認為流通中的貨币隻具有流通手段的職能，而不具有貯藏手段的職能，一旦貨币投入流通都要用于購買，不論它是金屬貨币還是銀行券，因此貨币供給過多或過少時，都要引起貨币價值的變化。
密爾
密爾集早期貨币數量論之大成，認為貨币隻不過是“一種機械”，有了它能夠迅速而便利地交換，沒有它也不過使交換緩慢和不便而已。從這種觀點出發，他認為貨币的價值既決定于貨币的供求，也決定于市場商品量。貨币供給即流通中的貨币量，貨币需求即市場上的商品量。當流通中的貨币量一定時，貨币的價值決定于市場上的商品量；當市場上的商品量一定時，貨币的價值決定于流通中的貨币量。此外，他還認為物價與貨币數量的增加同比例上漲,若流通中的貨币量增加兩倍,物價亦必上漲兩倍。若貨币量一定而商品減少，物價亦産生同樣的結果。密爾特别強調貨币流通速度對貨币價值的影響，指出：假定市場上的商品及此商品轉賣的次數為已定的量，則貨币的價值便決定于其數量及其在一定期間内輾轉使用的平均次數。
近代理論
近代西方貨币數量論除了注重對貨币流通量與商品價格及貨币價值關系的質的認定外，還注重對它們關系的量的分析。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國的D.休谟（1711～1776）、美國I.費希爾、英國A.馬歇爾、A.C.庇古和J.M.凱恩斯。
休谟
休谟是18世紀這一理論的最重要的代表者。他把貨币數量說作為反對重商主義關于通過國家幹預以積累金銀貨币這種主張的重要依據。他認為,金銀作為貨币,完全靠它們在社會交換過程中的職能，才有自己的價值。一國流通中的貨币，不過是用來計算或代表商品的價值符号，在商品數量不變的情況下，貨币數量增加，商品價格就會同比例提高。所以人為地增加貨币數量，對一國并無好處。
休谟在之前的理論基礎上更對這一貨币理論進行了一番潤色。當時，北美金礦被發現，金屬貨币量突然增加，使物價水平上漲。休谟抓住了這種外觀現象而作出貨币數量說的結論。他對金量的增加與商品價格的騰貴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作出錯誤的判斷，認為前者是因，後者是果，主張商品價格水平由流通中的貨币數量所決定。
S.紐科姆
在費希爾之前，美國天文學家 S.紐科姆 1886年在《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中，曾把物價水平與貨币流通量的關系表述為社會流通方程式VR=KP，式中V為貨币流通量，R為通貨總量的流通速度，K為通過貨币交易的商品量與勞務量,P為物價水平。1907年,美國經濟學家E.W.凱默勒将紐科姆的方程式演變為：
歐文·費雪
1911年，費雪在其代表作《貨币購買力：其決定因素及其與信貸、利息和危機的關系》中提出現金交易方程式。指出，在商品交易中，買者支出的貨币總額總是等于賣者收入的貨币總額，如以M代表貨币供應量，以V代表貨币流通速度，以P代表物價水平,以T代表社會交易量，則：
MV=PT
費雪認為M由現金和活期存款組成，因而：
M = M1 + M2
V = V1 + V2
費雪認為,在P、T、M1、M2、V1、V2這六個因素中，T、V是比較穩定的,是個常量,因為工商業的發展取決于自然資源和技術情況，不決定于貨币的數量，雖然影響貨币流通速度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是人們的支付制度和支付習慣,而且二者是相對穩定的;M、P是不穩定的,是個變量，因為M是由貨币管理當局控制的,而在T、V相對穩定的情況下，P不能不受M的影響。他指出,在貨币的流通速度與商品交易量不變的條件下，物價水平随流通貨币量的變動成正比例變動。貨币數量決定着物價水平,而不是物價水平決定着貨币數量。他還分析了貨币數量與物價水平這一因果關系的傳導機制，指出：從貨币量的增大到物價水平的上升有一個過渡時期，有許多短變動。在過渡時期一定的階段上,M和P都在增大，但不會按同比例增大,P的上升相對地會大于M的增加。利率的變動會滞後于物價變動，當M停止增長或雖然繼續增長但增長率有所降低時,物價上漲幅度縮小,但利率仍然高昂，這樣實際利率便上升。而實際利率上升，會影響企業信貸規模和資金周轉，從而影響物價水平。
