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中國近代政治活動家、經濟學家-中文百科頻道

人物生平

章乃器1918年畢業于浙江商業學校（今浙江工商大學）。後從事金融工作，曾在上海任浙江實業銀行副總經理。創辦《新評論》月刊。1935年秋，被聘為滬江大學（今上海理工大學）的教授，講授“國際金融”、“中國财政”等課程。

1936年5月，在上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發表聲明，響應中國共産黨“停止内戰，一緻抗日”的主張，同年11月，在上海與沈鈞儒、鄒韬奮等同時被國民黨政府逮捕，世稱七君子事件。

1937年七七事變後獲釋。抗日戰争時期，任安徽省政府委員、财政廳廳長等職。

1939年在重慶創辦上川實業公司和中國工業經濟研究所，從事經濟活動。

1945年底參與發起成立中國民主建國會，任中央常務委員。

1948年底到東北解放區。

1949年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務委員，中央财經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糧食部部長，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第三屆委員，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副主任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委員。

1957年被劃為右派。1977年卒于北京。1980年被恢複名譽。2006年被評為“上海理工大學傑出校友”。

著有《章乃器論文選》、《中國貨币論》等。

章乃器（1897年—1977年），原名間埏，改名為乃器，字子偉，又字金峰，青田東源（今小源）人。

章乃器青田東源人，父章叔明留學日本，已任青田遂昌等縣警察局長。章乃器兄弟六人，他是老二。幼年入塾，詩賦文章兼佳，深受祖父鐘愛。辛亥革命後，章乃器離開青田赴南京，曾在孫中山臨時革命政府陸軍部屬下的飛行營當學兵，這是中國最早的空軍學員之一。1913年，考入杭州甲種商業學校，勤奮攻讀，成為學校有名的高材生。畢業後由學校介紹到上海浙江實業銀行當練習生。1919年，赴北京任通州京兆農業銀行營業部主任、襄理。并選為中國銀行學會常委。

1927年初，在上海任銀行業工會領導工作，此時，大力支持北伐戰争，又十一月創辦《新評論》半月刊，對國民黨進行猛烈抨擊，一年後，《新評論》被查封。1928年後，“五卅慘案”，“九·一八事變”相繼發生，民族危機日益嚴重，他激于義憤，積極投身救亡愛國運動。而且1933年發表《現階段的對日問題》等抗日文章，向國民黨當局提出“移剿共之師以抗日”。

1932年，創立國内第一家中國人自辦的信用調查機構——中國征信所，自任董事長。1935年，受聘于光華大學、滬江大學教授，兼任中興信社幹事，中國大學工商管理系主任。同年，沈鈞儒，鄒韬奮，陶行知，李公樸等組織上海救國會，發表宣言，提出“停止一切内戰”，“釋放一切政治犯”，“聯合抗日”，“共赴國難”等主張。

1936年5月，在他們倡議下，全國救國會十八省六十個救亡團體代表在上海集會，成立了全國救國聯合會，章乃器、宋慶齡、何香凝、沈鈞儒等選為領導人。大會通過了由他起草的組織章程和《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明确提出了組織救國路線，促成統一的抗敵政權等政治主張。由于國民黨政府堅持内戰政策，于11月23日，在上海将章乃器，沈鈞儒、鄒韬奮，李公樸，史良，沙千裡，王造時七人逮捕，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激起國内外愛國力量及主持正義人士的廣泛同情和義憤。各救國團體紛紛發表宣言和聲明，有的以罷課請願方式，懇求立即釋放“七君子”。

國民黨内一些主張抗日的有志之士對蔣介石的倒行逆施很不滿，對“七君子”分别采取救援措施。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終于釋放了。

1940年6月，他在重慶創辦了“上川實業公司”和“上川企業公司”，他任總經理。1942年12月與吳蘊初，胡厥文等發起創辦“中國工業經濟研究所”，被推選為所長。他認為中國要富強，隻有走工業化道路，他提出“工業立體發展”的理想和開發大西北的構思。

1945年12月16日，在重慶與胡厥文，黃炎培等發起成立“中國民主建國會”（簡稱：“民建”），被選為理事，副主任委員。當時“民建”積極開展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各種政治活動。推進了大後方民主運動的開展。1947年春，到香港創辦港九地産公司，并建立“民建”港九分會，繼續開展愛國運動。1948年夏，他接到毛澤東的來電，邀請他到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籌備會議。分偕同施複亮等秘密乘海輪轉赴東北解放區。1949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章乃器任政務院政務委員兼國家編制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财政委員會委員，政協常委兼财政組長，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副主委，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副主委等職，并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為搞好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先後寫了《新中國的經濟改造》、《對統一财政工作的認識》、《經濟的改造——消腫、去腐、新生》等文章，積極協助黨制訂和宣傳各項經濟方針和政策。

