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胡祖六的研究領域包括宏觀經濟學、公共财政、國際貿易與金融理論。其研究成果之一《全球競争力報告》在國際上具有廣泛影響。從1996年4月起至今兼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與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華融資産管理公司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
成就榮譽
他被媒體評為中國最英俊、最富有紳士風度的經濟學家，出生于中國内地，風華正茂時求學海外，頂着洋學位，在财富500強企業中搏擊多年，擁有令人豔羨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在中國人迎接全球化的努力中，他以跨國企業中國代表的身份成就了自己。
人生經曆
1996年，33歲的胡祖六已經是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首席經濟學家，卻覺得風景如畫的瑞士讓人寂寞。
10年後，這個不甘落寞的人頻繁出現在中國各種論壇與重要經濟會議上，人們關注他的理由隻有一個：他所倡導的經濟變革方向，正與變化中的中國所契合。
早在2003年，胡即對外表示：不應把實行浮動彙率制和人民币在資本項目下開放兩個問題混為一談，人民币彙率放開，依然可以對資本項目實行必要的管制。而2004年底，他更是積極宣稱，彙率制度改革條件已經成熟。這些聲音随着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币彙率改革而被證明是具有前瞻性的。
同時，胡祖六亦在各種場合積極呼籲，國内相關機構應消除外資進入金融業的“非理性恐懼感”，他的論據之一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的銀行不良資産率與該國金融開放度呈顯着的負相關關系。
因其判斷力，胡被評價為“輕聲說重話”，也因此，你幾乎意識不到他是高盛資本的代言人，更像是中國經濟全球化的推動者。
作為高盛亞洲董事總經理，胡也切身實踐着他的理論。高盛在亞洲的業務收入與2004年同期相比上升了近1/2，其中收入的50%來自于中國,超過了日本。據說，胡往往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高盛，國際金融炒家
離開高盛
2010年3月10日晚間消息，有媒體報道稱，高盛亞太區董事總經理胡祖六今日辭職。高盛高華媒體負責人随後向新浪财經證實此事。據悉，從4月開始，胡祖六将辭去高盛職務，但仍将是高盛的顧問董事。有報道稱胡祖六之後将投私募行業。胡本人手機已關機。
2010年3月，一條突發性新聞轟炸了國内各大财經媒體：高盛大中華區主席、董事總經理胡祖六即将宣布退休，辭去合夥人之職。年僅47歲的胡祖六，說“退休”未免言之尚早，他的下一站自然成為猜測的焦點。介于“海歸”金融人才進入國有銀行、監管機構乃至決策部門已成為一種風潮，讓人不禁聯想，胡祖六是否也将成為其中的一員。而且憑他的履曆，足可擔當某些位高權重的頭銜。
胡祖六1997年進入高盛，已供職13年。
社會評價
胡祖六打着客觀分析旗号為國際金融機構服務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說：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國内有的著名經濟學家連在國際上最好的50個經濟系裡當研究生的資格都不夠。”丁學良在解釋他的“五個論”時說：“我的這個講法并不包括老一輩經濟學工作者，因為他們的學習環境、研究環境和工作環境與中青年不一樣，他們中的很多人是我的老師和恩師。