馬歇爾
馬歇爾與庇古劍橋學派的創始人馬歇爾認為，人們以貨币形态貯存起來的财産和收入是“人們願意保持的備用購買力”。這部分購買力的高低決定于以貨币形态保持的實物價值。因此，不管一國供給多少貨币，其貨币的總價值隻好等于以貨币形态保持的實物價值，其貨币的單位價值決定于貨币數量與以貨币形态保持的實物價值的比例。他強調人們持有貨币的時間和數量對貨币流通速度的影響，進而對币值的影響，這樣便把貨币量與物價、币值關系的研究引導到貨币需求上來，這是在費希爾貨币數量論基礎上的一個進步。1917年他的學生庇古在英國《經濟學季刊》上發表《貨币的價值》一文，提出了現金餘額方程式，即劍橋方程式：
M=kPy
式中M為人們持有的貨币量,k為貨币量與國民收入或國民生産總值之比，P為最終産品和勞務價格的指數，y為按固定價格計算的國民收入或國民生産總值。庇古提出現金餘額方程式的思路是：社會每個成員在一定時期内可以運用的資财，是他們在這個時期中的全部收入，在其收入中一部分以現金形式保存時，引起對現金的需求。但對現金的需求與全社會成員的收入之間有穩定的比例關系。他指出:若全社會在一個年度中的平均現金餘額為M,則ky/M是每一個貨币單位的實際價格,即每一個貨币單位所能購買到的實物商品量，也就是貨币的購買力。所以現金餘額方程式與現金交易方程式的結論基本相同，即物價水平決定于貨币量,與貨币量的多少呈反方向、同比例變動。但是，這兩個方程式有不同的經濟意義：現金交易方程式中P表明商品價格;強調V不變時M對P的影響；着眼于貨币的流通手段職能和貨币的交易，沒有納入貨币的需求。現金餘額方程式中P表明貨币價值；強調ky不變時M對P的影響；着眼于貨币的貯藏手段職能,納入了對貨币的需求。
經濟學泰鬥弗裡德曼
經濟學泰鬥弗裡德曼
凱恩斯
凱恩斯贊同現金餘額貨币數量論，但認為以小麥數量去表示貨币的價值并不能反映物價水平。他認為一定數額的購買力應當以某幾種标準消費品所構成的一定量來測定。凱恩斯把這幾種标準消費品的一定量稱為消費單位。假定人們手中用以換取消費單位的一定數量的現金為K，社會流通的貨币數量為n，則消費單位的價格為p。對此,凱恩斯在《貨币改革論》中提出了“真實餘額”數量方程式：
n=pK
若K不變,則p與n同升同降。但購買消費品的不都是現金，還有銀行存款，而且銀行為了保證顧客提取存款必須保有一定的準備金。假定K 和K'為公衆所要求的現金消費單位和銀行存款消費單位，p為一個消費單位的價格，r為銀行現金準備和存款的比例，n為現金總量,則上述方程式應改為：
n=p(K+rK')凱恩斯認為，K 和K'的量一部分取決于社會财富，另一部分取決于人們的習慣，其數額都是變動不定的，K和K'在繁榮時期有減少的傾向,在蕭條時期有增加的傾向,而r一般是穩定的，n則能夠由政府調控,若政府對n從而對r、K、K'進行直接或間接調控，就不難影響p。
凱恩斯與費希爾一樣，都主張通過金融手段去影響物價，從而緩解或者消除資本主義經濟的周期波動。
凱恩斯的方程式與現金餘額方程式有相似之處，即人們手中保有的現金餘額都是以一定的“實物量”（馬歇爾、庇古以小麥數量為單位，凱恩斯以幾種标準消費品的一定數量為單位）計量的，隻不過現金餘額方程式中的k是一個相對數，而凱恩斯方程式中的K是一個絕對數。以一定的“實物量”計量人們手中保有的現金餘額是要表明:實物經濟的規模決定了對貨币數量的需求,而貨币數量的供求對比、決定貨币的交換價值，即購買力，從而決定物價水平。可見，凱恩斯方程式實際上保持了貨币數量論的基本觀點。
現代理論
