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成就
中興北大學科建設和擴展
九年中,北大的院系整合經曆了兩次高峰:2000-2002年,教育、社會、物理、新傳、地空、政管、環境、信息等學院先後組建,其共同特點是将原來獨立而學科相關、相近的系、所、中心乃至專業進行内部整合;2005-2006年,學科建設的觸角更多地放在了學科拓展方面,特别是把重心落在了應用與工程學科、交叉學科上,特别是與國家戰略與國家重大需求的緊密結合。2005年6月,在校友呼籲和許智宏的推動下,恢複建立中斷五十餘年的北京大學工學院。 進一步完善學科布局,意義非凡。
體制探索和變革
全面革新固然不現實,但北大一直在若幹局部進行嘗試:工學院和前沿交叉學科研究院大膽突破陳規推行新的管理模式和聘任制度,分子醫學研究所體現了集基礎研究-技術轉化-臨床前研究為一體的研究戰略,先進技術研究院以靈活的體制和政策整合力量以承擔國防項目和大型應用型項目,科維裡天文與天體物理研究所緻力于以國際通行的運行機制建設具有國際聲譽的研究機構。
生命科學學院全球公開招聘院長并由饒毅開啟了全面的革新措施,深圳研究生院以彙豐商學院和國際法學院為代表試水新的教育模式,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建設深入中國社會經濟和家庭生活的大樣本數據庫和社會跟蹤調查體系,CCER更是改組為國家發展研究院以更大的實現“國家智囊”的雄心,此外,國際數學中心、高能物理中心、實驗動物中心、教育财政科學研究所、民營經濟研究院、《儒藏》編纂中心……一個一個的亮點,構成一條清晰的探索軌迹。
師資隊伍
許智宏上任之初,就面臨着學者更新換代的問題。與兄弟院校在新建學科上大量招兵買馬、“買”著名學者的做法截然不同,他們看到了青年學者隊伍對一所大學的重要意義,因而推出了被稱為“癸未變法”的教師聘任和職務晉升制度改革。改革變質或者流産的論調恐怕仍是大多數關注此事的人的基本論調,但改革以來的引進師資的總體狀況遠好于以往;
改革的兩項核心舉措:本校博士原則上不留校做教學科研崗、職務晉升兩次失敗則不得再申請晉升原崗位,均得到了較好地貫徹。另一項引人注目的舉措是06年開始的青年人才引進計劃(俗稱“百人計劃”),與其他科研機構、高校不同的是,這項計劃的對象招聘對象是35歲左右的青年學者,北大的人才戰略始終把目光盯準在了青年的潛力上。
争取資源
“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傳統思維開始轉變,各學科帶頭人在争取承擔國家項目(如973、863、NSFC等)方面的積極性和競争力都大為提高。
其結果是:北京大學的科研經費從1999年的1.6億,增加到2007年的8.6億,從長期徘徊在教育部直屬高校科研經費前十以外,到一度位居全國第三(2006年)。而另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基金會的優秀運作,吸引了來自廖凱原基金會、邱德拔基金會、黃怒波校友、黃志源校友、HSBC等的大額捐贈,極大地拓寬了北大的經費來源。
教學改革
從實施按院系或學科大類招生,到元培計劃實驗班啟動,實踐本科教育“寬口徑、厚基礎”的理念,直到元培學院成立,本科學院初現雛形;從建設通選課體系,到輔修/雙學位制度的實行,到暑期學校的設立,到跨學科院系“古生物學”、“政治-經濟-哲學”專業的設立,本科教育的靈活性和自主性都大為增強;
從改革博導遴選制度實行“不定資格制”,到研究生定位于培養各行業領袖,到研究生培養機制改革明确分類培養目标、調整培養方案、完善獎助辦法,到研究生待遇提高、校長獎學金設立,研究生教育制度也進入了新的階段。
基礎建設
用飛躍兩個字形容九年來的校園建設絲毫不為過。經過學校不斷争取,2003年北大獲得了以成府園為主的66公頃土地,在中關村寸土寸金的情況下,将近千畝土地的獲得,激活了北大發展規劃的藍圖,對北大未來發展至關重要。同時,2006年朗潤園-鏡春園地區開始改造,學校可利用的土地空間大大擴展。