另外，這個講法也不包括現在在海外最好的或比較好的大學經濟系裡任教、目前暫時回到國内兼職的教授。”(《香港教授丁學良：誰是中國5個合格的經濟學家》《中國青年報》2005年11月9日)在西方，也有經濟學家當大官，但他們是在經濟學領域做出非常獨立的、優秀的研究後，才短期進入政府或大銀行等部門，然後他們會很快就回到經濟科學的研究中，而并不是研究做的不怎麼樣就開始想着賺錢和當官。(《中國合格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中華工商時報》2005年10月26日)這些話的意思讓人覺得，在外國名牌大學畢業暫時回到中國内地兼職的，基本上是“真正意義的經濟學家”。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丁學良實際上是把内地大學所有的經濟學專業貶低得一一塌糊塗，那麼不著名的教授就更不夠格了。所以他又說，“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其甄選副教授的标準，可作為真正意義上合格的經濟學家的标準”。這就更表現出，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的副教授都比内地大學經濟系的教授強。對内地那些忽悠的“著名經濟學家”進行嚴肅的批評是完全應該的，但是那些學者畢竟是少數，借這個機會，把内地的教授進行貶低，就成了不分青紅皂白，打擊一大片了。
這是在讨論經濟學嗎？顯然不是！這是在貶低内地的大學教育，我們并不否認内地确實有那麼一些“著名經濟學家”為利益集團說話，特别是在郎顧之争中暴露出某些經濟學家的雙重人格——既為利益集團講話，又要打着公共知識分子的旗号，引起公衆的反感。
那麼，我們看一看香港的情況吧！外資駐香港的金融大機構雇傭了一批從哈佛等名牌大學畢業的博士，他們表現如何呢？其中有些人也是雙重人格——既為利益集團講話，又打着客觀分析經濟的旗号，我們舉一個例子：
胡祖六(HU,Fred Zuliu)現任美國高盛(亞洲)有限責任公司董事總經理兼首席經濟學家。曾任瑞士日内瓦——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首席經濟學家與研究部主管。曾獲清華大學碩士學位和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91至1996年間任國際貨币基金組織(華盛頓特區)官員，先後供職于亞太局、财政事務局和研究局，從事經濟研究，并參與對許多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磋商與技術援助工作。其研究興趣包括宏觀經濟學、公共财政、國際貿易與金融。其研究成果之一《全球競争力報告》在國際上具有廣泛影響。
看了這些，我們首先可以推翻丁學良所謂“國内有的著名經濟學家連在國際上最好的50個經濟系裡當研究生的資格都不夠”的說法，因為胡祖六是清華畢業的碩士，如果“國内有的著名經濟學家連在國際上最好的50個經濟系裡當研究生的資格都不夠”，教師水平低。那麼誰培養他考上哈佛呢？類似的情況很多，例如：丁學良本人，70年代末赴上海複旦大學讀碩士學位，碩士研究生期間，他發表了好幾篇閃現思想火花的論文，引起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于光遠及一些老先生的注意。1982年，丁學良畢業後調入北京。1983年，丁學良的碩士論文《馬克思人的全面發展觀之概覽》在首屆“中青年社會科學獎”的評選中榮獲一等獎。這個獎也促成了丁學良被推薦至美國留學。
1984年8月，口袋裡揣着向公家暫借的600美元，第一次登上飛機就出了國。(《丁學良：哈佛博士的酸甜往事》《市場報》2005年11月11日第七版)
我們知道，經濟學家于光遠先生幫助了丁學良，可惜于光遠先生不包括在丁學良“真正意義的經濟學家”之内，因為“老一輩經濟學工作者，他們的學習環境、研究環境和工作環境與中青年不一樣”，不适用丁學良的所謂“國際标準”。轉了一大圈，要成為“真正意義的經濟學家”還是要有海外留學的經曆。這裡出現了一個矛盾，丁學良卻忘記一件事，如果沒有中國學者們給他評獎，他又是如何被推薦到美國留學呢？換句話說，美國哈佛大學還是承認了中國學者的評價。
這裡，我們并不是要考察丁學良和胡祖六兩位先生的簡曆，而是根據報刊上公開的資料進行分析，由此引出一問題：如果中國内地大學的教授們水平低，他們推薦的學生為什麼能得到外國名牌大學的承認？因為，大家都知道，推薦這一步是與國際接軌的，也是出國留學的必要條件。
中國大學教授辛辛苦苦教出了很多學生，然後推薦他們到外國留學，最後卻成了“國内有的著名經濟學家連在國際上最好的50個經濟系裡當研究生的資格都不夠”，一般的教授更沒有這個資格。這就出現了一個二律悖反：這些教授如何培養出能夠出國的留學生呢？為什麼外國大學要承認中國教授們的推薦呢？這是不是前後矛盾呢？