現代貨币數量論認為，貨币數量論不是關于産量、貨币收入或價格水平的理論，而首先是一種貨币需求理論。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國的M.弗裡德曼。1956年，他在《貨币數量論──重新表述》中提出的貨币需求函數，後來他又将它擴展。
貨币數量論
貨币數量論
貨币需求函數的經濟意義是：單個财富持有者的貨币需求決定于三類因素：
①财富持有者的财富總量或總收入,即y和w；
②各種形式的财富的價格與收益,即rm、rb、re、(1/P) (dP/dt)；
③财富持有者的偏好即u。
弗裡德曼認為，若将M、y、w分别視為人均持有貨币量、人均真實收入、人均财産收入，則這一貨币需求函數公式可應用于整個社會。
弗裡德曼提出這樣的貨币需求函數式是要表明：
①貨币需求與其決定因素之間具有極為穩定的關系；
②貨币需求獨立于貨币供給，即影響貨币需求的因素與貨币供給完全無關，還需要建立一個貨币供給函數，才能完善貨币分析。
在弗裡德曼看來，由于貨币需求函數是極為穩定的，因而物價的變動決定于貨币的供給。從貨币供給的變動去研究對物價的影響是貨币數量論的特點。不僅如此,貨币供給的變動還影響産量和名義收入,但貨币量的增長對名義收入的增長的影響有一個時間間隔，因為名義收入是個綜合性指标，它包括價格和産量。貨币供給量的增長先影響産量後影響價格。這一點又區别于早期的貨币數量論,早期的貨币數量論假定充分就業,即假定産量不變。
理論發展
理論與假設
以研究貨币在經濟運行中是否發揮作用的貨币主義學派被稱作“現代貨币數量論”。這一學派的最傑出代表人物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他在1956年發表了《貨币數量論:一種新表述》一文，提出了純貨币需求理論，即現代貨币數量論。現代貨币數量論試圖用穩定的貨币需求函數來重新表述貨币數量論，它不考慮人們持有貨币的動機，而隻是象劍橋學派那樣設定貨币具有效用,然後考察什麼因素決定人們想要持有貨币的多少。其貨币需求函數可以表述為：
(M/P)d=f(r,Yp,h,ze,u)
其中，M/p是實際貨币需求，r是一組收益率,如債券利率和股票市場收益。YP是永久性收入，h是人力資本對非人力資本的比率，ze是預期通貨膨脹率，u是一個混合變量，它反映了嗜好和偏愛的變動。
現代貨币數量論認為，隻要貨币需求函數穩定，貨币供應量的變化就将引起價格水平的變化；由于貨币具有作為商品的媒介的功能，使它具有很高的生産性，這種生産能力同現金餘額持有量的實際規模直接有關，因而确定了資本存量規模，M/p的擴張就會增加總産出。任何理論的成立都包含一定的前提假設，現代貨币數量論也不例外。這裡我們不打算探讨其理論自身的前提假設，而是要着重揭示現代貨币數量論隐含的前提假設，即:經濟在發達的市場經濟中運行；資本市場是完善的；經濟運行中各經濟主體産權邊界清晰，行為獨立。正是在這一系列假定前提下，貨币主義者得出了上述現代貨币數量論的基本結論一一價格水平會随貨币量的增加而上升；實際貨币量的增加會導緻實際産出的增加，即增加貨币即可促進經濟發展。
交易數量
費雪着眼于貨币的流通手段功能，認為貨币旨在用以交易。因此，他是從有多少貨币服務于商品交易的角度來說明貨币數量與物價的關系的。他的貨币定義：包括金銀貨币、銀行券、政府紙币、輔币、存款通貨等凡具有“貨币的購買力”的貨币。他認為，如果先将存款通貨除外，物價水平的決定因素包括：①流通的貨币數量。②流通貨币的效率，即貨币流通速度(一年内同一貨币與商品交換的平均次數)。③商品交易數量。這三個因素與物價水平的關系，費雪用方程式表示。假定以M表示流通的貨币數量，V表示貨币的流通速度，MV即為用以購買商品的貨币總量。再假定一年内所交易的各種商品的平均價格為p，p′，p″……其交易量為q，q′，q″，……則得：MV=pq+p′q′+p″q″+……?即：MV=Σpq。如果以P為p的加權平均，以T作為q的總計，則P即表示一般物價水平，T即表示社會商品總交易量，因而上式可寫成：MV=PT，右方為交易總值，左方為貨币總值。
餘額數量
