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倫

谷正倫

中國國民革命軍将領
谷正倫(1889年-1953年),字紀常,貴州安順人,中國國民革命軍将領,中将軍銜。谷正倫主持成立憲兵司令部,因此,有“現代中國憲兵之父”之稱。[1]谷正倫的兩位胞弟谷正綱、谷正鼎,都是國民黨的政治人物。谷正倫去世後安葬于五指山國軍公墓,與夫人同葬。谷正倫早就感到劉伯龍自恃是蔣介石的親信,不把自己放在眼裡;還曾對谷“逼官”,要挾他把所兼的各職全部交出來,這時,谷正好借平息黔東民憤,派人将劉殺掉。谷正倫在南京政府中最顯着的“政績”就是替國民黨編練憲兵、1927年,“甯漢合流”後,谷正倫把北伐時期的憲兵營擴編為憲兵第一團,把他原來任師長時的一個基幹團改編為憲兵第二團,又把原武漢憲兵團改為憲兵第三團,另外還成立了交通憲兵第二團。
    本名: 别名: 字: 号: 所處時代: 民族族群: 出生地:貴州安順 主要作品: 主要成就:成立憲兵司令部 中文名:谷正倫 國籍:中國 民族:漢 職業:軍人 信仰:三民主義

人物簡介

谷正倫幼年在私塾讀書的時候,就愛耍小聰明,不守規矩,喜歡擊劍、打架鬧事:一天,他放學回家,路過一座小橋,流水叮咚,蝶飛鳥鳴。兩個小牛犢正在橋上頂頭戲耍。他拿起棍棒打去,其中一頭因驚吓在慌亂中掉進潺潺的河水裡。他卻站在一旁哈哈大笑,甚為得意。第二天,一個戴着眼鏡、身穿藍色長袍的老先生把四十多個孩子集合在一起,就此訓話,最後狠狠打了谷十大闆。谷正倫兩隻小手被打得又紅又腫,他含着眼淚卻沒有哭。

1905年,谷正倫考進武昌陸軍中學,學習三年畢業,這時,正逢清王朝選拔一批青年出國留學,他由此得以東渡日本。在“亞太”号船上,他望着一望無際的大海和一群時而低俯時而高翔的海鷗,心潮起伏,浮想聯翩。到了東瀛,他先在東京振武學校完成基礎學業,又到陸軍士官學校炮校就讀,期間受孫中山、黃興等人進步思想的影響,參加了同盟會。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谷正倫因為對黃興非常敬佩,所以雖然學業未滿,仍請假回國,追随黃興參加革命,任漢陽總指揮部少校副官。不久,黃興到南京上任,谷也跟随前往。

谷正倫善于見風使舵、投機鑽營。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他随即又重返日本原校複讀,兩年後畢業。谷正倫從日本二次回國時,同盟會内派系林立。貴州軍政大權掌握在興義系軍閥王文華手裡、1916年9月,谷正倫肩佩大校徽章,氣宇軒昂地投奔到這裡他和何應欽成為王文華派系的中堅分子不久,谷又晉升為旅長,成為黔軍中的實力派人物1921年3月16日,在一次暗殺中,王文華中彈身亡。

谷正倫和何應欽對權利都是垂涎欲滴,都想利用這個群龍無首的機會,擴充自己的勢力,争奪主持黔政的頭把交椅。何應欽身兼貴陽市長等八個要職,處心積慮地在各方面排擠、打擊谷正倫,谷發出的密件被他截獲,省外給谷拍來的電報被他扣壓……對此,谷正倫惱恨在心,谷正倫毫不示弱,進行反擊,聯合第四旅旅長張春浦,一方面在遵義發出聲讨何應欽的通電,另一方面又密令團長張行偉率部隊快速向貴陽進逼。

谷又與五旅新編團團長孫勤梁聯合起來,集中全部兵力,突然襲擊,殺得何應欽軍陣腳大亂。接着,他大造輿論,說何“欺世盜名,獨斷專行,民心怨怒……”何應欽十分恐慌,自顧不暇,于一天細雨蒙蒙、陰風飕飕的黑夜,隻身竄到貴陽北天主教堂裡,低三下四地向洋教士司徒拜山雙手合攏道:“吾暫時有難,求上帝保佑”他住了三天,覺得此處不是久留之地,又化裝成一個修女,逃出貴陽,潛往昆明。

不久,孫中山率軍北伐桂林一天,在山清水秀的“越秀閣”,大總統正在批閱電文,谷正倫進來了;他衣冠楚楚,一派軍人英氣:先行軍禮,然後坐下,信誓旦旦地說:“為了共和事業.求拜總統門下隻要先生發話,絕對服從,肝腦塗地,在所不惜。”孫中山向他簡要地說明了形勢和任務,遂任命其為“中央直轄黔軍總司令”盡管給他掌握的軍隊不足千人,但是,這個頭銜對他來說已經是很榮耀的了。

