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餘保:革命戰士-中文百科頻道

簡介

譚餘保（1899年12月－1980年1月），湖南省茶陵縣洮水鄉人；曾用名吉華、于寶；譚餘保同志是中國共産黨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無産階級忠誠的革命戰士。

經曆

1908年入小學讀書，後因家境困難辍學回家務農。1926年參加農民運動，從事農民協會的組織籌備工作，任茶陵縣洮水鄉農民協會籌委會主任。1927年2月加入中國共産黨，随即擔任洮水鄉農民協會委員長兼财委主任。5月，馬日事變後，任茶陵縣第三區農民協會籌委會主任。10月任茶陵縣第三區農民協會委員長。1928年先後任中共茶陵縣第六區、第七區區委書記和蘇維埃政府主席。1929年任中共茶陵縣委常務委員兼農委書記。參加創建開展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争。

1930年7月任中共茶陵第八區區委書記兼區蘇維埃政府主席。同年11月任中共茶（陵）安（福）酃（縣）特區區委書記。參與領導茶陵暴動。1931年1月任中共湘東特委委員兼茶安酃特區區委書記。同年8月至1932年7月任湖南省茶陵縣蘇維埃政府主席。在1932年上半年湘贛省開展的革命競賽運動中，茶陵縣總評第一，受到表揚和好評。1932年8月至1933年5月任湘贛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部長。1933年4月至11月被選為中共湘贛省委委員。

同年5月至1934年8月任湘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1933年11月當選為湘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同月至1934年8月任中共湘贛省委常務委員。1934年1月任湘贛省代表團團長，率團出席中華蘇維埃全國第二次代表大會，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同年8月至1935年6月任中共湘贛省委副書記、組織部部長，并任湘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參與領導鞏固發展湘贛革命根據地和各次反“圍剿”鬥争。

紅六軍團西征後，奉命留下堅持鬥争。1935年7月主持召開棋盤山會議，開創了湘贛邊遊擊戰争的新局面。同月至1937年12月任中共湘贛臨時省委書記兼組織部部長，兼湘贛省軍政委員會主席、湘贛遊擊司令部政治委員，堅持領導湘贛邊艱苦的三年遊擊戰争。

全國抗日戰争時期，帶隊整編為新四軍，并任新四軍參議、中共中央長江局東南分局巡視員，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任中共湘贛特别委員會書記。1938年8月至9月任江西省湘贛特别區委員會書記。10月參加在延安舉行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人馬列學院、中共中央黨校學習。1945年4月至6月作為華中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6月奉命随八路軍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隊南下，途中聞日本投降，旋即奉命北上。

解放戰争時期，1945年11月任中共熱河省委副書記，1946年4月兼社會部部長。同年秋因病休養；1948年在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1949年6月至8月任中共湖南省政府第二副主席。9月在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譚餘保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員，中南軍政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委員；

1950年4月至1952年12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0年7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監察委員會副主任，1951年任中共湖南省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

1952年8月至1955年9月任中共湖南省委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1952年9月至1956年7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員；

1952年12月至1955年2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員會副主席；

1955年2月至1960年12月任湖南省副省長；

1955年4月至1956年7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副書記；

1955年9月至1962年10月任湖南省委監察委員會書記；

1956年7月至1960年12月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

1956年8月至1964年12月兼任中共湖南省委黨校校長；

1962年9月至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

1962年11月至1966年冬任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派駐中南局監察組長；

1963年3月至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員；

1965年2月至1966年冬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後在1975年被選為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1978年3月至1980年1月任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1979年12月至1980年1月任湖南省第五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1980年1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事件

譚餘保嚴懲叛徒曾開福

新中國成立初期,時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譚餘保,絲毫不念舊“情”,以嫉惡如仇的立場,當面怒斥找他求情的叛徒曾開福,下令将其逮捕,使之伏法。這件事是譚湯池同志對我講的。

1986年9月的一天,譚湯池來到位于龍江書院的井岡山會師紀念館參觀。那時我是該館的館長,聽了講解員的報告後,馬上想到這位老首長曾在湘贛邊打過幾年遊擊,還擔任過茶甯縣(1933年茶陵縣與甯岡合并)保衛局局長,對當年的很多鬥争情形非常熟悉,便來到展廳,請譚老及随行人員到休息室休息。

趁着譚老等人喝茶休息的機會,我開始向他詢問一些往事。除了問及當年茶甯縣黨政組織機構、堅持鬥争和肅AB團的情形外,還涉及一些人物,如中共茶甯縣委書記李運田、國民黨軍師長王東原、陳光中等,還包括當年任過湘贛邊遊擊隊司令員的大叛徒曾開福。因為我隻知道曾開福在1937年上半年叛變投敵了,不了解他以後的情形。

譚湯池對曾開福是很熟悉的。他們同是茶陵縣人,一道參加紅軍,一道在湘贛邊打遊擊,一道擔任中共湘贛邊臨時省委常委。當譚老聽我問了“曾開福的結局怎麼樣?”這句話後,臉上頓生鄙夷的表情,說道:“他呀,還是‘死’在了譚餘保手上!”譚老接着對我講起下面的情形。

1949年12月的一天,時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譚餘保正在辦公室,忽有警衛員進來報告,說外面有個叫曾開福的人求見。譚餘保有些驚訝地“哦”了一聲,随即把手往後一揮,輕聲地說:“來吧。”不一會的工夫,警衛員将曾開福帶進辦公室。曾開福一身農民裝束,皮膚粗黑。他面對譚餘保誠惶誠恐,連頭也不敢擡,雙膝撲通跪地,低聲地哀求說:“譚主席,我對不起你,我有罪!看在過去的份上,你要救我呀!”

