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清苦童年
光緒八年（1882年），蔣百裡出生于浙北硖石鎮的大家族。蔣百裡原名蔣方震，百裡是他的字
光緒十九年（1893年），11歲的蔣百裡回原籍蔣氏家塾附讀。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蔣百裡參加桐鄉縣“觀風題”考試，獲得“超等第一名”。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春，18歲的蔣百裡應同邑橋鎮孫氏之請，聘為塾師。不久在縣令方雨亭的介紹下，蔣百裡到林啟創辦的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就讀深造，同學中有錢學森之父錢均夫、醫學家厲綏之、民國開國名将施承志等。當時，志士唐才常組“自立會”，謀在漢口、湖南等地同時舉義，後力戰三天失敗，唐才常被殺。蔣百裡聞唐才常死，題詩追悼：“君為蒼生流血去，我從君後唱歌來。”
留日生涯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方雨亭縣令、知府林啟、監院陳仲恕3人共同出資，送蔣百裡東渡日本留學。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蔣百裡當選為中國留日學生大會幹事，并組織“浙江同鄉會”。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2月，蔣百裡與厲綏之等人創辦大型綜合性、知識性雜志《浙江潮》。該雜志32開本，月刊，每期約8萬字，行銷國内。蔣百裡為《浙江潮》所寫的發刊詞，其思想之尖銳深邃不亞于《湘江評論》和《新青年》。他又以飛生、餘一等筆名，發表《國魂篇》、《民族主義論》等長篇論文連載，宣揚民主革命，提倡民族精神。立論獨到，條理清晰，文辭流暢，感情奔放，頗類梁啟超文筆；而他傾向革命，又不同于梁啟超的改良主義，頗受讀者注意。也是在此期間，蔣百裡結識了戊戌變法失敗後亡命日本的梁啟超，并執弟子禮。魯迅積極支持《浙江潮》，每期都寄回國内讓親友閱讀，他的第一批作品《斯巴達之魂》等，即發表于《浙江潮》。身系上海獄中的章太炎的詩文也在該刊登載，《獄中贈鄒容》一詩萬人争誦。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蔣百裡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科第三期畢業班畢業，把代表第一名的日本天皇佩劍帶走。
籌建新軍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蔣百裡應清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聘為東北新軍督練所總參議（督練所是一省督練新軍的最高樞紐，督辦由将軍或督撫兼任，其總參議相當于總參謀長），籌建新軍。趙爾巽奏保蔣為“特異人才，可以大用”。蔣百裡被派遣到德國研習軍事，成為興登堡将軍（後為德國總統）下面的連長。後為德意志國防軍第七軍營長。
1910年在德國考察軍事
宣統二年（1910年），蔣百裡返回北京，受邀住在“宗社黨”首領良弼家中。良弼也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以知兵而為清末旗人翹楚。良弼看中了蔣百裡，任命蔣百裡為京都禁衛軍管帶。
宣統三年（1911年）初，趙爾巽任東三省總督，向朝廷奏請調蔣百裡回督練蔣百裡所仍任原職。但因為蔣百裡那時的官銜隻是管帶，屬于中下級軍官，而總參議則是上中級軍官。趙爾巽特意想了個變通的法子：在奏折上避去管帶官銜，而改稱“留德學生蔣方震”，“以二品頂戴任用”。蔣百裡在京都禁軍管帶任上，很受官兵擁戴。他辭卸當日，全營官兵圍在他住所的門前，良弼用梯子從後樓把他偷偷接下來。當天，蔣百裡就離開北京，二入奉天。武昌起義後，蔣百裡任浙江都督府總參議。民國成立，又調任陸軍部高等顧問，以及袁世凱的總統府一等軍事參議。
緻力改革
民國元年（1912年）年底，袁世凱起用蔣百裡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蔣百裡赴任之際，就承諾将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學生訓練成最優秀的軍官，如不效，則當“自戕以謝天下”。并贈每人一冊梁啟超所著《中國之武士道》，以獎掖軍人當勇武善戰、忠于國家。蔣百裡要辦一流軍校的理念，與北洋政府把軍校當擺設的設想南轅北轍。半年之間，經費屢屢克扣，段祺瑞所掌管的軍部一再告誡蔣百裡莫要改革。但蔣百裡不是空談而盲目的愛國者，在保定軍校就以日本為假想敵訓練新軍。他仍培養了陳銘樞、唐生智、劉文島、龔浩、萬耀煌等大批将帥。
民國二年（1913年）6月，蔣百裡辦好軍校的計劃在現實政治環境中無法實現，開槍自殺，被勤務兵力阻，子彈由肋骨間穿出，幸未受緻命傷。袁世凱聞訊，立即商請日本使館派軍醫帶護士坐專車趕赴保定醫治。護士名佐藤屋子，日本北海道新瀉縣人，即的賢内助後來的左梅夫人。蔣百裡的五個女兒均為其所生。蔣百裡受到醫院護士、日本女子佐藤屋登的悉心照料，竟奇迹般生還。
助蔡讨袁
民國三年（1914年），袁世凱将總統府軍事處改組為“海陸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百裡仍任參議。寫成《孫子新釋》，在《庸言》上發表。《孫子》十三篇，百裡隻箋釋了第一篇《計篇》，但大量運用了西方近代兵學家克勞塞維茲、毛奇、伯盧麥等言論，與《孫子》相互參證，加以闡發。
民國四年（1915年），蔡锷與百裡密商，佯裝贊成袁世凱稱帝。
民國五年（1916年），袁世凱稱帝，蔣百裡入川輔佐老同學蔡锷讨袁。袁世凱死後，陪蔡锷去日本就醫。不久蔡锷以疾終，年僅三十五歲。口授百裡代寫遺電。
