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紹
蔡登山，男，一九五四年生，曾任高職教師、電視台編劇，年代及春晖電影公司企劃經理、行銷部總經理。
主要作品
著作有：《電影問題·問題電影》、《往事已蒼老》、《人間四月天》、《許我一個未來》、《人間花草太匆匆》、《人間但有真情在》、《傳奇未完——張愛玲》、《百年記憶》、《魯迅愛過的人》、《另眼看作家》。編著有：《徐志摩情書集》、《柔情裹着我的心——徐志摩的情詩與情話》、《消逝的虹影——王世瑛文集》。
《中華英才》贊其“兩岸文化交流的推手”
最早與 蔡登山先生結識，應該是去年三月，我正好在望京拜訪社科院文學所的張炯教授，結果那天張教授誤記了飛機航班，等我從東郊趕到望京時，他已經到了西安，我隻好一個人閑逛望京的幾家書店——這些書店在北京都是有大名的，但由于遠，自己之前一直未曾來過。
閑逛中，我買了一本《民國的身影》，因為我也在寫民國文人的系列散文，想通過這本書收獲點什麼，作者就是蔡登山先生，當時記得，蔡先生是台灣人，作家，且是一位知識淵博的學問家。書的封面淡雅素淨，頗有一襲長衫、立地書櫥的謙遜與儒雅。在我心目中，遠在台灣的蔡先生也應該是這個樣子。
後因友人引薦，我得以在台灣秀威出版公司出版自己的專著，而接納我的，正是公司總編蔡登山先生，我忽然想起了當時在書店裡偶然邂逅的那本書，以及那淡雅、儒雅與謙遜的意象。
在蔡先生的親自提攜與關心下，我的兩部專著均在台島出版，自然地，我與蔡先生也熟悉起來，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也逐漸立體起來——豈止是簡簡單單的謙遜儒雅？蔡先生的博學、求實與嚴謹的做派，早是名滿天下。作為台灣知名電影人的蔡先生，不但是一位飲譽台島的随筆作家，更是一位聲播兩岸的出版家與文學學者，而且蔡先生的治學精神、以及對學術的敬畏，一直為大陸及海外學術界同仁所仰慕。
“我卻是一個二等大頭兵。”
作為台北最著名的電影院——國賓戲院的經理之子，蔡登山似乎命中注定從小就與電影、文學有着密不可分的關系。
幼年的蔡登山，一直在台南鄉下生活，而那時的台灣還處于經濟發展的緩慢期，城鄉貧富差距大，鄉下生活簡單無趣。由于鄉間沒有電影院，孩子們對于電影的理解隻有靠露天電影的播放。但這種簡陋的電影設施，粗糙的畫面與音質，加上乏善可陳的電影内容——那時正是文藝審查制度嚴格的年代，種種這些，自然無法吸引蔡登山少年時的興趣。
所以，他萬萬也沒想到，自己今後會與電影結緣。
等到蔡登山考上了遠在台北市淡水縣的淡江文理學院——即今天的淡江大學，處于十八歲的他，一下子因從南到北的遷徙，以及從南部鄉村在北部都市的變化而打開了思路。尤其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随着知名導演李翰祥的來台發展，以及邵氏影業公司在台灣的拓荒——邵氏集團的兩位導演胡金铨與張徹所拍攝的大量精彩影片如《龍門客棧》等，都曾在當時風靡台島。
可以這樣說，年輕時蔡登山的理想，是與台灣的電影事業幾乎同時起飛的。攻讀大學期間的蔡登山，幾乎台北所有的電影院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如國賓戲院、兒童戲院與大世界戲院等等，無論中片西片，華語片還是閩南語片，讀大學的蔡登山必不放過，用他自己的話說，幾乎到了“趨之若鹜、欲罷不能”的地步。
但是，淡水是台北市的郊區，去台北看電影就要去市中心的西門町，這對于正在讀書的蔡登山來說，并不是很方便。好在蔡登山的父親與朋友在淡水合夥經營了一家“淡水光複戲院”，這家電影院主要是“接映”從台北大電影院已經放過的片子。在自己家合股開的電影院看電影，自然是不收錢的。大學四年裡，除了一些比較糟糕的爛片之外，幾乎在台灣上映的所有好電影，蔡登山都一一看過。而且，因看電影他還結識了一幫朋友，有的是在電影院結識的，有的是自己班上或宿舍裡的同學，甚至他還和一位鄭姓的同學籌劃着拍一部電影，意圖去角逐台灣的“金穗電影獎”。
到了大四，同學們都忙着找工作，蔡登山決定報考碩士研究生，與今天的“考研族”一樣，蔡登山決定選擇漢語言文學系為自己的主攻方向，結果，由于長期關注的是電影藝術，在考研時，兩門國學必考科《楚辭》與《文字學》發揮的不理想，考了一個第七名，但是導師隻錄取前五名，言外之意，倘若前五名中有兩人不來報到，那麼蔡登山才有機會被“補錄”——可惜的是，蔡登山并未等來這個機會。