考古、生科、國關、政管、法學、光華、經濟、教育等大樓已經建成或基本完工,二教修建,三、四教改造,體育館、圖書館、校醫院和東操場的建設和改造,萬柳園區、暢春新園、暢春園、中關園區的興建,33-42樓的翻建,人文、工學與交叉學科、微電子、數學中心、環境、藝術等大樓已列入下一步日程……九年間,北大校園環境的巨變有目共睹。
重塑凝聚力
如果僅是以上的答卷,許智宏可以算得上北大建國以來難得的“功狗”;可是讓這位大學校長一下子名滿天下并好評如潮的,居然是2008年新年狂歡夜上的一首流行歌曲。
許智宏成功地營造了這所大學的凝聚力。這位滿頭華發、氣質儒雅、親切和藹的“許爺爺”,似乎并不是一個雷厲風行、大刀闊斧的改革者的形象,卻暗合了莘莘學子們對于“我們的校長”的期許,成為北大的精神領袖。北大的孩子都知道,許爺爺開啟了新年狂歡夜的傳統,許爺爺每年都在此向全校師生和校友發表新年緻詞,許爺爺還要唱歌,不僅唱《燕園情》,還唱《老鼠愛大米》、《江湖笑》、《隐形的翅膀》。
正如許校長在在北京大學建校110周年校慶大會上的講話中所評價的那樣:百年校慶以來的這十年是“建校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
獎勵榮譽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一等獎
國家自然科學三等獎
1988年被評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 青年專家
1991年被評為全國做出突出貢獻的留學回國人員
香港大學榮譽教授
英國De Montfort大學和諾丁漢大學榮譽理學博士學位
香港城市大學榮譽理學博士學位
日本早稻田大學榮譽理學博士學位
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榮譽理學博士學位
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榮譽法學博士學位
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榮譽博士學位!
訪談實錄
大學就是一個大家庭,校長作為大家庭的家長,必須兼顧到不同群體的利益,和他們溝通。1999年11月,57歲的許智宏赴任北京大學校長。九年以後,在北京大學110周年校慶的時候,他在《邁向一流大學之路》的講話中說,百年校慶以來的這十年,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計劃被正式确定為國家戰略。北大得到了國家和社會各界前所未有的巨大支持,原北京大學與原北京醫科大學合并,迎來了建校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
談九年任期
記者:回首在北大工作的九年,您最先想起的是哪些人和事?
許智宏:時間過得非常快,很多事情就像發生在昨天。這些年北大有很大變化。我記得剛來的時候,第一個去看望的學生群體就是在昌平園區學習的本科一年級同學。我也到校本部學生宿舍去看過,很有感觸。離開母校30多年了,但大部分宿舍還是很陳舊,隻是由我當學生時候的8人一間改為6人一間。當時我心裡很不是滋味,所以首先想的就是要盡快改善學生的學習生活環境。
雖然我們說“大學非大樓之謂也,乃大師之謂也”。我覺得,大師很重要,但沒有大樓也不行。六十年代的燕園,學生不到1萬人,而現在全日制學生就有2.5萬人,教師的數量也增加了。
這些年,學校做了很大的努力,希望能給學生、老師提供更好的工作、學習和生活的環境。本來我想在任内讓所有的同學都能在宿舍樓裡洗澡,這個願望沒有完成,但總算是啟動了。老師工作環境也一樣需要改善。文科老師的工作環境是比較艱苦的,我一直希望給他們營造一個好的工作條件,最好是那種安靜的、傳統的燕園人文環境。雖然做了很多努力,但由于種種意想不到的困難,沒能推進得那麼快。文科大樓終于奠基了,心中多少感到一絲欣慰。
北大很大,事情要一點一點地做。我也不願意校園裡一天到晚都是工地,有好多吊車。我本來希望在我任上把北大的重大基礎建設都搞完,使得同學們、老師們有一個比較安定的條件,接替我的校長可以安安心心、全力以赴搞好教學科研。總的來講,九年來我做了很多努力,也總算做了一些事情,但還有很多事情沒有做完,有些遺憾。
談大學校長
記者:經過九年的實踐,您如何理解大學校長的角色?