民國六年（1917年）回國，任黎元洪總統府顧問。
民國八年（1919年），蔣百裡撰《德國戰敗之諸因》，為梁啟超《歐遊心影錄》所引用。着手考察瑞士民兵制，這是他軍事思想的重大轉變。三女英生。蔣英後适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
叱咤文藝
民國九年（1920年），梁啟超深感于歐洲的文藝複興，決心放棄政治生涯，全力從事新文化運動，蔣百裡積極參與，成了梁啟超最得力的助手，号稱“智囊”。他不僅出主意，更著書立說，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戰将。9月，梁啟超與蔡元培、汪大燮發起成立“講學社”。“講學社”先後邀請了四位國際名人來華講學：杜威（由胡适任翻譯）、羅素（由趙元任任翻譯）、泰戈爾（由徐志摩任翻譯）以及杜裡舒（由張君劢任翻譯），具體事務由總幹事蔣百裡負責。英國哲學大師羅素、印度詩人泰戈爾來華，蔣百裡代表講學社具體負責接待工作。梁啟超還組織“共學社”，系統介紹西方文化，由商務陸續出版，開始幾年都由蔣百裡主持編審工作。蔣百裡還着手與張宗祥共同翻譯馬克思的《資本論》，後因事忙而中止。同年冬，蔣百裡還與鄭振铎、茅盾等人發起成立了文學研究會。
民國十年（1921年）1月，湖南省成立“湖南自治根本法起草委員會”，蔣百裡以學者名流身份在開幕式上作《論軍事與聯省自治》演說，并參與起草《湖南省憲法草案》。省憲中規定了義務民兵制，即為百裡所建議。撰文《五十年來的湘軍》。蔣百裡還當選浙江省議會議員，參與浙江省憲起草工作，支持“聯省自治”。在長沙教育會同學諸人歡迎會上演說《世界軍事大勢與中國國情》。蔣百裡将歐洲考察的成果寫成一本《歐洲文藝複興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梁啟超為之作序，竟寫了5萬多字，梁啟超隻好另作短序。後來梁啟超将這篇長序改寫、充實，取名《清代學術概論》，反過來又請蔣百裡作序。問世後，《歐洲文藝複興史》極受讀者歡迎，十四個月出了三版。曹聚仁撰文《文藝複興時代型的人物一蔣百裡先生》，将其拟之于達芬奇。蔣百裡又主編《改造》雜志，其影響力僅次于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
民國十一年（1922年），蔣百裡發表《截兵計劃書》。撰文《中國五十年來軍事變遷史》。
輾轉内外
民國十二年（1923年）春，蔣百裡之母楊太夫人病逝。蔣百裡随即從北京返鄉葬母，後由津浦路北上，車過徐州時，他指着窗外對同行的學生龔浩說：在不久将來，中國和日本必有一戰，一旦戰事爆發，津浦、平漢兩線将被日本占領，中國國防線大體應北起太原，經洛陽、襄陽、衡陽這三陽線，是為東部平原與西部山地的連接地帶，日後可作抗擊外敵入侵。松坡圖書館在北京成立，梁啟超任館長，蔣百裡主持編輯部。年末，蔣百裡與胡适一起創辦新月社，并同徐志摩結為至交。
民國十四年（1925年），蔣百裡在上海居住時，常往來于湖南、浙江、湖北三省，力求調和孫傳芳與吳佩孚，未果後，蔣百裡和夫人蔣佐梅化裝至漢口，就吳佩孚總參謀長職，吳佩孚對蔣百裡敬禮備至，呼之為“先生”。
民國十五年（1926年），蔣百裡因吳佩孚不“讨奉”而辭職，去上海投孫傳芳。孫傳芳請蔣百裡擔任上海商埠總辦，蔣百裡推辭不任，并介紹丁文江任其職。5月間，蔣百裡曾赴日本治病。
民國十八年（1929年），蔣百裡支持原湘軍将領唐生智起兵“倒蔣”。
民國十六年（1927年），國民革命軍克複南京、上海、杭州。國民政府遷都南京，總司令蔣介石命劉文島接公進京，在三元巷總部晤談，禮遇優渥。蔣百裡指陳時局，認為當時形勢對日宜采緩兵之計，不要讓日本人有所疑慮引起無謂糾紛。于是蔣介石派蔣百裡赴日，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和朝野人士說明國民政府政策與組織，遊說的效果很好。
民國十七年（1928年），蔣百裡在上海定居，期間曾趕往北平探視梁啟超。
民國十九年（1930年），蔣百裡受軟禁，侄蔣複璁來探望，慰以“能受天磨真鐵漢，不遭人忌是庸才”。稍後，與蔣介石達成和解。
民國二十年（1931年），蔣百裡潛心研究西方哲學、佛學、曆史及文學。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蔣百裡出獄後，自号淡甯。時十九路軍參謀長張襄及淞滬警備司令部參謀長林建銘等，都是蔣百裡執掌保定軍校時的學生。一·二八事變發生後，他們拜訪蔣百裡請教，蔣百裡用民族大義來勉勵他們。之後他們向蔣百裡咨詢戰略，蔣百裡也樂于指導。淞滬戰争停止後，蔣百裡居家無事，閉門課女，養花自娛，潛心著述。
心系抗戰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蔣百裡奉蔣介石之命以私人身份赴日本考察。原士官同學真崎說:“你們東北地廣人稀，富源委藏于地，而日本人口衆多，不能不求一條出路。”百裡憤慨道:“那麼你們強占就是了，講什麼冠冕堂皇的理論!”回國後，蔣百裡認為中日必有一戰，拟定多種國防計劃，呼籲國民政府備戰。
1936年，攝于意大利
1936年，攝于意大利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撰文《從曆史上解釋國防經濟學之基本原則》，說:“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緻則強，相離則弱，相反則亡。”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蔣百裡以軍事委員會高等顧問奉派出國。行前與蔣介石密談。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蔣百裡赴歐美各國考察軍事。在德國，蔣百裡會晤希特勒，希特勒贈以世運會紀念章。在考察中，蔣百裡體會到“軍民合一”“經濟與國防合一”的重要性，在新作《總動員綱要》中提出“民事與軍事融成一片”的建議。歸國後，蔣百裡大力倡議發展空軍。中國最早關于空軍構建的思想，來自陸軍出身的蔣百裡。他還碰巧成了“西安事變”的“陪客”。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初，蔣百裡最重要軍事論著集《國防論》出版，轟動一時。9月，蔣百裡以蔣介石特使身份出訪意、德等國，10月面見墨索裡尼，11月又赴德國柏林。回國後發表《日本人》及《抗戰基本觀念》，斷定日本必敗，中國必勝。