1927年3月,國民革命軍獨立第二師參與了進攻南京雨花台高地的戰鬥,炮兵幾攻不下,谷正倫因為學過炮兵知識,便親自上陣開了幾炮,發發命中目标,為攻占南京打開了缺口。

克城的當天晚上,震驚中外的“甯案”發生了,一時南京秩序大亂蔣介石急令賀耀祖将獨立第二師擴編為第四十軍,維護南京治安。擴編後,谷擔任第四十軍軍長。北伐軍攻占南京後,程潛首任南京衛戍司令,後由賀耀祖繼任,賀率部參加北伐張作霖,谷受命代理南京衛戍司令日本在濟南制造“五·三”慘案,在交涉的過程中,蔣介石對日妥協,以賀耀祖為犧牲品,免去賀所兼各職,谷正式擔任南京衛戍司令。

谷正倫的封建意識非常濃厚,笃信星相和因果報應關系。在憲兵學校作《精神教育講話》時,他常講《忠經》和《孝經》。他對獨夫民賊蔣介石心領神會,恭順至極,蔣介石到憲兵部隊訓話,他總是立正站在蔣的身邊,洗耳恭聽,一副“總管”架勢,一副“奴才”形象甚至對待蔣的其他文臣武将,他也是逢場作戲,媚态百出,1937年3月15日,陳立夫到南京憲兵學校對特務教育班第二期學員講《唯生論》,口若懸河,胡謅八扯,講了兩個小時,谷正倫也端端正正站在講台邊,好像很認真地聽了兩個小時他以這種恭順态度來“捍衛”南京,編練憲兵的“政績”,受到蔣介石的器重和信任,使得他能以非“黃埔系”軍人的身份立足于蔣家王朝,并始終掌握軍政實權。

谷正倫善于文墨而拙于言談。他講話中帶有“這個,這個”的口頭禅。一次,在給他的狐朋狗黨講話,有的人正襟危坐,有的人歪頭斜腦,有的人目不轉睛,有的人若有所思他面對台下五百多名聽衆,雖然居高臨下,志得意滿,但是第一句話還是讓人倒了胃口。谷的速記員王彪是個有名的“機靈鬼”,從谷走上講台開始,每講一個“這個”,他就在筆記本上記下一個點,結果一數,谷一連說了十四個“這個”後,才講出一句話來,台下有的竊笑,有的私語。

人物生平

憲兵之父

谷正倫在南京政府中最顯着的“政績”就是替國民黨編練憲兵、1927年,“甯漢合流”後,谷正倫把北伐時期的憲兵營擴編為憲兵第一團,把他原來任師長時的一個基幹團改編為憲兵第二團,又把原武漢憲兵團改為憲兵第三團,另外還成立了交通憲兵第二團。1929年,谷正倫以南京衛戍司令部的名義,設立了憲兵教練所,自兼所長。次年,他又向蔣介石提出成立憲兵司令部,充實憲兵教練所,擴建憲兵部隊的建議.蔣介石很快批準了他的方案;1931年,憲兵司令部正式成立,蔣派谷正倫兼任憲兵司令憲兵司令部下設總務、軍需、警務、軍醫、軍械、政訓六個處。

1932年,谷正倫把憲兵教練所改稱憲兵訓練所,擴大規模,加強力量,1935年3月,谷正倫又把憲兵訓練所改為憲兵學校,蔣介石兼任校長,谷正倫任教育長.這期間,他一面通過憲兵學校培訓骨幹,一面招考新兵。新兵訓練期滿後,即編成新的憲兵團,遣散原有的憲兵。1937年,谷正倫的憲兵團已編練成十—個,到1940年他去甘肅任職時,增加到了十九個。谷正倫正是由于這一“政績”,在國民黨人士中赢得了“現代中國憲兵之父”的稱譽。

谷正倫為蔣家王朝編練的憲兵隊是個憲兵與警察、黨務與特務、處常與備變一體化的反動軍事組織凡憲兵團官兵隻要穿上便衣,就可以進行特務活動;特務們隻要穿上憲兵服裝,就能夠擔負起憲兵的—切公開勤務。

谷正倫任憲兵司令期間,在各憲兵團中建立警務室和“特高組”,在憲兵中實行特務統治,要求對上級絕對服從.他區所謂“匪患”他在轄區内成立三個“清剿區”,令剿匪部隊“見匪就殺,除惡務盡”。谷為了調查農村戶口,組訓民衆,偵防“匪情”,便在憲兵團各團選調了百餘名年齡較大的老班長,由警務處進行短期的業務訓練後,派到各鄉鎮去任“助理員”。