譚餘保目放怒焰,上下打量着跪在地上的曾開福,聽他說完話,更是怒火中燒,右手握拳在桌上擂了一下,松開咬得緊緊的牙骨床,聲量不高卻是淩厲地斥道:“你還好意思說過去?你這個敗類,有臉面來見我!警衛班,馬上把他抓起來!”

曾開福如雷擊頂,身子頹然地癱軟下去。譚餘保見了那情狀,立即起身,對警衛員下令:“還不把他拖走,抓到公安局去!”

譚餘保為何見到曾開福心生厭惡,待聽了對方的話更是怒不可遏,下令将他抓起來?曾開福是一個什麼樣的人?譚老怕我們不詳内情,又侃侃而談地介紹開了。

曾開福,茶陵縣江口村人,與譚餘保是同鄉。井岡山鬥争時期,曾開福在家鄉參加了赤衛隊,後來轉到茶陵縣遊擊隊,擔任排長。1931年,曾開福所在的湘贛邊界獨立紅軍第九營編入紅八軍。紅六軍團離開湘贛邊進行長征後,曾開福擔任了留守湘贛邊的獨立紅軍第五團團長。1935年6月,中共湘贛省委書記陳洪時叛變投敵,譚餘保在蓮花縣棋盤山召開會議,組建臨時湘贛省委和遊擊司令部。在這次會議上,曾開福當選為省委常委,被任命為遊擊隊司令,成為僅次于譚餘保的第二号人物。客觀地說,曾開福對敵鬥争是堅決的,軍事上也很有一套,善于帶兵打仗,戰鬥最危急的時候也能夠親自上陣。但他的大毛病是喜好女色,犯過幾次生活作風上的錯誤,受到黨紀處分。譚餘保曾為此事多次嚴厲批評過他。

從1935年6月起,進攻湘贛邊的敵軍多達4個師,紅軍遊擊隊通常是分散在武功山、棋盤山、九隴山等地活動。1937年春初,曾開福帶着教導隊進入安福縣的七都山打遊擊。離開了譚餘保的節制,曾開福舊态複萌,一頭栽進敵人精心安排的美人計當中。

大叛徒陳洪時清楚曾開福的“嗜好”,于是向江西第二行政區保安司令危宿鐘獻計,提出用美色來誘降曾開福。這一計劃得到江西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熊式輝的批準,并協調特工處派出了一名叫淩燕的女特工來到安福縣,由縣長曹廂征安排在鳳子崗小學教書。淩燕拿着縣教育科的公函交給李校長,操着一口“京腔”自我介紹說:“我叫淩燕,今年22歲,因父母逼婚,逃到吉安投親未果,流落到了安福,幸蒙曹縣長憐憫,安排到貴校任教,請校長多多關照。”

淩燕長相清麗,衣着樸素,舉止言行大方得體,對教學工作也相當投入。尤其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她隻要有機會就宣傳抗日救國,抨擊南京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聲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罪行。淩燕還公開教高年級學生唱《松花江上》《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等進步歌曲。總之,她的影響在當地越來越大。連紅軍教導隊的官兵和曾開福都知道,在鳳子崗小學有這麼一位才貌俱佳的進步女青年。

這年的4月2日,安福縣保安團派出4名團丁來到鳳子崗小學,以“擁共”“通共”的罪名捉拿淩燕,把她打得鼻青臉腫。當團丁把五花大綁的淩燕押下山時,中了曾開福設下的埋伏,4名團丁俱被擊斃,淩燕得救了,被送到了遊擊隊的營地。

曾開福見到淩燕之後,不禁驚歎世上竟有如此妩媚動人的絕色女子,一下子就被攝去了魂魄。他布置給淩燕安排了單獨的住處,說為了有利于“養傷”,并給以物質生活上的優待,還借口“關心”進步青年,每天都來看望,與之聊談,簡直到了魂不守舍的地步。