生榮死哀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蔣百裡奉電考察法國，便帶上五女兒蔣和離開，留下三女兒蔣英在德國完成音樂學業。蔣百裡打算去法國巴黎及英國倫敦。國民政府中樞旋電促回國，預備參加國防參議會改組後之參政會。夏初，與女蔣和由馬賽乘船回國，5月抵漢口。蔣百裡未出國之前，即為《大公報》撰寫“星期論文”，歸國後，蔣百裡更每日撰文或講演，先後撰有《為國聯開會敬告英倫人士》、《抗戰的基本觀念》、《抗戰一年之前因與後果》、《歐洲大陸英雄之覆轍》等文。10月，蔣介石委任蔣百裡為陸軍大學校長，蔣百裡一再謙謝，願為該校教育長，終以代理校長委蔣百裡。時陸軍大學設湖南桃源縣，常往來湘鄂，備極辛勞，而夙病以發。為遷移學校，至桂林後，蔣百裡會晤多人，演講多次，即漸感疲憊，精神大不如前。及至宜山，更加感到體力不支，不久，心髒病猝發，于11月4日與世長辭。15日被葬于宜山的鶴嶺。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3月22日，國民政府明令褒揚蔣百裡，又因蔣百裡“精研兵法，着述宏富”，“入參戎幕，多所擘劃和匡扶”，追贈其為陸軍上将。
民國三十七年（1947年）11月30日，浙江省政府呈準中央公葬蔣百裡，由廣西宜山遷葬公于浙江杭州市西湖萬松嶺。
主要作品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蔣百裡在廬山為中國國民黨高級軍官講學，将其所著結成《國防論》。蔣百裡一生精心研究軍事理論及世界軍事狀況，著作宏富，其軍事著作大部收入《蔣百裡全集》。其他著作有《孫子新釋》、《歐洲文藝複興史》等。
主要影響
軍事
蔣百裡将軍對日本人的軍事評價不高，但他後半生和日本結緣不少。他是國民政府對日作戰計劃的主要設計者，他編著的《國防論》成為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軍隊的戰略指導依據。抗日戰争的戰場上，蔣百裡将軍在保定軍官學校、在陸軍大學帶出來的國防軍子弟浴血沙場，成為中國軍隊高層指揮官的柱石。
“寓兵于農”
民國七年（1918年）9月，蔣百裡參加“歐洲考察團”，歸國後發表《德國敗戰之諸因》一文，詳細分析了當時德國的形勢、政略、兵略之失敗，得出德國軍國主義的失敗乃“軍閥之禍”所緻的結論，從而改變了自己以往認為軍隊可以決定一切的思想觀點，發現比軍隊更加深刻而有力的戰争決定因素乃是老百姓。蔣百裡提出了“寓兵于農”這一全民抗戰的嶄新軍事理念。該文與後來德國魯登道夫将軍反省德國歐戰失敗教訓的著作《全民族戰争論》，互為表裡，并駕齊驅，在國際軍事論壇上受到高度重視。
軍事經濟理論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發表《從曆史上解釋國防經濟學之基本原則》，提出：“我于民族之興衰，自世界有史以來迄今日，發現一根本原則：曰：‘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緻則強，相離則弱，相反則亡’。”文中分别以蒙古人的馬、歐洲人的船既是“吃飯家夥”又是“打仗家夥”為例，從而揭示了他們兩度征服世界的奧秘，并以西人的國家動員與中國古代的井田制為例，對上述論點做了強有力的闡釋。蔣百裡把人民生活（經濟）與武裝戰鬥（國防）有機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大大開拓了人們對于如何取得戰争最後勝利的對策思路。
這種思路和民國二十四年（1945年）1月毛澤東提出的“軍民兩方同時發動大規模生産運動”和1945年4月《論軍隊生産自給，兼論整風和生産兩大運動的重要性》中提的“全軍應趁目前的時機，在不妨礙作戰和訓練的條件之下，一律學會完成部分的生産自給的任務”不謀而合。
抗日戰略
蔣百裡在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出版的軍事論著集《國防論》中闡述的對日戰略，歸納起來有三：第一，中國對日不懼鲸吞，乃怕蠶食，故對日不應步步後退，而要主動地實施全面抗戰，化日軍後方為前方，使其無暇消化占領區，從而使日本無法利用占領的地區提高戰力；第二，主動出擊上海日軍，迫日軍主力進攻路線由東北-華北-華中-華南的南北路線改為沿長江而上的東西路線，從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與湖沼地利，抵消日軍兵器訓練方面的優勢；第三，以空間換時間，行持久戰，通過時間的消耗拖垮日本。具體做法為将日軍拖入中國地理第二棱線，即湖南、四川交界處，和日軍進行相持決戰。蔣百裡雖然在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早逝，中日的戰争發展，恰恰按照他的預料進行，反映了他對兩國實力與戰略态勢的準确把握。他在逝世前不久發表的文章中，更擲地有聲地提出了今後中國對日戰略的指導方針——“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同它講和！”