我們再看看高盛公司亞洲董事總經理胡祖六做了些什麼事？
2003年初，高盛公司亞洲董事總經理胡祖六在“全球投資市場趨勢和機會”報告會上表示，QFII投資滬深股市應該以看好市場基本面為基礎，不能光為了人民币的升值，彙率投機風險很大。高盛通過“彙率均衡模型”計算後認為，人民币确實被低估了，但這種低估不是嚴重低估，而是溫和低估了10%到15%。中國連續保持貿易順差，外彙供應超過外彙需求，外彙儲備已經超過3500億美元，如果彙率放開，人民币肯定會升值。如果QFII隻是作彙率投機，完全寄希望于外彙上升，不看好股票基本面和股市前景，那是大錯特錯。高盛不是搞股票炒作，不會太在意股票短期的漲跌，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高盛仍然非常看好滬深股市，看好中國的許多行業。
人們不禁要問：自從2001年以來，駐在香港的某些外國機構人士對深滬股市橫挑鼻子豎挑眼，為什麼會一反常态呢？高盛亞洲董事總經理胡祖六在中國QFII政策剛剛發布時宣稱：“絕大多數境外機構不會馬上通過QFII進入股市，境外的基金經理也将會因為QFII規則種種嚴格的投資限制對中國境内證券市場望而卻步。”但實際情況讓他大跌眼鏡，美國高盛成為QFII的積極申請者，并且在獲得批準後不久也開始了對A股的投資。對于胡祖六這種前後矛盾的言論，我們應該透過現象看本質。
所謂高盛通過“彙率均衡模型”計算後認為，人民币确實被低估了，低估了10%到15%，這種計算準确嗎？如果QFII看好深滬股市，為什麼大量地買入債券和基金呢？是不是寄希望于外彙升值呢？有報道稱：
2003年7月23日，國電電力可轉債申購結果揭曉。其中最吸引投資者眼球的是當時獲準入場的兩家QFII——花旗環球金融有限公司和瑞士銀行有限公司同時現身獲配名單中。兩家公司動用的申購資金分别超過了1億元和5億元，最終前者獲配1044手，獲配金額為104.4萬元；後者獲配4835手，獲配金額為483.5萬元。
8月20日，又有兩則關于QFII的消息公布。首先是一家QFII出資認購了正處發行期的指數基金裕富，投下QFII在開放式基金上的第一單。另一則是花旗環球金融有限公司買下了山鷹轉債21.7%的份額。這已經說明了他們是寄希望于人民币升值，所以多買債券，少買股票。
《中國經營報》記者吳娜娜報道說：QFII對債券的投資将比對A股的投資金額大得多。投資股票似乎隻是QFII的一個煙霧彈，“項莊舞劍，意在沛公”，QFII雖然向媒體公布其“第一單”，但其“意”卻在債券型開放式基金，此種舉動至少說明現階段QFII不十分看好A股市場。QFII在投資中更多地選擇債券也顯示了其對人民币升值的十足信心，在“人民币升值”的呼聲漸高中，QFII大單也就吃定了債券。
這些有目共睹的事實說明胡祖六所謂的“不能光為了人民币的升值”“非常看好滬深股市”也是煙霧彈。
更讓人疑惑的是胡祖六還在2003年9月鼓吹内地外彙進入香港股市，他說：“QDII動用的是外彙資金，對滬深股市幾乎不會有什麼影響，中國外彙儲備已經超過3500億美元，拿出10%就有350億美元，這已經足以支持QDII的實施。”(《滬深股市長期發展潛力大高盛看好後市》《國際金融報》2003年9月16日)
誰都知道QDII對内地形成的不僅是資金影響，更重要的是比價效應造成的心理影響，香港H股比内地A股低得多，一旦QDII開放，這種心理影響會進一步擴大。另一方面，香港股市已經上升，許多股票翻了倍數，在這樣的時候要國家拿出350億美元支持QDII，豈不是要為國際炒家去擡轎？為什麼胡祖六不在2001年底至2003年春節前提出拿出350億美元支持QDII呢？如果那時介入是抄底，從2003年9月胡祖六“非常熱情”地宣揚QDII，而且調門越唱越高，在2003年4月外國機構投資者已經完成建倉、拉高之後，胡祖六提出要國家拿出350億美元支持QDII，其用心何在？請不要忘記胡祖六是高盛公司的亞洲董事總經理，他拿了高薪，首先要為高盛服務，他不過是打着客觀分析的旗号為外國金融機構服務。
已經有專家指出，在香港股市中已經有内地三成資金，H股已經大漲，實際上不少人在指望人民币升值和QDII，其實這種盼利好，逢高出貨的心态在國際市場上也是一樣。在這種情況下，胡祖六提出要國家拿出350億美元支持QDII，居心何在？寶貴的外彙是國家資源，是人民的财産，如果出現B股那樣的情況，外彙的損失誰承擔風險？