許智宏:作為校長我有一個體會:大學就是一個大家庭,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大學校長就是一個家長的角色。“家長”,就要注意到方方面面,必須兼顧到不同群體的利益,經常和他們溝通。學生、職工、老師關心的東西都不一樣。作為校長,當然不可能什麼事都馬上就做,必須有個輕重緩急。
北大的工作難,也是在這個方面。比如,由于燕園裡有不少曆史古迹,造一個樓就要考慮周圍的建築能不能動,會不會受影響。奧運乒乓球館邊上的治貝子園,還有幾棵古樹,原來的設想是整體平移。這樣建築可能會更整齊、周邊環境也更寬敞。但後來還是原地保留了。文物保護下來當然非常好,但也暴露出來很多問題。那次施工過程中失火,因為路太窄,大的救火車都進不去。
北大的事情,難就難在這個地方,要找到各方的平衡點。這樣做事情,步子可能會 慢一點,但是可以取得大家的理解。
中國學校在變革的過程中,特别需要溝通和理解。作為一名生物學家,我想大學的改革更多的應是“evolution”(進化),而不是“revolution”(革命)。
談北大改革
在2003年北大人事改革的時候,許智宏曾說:“北大不改革沒有出路,因為即使不動的話,再過5年,還是國内第一流的大學。但是15年以後怎麼辦?”這些年,北大推進“三級建制、兩級管理”的管理體制改革,重新組合學科,成立了10餘個學院,基本形成了學部、學院、系的三級建制;北大堅持“加強基礎,淡化專業,因材施教,分流培養”的本科教育“十六字”改革方針,啟動“元培計劃”;北大改革研究生招生考試模式,推行新的培養機制和導師遴選機制;不斷深化醫學教育改革。此外,北大在教師聘任制度、研究生獎學金制度、校務公開等方面都進行了改革,并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記者:這些年北大推出了很多改革,比如教學改革、人事改革等。您現在如何看待它們的成敗?
許智宏:我是搞自然科學的,我覺得像中國的改革一樣,大學的改革是一個逐步演變的過程。有人問過我,到北京大學上任,有沒有“新官上任三把火”?在工作中,我不主張“三把火”,就像搞研究,都是要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不能說來了一個校長,把前任的推翻重新搞一套東西。大學從某種程度上講,是一個比較保守的系統,她經不起一天到晚的變動。所以我講,北大需要一個穩定的時期,不能老變,老出新的政策。對于北大來講,我希望見到的是穩中求進。
改革需要理解,一個改革如果大部分人都反對,那就很難推行下去。讓每一個人知道為什麼要改,才能得到更多支持。
記者:2003年的師資人事制度改革曾引起很大的社會反響。當時學校為什麼下這麼大的決心推動它?
許智宏:這次改革是比較激烈的。當時正值世紀之交,北大有一大批老教授退休。如果這時候我們有一個好的人事政策,能夠制定一個好的規則,将來的人員有進有出,能夠不斷地選拔優秀的人才。這對于建設一支優秀的教師隊伍将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我們也希望穩妥地推進改革,但是因為北大的特殊情況,還是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實際上,北大的師資人事制度改革的方案還是反複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才推出的。比如對文科,經過了解,文科培養一個人才比理科時間長,所以給理科的副教授兩個聘期,給文科的三個聘期。有人講最終出台的改革方案是一種妥協,我不這麼認為,因為本來第一個方案出去就是征求意見稿。一個重大的政策,正式出台前聽取各方面意見,是不斷完善的過程。畢竟改革涉及到每個老師的切身利益,北大更要兼顧各方面意見。當然,個别院系出現了一些實際問題,但不能因為個别的問題影響整個政策的執行。
我們的師資人事改革的方向無疑是正确的,目的是能夠更好地調動教師的積極性。但在措施上必須非常的謹慎。解雇不是我們的目的,一個好的人事政策必須能夠更好地調動大家的積極性。這些年,有些老師從北大出去了,但是也有老師進來了。北大就是希望逐步形成一種人才流動的格局。我覺得,北大的副教授到别的大學當教授很正常。隻有中國的大學教員真正形成了這種流動的局面,全面提高中國高等教育的水平才有可能。因此,大家觀念上的改變非常重要。
談校園新與舊
記者:近幾年,學校的建設步伐很快,很多老樓被拆,引起了讨論甚至非議。您如何看待這些意見?
