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點》事件
2006年1月11日，共青團中央機關報《中國青年報》下屬《冰點》周刊“中國青年報”的《冰點》周刊因刊出袁偉時文章《現代化與曆史教科書》長文，對中國近代史若幹重大事件的解讀有異于官方版本，因而導緻暫時停刊整頓，并引緻主編李大同及副主編盧躍剛撤職。3月1日《冰點》複刊，刊登張海鵬的《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曆史的主題》文章批駁上文，并拒刊袁偉時《為何、何時、如何反帝反封建》文章。
記者采訪
袁偉時一直頗受關注，是個“争議”人物。
在中大校園，袁偉時已待了半個世紀。老先生的作息，似乎很規律。午睡時間，雷打不動，習慣把家中的電話機給挂了，免得外界打擾。他先迎我到客廳入座，而後進廚房泡茶。他穿了件深藍色的拉鍊夾克衫，深色褲，一雙黑皮鞋擦得锃亮。聽舒立說起，前不久，老先生晚上給學生上“中國近代思潮”課。講壇上那把椅子有些年紀，不結實。坐着坐着，架子散了，快80的袁先生一屁股就摔地上了。聽說，他的學生助理當時臉刷白了。袁先生自己爬起來：“沒有事。繼續上課。”
我問起他上課跌跤的事。他哈哈一笑：“我給他們本科生上第一堂課時，先自我介紹說，你們是90後，我是80後！”臉上，寫滿了老頑童的得意和滿足。聽學生說，每周選修或旁聽袁先生的課，大教室總塞滿了學生，常有300多号人。有時，窗口地闆上也占滿了。
“一些學生聽了我的曆史課，覺得很困惑。他們跑來問我，為什麼你講的曆史，與我們以前學的那麼不同？！我們到底應該相信哪個版本呢？”袁偉時說。
這幾天，袁家的電話鈴比往日更頻繁。指着茶幾上那捧紫紅色的99朵玫瑰花籃，袁偉時笑着。1931年12月15日，他出生在廣東興甯。再過幾天，照中國的傳統習俗，他就80了。他出生那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已過去整整20年。而這場百年來褒貶不一的革命以及中國坎坷的憲政之路，成為袁偉時後半生最重要的學術使命。
“我80了，大家想為我祝壽。我說，慶祝生日沒有多大意思，還是開個學術研讨會，讨論一些問題。”于是，一些學界朋友就開始籌備一個“20世紀中國思想和文化”的研讨會。不過，兩個星期前，廣東省社聯一位官員找到籌辦研讨會的廣東人文學會負責人，很客氣拿出一個文件。他說，根據規定，全國性的學術會議必須報請宣傳部批準。因這次會議很多學者來自外地，屬于全國性學術會議，得事先報批。人文學會負責人當堂表示，既然這樣，研讨會我們就不辦了。
袁家的客廳，并不大，挂了兩幅字。一幅是啟功先生所贈，題的是杜牧的詩。另一幅是廣東書法家尚濤的墨迹，上面16個字：虛能養和，靜能生悟，仰以察古，俯以觀今。
“我們都是一等良民，奉公守法的。既然有關部門說了要審批，那麼這個學術研讨會就不開了，就改為袁偉時生日慶賀會了。法律并沒有禁止做壽啊！”袁偉時擺擺手。
1950年，袁偉時考入中山大學，讀經濟系。後北上到上海，進了複旦經濟系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生班，學的是老大哥蘇聯的政治和經濟理論。他的導師是著名的經濟學家江澤宏教授。
“我在複旦的碩士論文，是質疑當時一種很流行的官方觀點，也就是‘無産階級貧困化’。我覺得，這說不通啊。資本主義制度在其發展過程中，也在完善自己，工人的工資和福利待遇其實是提高了，而不是貧困化。我花精力找了不少國外資料，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和印度的數據，最後證明這種說法是錯誤的。但我的導師好心地勸我，你這個論文交上去，一定會有麻煩。最後，我隻好改寫了一篇當時讨論得很熱烈的問題，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
15日那天，将有120位朋友前來為袁老慶生。我問他，八十的人生感悟，那天會對家人和朋友說些什麼？
他想了想，說。
