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1940年到達貴州遵義。
1942年，浙江大學物理系畢業，許良英是束星北和嚴家淦的學生，主要研究相對論和量子力學。
在目睹國民黨抓壯丁之後，毅然加入中共地下黨。
1949年，任《科學通報》編輯。
1955年，因為“反胡風和肅反運動”，被批判和停職審查一年。
1957年，劃為右派，開除黨籍，并且被送到地方接受勞動改造。
1978年，恢複黨籍，回到北京，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
1985年，第二次開除黨籍，原因是其在浙江大學演講宣揚資産階級自由化。
1986年，發起“反右運動曆史學術讨論會”。
1987年6月8日，陸铿在英屬香港舉辦政治民主化研讨會，許良英寄去一篇文章。
1989年，寫出政治民主化的聯署信，42人簽名。
1992年，發表《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呼籲政治體制改革。
1994年，其《為改善我國人權狀況呼籲》刊登在《紐約時報》頭版。
1995年，發起《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喚實現國内寬容》聯署，45人簽名。
2006年，美國《紐約時報》發表專文《北京的愛因斯坦傳人：一個為真理奮鬥的叛逆者》講述許良英的生平故事。
2013年1月28日13點25分，在北京海澱醫院11樓的重症監護室去世，終年93歲。
相關研究
長期從事科學史、物理學思想史和科學哲學的研究，特别是對愛因斯坦的思想、科學和社會的相互關系、科學史的分期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
《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主要是科學哲學方面的論述）一出版，就吸引了正在發動思想解放運動的胡耀邦的注意。
1977年，胡耀邦向人推薦這本書，說裡面有些文章他讀不懂，但讀懂的對他都很有啟發。1980年，在胡耀邦倡議下，中共中央書記處請科學家講授科技知識，第一講是科學史，許良英參與講稿的寫作。通過對中國和世界近代史、近代科技史的反思，許良英在講稿中特意提出：“科學與民主是現代社會賴以發展，現代國家賴以生存的内在動力。”同時，許良英在“試論科學和民主的社會功能”這篇著名的論文（《自然辯證法通訊》1981年第1期）裡進一步闡述了這個觀點。
1986年，許良英在雜志上發表訪談“為‘自由’正名”，提出民主、自由、平等、法治這些概念不是資産階級的，而是“全人類最寶貴的精神财富”，在中國思想界引起深遠的反響。
後來，許良英又以敏銳的目光、以對改革開放的高度責任感發表“駁民主緩行論”（1988）、“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1992）和“人權概念和現代民主理論”（1993）等影響廣泛的文章。
許良英關心社會現實，說真話，求真相，做真人，盡力推動中國的社會進步。他以魯迅的一句話 “肩住黑暗的閘門”為座右銘。
許良英密切關注思想和學術問題，2010年，和學者邵建争論，提出“走出複古迷津，重新回歸‘五四’”。
著作譯著
《愛因斯坦文集》商務印書館（三卷本，北京，1979年）
《愛因斯坦全集第二卷，瑞士時期：1900～1909》，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年
《愛因斯坦論猶太人問題》中央編譯出版社（猶太智慧文叢，北京，2007年）
《愛因斯坦奇迹年：改變物理學面貌的五篇論文》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施塔赫爾-約翰著，2001年）
《愛因斯坦文錄》浙江文藝出版社（大科學家文叢，杭州，2004年，與劉明合譯。
《紀念愛因斯坦譯文集》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世界科學譯刊》專輯，與趙中立合著，1979年）
《科學的哲學：科學和哲學之間的紐帶》上海人民出版社（弗蘭克著，1985年）
《物理學的基礎》商務印書館（LindsayR.B.、MargenauH.著，1964年）