蔣百裡在“一戰”結束不久，就著文稱中日必戰，并開始闡述建立國防中心區的初步構想。在為國民軍草拟的組織大綱中，他建議國防建設的順序應“以京漢鐵以西為總根據地，逐漸東進以求設備完全”。為此，應注意兩方面的事項：“物質上之準備”和“内部治安之責任”。關于物質上的準備事項，又包括四個方面：“一為兵器，上海、廣州之兵工廠應改為民間工業之用。而于太原設兵工廠，俾與鞏縣、漢陽成三方面兵器補充之根據地。二為裝備，武勝關、兖州附近，應特别設辎重材料廠等，俾南方兵力移動至北方時，得相當之準備品。三為交通，沿津浦京漢問之東西行國道及河流，應先着手整理。四為要塞，東部各據點。視形勢之必要，得為要塞之設計。”可見，蔣百裡此時已注意到處于沿海、沿江的兵工企業應未雨綢缪，遷往内地，以充實和鞏固内地的兵工業，防止遭受敵人的突然襲擊。這是因為中國是個弱國，一旦遭到強敵入侵，沿海一帶将很難防守，但中國國土遼闊，有廣闊的戰略縱深地帶，為了在戰争爆發後将國家損失降至最低，應把企業遷至内陸地區，以圖恢複元氣。
《國防論》認為，“中國國家的根本組織，不根據于貴族帝王，而根據于人民。中國國民的軍事天才，不發展于侵略霸占，而發展于自衛”，“利用國民自衛心來保衛國家，沒有不成功的”，“彼利速戰，我持之以久，使其疲敝；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線，我則置之第二線，使其一時有力無用處”。蔣百裡的這些看法無疑是正确的，對指導抗戰是有益的。
軍事對壘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初夏，蔣百裡的《國防論》問世。其中着重提出了三點：杜黑主義、總動員、速戰與持久。此時已值抗戰前夜，他所提出的這三點，正是擺在當時中國面前必須充分認識與亟待解決的重大軍事課題。面對日軍侵華戰争即将爆發、而當時中國空軍能投入作戰的飛機尚不足百架，極有可能處于被動挨打，喪失勝機的危險，蔣介石正是采納蔣百裡的意見，才從速添置飛機，擴大航空學校。
蔣百裡推崇的“杜黑主義”對最初的抗日戰争是一個立竿見影的實戰建議，他提出的“總動員”和“速決與持久”的戰略戰術思想，與毛澤東《論持久戰》中關于抗日總動員和關于速決與持久的軍事思想異曲同工，為後來抗日戰争的良性發展提供了正确的戰略方針和戰術指導。
軍事人口學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蔣百裡作《張譯魯屯道夫全民族戰争論序》，提出：“新軍事的主流，是所謂‘全體性戰争’”，“未來的戰争不是‘軍隊打仗’而是‘國民拼命’”。這是蔣百裡在對以往傳統軍事人口學研究的基礎上，針對即将爆發的抗日戰争而提出的一個重要的軍事人口戰略思想。不僅從戰略上揭示了民衆參戰對戰争取勝的決定性意義，也從軍事人口學意義上觸及了民衆是軍事人力資源的本質要義。這一思想既合乎戰争規律，又合乎中國國情。因為它不再是對世界“新軍事主流”的純理論研究，而是集結了對日本國的深刻了解，并結合了中國軍閥混戰，擁兵割據，窮兵黩武，新軍力量不堪一擊，但同時中國又有地大、人衆兩個優越條件的實際情況。在蔣百裡提出上述論點之後的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年7月，毛澤東在他的《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中也同樣提出了全國軍隊的總動員和全國人民的總動員問題。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1月26日，蔣百裡在柏林又寫出了一篇針對抗戰形勢，論述速決與持久關系的重要軍事論文——《速決與持久》。文章開頭就提出：“以此現代戰術戰略的趨勢，也自然向速決方向走去。但從整個國家的立場說來，即從所謂‘全民戰争’的範圍說來……就注重在‘持久’兩字……”這是蔣百裡在軍事人口思想的基礎上提出的一個戰術問題。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6月，毛澤東發表《論持久戰》一文，分析說：“由于日本是帝國主義的強國，我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日本是采取戰略進攻方針的，我們則居于戰略防禦地位。日本企圖采取戰略的速決戰，我們應自覺地采取戰略的持久戰。”在當時國内的抗戰才剛剛進行了不到半年時間，蔣百裡還身在德國，就能作出如此精明的戰略性判斷，并且在提出時間上比毛澤東早半年。
教育
将百裡是中國現代著名的軍事理論家，在教育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蔣百裡在《教育家言》中提到：“教育者，随時勢以遷移者也。處若何之時，需若何之才，則行若何之教育。苟其背于勢而與之沖突也，非特所學非所用，亦不能禁其人默而息者也，則社會之亂基之矣。他認為教育對個人、國家具有非常重要在日本國民教育思想的影響下，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蔣百裡在《新民叢報》上發表《軍國民之教育》，标志着他的教育思想的形成。《軍國民之教育》具體提出了軍人精神教育的大綱及在學校、社會、家庭實施軍國民教育的方法。但由于各種原因，這種思想并沒有很快付諸實施。直到民國元年（1912年），蔣百裡以少将軍銜到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就任校長一職時，才使得他的教育思想得以部分實施。在保定軍官學校。他銳意改革，使學校風氣大振。的意義，當時晚清的教育應該順應世界形勢變化而做出相應的改革。