由于谷部以“剿匪”為名,濫殺無辜,激起“懷化事變”,黃岩地區一天中殺死了二十多個“助理員”—谷正倫惱羞成怒,下令屠城他調兵圍攻黃岩,他要求其喽哕們“限期攻克,不要俘虜,全部殺掉”,并許願說:“幹得好了有獎,空口無憑,以人頭論賞”結果,黃岩被攻下後,數十裡方圓内,谷部憲特見人就殺,婦孺不免,上千名無辜群衆慘遭殺害。憲兵們因人頭太多,不便帶回領取賞銀,便改為割下兩隻耳朵代替一個人頭此後,臭名昭着的“谷屠戶”遠近聞名,百姓對他恨之入骨,談谷色變,小兒不敢夜啼。

谷正倫與“CC”關系十分密切在抗戰爆發前,雙方就一直狼狽為奸。谷正倫控制下的南京衛戍司令部和憲兵司令部與中統特務配合,共同迫害共産黨人和進步人士,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谷正倫是貴州省安順縣城大箭道人,生于1890年;谷氏為黔中望族,是當地有名的大地主。其父谷用遷是前清舉人,谷正倫既非蔣介石的“門生”、“故吏”,也不是蔣介石的同鄉、好友。但是,他卻受到蔣介石的重用,不僅擔任南京憲兵司令長達十年之久,而且還曾先後任過甘肅省和貴州省主席,做過蔣家王朝的“封疆大吏”。

隴、黔政府主席

1940年12月1日,谷正倫出任甘肅省政府主席。上任前,他專門到重慶向蔣介石請訓,蔣特贈給他一部《左文襄公全集》(清左宗棠着),讓他效法“前賢”,在西北“建功立業”:

40年代,誣傳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有毀滅中國藝術之陰謀”,被演繹得活靈活現。甘肅省官方也被這些流言蜚語所迷惑,曾經三番五次地揚言要對張進行“查辦”。身為甘肅省主席的谷正倫就曾給張大千拍去了措辭嚴厲的加急電報,“對于壁畫,勿稍污損,免滋誤會,追究不恕”,以示警告。張大千受到的冤屈和壓力可想而知。當時,他正在敦煌縣城東二十五公裡的莫高窟修複《張議潮夫婦出行圖》:這幅畫從一花一葉、神、佛到表現當時當地曆史人物的活動,構圖精細,栩栩如生;他沉浸在金碧輝煌、絢麗奪目的石窟藝術寶庫裡,他那大腦的皺折裡,深思、惋惜、憤恨帝國主義嚴重破壞和大量盜竊的罪行餘波未消,又遭遇到甘肅省當局的無理指責,痛心疾首,拂袖而去!

反動派也知道“兵馬未動,糧草先行”.1946年年底,蔣介石為了适應發動全面内戰的需要,又将谷正倫調任南京國民政府糧食部部長。

這時候,谷氏三兄弟都在南京任職,二弟谷正綱任社會部部長,三弟谷正鼎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兼中央黨政軍聯席會議秘書長。但彼此來往很少。這是因為在國民黨内複雜的派系鬥争中,三兄弟所依靠的派系不盡相同,擔心來往過密會引起非議。

早在1935年11月,谷正倫和其弟谷正綱、谷正鼎在國民黨“五大”會議上,都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谷氏一門三中委”成為當時人們常挂在嘴邊的一句口頭禅。三兄弟同時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在曆史上是罕見的,

谷正倫雖然見過外面的世界,但他的封建思想卻很嚴重.在安順老家時,凡是招待客人,隻要父親在場,他是不就座的,有一次,他父親宴請他的警衛連長冷如冰,他一直站在父親身後負責斟酒;如果父親不在,他便以長兄自居,擺出家長的架子。一次,谷正倫從甘肅回老家探親,谷正綱出門去迎接,向他鞠躬敬禮,他好像沒有看見一樣,照樣和其他人一邊走—邊說話,谷正鼎的思想卻比較獨立,對谷正倫的封建禮節不以為然。

1948年,谷正倫轉任貴州省政府主席。不到半年,解放戰争的形勢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軍勢如破竹,國民黨反動派潰不成軍,許多高級将領紛紛投降。1949年年初,行将滅亡的蔣介石獲悉雲南省主席盧漢有準備起義的迹象,即在重慶召見谷正倫,任命其為:“川黔援滇軍總司令”,要谷率領羅廣文的十六兵團和何紹周的十九兵團去攻打盧漢。谷接此重任,受寵若驚、回到貴陽,他便在甲秀樓擺了一桌豐盛的酒宴。

酒到酣暢時,他對其左右搖頭晃腦地吹噓:“我這一生中有三件得意之事:一是我在中學畢業時考試成績得了第一名;二是在南京雨花台打孫傳芳、張宗昌時,我大顯身手;再就是這次受委員長之命援滇。因為,曆史上總是雲南人打咱們貴州人(指辛亥革命後雲南軍閥三次入黔),這次我非要好好地收拾一下他們不可.”但是,他的美夢落了空。由于盧漢巧妙應付,雲南起義成功了.他率軍攻滇,未能到達昆明。