許智宏:同學們有的時候很浪漫,有一次我參加學生的演講比賽。一個男同學說自己住在28樓,聽說學校要把28樓改建了,覺得他幾年的大學生活即将消失。我在演講會的即興發言中說,我對同學們對學校一草一木的感情完全理解。我也一樣,我曾經住在34樓,老房子改建成了新的女生宿舍。但是北大在發展,我不能把28樓那個破舊的形象 留給以後的同學。
從這一點來講,我既理解同學的感情,但也希望同學們能夠理解學校。我們這麼做是希望努力改善同學們的生活條件,要辯證地看學校的發展。的确有很多重要的東西要保留,但學校要發展,北大就這麼一塊地,不能什麼都留着。所以我們作出一個校園建設的規劃,根據文物保護的要求,确定哪些地方是不能動的,對未來的建設也有一個整體的框架。
談人才培養改革
高考差10分、20分、30分、40分的學生沒什麼本質的差别。但畢業的時候,從北大出來的會有很大的不同。在大學“陶鑄群材、發明新理、引領文化、服務社會”的四個的使命當中,許智宏始終認為培養人才是最核心的一個。對于本科招生、研究生入學考試,他都提出過自己的見解。在“重基礎、寬口徑”的教學理念中,“元培計劃”、通選課設置、模塊化課程逐漸被引入北大。
記者:您說過:“北大不是培養‘書呆子’的地方,而是要給學生比較寬松的環境,培養自己的興趣。”如何實現這一點?
許智宏:大家都講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要通過教育來改造或者塑造一個人的靈魂。在這種師生關系中,更多的是把老師作為主動的,學生作為被動的。我是個植物學家,更喜歡把老師看作園丁。花園中的各種植物都不一樣,但它們都是這個花園中重要的成員。所以我覺得大學就應該為同學們的成長提供一個最好的土壤和環境。
大家能夠在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内,在一片良好的沃土中成長,這就是大學的意義所在。它并不是追求工廠化的生産,出來的都是一種樹苗、一種花卉。大學培養出來的應是各種各樣不同的人才,每個人應有自己鮮明的個性。
幾年前,一個理科院系的女孩子寫信給我。她在班上成績非常不錯,還是班幹部。但是她對理科沒有興趣,實在太苦惱了。她說許校長,我所有的業餘時間都在看文科的書。我後來轉給林校長和教務部門,請他們研究一下。我說與其讓一個同學再苦惱兩年,為什麼在北大的環境中不能讓她追求自己的愛好?當然,轉系也要進行必要的考核,但是我們應該提供這樣的環境,讓同學們有更多的選擇。
這幾年轉系的百分比從當年的5%可以放寬到20%了。元培班的開放程度當然更大了,但全部放開一時還做不到,比如,理科院系的實驗要根據實驗室的容量安排,所以要有序地放開。我們提倡有更多的選擇。我60年代上學時候,隻有一個模式,同班的同學課程都一模一樣。現在不管怎麼樣,同學們有很大的選擇餘地。這是北大應該做的。
記者:但是可能一個學生在某個領域學習很多年,他才會成才。現在有的同學興趣很多,有條件做各種事情,最後卻可能一事無成。這怎麼辦?