蔣百裡在保定軍校任職僅半年，由于種種原因，導緻自殺事件的發生，他的教育實踐也沒能繼續下去。後期，随着國家形式的發展，他的教育思想發生了一些變化。首先，他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後果中清醒地看到，提倡純粹的尚武教育并不能把中國從苦難中拯救出來，要想使中國崛起，還得找新的出路。民國八年（1919年），他奉命考察歐洲，這使他開始注意到了人民，意識到了人民的重要性，意識到軍隊和農民之間的關系，意識到人民整體素質教育的重要性。其次，二十年代，在全面了解外國國情的情況下，他開始對原來的教育思想進行反思，開始由倡導全民的尚武教育轉向批判，認為這種教育是一種軍國主義思想，不能挽救民族危亡。提倡瑞士式義務民兵制，使教育與軍調和一緻，軍事生活與教育生活溶成一片，主張全國各界都應該聯合起來，同舟共濟，以實現自治。
最後，蔣百裡在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再次強調了紀律和精神教育的重要性。他認為現代戰争要求人自為戰，因此紀律就不能隻由上級督促，而要進化到自覺自動的遵守。軍隊要實施經常性的軍事技術訓練與多種形式的情感陶冶和精神教育。以實現人與器、兵與兵、軍與軍、軍與國的密切結合，提高單兵及協同作戰的技能，并培養起“共同一緻之志操”和“全軍一貫之愛國心”，使全軍官兵在戰争爆發後能忠于職守、為國效力。他還對嶽飛所說“運用之妙，有乎一心”的名言作了新的解釋。以闡明進行軍事教育，保持精神上一緻的重要性。
縱觀蔣百裡教育思想的發展，他的教育思想緊跟時代的脈搏，與時代同呼吸共命運。在面對強敵入侵時，他提倡軍國民的教育，期待以軍事教育的強盛、全民身體素質的提高來救中國；當看到軍國民教育無法徹底地拯救中國的時候，他開始傾向于全民的教育。并一直熱衷于精神教育，在精神教育的方法上，随時間變化而有些發展。蔣百裡是一個軍事學家，因而他的教育思想都附着在其軍事思想之上，也更為重視軍人的教育。他在近代軍事教育和軍事理論兩個方面具有突出的成就，因而從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的軍事史的發展，對教育的發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文學
蔣百裡醉心研究文學。1920年，他從海外歸來，寫了一本《歐洲文藝複興史》，于文藝複興時期精神，體會很深。他在“導言”中指出：“文藝複興，實為人類精神界之春雷。一震之下，萬卉齊開。……綜合其繁變紛纭之結果，則有二事可以扼其綱；一曰人之發見；二曰世界之發見。”梁啟超評論此書為“極有價值之作，述而有創作精神”。蔣百裡撰寫的《歐洲文藝複興史》是中國人士所撰有關文藝複興的第一本著作。1921年問世後，14個月内出了三版。當時正值五四運動之後，“民主”、“科學”兩大旗幟深入人心。蔣百裡在文中提出的“人之發見”、“世界之發見”兩點，正是“民主”、“科學”的生動注腳，符合于時代精神。。
蔣百裡傾注了大量心血的《共學社叢書》，從1920年9月到1935年7月，15年間，共出叢書16套、86種，是舊中國規模最大的學術文化叢書之一。當時進步作家瞿秋白、耿濟之、鄭振铎等翻譯了許多俄羅斯文學名著，都在蔣百裡的幫助下，收入《俄羅斯文學叢書》，由“共學社”出版。
翻譯
蔣百裡開始從事翻譯是他留學日本時期，當時晚清正在進行教育改革，這時他翻譯的書籍大多是教育相關。新文化運動時期為了引進外來先進思想，改變當時國人的陳舊觀念，他翻譯了一些思想解放相關的書籍。抗日戰争前後，為了給當時的抗戰提供理論性的指導，他編譯了一些軍事相關的書籍。
此時，他通過翻譯将日本關于教育相關書籍介紹到中國，希望當時政府推行的教育改革要順應世界形勢的變化。這也是他走向翻譯之路的起點。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他為《譯書彙編》譯書，翻譯了他的第一本譯作《修學篇》。《譯書彙編》是當時很有影響力的雜志，為當時的中國輸入了先進的思想和活力。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他協助梁啟超編《新民叢報》，并發表譯作《軍國民之教育》。後發起成立浙江留日學生同鄉會，當選為幹事之一，負責編輯出版同鄉雜志，編譯《教育家言》，由上海廣智書局印行。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他創辦并主編《浙江潮》，發表了譯作《俄人之性質》，當時的清政府對俄國的狼子野心不甚了解，蔣百裡看到了俄國的侵略野心，全面分析了當時俄國的情況，希望當時的清政府對俄國有所防備。
軍事翻譯貫穿于蔣百裡翻譯的始終，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開始了全民族的抗戰，抗戰救國成為了當時的時代主題。面對日本侵略的加劇，翻譯外國先進軍事理論又成為蔣百裡翻譯的重點。為了抵禦外來侵略，蔣百裡将《國防論》進行了整理和出版。為了更好地為中國軍隊建制提供借鑒，蔣百裡編譯了《新兵制與新兵法》，書中提到了中國該如何籌建國防。為了讓國人更加了解日本，給當時的抗戰救亡提供信心，他将《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這本著述整理出版，告訴當時的中國人日本人必将戰敗，中國會取得抗戰的勝利。
曆史社會學
蔣百裡在文史方面亦有建樹，寫過《宋之外交》、《東方文化史與哲學史》、《主權階級與輔助階級》等，頗有獨到見地。他在抗戰初期寫了許多文章，其中最出色的當推《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這篇剖析日本形勢的傑作，極大地激勵了四萬萬同胞的抗日鬥志。
蔣百裡是著名的“日本通”，在《日本人》一書中，他深入剖析日本的國民性格，又從自然、地理、風土、人種特征等各方面入手，并對曆史、政治、經濟等方面的代表人物進行分析和比較，從而得出結論：日本民族會走到極端，欲征服亞洲進而稱霸世界，所謂誅求無厭，但最終“缺少像長江、黃河這樣寬闊的胸懷，乃總是很難如願以償”。此書一出，即成為一本社會人類學的範本。