馬歇爾的觀點，由他的學生、劍橋學派的主要代表庇古(ArthurCecilPigou，1877-1957)加以系統化，并用方程式予以表述，即：M=KPY或P=M/KY。這一方程式稱為現金餘額方程式或劍橋方程式。式中，M代表一國的貨币供應總量；Y代表實際國民收入或國民總産值即總産量；P代表平均物價水平或貨币價值的倒數；K代表人們手中經常持有的貨币量(現金餘額)與以貨币計算的國民收入(或國民總産值)之間的比例。劍橋學派注重分析人們持有貨币的動機，認為K将由于以下原因而變動：人們的财富有三種用途：(1)投資于生産，以獲取利潤或利息；(2)用以直接消費，以得享受；(3)保持貨币形态，使其成現金餘額，以得便利與安全。這三種用途互相排斥，必須權衡利弊而作出最佳選擇。當人們感到保持現金餘額所得利益大于因放棄投資和消費而受的損失時，則必然增加現金餘額。相反，則要減少現金餘額。由此可見，現金餘額說的最大特點在于重視了人的行為因素——持币動機對貨币需求進而對貨币價值或物價水平的影響，它為貨币需求理論的發展提供了新思維。無論是後來凱恩斯的貨币資産需求論，還是費裡德曼的貨币需求穩定論，都受益于劍橋學派的這一重大貢獻。
實況考察
各發展中國家在其經濟發展中，都存在着著名經濟學家劉易斯提出的二元經濟現象。因而，在發展中國家，一方面其經濟具有從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的過渡性；另一方面，在其金融領域，也相應存在着“金融二元機制”，即在有組織的貨币市場和無組織的貨币市場之間，貨币需求存在着不同行為。前一市場由于存在貨币的投機需求，因而對利率比較敏感。如果以M.代表貨币投機需求，r.為利率,則其運行機制為：
r.↑→M.↓或r.↓→M.↑
米爾頓.弗裡德曼--〉價格理論
米爾頓.弗裡德曼--〉價格理論
但在後一市場，人們重視實物資産的風險和報酬，所以對利率的變動不太敏感，即：dMd/dr，該式表明利率升降率大于貨币需求的降升率。這是問題的第一方面。其次，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一般可以表現為由非貨币經濟向貨币經濟的轉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随着經濟的發展而增加的貨币供給量，并不一定必然引起價格水平的上漲。拿中國情況來看，1979~1984年期間，由于農村的體制變革，鄉鎮企業的發展等情況，中國經濟逐漸貨币化。在這一期間,流通中貨币大約每年超額發行13.5%，但通貨膨脹卻并不顯著，反映了超額貨币供給量被經濟的貨币化所吸收。
再次，在發展中國家，通過增加貨币數量，并不必然會促進實際産出的增加。因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經常受到舊體制的束縛，其不成熟的市場經濟和體制的過渡性，成為了影響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變量。例如在中國，大量國有企業長期虧損，政府和銀行通過财政補貼或優惠信貸不斷給其投入大量貨币，但由于企業制度的落後和經營機制的不健全,因而并沒有使其擺脫虧損，實際産出可以說是個負數。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得出如下結論：在發展中國家由于金融二元機制的存在，利率這個變量并沒有起到現代貨币數量論所強調的那種重要作用。因而，發展中國家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培育和健全金融市場，消除市場分割性，逐步使金融機制一元化。唯此，才能使利率起到其應有的作用。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央銀行對貨币供應量的控制，必須考慮到經濟貨币化問題。特别是中國，由于其幾十年的計劃經濟，使經濟非貨币化程度極高，那麼在向市場經濟過渡過程中，其貨币化程度必然加深，也就要求有足夠的貨币供應量與其相适應。否則,會抑制經濟的發展及市場化改革。