“第一，我要說的是感謝。我這80年，一路走來，有太多的人幫助過我。我的家人、朋友、編輯、記者。就說幫我修過電腦的朋友，就有20多人，其中還有世界一流的專家！”
“第二，我要說一聲道歉。從1949年到七十年代。在那個革命年代，我受到過傷害，但是也傷害過别人。我是一個老共産黨員。我盡力謹守良知。在複旦讀研究生時，我是班上的黨支部書記，我所在的研究生班沒有一個人被打成“右派”。但是，另一方面，從學生時代開始，我就是校内大大小小的幹部，參加過各種政治運動。自己做過的決定，在政治運動中的發言，都曾傷害到别人。對此，我是要道歉的！”
“第三，我還要繼續努力。我的自我感覺是，我還沒有進入老年。大家知道，我的學術成果，大部分是在退休之後産生的。我要繼續償還學術和思想欠債。近代中國經曆那麼多的曲折和苦難，應該産生巨大的學術和思想成果。但現在還沒有。這是對人類的欠債。應該有衆多學人自覺擔負起還債的任務。今後的10年，我仍然要堅持不懈，盡綿薄之力！”
過去10多年，袁偉時挨的罵不少。不少人（包括學界中人）嚴詞譴責他的史學觀，更有人罵他是“漢奸”、“賣國賊”。他的專着《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和人物》，《路标和靈魂的拷問》等書都引起強烈反彈。
“面對謾罵，我向來的态度是一笑置之。它們多半是不可理喻的。亂罵人是羞辱自己。現代文明是無法抗拒的。誰的言行對社會有益，時間是鐵面無私的審判官。每個人時間有限，我隻做自己應該做的事，繼續宣揚我的觀點。”
最近來找袁偉時的，多半是為明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想聽聽他的說法。如何評價國父孫中山？共和與君主立憲，對中國，那條路更為上策？對袁世凱，可否三七開？不過，曆史無法重寫。我問，這一個多世紀來，中國的憲政之路一直走得很艱難，從清末開始，無論是變法改良，還是民國“臨時約法”的訂立，從國民黨倡導“訓政”，到1949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坎坷經曆。這是為什麼？
“過去，中國憲政失敗的原因之一，是社會的中下層沒有充分參與。對國家道路選擇這樣的世界性難題，難倒了中國的精英。社會矛盾的尖銳，就迫使掌權者不能不改革。現在的政府上層，并不是都不思改革。隻要國家上下一起努力，就能推動中國社會前進，完成向現代國家轉型的曆程。從1840年鴉片戰争，中國打開國門，已經過去了170年。現在是完成中國社會轉型的時候了！
在一篇訪談中，袁偉時寫道：“中國整個19世紀都在交學費。19世紀70年代，李鴻章說過‘外需和戎，内需變法’……交了一個世紀的學費，應該學會這個道理：現代社會必然是自由民主法制富強。”
門鈴響起，下一撥趕來采訪的是《南都周刊》的同行，已在等候。我問袁先生，他是個電腦迷。最近有熱心人冒名開了他的“圍脖”？他說，确有其事，現已關閉。“我1999年就開始上網，用電子郵件往來，所有的寫作都用電腦。用電腦的曆史很悠久，從上個世紀就開始了。現在每天通過網上查閱新聞和資訊，朋友們也會轉發給我很多信息。問我翻牆嗎？我不翻牆。我沒有耐心翻牆！”
“我一直說，我是個死不改悔的樂觀主義者。以2003年孫志剛案和延安農民看黃碟事件為标志，公民權利意識正日益覺醒，中國的憲政正在生長。”
我匆匆打住采訪。記者要拍照。天色轉暗，袁先生很在意拍照的背景和光線，和我們一同下樓，帶大家去校園取景。他走路時，腰闆挺直，步伐大且輕。一頭白發，在中大校園的柔和夕陽下。他邊走邊告訴我：“年輕的時候，我喜歡跑步，每天在操場上跑滿10圈，4000米。後來，年紀大了，就改成做廣播操和走路。在中大校園裡，我每天走一萬米，兩次完成，每次1小時。”
我要趕航班，他給我指路。道别，我穿過中大老校區的大草坪，那裡立着一尊孫中山先生的全身雕像，他在沉思的樣子。永芳樓前，站着康有為、梁啟超、蔡元培，譚嗣同等民國人物的石雕像。不遠處，是剛去拜谒過的另一位史學家陳寅恪故居。每天，袁偉時在此地散步。中國人正在尋找前行的立國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