轶事典故
與師論戰
蔣百裡一向視梁啟超為恩師，執禮甚恭，但在革命與改良問題上，卻從不含糊，敢于同恩師梁啟超開論戰。1902年，梁啟超在日本橫濱創辦《新民叢報》，宣揚“立憲”，尤重“新民”，指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中國所以不振，由于國民蔣百裡德缺乏，智慧不開……”接着他又寫出了《新民說》、《新民廣義》等文章，加以系統地闡述發揮，改良主義論調泛濫一時，迷惑了不少人。蔣百裡立即用筆名“飛生”，撰寫《近時二大學說之評論》，刊于《浙江潮》，尖銳指出：“《新民說》不免有倒果為因之弊，而《立憲說》則直所謂隔靴搔癢者也。”此文連載兩期。剛刊出上半篇，即引起梁啟超的高度重視，馬上回應，寫了《答飛生》一文，刊于《新民叢報》，進行辯解。這場論戰，實際上是章太炎與梁啟超大論戰的前奏。同好問蔣百裡：“梁任蔣百裡是你的恩師，你怎麼同他蔣百裡開論戰？不怕損害師生情誼嗎？”蔣百裡直言相告：“吾愛吾師，但我更愛真理！”
死裡逃生
宣統三年（1911年），蔣百裡從東北逃亡，張作霖素惡其人，派人追殺至火車上。蔣百裡因内急，火車職員打開了洗手間供其使用，在外部替其上鎖（原本火車在發車前不會供人使用洗手間），因而得免。
因禍結緣
民國二年（1913年）蔣百裡任保定軍校校長時，曾因校務有求于陸軍部被拒，有感失信于學生，集會時在師生面前以手槍自戕，幸有侍從迅速将槍奪下。之後結識日籍看護佐藤屋子，與其結婚，婚後佐藤屋子改名為左梅。
戰争預言
民國十一年（1922年），發表《軍國主義之衰亡與中國》一文，首次蔣百裡開指出日本侵略的危險，說：“至于從中國現狀言，吾侪所最感危險者，即鄰近富于侵略性的國家……”民國十七年（1928年）5月3日，日軍大舉進攻濟南，制造“五三慘案”，印證了蔣百裡的戰争預言。
自殺謎團
民國二年（1913年）6月18日淩晨5點，天剛灰亮，保定軍校校長蔣百裡就召集全校兩千餘名師生緊急訓話。他身着黃呢軍服，腰挂長柄佩刀，足蹬锃亮馬靴，站在尚武堂石階上一臉沉痛：“初到該校，我曾宣誓，我要你們做的事，你們必須辦到；你們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須辦到。你們辦不到，我要責罰你們；我辦不到，我也要責罰我自己。如此看來，我未能盡責……你們要鼓起勇氣擔當中國未來的大任！”接着，蔣百裡掏出手槍，瞄準自己胸口猛開一槍。蔣百裡此次自殺的緣由衆說紛纭，有說是憤于軍校學風浮躁，有說是向陸軍部請求撥款未果，也有說是對中國當時軍界、政界之絕望。自殺前夜，蔣百裡緻書寡母，稱：“為國盡忠，雖死無關重要，然于陸軍及民國前途有益。遺币二百，薄田數畝，聊供贍養。”字字肝膽。
以筆抗戰
抗日戰争初期，蔣百裡曾被譽為“”抗戰文壇健将”。針對當時敵強我弱、不少人士中流行“恐日病”的情況，蔣氏在《國防論》的扉頁上寫道：“萬語千言，隻是告訴大家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他還提出用“國民皆兵”、“國民拼命”作為解決方法。在抗日戰争中，蔣百裡“中國是有辦法的”這句名言，大大鼓舞了全國軍民齊心奮起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韌性戰鬥精神。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9月—11月間，蔣百裡撰寫了《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結語是：“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同它講和。”此文系蔣百裡潛心研究日本30多年的心血結晶，文中結語通俗易懂，直截了當，觀點鮮明，一語道出了全國億萬人民抗戰到底的心聲，一時成為國人銘言、朝野一緻的金科玉律。
後世紀念
故居
蔣百裡故居
蔣百裡故居位于浙江省海甯硖石鎮吳家廊下79号。這所故居原名懷萱堂，是蔣百裡為紀念母親在民國十五年（1926年）建造的。故居坐北朝南，為五間木結構平屋建築。前有場地，後有天井、廂房。通面闊18.2米，通井深15米。當時譚延闿書“懷萱堂”匾，梁啟超贈“慷慨各努力、閑暇辄相思”對聯，今俱已無存。1984年10月蔣百裡布為海甯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改造移地重建。
安亭别墅
蔣百裡舊居（安亭别墅）位于上海市安亭路46号，是具有海派風格的歐洲地中海式陽光花園住宅。别墅由馥記營造廠建造，為兩層半磚混結構建築，占地共250平方米。設計别墅的是華僑建築師李錦沛。2005年10月3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蔣百裡布為市優秀曆史建築。
紀念館
蔣百裡紀念館位于浙江省海甯市東山北麓，展覽内容以人物事迹圖版為主，分“情湧百裡——家事與友情”、“才震四方——才學與貢獻”兩大篇章，并結合内容實物陳列了部分相關書籍及書法作品。
紀念建築
“澹甯讀書台”
“澹甯讀書台”位于河南省南陽市武侯祠大門右邊的山坡上，為仿古建築，亭内樹有“蔣百裡先生紀念碑”。據碑文介紹，該建築為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第一戰區參謀長兼河南省建設廳長的龔浩帶領同僚修建，并栽植5萬多棵樹對武侯祠進行了綠化，希望用中國曆史上典型人物的精神激勵民衆積極抗戰。龔浩于蔣百裡逝世一周年時，在駐防地南陽諸葛武侯祠建“澹甯讀書台”紀念恩師，“澹甯”是蔣百裡晚号，匾額為龔浩手書。
人際關系
家庭
祖父蔣光煦是著名的藏書家、刻書家，建“别下齋”藏書樓一座，貯書10萬冊，刻印《别下齋叢書》《涉聞梓舊》等多種書籍流傳于世。
父親蔣學烺，因生下來缺左臂，蔣光煦不喜歡他，送他到寺廟出家做小沙彌。長大還俗學醫，懸壺濟世，娶浙江海鹽秀才、名醫楊笛舟的獨生女楊鎮和為妻。楊鎮和為賢妻良母，又通文墨，成為蔣百裡的啟蒙老師。