許智宏:“寬和深”是相對的。當然不同的人還是有區别的,跟你以後要做的工作也有關系。有的可能需要培養廣闊的視野,有的人需要專一些,比如科學家。我認為大學是打基礎的階段,還談不上太專。真正的科學家,在大學畢業以後通常還是需要長時間的實踐和鍛煉的。
我們把學分減到140分左右,在全國高校中是比較低的了。目的是減了學分以後,給同學們更多的時間開闊視野,多看些參考書。但結果我們的同學,40%都選第二學位了。4年要讀完兩個學位,是很辛苦的。面對全社會的就業壓力,很多同學想在大學盡可能多學一點,可以理解。但是在這方面,大家還是應該學會怎麼把握自己。
在比較寬松的條件下,有的同學往往把握不住自己,這是個問題。這跟來北大之前的基礎教育是有關系的,基礎教育現在基本是應試教育,大家大學以後,很長時間還是不知所措。我希望這種狀況能逐步改變。
坦率來講,大一進來的時候,北大和清華、複旦、交大的同學,我覺得在本質上沒有多大的差異。高考的時候差10分、20分、30分、40分,我個人認為沒本質的差别。關鍵是能不能給他一個最好的教育環境。要尊重人的選擇,給他一個寬松的環境。這是這些年來,北大所堅持的。
記者:您說學生剛上大學的時候,北大、清華和其他一些高校是差不多的,那您希望他們走出北大校園的時候,和其他學校有什麼不一樣?
許智宏:當然有很大的不同。不同體現在對事業的追求和個人的風格上。北大的學生善于思考,喜歡打破沙鍋問到底。我上學的時候,教我們有機化學的張滂院士到宿舍來給我們答疑,我問了他一個問題,他說“答不出來”。大家覺得很驚訝。他說,“問題都答得出來,還要科學家幹嘛?”作為學生,敢于在老師面前提問,有時候問題還很尖銳,這一點是很好的。每個學校都有自己的特點,這沒什麼不好。學校就要有自己的風格。
北大的傳統與這所學校的曆史有關。從全世界來講,沒有一所大學像北大這樣與一個國家、民族的發展,關系如此密切。所以北大的師生也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責任,不管它為社會所接受還是沒有接受。比如老校長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當時受到了舉國上下的批判,他面對了很多困難,但他依舊追求真理。從他身上體現出了他曾說過的,“北大主義”即“犧牲主義”的精神。這是北大曆史塑造的傳統,但是這并不影響大家個性的發展。我覺得這是這所大學的成功所在。
談社會關注
作為北大校長,做事情必須非常謹慎,弄不好社會要把你大大地“炒”一通。但不管怎麼樣,隻要我們老師、我們同學們心很齊,沒有什麼困難克服不了。北大還是會前進的。近年來,随着中國傳媒的迅猛發展,社會對于北大的一舉一動也愈加關注,學校在基礎建設、教學科研、校園環境等很多方面的舉措,都引起了争論,“北大畢業生賣豬肉”、“北大拒絕遊人參觀”、“北大蓋五星級飯店”等負面報道見諸于報端、網絡,其中不乏對于北大的“誤讀”。
記者:近幾年,常有關于北大的負面新聞出現。您覺得北大在人們心目中的印象有沒有受到影響?
許智宏:對北大總有兩種極端的意見,但是總體上來講,北大給人的印象還是好的。否則你不能設想每年有那麼多的學生,夢寐以求地要考到北大。
有時候媒體會抓住一個學生來講,我說這是不科學的。我們有很多同學畢業後從事科研、教學,也有不少在政府部門、企業工作,有很多同學投身邊疆、紮根基層,還有很多去支教的同學,大家表現都非常出色,得到了社會的認可。
正是由于北大在社會上處于風口浪尖,總會有人要找你說事。人家要“炒”,每天都能找到這樣的機會。比如“博雅國際會議中心”,當時我正在外地出差,一打開電視,看到香港的一家媒體正在辯論“北大該不該建五星級賓館”。我覺得這個問題的前提就不對,我們并沒有拿國家給的錢建賓館,而且那塊地本身就是開發用地,并不是北大的教學科研用地。當然,我們也很謹慎,聽取了大家的意見,把賓館的名字由“未名湖大酒店”改為“博雅國際會議中心”。
北大做決定很難,被誤解的事情很多。幾年前,有一份報紙講“許校長提出北大要取消研究生考試”,随後就有人指出這“必然導緻腐敗”。其實我并沒有講要立刻取消研究生考試。作為北大校長,做事講話必須非常謹慎,弄不好社會把你大大地“炒”一通,你沒那麼多時間去應對。當然,我還是要感謝媒體的朋友們,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對北大進行了報道,其中也有不少很好的批評。這九年,我個人也結交了不少媒體的朋友。
不管怎麼樣,隻要我們老師、我們同學們心很齊,就沒有什麼困難是克服不了的。北大還是會前進的。北大有很多優勢,但是也不是什麼都好,不應該隐晦北大的問題和缺點,要不斷完善自我。魯迅先生講“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當然我們力争搞得更好,力争走得更快一點。
現在回過頭看,最早的教育理念是在教育中塑造一個完整的人,後來逐漸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教育偏離了原來的方向,現在是我們重新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談隐形的翅膀
記者:2008年新年,您的一首《隐形的翅膀》在網絡上流行,您有沒有覺得意外?