淩燕是九江人,考學落榜後報考了一個“縫紉培訓班”,錄取後被帶到南昌,被迫進入江西省警署特訓班受訓。經過幾個月秘密而嚴格的特别訓練,淩燕成了合格的女特工。這次她被選中擔任“特殊使命”,執行的就是“重黨國,輕貞操,俘虜匪枭”的任務。淩燕以嬌豔風騷的女性魅力,很快地把慣于拈花惹草的好色之徒曾開福“俘虜”了。時日稍久,曾開福與淩燕經常泡在一起的淫合之舉,被教導隊的官兵所察覺,有兩個隊員逃離駐地前往武功山,向譚餘保報告這一情況。譚餘保聽說曾開福與一個來曆不明的年輕女子混在一起,擔心他中了敵人的奸計,立即派出4名戰士趕往七都山,要把淩燕帶來審查。一向機警的曾開福發現少了兩名隊員,預感大事不好,把情況告訴淩燕。此時的女特工露出真實面目,要曾開福一分鐘也不可耽誤,立時下山出逃。曾開福再不考慮什麼,收拾了遊擊隊的主要文件,拉着淩燕從營地後面出去,躲過遊擊隊的崗哨,又乘着夜色翻山越嶺,翌日上午來到安福縣車田聯保處,報出身份做了可恥的叛徒。當晚,這對苟合男女被送到安福縣城,縣長曹廂征與保安團團長連夜聽取曾開福對湘贛邊遊擊隊及省委機關的“供報”。

沒過幾天,國民黨軍隊和保安團兵分數路,同時向武功山、七都山等地的遊擊隊發動“抄剿”。臨時省委及時作出應急措施,調整了遊擊隊司令部的班子,布置省委機關轉移到了蓮花境内的棋盤山一帶,使敵人的行動每每撲空。可是,由于曾開福熟知遊擊隊的活動套路,敵人按照他的“獻計”進行“搜剿”,特别是他供出了紅軍遊擊隊的秘密聯絡點、交通站以及那些“白皮紅心”的保長,确實給遊擊隊的行動帶來很大的困難,也造成了不小損失。

兩個多月過去,敵人的頻繁“剿擊”不見奏效,曾開福的“獻計”也屢失作用。那個過去與他“如膠似漆”的淩燕,眼見被自己拉過來的遊擊隊司令沒有什麼利用價值,便離開他遠走高飛,不知去向。

相隔不到半年,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一緻團結抗日。湘贛邊紅軍遊擊隊根據黨中央指示,開到蓮花棋盤山集中整訓,然後開赴皖南編入新四軍。在敵人陣營裡搖尾乞憐的叛徒曾開福,被人看成是見了就惡心的癞蛤蟆,無人理睬。嘗夠了叛徒滋味的曾開福無處安身,也沒有臉面回到茶陵老家,隻得來到湖南浏陽大瑤鄉的一座山窩裡開荒種田,藏身度日。湖南和平解放後幾個月,曾開福自知罪孽深重,終究難逃人民的懲罰,心内惶恐不安。他打聽到譚餘保做了湖南省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想到自己與譚過去的深厚情誼,竟異想天開地厚着臉皮來找譚餘保求饒,期盼譚能夠念及舊情,替他說話,以躲過人民的嚴懲。

客觀地說,譚餘保與曾開福确實有着一段同生共死的戰鬥情誼。曾經擔任紅軍獨立第五團團長、湘贛邊遊擊司令部司令員的曾開福,的确指揮部隊打了不少勝仗,也多次帶領部隊保護臨時省級機關的安全。譚餘保與他常常或同睡在一座崖洞中,或露宿在一棵大樹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譚餘保感到曾開福是自己最信得過的主要助手。窮途末路的曾開福思忖過去,感到自己隻有這麼一線生機了。可是沒有料到這一企望就像白日做夢那樣落了空。一向嫉惡如仇的譚餘保,在看見了很長時間不知下落的大叛徒後,登時怒火中燒,絲毫不念舊“情”,當場下令警衛員将其移交公安機關審判。

譚湯池在講完以上的情形後,帶着不盡的遺憾喟然歎道:“我與曾開福過去也是很熟悉的。憑心而論,此人指揮打仗是有一套的,可是他貪色的毛病總改不了,以緻于後來跌落在敵人美人計的深坑裡,葬送了自己的一生。”稍作停頓,譚老還講到: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之後,譚餘保有一次對他講到過曾開福,說如果曾開福不叛變一直在革命隊伍的話,至少也是個能夠佩上兩顆“金豆”的将軍。

譚湯池講述譚餘保當場下令逮捕大叛徒曾開福一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後來,我從别的書刊上了解到曾開福被押上了人民審判台後,譚餘保作為證人出席了庭審,指控了曾開福投敵後為虎作伥,帶領敵人進攻遊擊隊的罪行,以及曾開福在攸縣期間幾次給他寫勸降信的情形。面對昔日的得力助手、又有着一段生死與共的患難之情的叛徒,譚餘保的立場是堅定的,他在法庭上毫不隐諱地說,像這樣危害過革命的大叛徒,理應受到人民的嚴懲。

譚餘保痛恨所有的叛徒,不管他們是在怎麼樣的情形下背叛革命的。因為在艱難至極的湘贛邊三年遊擊戰争時期,革命被叛徒害苦了,他個人也吃盡了叛徒的苦頭,所以他始終不能饒恕那些叛徒。因此,在20世紀50年代初,譚餘保在永新縣大禮堂作報告時,還曾當場認出一個叛徒,并下令将此人抓起來。這就是譚餘保嫉惡如仇的獨特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