蔣百裡結過三次婚。原配夫人查品珍由父親包辦，終生未育，第二位妻子佐梅是日本人，兩人自由戀愛，恩愛一生。
蔣百裡為保定軍校事心灰意冷而自殺，日本護士佐藤屋登照顧他時兩人産生感情而成眷侶。兩人成親後，佐藤屋登改名蔣佐梅，兩人曾在海甯植梅數百株，意将來歸老此地，皆毀于抗戰之中。馮玉祥在蔣百裡死後寫文章說他是被蔣佐梅用毒針殺害。蔣佐梅此後竭力用自己的行為赢得中國人的信任。她用華語教育五個女兒，帶着她們一起到街頭募捐處，拔下頭上的首飾捐助抗戰事業，并親赴前線為中國的傷兵治療服務。1978年，夫人病逝，墓碑上篆刻的名字為“蔣佐梅”。
蔣百裡與家人
蔣百裡和蔣佐梅生有五女，其中大女兒蔣昭早逝。
二女兒蔣雍，原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抗戰開始後按照父母的勸導回國參加救護隊，為傷員服務，後定居美國。
三女兒蔣英，是著名鋼琴家和歌唱家，音域寬廣優美。民國三十年（1941年），蔣英從德國柏林音樂大學畢業後，轉入瑞士盧塞恩音樂學院研究生班深造，對古典、浪漫時期及近現代歌劇作品有了深刻的認識和理解。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蔣英成為德律風根蔣百裡司的十年唱片簽約歌手。1955年随丈夫錢學森回到祖國，在中央音樂學院工作。
四女兒蔣華，定居比利時，曾籌辦歐洲中山學校，為華僑教育做出重大貢獻，在錢學森回國過程中，承擔了重要的穿針引線作用。
五女兒蔣和，幼年就曾随父親環遊歐洲，解放後定居北京。
蔣氏家族譜系
蔣百裡的侄兒是著名武俠小說家金庸（蔣百裡的原配夫人查品珍和金庸是同宗姑侄）。
友人
蔣百裡是兵學家，又是國學家，其祖父是海甯藏書名家，一生風流倜傥，身邊名士雲集。他好交朋友，羅素、鄭振铎等都受其幫助；蔣經國、唐生智雖為部下卻感情深厚，蔣百裡的朋友，也都是大有性格的人物。
與杭州厲家
蔣百裡家與杭州厲氏家族、杭州錢氏家族，三家都是浙江的書香名門，且為親族世交。
蔣百裡與晚清金石大家厲良玉的長子、中國近代西醫學教育先驅厲綏之和著名科學家錢學森之父、教育家錢均夫既是親戚，也為摯交。三人青少年時便是杭州求是書院的同學，畢業後又同赴日本留學。1903年，蔣百裡與厲綏之在日本東京一同創辦了《浙江潮》雜志。回國後，厲綏之成了名醫，蔣百裡和錢均夫家若有人患病，均請厲綏之幫忙診治。蔣百裡女婿錢學森小時候得過兩次很厲害的病，差一點夭折——一次是腦膜炎，一次是傷寒，都是在厲綏之的醫治下轉危為安。1946年錢學森回家探親，拜過高堂之後，第一個來看的就是厲綏之。蔣百裡之女蔣英與錢學森被傳為佳話的結合就是由厲綏之撮合的。
蔣百裡與厲綏之二弟、抗日愛國名将厲爾康相交甚笃。兩人不僅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畢業後還一同在清廷禁衛軍中供職，随後又一起參加革命。厲爾康所著《國防與物資》一書，蔣百裡曾大為贊歎，并為書作序推薦。
蔣百裡與厲綏之三弟、近現代文教界代表人物厲麟似也是刎頸之交。厲麟似曾聽取蔣百裡的建議，辭去了國民政府的職務，全力幫助蔣百裡翻譯德國軍事著作。蔣百裡著名的《國防論》，厲麟似即是該書隐形的第二作者。《國防論》中有不少内容都是這位翻譯家襄助蔣百裡完成的。
與施承志
蔣百裡與民國開國名将施承志既是親族，也為世交。施承志是杭州厲氏家族的女婿，厲綏之的妹夫。蔣百裡、施承志、錢均夫三人為莫逆之交。他們青少年時便是杭州求是書院的同學，畢業後又同赴日本求學。蔣百裡與施承志在日本又同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蔣百裡親家錢均夫一直将施承志長子、新中國鐵路事業奠基人之一施錫祉看成是自己的孩子一樣。錢均夫晚年，兒子錢學森因重任在外，未能随侍在側，幸有施錫祉經常去探望并幫忙照料錢均夫，直至錢均夫病逝。
與馮玉祥
馮玉祥是蔣百裡的好友。民國十一年（1922年），梁漱溟被馮玉祥請去給部隊将領講話，梁漱溟驚訝發現，馮玉祥給将領每人發的小冊子上，輯錄的古今名将治軍格言中，除了“嶽飛曰”、“曾國藩曰”、“胡林翼曰”，“蔣方震曰”亦赫然并列，他早聽說馮玉祥對蔣百裡相當崇敬，這回終于眼見為實。
與徐志摩
徐志摩與蔣百裡為親族，曾共同組織新月社。在徐志摩經濟最為拮據的時候，蔣百裡将自己在北京的寓所交徐志摩出售，幫其渡過難關。民國十九年（1930年）蔣百裡受牽連入獄，徐志摩扛上行李到南京陪蔣百裡坐牢。
與梁啟超
蔡锷是維新派領軍人物、梁啟超的弟子，那時梁啟超在日本避難，由蔡锷介紹，蔣百裡結識梁啟超并拜他為師。梁啟超與蔣百裡盡管有師生名分，政治觀點上卻相左，經常激烈争論。蔣百裡曾作《歐洲文藝複興史》，梁啟超對蔣百裡的文學才能分外贊賞。梁啟超在為《歐洲文藝複興史》作序時，不能自制，一篇序言竟也寫了5萬字，與原書字數相等。他又覺“天下固無此序體”，隻好另作短序，而将此長序取名《清代學術概論》，單獨出版，反過來請蔣百裡為該書作了序言。
與蔡锷
蔡锷和蔣百裡是同年秀才，又是同學，莫逆之交。蔣從日本士官學校以第一名畢業回國後，袁世凱對他極為器重，徹夜談兵孜孜不倦。當袁世凱醞釀稱帝的時候，蔣百裡不顧個人恩情，和蔡锷、張宗祥等11名将領秘結同盟，先後南下組織反袁護國。這中間，蔡锷因受到監視，乃采取蔣百裡的妙計深居簡出、吃花酒做出一副醉生夢死之态，乃至家人反目而走減輕了袁世凱的疑慮，然後突然逃走，到雲南組織讨袁戰争。同盟中人曾擔心袁世凱派人追殺蔡锷，蔣百裡卻胸有成竹，道“老袁用錯了人”，原來他已知曉袁世凱派出追殺的是陳儀，也是同盟中的一員。
不久，蔣百裡亦南下加入讨袁司令部，參加北伐。袁世凱驚懼而死後，蔡锷因喉病逝世于日本福岡，蔣百裡時在其側，代拟遺電，并護送靈柩回湖南安葬。時人論曰，蔣之反袁，取大義而舍私恩，萬裡扶棺，是豪傑顯真性情。
曆史評價