許智宏:一開始我也挺納悶,這首歌并不是特意為新年準備的,我是從科學院一位同事的小孩那裡學來的。在北大新年晚會唱歌,我沒看作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我隻希望在那種場合能與同學們一起,在一個輕松的環境裡迎來一個新年。有網友講,北大培養了一個“五等歌手”,我可從來都沒想過要當一名歌手。我一輩子隻有一次不及格就是音樂———初中考五線譜,得了2分。但是我很喜歡聽音樂,古今中外的都喜歡。
後來我也看了網上的一些評論,我想有一點很重要,就是每個學校的同學們都希望自己的校長,希望院長、系主任能與同學們有更多的交流,關心他們。有位網友說,畢業的時候,别說校長,連系主任都見不到。這反映了學校管理層的問題。
我喜歡北大的同學。我離任後在《緻全校師生員工和海内外校友的公開信》裡第一段就感謝同學們給我的支持。剛來的時候,有同學叫我“許爺爺”還不能接受,現在已經習慣了。我覺得大學校長不應該是高高在上的,應該像一個“家長”。
談卸任前感受
記者:您卸任之前到學生宿舍和大家道别,當時心裡什麼感受?
許智宏:那天,我遠遠地看到同學們夾道歡迎,手裡拿着一張張紙。走近一看才知道是一年級的學生拿着錄取通知書要我簽名。當時我也很感動,都給他們簽了名。走進樓道裡,整個樓道和樓梯上都擠滿了學生。後來不知道哪個學生說,“我們唱個歌吧。”大家就一起唱《隐形的翅膀》。我很感動,我想這也是同學們真摯的感情。
卸任的那天,我把這些年一起合作過的校領導都請來了。當時韓啟德副委員長有一個即興講話說,許校長,你應該滿足了。作為一個校長,有那麼多同學們喜歡你、愛戴你,這是當校長最應該滿足的一點。的确,作為一個校長,這一點讓我感到非常欣慰。1999年底我剛來的時候,有人在網上說“北大又來了一個官僚”。現在,我比較欣慰的是,終于改變了同學們對我的印象。
談自我評價
記者:您對學生們的愛戴感到很欣慰。如果評價您是一個“好校長”,您是否同意?