他和沈志遠，千家駒一起擔任中國人民銀行的顧問，運用自己的學識和經驗，為穩定人民币币制，活躍金融出謀劃策，在他的倡議和積極推動下，制定了一套“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新财會收支簿記法，取代不适合中國國情的複式簿記。他為中國的經濟建設起了很大的作用。”1952年8月，任命為新中國糧食部首任部長，指定國家糧食統購統銷的一系列政策。

1956年9月，來浙江稽查工作時，回到青田東源家鄉，1957年被錯劃右派。他堅信“實踐檢驗真理，時間會解決問題。”

1966年8月，開始文化大革命，又遭林彪、“四人幫”一夥的殘酷迫害，抄家、批鬥、毒打，但他懷着對黨和人民的赤誠忠心，不計較個人恩怨，常以諸葛亮“淡泊以明志，甯靜以緻遠”名言自勉。

1977年6月13日，章乃器黯然離世，時年八十一歲。1980年6月給予平反，1982年5月13日，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國民主建國會，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為章乃器舉行骨灰移放儀式，将骨灰移入八寶山革命公墓一室。

主要影響

富己

抗戰時期，戰時經濟更加艱難。戰火波及安徽後，由于富縣不斷淪喪，皖省财政幾近不支，至1938年2月份，公教、軍人欠薪饷達兩三個月。号稱地方理财能手的省财政廳長楊綿仲回天乏術，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誠邀章乃器出任财政廳長。章乃器未正式上任前就摸清了皖省财政主要靠天賦和鴉片特稅維持，另需國庫補貼。針對當時發國難财成風的情況，他向李宗仁提出“鏟除貪污，節約浪費”的主張，李宗仁堅決支持。

1938年3月章乃器走馬上任，他嚴以律己，宣布“财政廳的經費也徹底公開，包括廳長的辦公費，打破過去廳長包辦經費的惡例”，接着請國民政府處決了貪污分子省教育廳長楊廉，吓跑了省建設廳長劉式庵以下區長、縣長等貪污分子，同時嚴辦了一批腐敗分子，收繳了一批被截留的賦稅、公款，财政壓力得以緩解。他又節約浪費，嚴禁死魂靈吃活薪，對舊軍隊吃空額的頑疾下猛藥，頂住了官場人情風。廖磊接任李宗仁後形勢更加嚴峻，他下車伊始就拉着章乃器的手問“财政還能支持，是真的嗎？”

章乃器果然有辦法：首先把不肯配合的省銀行總經理程振基免職，巧妙地避開省行無發鈔權的問題，先由省府發行少量地方公債，再以公債作抵押，由省行印發小額本票約200萬元作為貨币以應急。其次，也是最主要的，是他設立貨物檢查處，征收貨物檢查稅，其原則是“對敵占區與我區之間進出口物資分類進行查處。我區運往敵占區的第一類禁運物資為金、銀、銅、鐵、錫、腸衣、豬鬃等，查到後即予以沒收；第二類禁運物資為大豆、煙葉、棉花等等，查到後可以發還，但隻準在我區銷售；對敵占區運入的物資，如果是鴉片和日貨，如日僞廠生産的布匹、紙煙、紙張、文具等，查到後即予沒收；敵占區華商生産的照章納稅後放行”。這是非常高明的，平戰分明、敵我分明。他的貨物檢查稅制度，得人得法，登時化腐朽為神奇，被國民政府推及全國。

另外，他還斷然決定賣掉7萬石食鹽藏鹽于民和根據市場原則收購糧食，都顯示了他的過人才略。他說“這7萬石食鹽，隻要真正到了老百姓手裡，将來大别山再怎麼樣的緊張，敵人再怎麼封鎖，我們是可以支持一個時的。”

當時收糧價格為1.4元/鬥，屬于高價，國民黨内就有人想強買，但章乃器始終堅持公平交易。他認為“即使糧價高了一些，這筆鈔票落到老百姓手裡，對我們穩定抗日根據地仍然有好處。從城鎮的金融來看，不久就可以看到繁榮的局面，摧垮敵人的封鎖。”

李宗仁稱章乃器“整頓稅收，頗見成效”，“最初在我們想象中，在敵後打遊擊是件極艱苦的事，孰知事實證明大謬不然。大别山根據地後來竟變成敵後的世外桃源，比大後方還要安定繁榮。”章乃器主持皖财，節約了中央财政400多萬元，這在當時是很大一筆數字。他被排擠走後，皖省财政立即陷于困境，廖磊追悔莫及，憂憤以殁。