蔣百裡終身沒有親自指揮過一次戰役，在30多年的職業生涯裡，他先後被趙爾巽、段祺瑞、袁世凱、黎元洪、吳佩孚、孫傳芳、唐生智、蔣介石等聘為參謀長或顧問。他應該是軍事學家，而非軍事家。
李烈鈞：腦袋中裝了四館二院。四館是博物、圖書、曆史、科學；二院是文學、軍事。
《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評蔣百裡，說：“百裡先生是中國有數的軍事學家，他未曾典兵，而他的學生多是典兵大将；他的軍事著作雖不算多，而片語隻字都可作兵學經典。百裡先生的淹博宏通，實是一位罕有的學者。中國曆史上有名的軍人，多是文學修養很好的人。百裡先生如果典兵，便是典型的儒将風流。”
陶菊隐：蔣百裡一生以國防為其中心思想，不愧關心國家安危的民族先覺。他十年留學卻以軍事為本，日後終其生以建軍工作及軍人精神為其不二職志。他做了一輩子的“教書匠”，自己未直接當重任，問接對國家有很大的貢獻，對中華民族近代史有重大的影響，那是絲毫不容疑惑的。
黃仁宇：1937年在中國被逼作戰，無全盤作戰計劃，無财政準備，無友邦支援。當日的決策，可以說完全依賴前述蔣百裡的十四字秘訣。
薛笃弼：抗戰軍興，又時在報端見其（蔣百裡）本愛國熱情，發救國谠論，文既雅健，理尤精緻，使人讀之奮發興起，其裨益于抗戰者，厥功甚偉。……其最為脍炙人口者，為《國防論》及《日本人》二書，燭外患與機先，為禦侮之名言，直如暗室明燈。
傅立賢：①先生是中國近代史中研究現代軍事科學的先驅和導師，他桃李滿天下。先生曾任保定軍校校長，而保定軍校，在我國近代建軍史上有着不可磨滅的功勳。各省的講武堂和我們黃埔軍校的教官，主要是保定軍校的畢業生，在民國幾十年的軍界中，常以作為蔣先生的門生而自豪。②先生處世深沉練達，治學嚴謹而淵博，對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古老文化造詣之深也是傑出的，舉凡經、史、子、集，諸子百家，無不融會貫通。對西洋哲學和文藝理論，更是造詣深邃。因此常能針對時勢，提出真知灼見。記得在抗戰初期，當上海南京相繼淪陷之際，國内有些人對抗戰失去了信心。先生從世界形勢的發展，進行綜合分析，在當時的《大蔣百裡報》上連續發表多次社論。特别是題為《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一文，震動中外許多關心中國抗戰的人們。（《紀念先師蔣百裡先生》）
黃萍荪：蔣百裡運用他那支縱橫不羁，犀利精刻，富于文學、哲學、軍事、政治情調的妙筆，衡斷敵我之得失，以堅強國人抗戰的志念。因為拿得出真憑實據，不說一句空話，故每篇一出，還迩傳誦，萬人欽仰。
褚道庵：他是中華民族轉變時代偉大的導師，長夜漫漫中的彗星或燈塔，他常在大家苦悶中予人以安慰，彷徨中指人以光明的路途，增加人們對民族前途的樂觀，加強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念。
程滄波：蔣百裡根據學識經驗，鼓勵青年，勖勉中年。一年來，他的言論，抵過十萬軍隊。他現在不幸死了，但是後死的人，隻要能夠發揚他的精神與言論，那十萬大軍力量還沒有動搖。（《悼蔣百裡先生》，載《中央日報》）
周瑩：百裡先生也常在這種艱屯繁難的時候，獨秉他的學養發為文章，堅定我們抗戰必勝的信念，掃除我們沉憂悲戚的情緒，如今抗戰進入新的階段，可惜蔣先生已不在人間，不能親自提醒我們了，我們隻有記住蔣先生遺給我們最後的一句話:‘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他講和!’敬悼百裡先生，應該堅定抗戰必勝的信念，貫徹抗戰必勝、建國必成！
黃炎培：天生兵學家，亦是天生文學家。嗟君曆盡塵海風波，其才略至戰時始顯；一個中國人，來寫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後結晶文字，有光芒使敵膽為寒。（挽聯）
邵力子：合萬語為一言，信中國必有辦法；打敗仗也還可，對日本切勿言和。
張宗祥：宵夜病急難求藥，地僻醫遲未處方。如此人才如此死，旅魂凄絕鶴山傍。
章士钊：文節宜水東，千年又緻蔣山傭。談兵稍帶儒酸氣，入世偏留狷介風。名近士元身得老，論同景略遇終窮。知君最是梁夫子，苦憶端州笑語融。
薩蘇：①蔣百裡一生是一個職業軍人，他緻力于國防軍的建設，并且為此投入了畢生的精力。以他的軍事才華，如果在内戰中施展，飛黃騰達，升官發财，一将功成都是唾手可得的事情。他沒有去做，他的軍事建設是為國家的，而不是為某個人，或者某個主義服務。他做的軍事教育給中國留下了一個有一定專業素養的高級軍官團。這些人大多沒有蔣百裡高尚的信仰，卻畢竟學到了專業知識，對中國抵抗外侮的事業中發揮了重大作用。②蔣百裡也是一員儒将，他代表了中國人“士”的風骨。物以類聚，蔣的朋友列出來就夠人一驚，蕭伯納、泰戈爾、徐志摩、林徽因、羅素、杜威……蔣氏祖上是藏書大家，自幼即滿腹經綸，以這樣的骨格，其後融中西于一體，軍事上、書法上、文學上、美術上、外交上，一經手其造就便可比肩高手。蔣青少年主編的《浙江潮》，其思想之尖銳深邃不亞于《湘江評論》和《新青年》。他所譯的《西方文藝複興史》成為了現中央美院教材，誰能想象此書出自陸軍二級上将之手？！大海有真能容之量，蔣百裡大緻如是。③蔣百裡的智慧是大聰明。比如對日抗戰，蔣很明白上街發傳單是幹不掉日本兵的，他的做法是腳踏實地的對日本的社會、軍事、政治各方面進行充分的研究，結合對中國的充分了解，完成專業的對日作戰方略。如果說毛澤東回答了“中國能不能打赢日本？”這個難題，那麼蔣百裡就是回答“中國怎樣能打赢日本？”這個題目。④蔣百裡是至情至性之人，大事上軍校辦不好作為校長便飲彈自戗，小事上比如他和左梅夫人的愛情為其家庭所不能接受，便緻書要求赴死。作為一名将軍，尤其是一個終生思考對日作戰的愛國将領，這樣的真切情誼令人動容，憐子如何不丈夫？（《人物轶事篇氣高骨硬——蔣百裡将軍側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