就當時的台灣來說，大學應屆畢業生，除了考研外，得馬上去當兵，若考上研究生可在畢業後再服軍官役。一般大學畢業生要服軍官役，得通過考試。而當時的蔡登山卻太自信自己可以考上研究生，結果事與願違，且又錯過了考軍官的時間，迫不得已之下，他隻得當二等兵，那時當軍官在職稱待遇都有天壤之别。因此彼此穿上軍裝之後，同學轉眼成了長官，蔡登山對此非常不适應，“班上的男同學幾乎都服軍官役，而我卻是一個二等大頭兵。”
“我決定成立一個工作室。”
軍中兩年的日子并不好受，每日“稍息立正”的口号，如機器人一般的早操，将生性浪漫的蔡登山折磨的非常不堪。用他自己的話說，“把我念研究所的雄心壯志和美好的電影夢，完全摧毀殆盡。”
兩年時間在煎熬與磨難中慢慢過去了，因為退伍後的蔡登山沒有參加教師資格證的考試，所以他亦不能像其他同學一樣在一所中學裡任教，而蔡登山的父親在當時正好和朋友一起投資了一部武俠電影，一時人手不夠，于是讓待業在家的蔡登山前來幫忙。
看電影是一回事，策劃電影又是另一回事，身份的轉變，讓蔡登山有些不習慣，于是他從影片資料庫的管理員做起，每天周旋于發放劇照、張貼海報、與各大電影院溝通以及刊登廣告等事宜之中，這也為他今後成為一名卓越的評論家與出版家奠定了别人所不具備的功底，隻有這樣事無巨細地了解每一個環節，才能對自己所研究、批評的領域有着更為精深獨到的見解。
在做這些工作的同時，蔡登山陷入了對問題的思考之中。他敏銳地認識到對于一部影片而言，宣傳工作是極其重要的。常常一部精彩的影片卻沒有可觀的票房，甚至遭遇慘敗，究其原因還是因為宣傳策劃團隊不到位。當時台灣并沒有一家專業且成規模的策劃公司來做此事，大量類型不同的辦法，卻走相同的宣傳策略，結果導緻台灣導演拍出的好片子無法推廣出去，而大陸與歐美的好片子，又在台灣沒有票房——無疑，相對于美國好萊塢的電影策劃團隊來說，台灣的文化宣傳産業仍很薄弱。
出身中文系的蔡登山這時有了“決定成立一個工作室”的想法，第一個贊同他的想法并與他合作的，便是讀大學時兩人想一起拍一部電影的室友鄭同學。在工作室剛剛營業的時候，卻遭遇了紛至沓來的困難——其中最大的困難就是和當局的抗争。
當時的台灣，電影審查制度嚴格，對于影片的片名、内容都有着非常嚴格甚至極端的管理辦法，要麼亂剪影片，把一部好端端的片子弄得支離破碎，要麼幹脆不讓電影上映，一部好電影常常因為一切莫須有的原因，而讓導演的心血成為泡影，蔡登山不但忙于影片的宣傳工作，還時常奔走于電影公司與電影管理部門之間，為一部電影的上市而奔走。
一九九三年，澳大利亞女導演簡·坎皮恩導演的電影《鋼琴課》風靡全球，獲得戛納電影節金棕榈大獎，在台灣影迷們的熱切期望下，蔡登山的春晖電影公司買獲了這個電影的台灣播放權，但是當局非要針對影片裡的一個鏡頭提出剪切——男主人公哈維·凱托光着身子遛鳥，這個鏡頭在影片中不但恰到好處，而且還起着承上啟下的作用，一旦剪切了，片子也就不完整了。
蔡登山無法接受這一無理要求，于是他動員了媒體與社會賢達人士一起，與不講道理的審查部門據理力争。最後在雙方共同召開的一次聽證會上，蔡登山等人以一票勝出，審查部門隻好為此修改電影審查條款——增設了“今後凡是有奧斯卡、康城、柏林、東京與威尼斯這五大影展的獲獎影片，準許有藝術性的裸體”的新規定。在此之後，台灣的電影交流事業真正地逐漸地得以繁榮起來，大量的優秀影片開始在台灣站住腳跟，而這必然又是與蔡登山當年執拗的努力與不惜一切代價的付出分不開的。
“在這套影集中我做到了。”
一九九三年，蔡登山的經營事業到達了巅峰，電影審查部門因為他修改了電影審查條款，他本人所策劃、宣傳的幾部影片也在台島獲得了較高聲譽與不錯的票房，蔡登山終于向電影公司提出，他想拍一部現代作家們的紀錄片。
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台灣，對于一批留在大陸的作家，采取了“封殺”的辦法——既不許介紹，更不許研究，因此包括蔡登山在内的一批學者，在讀大學時對于“五四”之後尤其是對岸大陸的文學，是茫然無知的，但是大陸卻一直沒有放棄對于台灣文學的介紹與研究。兩岸同為中國人，對于自己的文學哪能因為狹隘的政治鬥争而無視曆史？
讀大學時的蔡登山，感受到了文學研究資料上的貧乏與饑渴，于是便通過一些秘密渠道，偷偷地讀到一些來自大陸或關于大陸文學的介紹資料。盡管七十年代末以後，台灣當局對于大陸不斷“解嚴”，但是年輕一代對于對岸的文學狀況，仍是陌生的。因此，作為一名學者的蔡登山，勇敢地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去大陸拍攝文學紀錄片，訪談健在的大陸作家，然後帶回台灣播放，這也許是讓當代台灣年輕人更好地了解兩岸文學、喚起文化共鳴的最好方式。