1940年6月章與上海銀行的陳光甫合資創建了上川實業公司，設酒精廠、手搖發電機廠、機器廠、畜牧場等，章乃器為總經理。他判斷準确，時戰備物資極端匮乏，民間機動車幾乎弄不到汽油，酒精廠生産的無水酒精正可替代汽油，因此獲利甚巨。太平洋戰争爆發後，進口通路不暢，原材料價格暴漲，公司的電機廠、機器廠所存的五金、電器材料随之自然升值，公司資産無形中增值。

後他與合資方因經營問題分家，他用分得的五萬美金百萬法币于1944年4月間另組上川實業公司，為大股東，任總經理。公司開始以投資為事，但由于通貨膨脹，币值和物價波動不已，遂改以土産運銷和進出口業務為主。戰後公司總部遷上海，重慶、蘭西安、香港、台灣、東北、漢口設辦事處，從布局來看很見活力。至1947年六月，公司共有資本法币1億元計10萬股，他自擁27097股，加上他間接控制的股份，可占全股的2/3。

富國

自己富了不算什麼，他更關心戰時整個民族工業的存亡發展。章乃器指出“民族工業現有基礎必須保存，必須發展，否則戰後欲重振旗鼓，更非易事。眼下危機，如果不謀挽救，則後方工業百分之九十要倒在地下。如果民族工業倒了，則代之而起的将是帝國主義侵略資本、利用政治權力與民争利的官僚資本，以及投機取巧的發國難财者。這三種勢力，不僅破壞抗戰，而且足以緻戰後經濟于死地。為了挽救民族工業的危亡，工業界自己應該設立一個研究所，為民族工業從事調查研究，宣傳呼籲，仗義執言，指出阻撓民族工業發展的反動勢力和錯誤政策，減輕工業界所受到的壓力。”

1943年9月1日中國工業研究所成立，章乃器為所長。該所系私立，人員精幹，選題慎重，成果叠出，切合實用。這個所自然充當了民族工業的主要研究咨詢機構和喉舌，經常就熱點難點問題座談，并出版工業問題叢刊、參考資料、專題報告、會議紀要等，1943年11月起發行物價旬報，将物價指數、外彙行市、各大城市利息、國家稅收歲支預決算、外國在華投資情況等信息資料彙集成刊，發送業内人士參考。他還主編了《工商手冊》，全書40章60萬言，包括工商業組織、管理、會計、法令、稅收等，請專家和政府職能部門主管分撰，并附詳盡的數據、公式、文簿程式，受到工商界人士的贊譽。1944年底該所又拿出了《工業界當前之困難》、《工業界當前困難解決辦法》兩個成果，解決實際問題。

經濟思想

四十年代初是章乃器的又一次理論高峰，此時他的主要經濟思想是：

對惡性膨脹的分析，并找出解決的根本辦法。他巧妙地比喻說“通貨、物價和軍事支付三者，好像是三匹脫羁的馬，兜着圈子瘋狂的前後追逐，但又好似被鬼捉弄的，永遠的誰也追不上誰。最後他們是同時聲嘶力竭地倒斃下去了。”他認為“增加生産是平抑物價的最基本的手段”。

利用節制遊資，實行國民财産登記制度。他認為大後方物價騰飛的原因是“少數發國難财的奸商和貪官污吏”利用手中遊資投機居奇、哄擡物價造成的。“過去的通貨膨脹雖然已經造成偌大的遊資，然而當前的嚴重問題卻是遊資的力量已經超過全部法币的數量，已經能夠左右整個的商品市場，而且足以逼迫通貨的膨脹了。”他主張建設股票市場并勸募公債、鼓勵儲蓄，使消費與積累良性互動，同時要求政府以行政手規範商品的儲藏運輸行銷，平抑物價。當時馬寅初大罵官僚資本，孔祥熙非常被動，幾次想請章乃器寫文章反擊馬寅初，章乃器沒有接受。章乃器還于1941年11月在《大公報》撰文《由節制遊資說到國民财産總登記》，力主凍結遊資、規定法币使用限額、推廣票據流通，極力推動經濟上路；同時提出對國民的土地、商品、外币、證券和債券等進行财産登記。

設計工業立體發展，要管理也要自由。他認為中國戰時經濟體制應“以德國式的統制為主，以英美式的自由為輔”，并且建構了自己“工業立體發展理論”。他說“現代的戰争是立體戰争，現代的工業發展也應該是立體的發展。”工業組織和技術單向發展，隻能是重複建設和技術浪費，有數量沒有質量。他全面提出戰士生産的八個要求：“甲、适當分配工業地域；乙、統籌供給工業資金；丙、确立工業生産計劃；丁、管理原料動力與技術；戊、實施設廠核準制；己、厲行生産标準化；庚、确定工業保障。”他提議“經濟部應該有一個強有力的技術團，那裡面不但要容納國内第一流的技術專家，而且要即速展開外交活動，更多的邀請英、美、蘇各國有經驗的技術專家，擔任工業立體化的指導工作。”