編著
《走進愛因斯坦》遼甯教育出版社（與王瑞智合著，沈陽，2005年）
《二十世紀科學技術簡史》
《科學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人民出版社（與範岱年合著，北京，1957年）
《世界思想文化名著精讀叢書：科學卷》花城出版社（與劉景華、張功耀合著，廣州，2004年）
《世界著名科學家傳記：物理學家III》科學出版社（科學家傳記大辭典，與錢臨照合著，北京，1990年）
榮譽
2008年獲美國物理學會“安德烈薩哈洛夫獎”。
人物評價
許良英關心社會現實，說真話，求真相，做真人，盡力推動中國的社會進步。他以魯迅的一句話“肩住黑暗的閘門”為座右銘。許良英密切關注思想和學術問題，提出“走出複古迷津，重新回歸‘五四’”。
轶事
“愛因斯坦的影子”
1979年，《愛因斯坦文集》三卷本最終出齊。這套大部分是由許良英在浙江農村“點着煤油燈”，“每天工作十四個小時以上”才完成的書稿，成為當時世界上收錄得最全的愛因斯坦文集。胡耀邦看了這本文集後說：“很多内容我沒看懂，但看懂的那些，對我啟發很大。”在網絡上關于許良英的悼念文章後面，也有很多人提起這本文集，将它列為自己的“科學啟蒙讀物”。
在他的學生、清華大學教授劉兵看來，“愛因斯坦傳人”的說法可能不準确，但他确實是“愛因斯坦在中國最重要的傳播者和研究者”。
2000年，學者傅國湧給許良英寫了一本書，名為《愛因斯坦的影子：許良英的道路》。但許良英本人卻不同意這個标題，他認為自己和愛因斯坦走的路不太一樣。
與那位到處流傳着或真或假的幽默小段子的愛因斯坦相比，許良英的脾氣有點過分嚴肅了。他不喜歡很小的小孩，因為他說的“他們聽不懂”。如果小孩請教他物理題，他會用一張很大的紙，列滿物理公式，天書一般，“一句解釋也沒有”。
許良英沒什麼興趣愛好，幾乎從不跟人開玩笑。他晚年的生活，無非是讀書看報，天氣好的時候去頤和園散散步，偶爾留個影。就連看電視，也永遠隻看新聞，“電視劇從來不看”。
可一旦遇上感興趣的話題，他就會“滔滔不絕”。來自浙江的張軒中還清楚地記得2011年拜訪他的情景。那是一個白發蒼蒼的有點微微駝背的老人。雖然談話從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開始，但許良英突然話鋒一轉，“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沒有民主來得更重要”。
這正是他更為關注的東西。晚年的許良英關心民主更勝于關心科學。
他有一個非常聰明的大腦
與愛因斯坦相似的是，許良英同樣有一個非常聰明的大腦，記憶力超群，看過的新聞經常能十分清楚地記得細節。但是，他從來不會專門關注那些關于貪污腐敗新聞的細節。“沒有民主就一定腐敗，這沒什麼好關注的！”
1995年，許良英得到了學者傅國湧的一篇關于民主的未發表的文章，馬上開始給這位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寫信，提出“一條條很細的”批評意見，其中包括了他對顧準、孫中山等人的獨特看法。
晚年，他計劃和夫人王來棣合寫一本《民主的曆史和理論》。為此，他專門研究了西方民主的曆史，讀了許多“磚頭一樣的大書”。這對他并不容易。60多歲時曾患視網膜脫落的許良英，這時的左眼視力為0.01，右眼視力為0.1，隻有依靠放大鏡，才能勉強辨認出字來。但即使如此，在最終離世前，許良英夫婦已經完成了從古希臘到美國的部分的撰寫，“基本已經成體系”。
“把民主與共和、憲政并列是不合邏輯的。可以與民主相提并論的是自由、人權、法治。”在很多問題上，許良英的“體系”都有異于别人。
搞什麼就特别重視什麼
“許良英這個人就是這麼一個特點，他搞什麼就特别重視什麼。”與許良英相識67年的範岱年坐在椅子上閉着眼睛回憶。他還記得當年在中科院自然辯證法研究室的時候，許良英曾立志讓自然辯證法研究超過蘇聯。在浙大物理系的時候，他在實驗室門口寫上“科學至上，物理第一”。那裡也是他與愛因斯坦的緣分開始的地方。
那時的許良英還是一名不到20歲的頭發烏黑濃密的小夥子，但早就已經讀完了相對論的有關書籍，并立志做一個“愛因斯坦那樣的物理學家”。就連考入浙大第一年填表的時候，志願欄裡他也寫上了“做當代物理學權威”。
1942年，即将從浙江大學畢業的時候，導師王淦昌希望許良英能留下來一起研究中微子，甚至有可能“拿諾貝爾獎”。但是，當時的現實使他不能安心，這位因愛因斯坦而喜歡上物理的年輕人，選擇了一條沒有愛因斯坦陪伴的革命之路。