一直活躍在内地和香港之間的财務專家郎鹹平教授在接受國際金融報采訪時則認為，香港資本市場對QDII的期待有些“誤入歧途”，他強調香港需要的是結構性調整，而不僅是這些優惠措施。
這個分析是符合事實的，特别提醒我們“要小心提防國際金融的變化及對貨币與金融穩定可能造成的沖擊”。應該說郎鹹平對國家的外彙資源是負責的，特别提示了風險。我們不禁要問胡祖六先生：在H股已經翻了倍，創幾年的新高之後，要國家拿350億美元進入香港股市究竟是什麼意思？如果國際投資者逢高出貨怎麼辦？有位一直關注胡祖六在香港報刊、電視台言論的朋友告訴我：胡祖六有點像内地股評家。像不像我不敢妄下結論，但是，從他對QFII的前後矛盾言論和對QDII的過分熱情，實在讓我懷疑。
最後，我們要請教丁學良教授，像胡祖六這樣在哈佛大學畢業，又有《全球競争力報告》在國際上具有廣泛影響，算不算“真正意義的經濟學家”？如果算，那他的前後矛盾的證券市場分析，究竟是為誰的利益服務？看來，不僅内地，甚至香港，也有那麼一些經濟學家打着客觀分析的旗号為特殊利益集團服務。
其實大家心裡都明白，内地某些著名經濟學家是打着推進改革的旗号，為特殊利益集團講話，香港某些經濟學家是打着客觀分析的旗号，為國際金融機構服務，都表現出雙重人格。
投行模式
在投行模式中，高級經理人的經濟學功力和話語權至關重要。隻有你有足夠的話語權，才能讓别人聽到你的聲音，讓别人坐下傾聽你的聲音，然後被你說服，讓你替他在資本市場服務，然後收取傭金。而在高盛的眼中，胡顯然已經是擁有一定話語權的人，而且年輕、精力充沛——投行是一個超級高負荷的工作，還是中國人，這顯然非常理想。雙方幾乎是一見鐘情。
1997年，剛赴任的胡祖六幾乎立刻遭遇亞洲金融危機的狂風暴雨。東南亞各國彙率極度動蕩，金融危機導緻經濟危機，有的國家經濟甚至在一夜之間被稱為倒退十年。正值世人震驚困惑之時，各種經濟學紛紛抛出假說，展開了異常激烈的辯論。這正是一個亂世出英豪的時期，胡祖六當然不會放過這一機遇。
亞洲金融多米諾骨牌一個個倒下之後，世界經濟界自然産生下一個猜想，即人民币會不會貶值，中國會不會發生金融危機。西方的經濟學家大多預言中國難逃此劫，但胡祖六卻根據自己的研究分析斷言，人民币不會貶值。在對中國的很多不利分析的背景下，胡祖六的良好預期給中國高層留下了初步印象。事後，市場證明了胡祖六的正确，胡祖六在國際資本市場也開始具有話語權。
人物觀點
胡祖六：隻有奴隸制能與戶籍制相比
2013年4月7日，春秋資本董事長胡祖六在博鳌亞洲論壇表示，“戶口制隻有奴隸制相比，就是應該取消，沒有什麼好改革的，你改革奴隸制這種說法行得通嗎？”他指戶籍制導緻“二等公民”，“像北京沒有戶口不能買房子。”隻有取消戶籍制才能推動政府職能轉變。
胡祖六表示，戶籍制度不符合中國現代社會現代市場經濟的需求，隻有取消以後，才能推動政府功能轉變，加強公共服務，包括醫療保險、養老，提供公共教育以及更好的環境，“這樣中國的城鎮化應該有非常光明的前景”。
“戶籍制度是中國特有的安排，我們從建國以後引進戶籍制度，那時候是計劃經濟，整個就業的機會、糧食的供應，到住房、日用消費品的供應非常短缺，是一個短缺社會，所以政府引入戶口制便于統一的安排，你在國營企業或者在城裡居住的人每月定量得到足夠的糧食供應等等。這種制度應該說美國也是暫時、短暫的統治經濟，因為短缺隻好這麼安排，就這麼延續下來。我認為這種制度是非常、非常不合理”
他進一步指出，戶籍制度低效率，導緻富餘勞動力潛力不能發揮，“90年代整個農業作為一個産業占中國GDP的比重不到15%，但有70%的勞動力人口在農業。”
同時，造成城市“二等公民”存在，“盡管人身可以進行衡量流動，你還是二等公民，不能真正享有子女就學，沒有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的複蓋，像北京沒有戶口不能買房子，隻能住棚戶、住貧民窟。這種制度既不效率也不公平。”
談及城鎮化前景，他表示，“我們有澳洲的朋友在台上，講到澳洲人口和中國人口的差異，我們每隔2年中國城市人口創造一個新的澳洲，城市化過程對基礎設施、住房、消費、社會服務巨大的需求，中國内需拉動很多人很悲觀，不可能靠内需，靠出口，我覺得中國是最有條件實現内需消費拉動經濟成長的經濟體，我對中國的城鎮化非常樂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