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年就讀于上海浦東中學。
1925年夏參加抗議五卅慘案的遊行示威，因行動激進遭學校開除。随後轉入北平外語補習學校，又因參加反對北洋軍閥的學生運動被監禁兩周。同年10月赴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2月加入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曾發表聲明指責蔣介石叛變革命。
1928年秋從中大畢業後進列甯格勒托瑪卡紅軍軍政學校進修，半年後畢業，擔任列甯學院中國學生的助理指導。
1930年曾要求回國被拒絕。1931年被下放勞動，先後當小火車站搬運工人、彌爾他金礦礦工。
1933年後在烏拉爾重型機械廠工作，先後當技工、技師、副廠長兼工廠報紙主編。俄語名尼古拉。
1935年與蘇聯女工費娜（後改名蔣方良）結婚，1月在列甯格勒的《真理報》上發表《給母親的信》，批評蔣介石的“清共”政策。
1937年3月帶全家回國。抗日戰争時期先後任江西省政府保安處副處長、處長，督練處處長，江西第四行政區督察專員，贛州專員公署專員兼贛州區保安司令、防空司令、防護團團長，并兼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團部主任、贛縣縣長、江西省政府委員等職。積極推行“贛南新政”，但未取得成效。
1944年1月調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10月參與發起國民黨統治區10萬青年學生從軍運動，成立青年軍任總政治部中将主任。
1945年6月随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宋子文赴蘇聯談判并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抗日戰争勝利後，10月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外交特派員，到東北與蘇聯軍方就蘇軍撤退問題進行談判。随後任南京國民政府國防部預備幹部管訓處處長、預備幹部局局長，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1948年春秘密組織青年鐵血救國會，任總會會長。同年8月出任上海地區經濟管制督導專員，監督執行國民政府公布的《财政緊急處分令》，取締囤積居奇，疏導物資供應，以失敗告終。
1949年春擔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為國民黨統治集團遷移台灣作準備。全國大陸解放後，任台灣“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
1957年任“行政院”“國軍退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其間曾創辦“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兼主任。
1964年起先後任“國防部”副部長、部長。1969年任“行政院”副院長兼“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
1972年出任台灣“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
1975年4月蔣介石病故後，被推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
1978年5月被選為台灣“國民政府”第六屆“總統”,
1984年再次當選，連任第七屆“總統”。并被選為國民黨第八至十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兼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他主政台灣以後，“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灣獨立”；在經濟建設上作了一些興改，使台灣經濟有較快發展；提出“自由化”和“政治革新”，使台灣内政有所松動。但仍堅持反共立場與中共當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政策。
1988年1月13日，在台北病故。
著有《我的生活》、《我的父親》、《負重緻遠》。另出版有《蔣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彙編》十二集。
蔣經國病逝以後，台灣成立了“蔣經國治喪委員會”，1月30日舉行了遺體大殓儀式，後将遺體安放于桃園縣大溪鎮，準備将來運回大陸安葬。
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對蔣經國的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在1月14日發表了談話，肯定了蔣經國先生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灣獨立”，主張國家統一，表示要向曆史作出交待，并為兩岸關系的緩和作出一定的努力這一系列行動。
中共中央以及有關人士和蔣經國在大陸的親屬都向台北發去了唁電。
個人作品
蔣經國著有《我的生活》、《我的父親》、《負重緻遠》、《蔣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彙編》等書。
主要影響
蔣經國在“行政院長”任内推動十大建設，台灣經濟發展迅速，使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在推行十大建設之前還在行政方面進行十項革新，使行政執行更為簡廉有效，此外也頒布“政治與社會革新”的八項要點，有人将這兩次革新統稱為“十八項革新”。
在其主政台灣期間較重視本土人才，大量啟用台灣本省籍官員，積極推行“本土化政策”。在其執政晚年逐步開始民主改革，即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和報禁，以及實行“民意機構改革”等，開啟了台灣政治民主化之路。
蔣經國堅持“一個中國”立場，反對“台灣獨立”。1987年11月宣布開放部分人士赴大陸探親，結束了近40年兩岸同胞不相往來的局面。
在擔任“行政院長”期間，蔣經國主張改革台灣人鋪張餐飲陋習，提倡“梅花餐”（即五菜一湯），使餐飲奢侈風氣有所收斂。
較關心基層民衆的生活，據報道，其每年超過200次親自下鄉走訪，以了解地方實際需要。同時也很注重偏遠鄉村建設，落實水電及基礎醫療衛生建設，減少城鄉差距，使台灣的鄉村建設程度較進步。
由于其作風親民，深受台灣民衆的好評。當他在台灣逝世的消息傳出，不少台灣民衆曾聞聲痛哭。迄今為止，在對以往幾位台灣領導人的民調中，他仍是最受台灣民衆肯定的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