“他這人有點完美主義。”直到今日，範岱年依然記得多年前許良英曾跟他說過的一句英文，“all or none”。
這句話也幾乎成了他一生的信仰。
晚年時，有朋友來拜訪他，借書、聊天兒，他常口無遮攔地得罪很多人：“×××還可以；×××很不錯的；×××混蛋，很差勁；×××是個陰謀家。”
他一直葆有一顆童心
在大兒子許成鋼看來，父親喜歡批評人是因為他是一個“非黑即白”的人，腦子裡“沒有任何灰色地帶”。即使那些和他本來關系好的人，或者是正在幫他的人，隻要發現有一點錯誤，肯定立馬批評，“毫不留情面”。
甚至，當看到他一直十分尊敬的老師束星北公開宣稱自己曾做過愛因斯坦的助手時，有些懷疑的許良英就開始翻閱資料。獲得确切證據後，他給幾家媒體寫文章公開宣稱：“這是束先生經曆20多年精神折磨的後遺症。1957年開始，普遍出現了說真話獲罪、說假話受獎的怪現象，他的心靈被扭曲後，自然會産生這樣的感覺：你們可以大言不慚地說假話，我就不可以？”
假話是被許良英所不齒的。畢業于浙江大學的許良英，最為推崇的就是解放前浙大的老校訓：“求是”。“排萬難，冒百死，以求真知。”他濃重的浙江口音永遠能随時背出這句老校長竺可桢對校訓的解釋。
解放後浙大的校訓被修改為“求是創新”，許良英還曾為此當衆向那位曾經主持修改校訓的校長發難：“‘求是’後面加個尾巴，猶如畫蛇添足，有點不倫不類”。事後，這位領導對他說，“你的意見我理解！”但是許良英卻認為這是“掌權者慣用的語言”。
與許良英交往十多年的傅國湧認為，“他一直葆有一顆童心，是一座不設防的城，對人是敞開的，對人、對事的評判從無顧忌，完全從本心出發，也不是所有的評判都對，但他是嚴肅的、真誠的，他活得很真實，從年輕時代到最終歲月，從無更改。他說自己一生不說謊話，除了1949年前跟國民黨特務鬥之外。”
這種口無遮攔或許是許良英身上最為明顯的愛因斯坦的影子。愛因斯坦認為，對社會上非常惡劣的和不幸的情況保持沉默，“我覺得是在犯同謀罪”。
在特殊的年代，那些衆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事，像強烈的日光，打在許良英身上，讓他這“愛因斯坦的影子”愈發強烈和真切。
“文革”期間，對愛因斯坦的批判此起彼伏。一篇由許良英和另一位作者共同完成的文章《試論愛因斯坦的哲學思想》，被批為有嚴重的政治錯誤。雖然由于“右派”的關系，許良英并沒有在這篇文章上署真名，但面對調查組，他還是說“這篇論文全部是我寫的”，“文章如有問題, 全部責任應該由我承擔”。
1962年，許良英從中國科學院接到了翻譯愛因斯坦文集的任務。這時，“右派”許良英已經回到了浙江臨海張家渡的老家，成了一名“頭戴猢狲帽，腰間系着長圍裙”的農民。
為着手這項巨大任務，許良英專門定做了一個80厘米長，20厘米寬的木盒子，裡邊裝滿了愛因斯坦的數據卡片”。
在他借閱的資料中，最先引起他重視的是一本《愛因斯坦論和平》。在看完這本700多頁的英文著作，發現愛因斯坦“終生信奉社會主義”，“政治上應該是我們團結的對象”，這才開始“心安理得地編譯他的著作，介紹他的思想了”。
此後，許良英不再下地勞動，而是用稿費購買工分。每天晚上工作到八九點大隊停電，就“點上煤油燈繼續翻譯到深夜一兩鐘”。
對于許良英來說，這時最困擾他的是為什麼自己成了“右派”？為了搞懂，他找來了全套的馬恩全集，一遍遍地讀。還曾經去山，“五進毛主席故居”，每次去就捧着小紅本的《毛主席語錄》，有時“甚至會熱淚盈眶”。
有人感慨許良英的最大錯誤就是“把該在家裡說的事情，拿到單位裡說了”。
“我們這些人想不通就慢慢想嘛，但許良英就不行。”直到今天，範岱年依然記得許良英當時“暴跳如雷”的反應。
直到1974年向商務印書館交《愛因斯坦文集》的翻譯稿，目睹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鬧劇，他才徹底從迷信中猛醒過來。“回頭一看，幾十年的一切就像童話《皇帝的新裝》一樣。”
後來官方發布消息，稱《文集》的編譯工作“是由中國著名物理學家許良英主持”。但是，他對這句褒獎之詞并不領情，“立即去信要求更正”，申明“我既不是‘物理學家’，更不是什麼‘著名’人物，我不過是一個農民，一個沒有公職的人民公社的社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