許智宏:我不敢這麼說。離任的時候我說過,是非功過有待後人去評說。要說“好校長”,我最欽佩的校長解放前是蔡元培,解放後的是馬寅初。在離任前的一個周末,我去蔡元培先生的塑像那裡獻花,向他三鞠躬。我覺得,自己做了最大的努力,畢竟這九年我沒有偷懶。
我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按照蔡校長的要求做的,但也沒有都做到。他有一些理念和想法,在他當校長的時候也沒有完全做好。很多教育理念,比如蔡校長講“德智體美”,現在說“素質教育”,其實現在都還遠沒有做到。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永遠是我們北大人的追求。
回過頭看,最早的教育理念是要培養一個完整的人,後來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社會比較功利了,教育逐漸偏離了原來的方向。不僅中國,整個世界都是這樣。現在是我們重新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很多大學現在提倡要回歸到教育本意上去,但随着時代的變化,面對的事情不一樣了,當你偏離了,想把它轉回來的時候,總是有各種各樣的阻力。所以,從這一點上講,教育的初衷還沒有完成,還要繼續努力。
2000年因幹上殺豬這一行而聞名的北京大學畢業生陸步軒,近日受邀回母校演講時說,“我給母校丢了臉、抹了黑,我是反面教材。”說完幾乎哽咽。而北大老校長許智宏為此演講緻辭時說,“北大學生可以做國家主席,可以做科學家,也可以賣豬肉。”
人物轶事
放歌晚會
2007年12月31日晚,在北京大學2008新年聯歡晚會上,校長許智宏以一曲《隐形的翅膀》助興,全場轟動,氣氛熱烈。
現場視頻在新浪網上張貼出來,立刻引起了網友的興趣和熱議。有人覺得,以堂堂北大校長之尊,演唱流行歌曲,似乎有些不妥。也有人認為,校長唱流行歌曲,不倫不類,隻是投學生所好,作秀而已。不過,從網絡回帖的整體看,北大校長的演唱赢得了絕大多數網友的好感和尊敬——“可愛”,“親切”,“慈祥”,“酷”,“感動”,“可敬的教育家”……這些“好詞”主宰了評頭論足一向苛刻的網絡論壇。有的人甚至說,這是他聽過的最好聽的《隐形的翅膀》。
在人們的想象中,《隐形的翅膀》該由漂亮的女生來演唱,然而誰也沒曾想,台上站的卻是白發蒼蒼的先生。許智宏版的《隐形的翅膀》,普通話不太标準,透着濃濃的南方鄉音,有時還跑調,大約算不上好聽。但與之形成反差的是,很多人覺得許校長獨具特色的演繹才是最最動人的。名牌大學校長和通俗流行歌曲的搭配,看似很不協調,卻着實塑造了一個可親可愛的校長形象。
“我們的校長在哪裡?”這是網友的一個質問,頗撼人心。是的,我們的校長忙忙碌碌,去了哪裡呢?他們能走到學生中間麼?這是需要校長們回答并付諸行動的問題。也許,像許校長那樣唱一首《隐形的翅膀》是一個不錯的開始。
2008年8月8日早晨7時許,最後一天的北京地區奧運火炬傳遞将在周口店猿人遺址拉開帷幕,著名相聲演員馮鞏将舉起首棒,中午,奧運火炬鳥巢外最後一棒,将由北大校長許智宏執掌。
北京市體育局副局長孫學才在發布會上說,8月8日,奧運火炬将在房山、門頭溝、大興、經濟技術開發區、海澱等5個地區傳遞,沿途有房山周口店猿人遺址公園、門頭溝、大興、開發區汽車城和奧林匹克青年營等景觀。傳遞距離7.902公裡,傳遞時間1小時34分鐘,安排火炬手140名。大約12時59分火炬傳遞在101中學(奧林匹克青年營)完成後,直接轉運國家體育場,與開幕式相銜接。
孫學才說,在101傳遞完成之後,北京地區的傳遞活動就到此結束:“我們轉場到國家體育場,将由聖火團隊把火種燈交由體育場開幕式的團隊。”
談轉基因争議
許智宏:參會科學家認為,目前有關轉基因的幾乎所有争議都不是基于科學評價和理性的思考,這種無謂的争議已經阻礙了黃金大米、BT抗蟲水稻、BT茄子等已經成熟的轉基因産品的商業生産,造福于民,到會的科學家都對此都深表遺憾。有關轉基因争議如此廣泛,導緻政府的決策往往并不能僅僅基于科學評價,也要綜合考慮政治,包括貿易、經濟等因素。在轉基因産業化的問題上,政府的過于猶豫會帶來困惑和混亂,并喪失發展的機會。
轉基因作物對生物多樣性的潛在影響,經常被作為一個有争議的話題用于反對轉基因作物的種植。
與會專家和學者經過廣泛讨論達成一系列共識。認為轉基因作物為确保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對保證糧食安全,并減輕農業對環境的影響作出了貢獻。轉基因作物的應用明顯減少了殺蟲劑的使用,從而增強了食品的安全性,增加生物多樣性,增加産量,因而也減輕耕地使用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