他在進攻雲南的途中,當地群衆對八十九軍軍長劉伯龍切齒痛恨,聲言“要用八十九塊銀元買下八十九軍人的一斤肉”。谷正倫早就感到劉伯龍自恃是蔣介石的親信,不把自己放在眼裡;還曾對谷“逼官”,要挾他把所兼的各職全部交出來,這時,谷正好借平息黔東民憤,派人将劉殺掉。

1949年11月,解放軍攻占貴陽附近的龍裡縣城,谷正倫見勢不妙,倉皇撤離貴陽,逃到昆明,住在東城楊池生家裡。楊家庭院雕梁畫棟,古樸高雅;分前後兩座大宅院,另有一個小花園。園内小橋流水,蛙喧鳥啼,假山奇石,竹影搖曳。這天晚上,楊為谷洗塵,請來盧漢作陪。當時,在昆明乘飛機必須經盧審批。

谷擔心盧刁難,便僞稱是奉“蔣委員長”電令前往台灣。盧漢這時候正忙于對付蔣介石,對谷正倫要走并不阻礙,很快地給辦了購買機票的“許可證”11月29日,谷正倫同韓文煥、張法幹等由昆明抵達香港。因為殺了劉伯龍,谷正倫害怕蔣介石給自己過不去,就在香港開了一個“貴州公寓”,靠收房租來閑度日月。

在我國發行的近千種老銀币中,問世最晚、流通時間最短的品種是貴州省造的甲秀樓銀元。該币設計新穎别緻、鑄工甚為精湛,正面中央為貴陽有名的甲秀樓風景圖,上環為“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字樣,下環為“貴州省造”字樣,在樓柱的右側下特别鑄了一個很小的“谷”字,該字很隐蔽,隻有仔細察看才能發現;此“谷”字是谷正倫費盡心機策劃的,目的是要顯耀一下自己的家姓,以傳播黔中内外甚至整個中華大地,這種銀元存世稀少,已成珍品,現在隻有在一些大型的銀币拍賣會上才偶有露面、

1952年年初,身居孤島的蔣介石宣布既往不咎政策,以穩定軍心,招集舊部,增強其内部的實力,谷正倫又投入了蔣介石的懷抱,擔任國民黨的國策顧問,但為蔣所猜疑,谷在政治上失勢。

他整天郁郁不樂,沉悶中,信奉起了天主教,每逢星期天都要到教堂裡去祈禱.1953年11月30日,谷正倫因胃癌在台北壽終正寝盡管蔣介石對他已是冷眼相待,他臨死時還是說:“餘随總裁三十餘年,蒙特達之知,不得反攻大陸,實死有遺憾。”由此可見谷正倫對蔣介石是如何的死心蹋地、忠貞不渝了.但是,他這個終生與人民為敵的人留下的遺言,蔣介石會作何感想?天知道!

谷正倫與貴州“竹枝”銀币

竹枝銀元(國外稱BAMBOODOLLOR,國内稱“貴州竹枝銀元”或“甲秀樓銀元”)于1949年10月中旬由貴州造币廠鑄造。所用機器設備除沿用周西城時期遺留的部分外,大部由貴州物産公司經理朱邁倉在廣州購辦。所購設備及在穗招聘技工于當年7月“日到達貴陽,于10月中旬開始試鑄。從經過批準正式生産,至11月11日造币廠大部分人員因聞人民解放軍已進入貴州天柱縣而撤離貴陽止,開工生産不足一月。

“貴州竹枝銀币”正面内芯主圖為貴陽市的甲秀樓,外圈上邊緣鑄“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下邊緣鑄“貴州省造”字樣,均為楷書;背面為金竹三株圖案(貴陽市在宋代即稱“金竹府”,1942年建市時首任市長何輯五還以金竹為市徽),左右兩邊鑄大寫楷書“壹圓”二字,每枚毛重85.43072市分,含銀88%,直徑3.85厘米,标重26.20克。其規格、重量及成色均根據南京國民政府原規定的标準,與“帆船銀元”完全一緻。

此币鑄量至今已經無法考證,但據貴州造币廠曾參與向解放軍軍管會移交的技工回憶,該廠原計劃日平均産量為500枚。據此推算,鑄量應在一萬枚左右。該币曾由國民黨貴州省政府官員于貴州解放前夕,在貴陽至雲南潰逃途中,用以搭發部分薪饷和“資遣費”、“應變費”,流通時間不足一月。發行後絕大部分在貴州、雲南沿滇黔公路的部分地區沉澱于民間,也有少部分被國民黨官員攜往香港、台灣及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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