在發展中國家，制度變量往往比貨币量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要大。就中國來看，其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不是來自于貨币量的增加，而是來自于體制變革。如80年代初的農村改革，人還是那些人，地還是那塊地，資金還是那麼多，工具還是老樣子，可産量卻大幅度地增加了，因而發展中國家特别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必須對原有體制進行變革。而且，就貨币數量論的隐含假定前提之一一一經濟主體産權邊界清晰，行為獨立，結合當前中國情況看，金融改革必須引起重視的一個問題，是産權的界定，中國幾次金融領域中出現的混亂，究其深層原因，都與金融産權模糊有關，這正嚴重抑制了中國的經濟發展。金融領域的深層次制度創新就在于金融産權的重組與界定。
總之，弗裡德曼所創立的現代貨币數量論為我們提供了包括中國在内的發展中國家促進經濟發展的另一個視角.然而，現代貨币數量論給我們提供的是一“參照物”而不是一枚"指南針”，從某種意義上講，使現代貨币數量論得以成立的隐含假設前提，正是我們所要努力達到的目标,而這種目标的達到，隻有一條途徑一一改革。現代貨币數量論給我們的最大啟示是：無論是産權邊界明晰、行為獨立的市場主體的确立，還是市場經濟的成熟，這些都需依靠改革來達到。改革，是發展中國家促進經濟發展的最終動力。
意義
經濟發展問題是包括中國在内的每一個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迫切需要解決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在向現代市場經濟過渡過程中，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又突出反映于經濟的貨币化過程。因而,各發展中國家尋求适合于其本國情況的貨币理論以指導其經濟發展，就成為了突出重要的問題。由于現代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貨币經濟，因而,，在現代經濟學中貨币理論流派衆多，可以說,每一位經濟學大師都有其自己的貨币觀。而在這流派紛呈的貨币理論中，最有影響的莫過于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爾頓·弗裡德曼所創立的貨币主義一一現代貨币數量論。
這裡通過對現代貨币數量論的理論分析及對發展中國家主要是中國的現實考察,提出發展中國家不應照搬現代貨币數量論，現代貨币數量論不是“指南針”而是“參照物”。各發展中國家應結合本國情況進行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改革是發展中國家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因。弗裡德曼貨币需求理論強調貨币需求的财富限制，他的一些觀點對于正确分析我國的現在經濟狀況有一定的作用。中國大多數消費者屬于中低收入階層，多數消費者的預期永久性收入減少或增長緩慢，結果低收入者手持貨币減少，以儲蓄的方式儲蓄貨币，使商品和貨币的替代率下降，一方面造成商品存貨的持續增加，另一方面人們無力消費或減少消費。央行的幾次降息，對人們的貨币需求影響很小，儲蓄存款的持續增加便說明了這一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