獲得公司同意後，蔡登山邀請著名導演雷骧一道，為他的系列紀錄片《作家身影》掌舵護航，這部系列紀錄片共耗資八千萬台币，分為四輯完成，蔡登山本人則出任編劇與制作人，第一輯選擇了十二位傳主：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沉從文、巴金、曹禺、蕭乾與張愛玲。除了翻閱大量資料、進行大量采訪、求證之外，兩年中，攝制組“像一群遊動的捕獵團”一般，足迹遍布大陸到港台、日韓，再到歐美、東南亞。凡是作家居停過的地方，作品故事的發生地，文獻記載的行迹處所，皆成為鏡頭捕捉獵取的對象。并且在蔡登山的力邀下，夏志清、李歐梵、王德威、餘光中、陳子善、許子東、趙園、錢理群、陳平原與汪晖等數十位海内外現當代文學研究頂級學者均成為了這組節目的評點嘉賓，這在之前任何一種文學史料中，都是未曾見過的，為此，蔡登山自豪地說：“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學絕對沒有辦法将近百位頂尖的師資齊聚一堂，但這套影集中我做到了。”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讓節目有着更強的史料意義與文學價值，蔡登山還親自自費多次往返大陸拜訪或函訪曹禺、巴金、夏衍與張愛玲等前輩文學大師，以便為後人留下珍貴影像——當時兩岸未能實現“三通”，可知這要忍受多麼大的困難與不可想象的艱辛。在采訪曹禺先生時，曹老被蔡登山的執着與熱情所感動，在病榻上強忍着病痛接受了蔡登山的訪談，并熱情地稱贊“這類沒有商業立足點的節目，竟然由民間公司不計盈虧的投下心力，這份心怎麼說我們都該好好配合！”
這套節目在台灣的電視台播出後，引起了台島的強烈反響，精緻的畫面、動人的情節加上珍貴的史料，喚起了兩岸中國人的文化共識與精神價值，一九九九年，該片榮獲台灣廣播電視文化教育電視最高獎“金鐘獎”——這既是對于蔡登山辛勤耕耘多年的肯定，更是對于兩岸文化交流的深層次呼應。
“做知識的推手。”
二零零六年，已經五十二歲的蔡登山就任台灣秀威出版公司總編輯。
提到秀威出版公司，多數大陸人文社科學者均對其贊譽有加，并極其欽佩。确實，在這個學術書“自費出版”成為明規則的當下，秀威公司敢于以付稿酬的方式，歡迎大陸人文社科學者投稿，短短四年内，秀威出版公司在蔡登山的領導下雲集了一大批優秀的大陸人文學者——部分甚至是頂尖學者如陳子善、雷頤、謝泳、程光炜等人，秀威出版公司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将自己學術主張推廣到海峽對岸的平台。
同樣，蔡登山仍然關注于一批年輕學者——高玉、眉睫、嚴泉等年輕學者甚至八零後學者，亦都成為了秀威出版公司的作者。在出版業萎靡不振的大氣候下，在“出書難，出好書更難”的當代，蔡登山積極地為優秀的學術著作、文學創作成果尋找出路，譬如秀威出版公司的新模式——BOD出版即随需列印、不留庫存的印刷，既大大節省了印刷成本，且開辟了出版業的新天地，使得學術著作的出版不再因為資金、銷量而變得非常困難。
當然，這并不隻是蔡登山的純粹目的，畢竟秀威出版公司仍然聚集了一大批優秀的台灣本地學者與本土作家。他的目的更在于，利用秀威出版公司這個發行量廣、影響力大的專業學術社科出版平台，為海峽兩岸的文化對話提供一個更加廣闊、具體的空間。如果說，十幾年前的紀錄片《作家身影》是審視曆史，喚起兩岸文化共識的話，那麼在海峽兩岸走向和平共榮的今天，蔡登山所做的一切，更是身體力行地“活在當下”，切實、務實地為兩岸文化交流做着不可估量的貢獻。
近年來，随着兩岸經貿文化往來的增加，蔡登山每年亦是多次往返兩岸三地，參加各類學術研讨會與文化活動，從當年做着電影夢、無憂無慮的台南少年，到今年已經年近花甲、兩鬓斑白的知名學者、作家與出版家的蔡登山，雖然曆經挫折，但也不斷享受着成功的喜悅，畢竟他一直在為着自己的文化理想而不懈努力。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隻是一個“知識的推手”——但這卻需要強大的力量與動力才能推動。
而且我相信，能夠把兩岸的文化與知識推動往來的人，他一定擁有強大的信念與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