對如何發展民族工業和使用外資，提出看法。他認為戰後須克服兩個難題：怎樣最大限度使用國内私人資本而又力避資本主義；如何最大限度吸引外資而又保護民族工業。他主張制定法律保護民族工業，鼓勵其擴大規模以與外抗衡。

心在商海

戰後出自章乃器之手的民建政綱之經濟部分主張“人民須有充分經營企業之自由”，“國營企業之官僚化與私人企業之獨占化，同為經濟建設之大敵”，從“保障佃權，限制佃租入手，進一步由國家征租或發行債券征購非自耕土地，分租于農民。”

章乃器1947年春到台灣開展上川企業公司業務，創建了台灣物産制造公司，籌辦了糖廠。

1948年陳誠曾一度向蔣介石推薦章乃器出任财政部長以挽救危局，蔣歎了口氣“我是要用章乃器，可是他不為我所用！”

各民主黨派1948年12月4日在香港發表了章乃器起草的《為保護産業保障人權告國内同胞及各國僑民書》稱“保護私人工商業和保障人權的政策，在未來的統一的聯合民主政權之下，必然會更貫徹的繼續執行。為着建設新國家的需要，一切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人工商業，不但要保存，而且要輔助其發展，外人投資隻要符合平等互惠的原則，不但舊的可以繼續存在，而且歡迎新的增加，隻有那些利用特權損害國家人民利益以自肥的官僚資本，才會被沒收。”

1946年章乃器以上川企業公司的名義投資當時聯華影藝社（昆侖影片公司前身），攝制了史東山編導的《八千裡路雲和月》，後又參與成立了昆侖影片公司，投拍了蔡楚生、鄭君裡編導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兩片開拍後不斷超支，章乃器就不斷投入，終于拍成，公映後成為經典片，他收回了上川公司應得的紅利，就以這筆錢加上手頭的現款為股本，與中國柴油機廠合作，創建了港九地産公司，他出任總經理，從事房地産，生意十分紅火。同時他察覺蔣介石以準備把台灣作為後路，即于1948年秋将在台之廠房設備轉售給了一家僑商，結束了在台業務，年終他接到毛澤東來電邀請北上，便把蓬勃向上的港九地産公司交給多年相知王寬誠，隻身離港北上。

1949年6月中旬，章乃器參加了新政協籌備會議，與千家駒、沈緻遠一起擔任了中國人民銀行顧問，為穩定金融秩序、平抑物價出謀獻策。他對民族工商業者有自己的見解，他說：“在過去，中國的工商業家真要‘唯利是圖’的話，做生産事業就太傻了。其實‘唯利是圖’和剝削是兩回事，前者是主觀的，而後者是客觀的。剝削的結果也可以無利可圖，因為利潤是被帝國主義者、封建勢力和官僚資本家所奪取了。此外，某些做生産事業的人，主觀上即使并不‘惟利是圖’，不存心剝削，不一味的代表資方，乃是資本主義青年時代産業家可能有的美德，是足以珍貴的。”

1949年10月1日，章乃器被任命為政務院财經委員、全國政協常委兼财經組組長等職。他總結自己多年經濟工作的實踐，倡議推行了一套“民族的、科學的、大公的”收付記賬法，以代替行之多年的西洋複式簿記法。

1952年8月7日他出任共和國第一任糧食部長，他保持理論家和實踐家的本色，尊重科學，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他以科研成果為根據，倡行“九二米”（每百斤稻谷出米九十二斤标準米），使南方腳氣病大為減少。适時指出“糧食工作在許多地方有時隻能是不惜賠錢的。問題在于有許多人把‘不惜賠錢’理解為‘不計成本’了。他們沒有體會到，賠錢也是要計算成本的；一計算成本，就可以不賠那些不應該賠的錢了。”在他的悉心指導下，糧食部門1955年下半年起就開始盈利了。

他對自己的經濟能力極為自負，1949年他在東北解放區時說“我過去多年為資本家打算盤，今後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打算”。他對于改造民族工商業自有主張，他認為民建“是以民族工商業者為主體（或中心）的政治團體，具體任務在于廣泛地團結民族工商業者，通過相互教育、相互幫助，以達到政治水準的共同提高和本身事業的合理發展，而不是由某些先知先覺以至自命為積極分子的人們去團結一般落後的、可憐的工商業者，去輔助、教育、改造他們”。對于“改造”中的定息性質問題，他堅持己見“從整個階級來說，定息是剝削的殘餘；而具體到個别的階級分子來說，定息是不勞而獲的收入。”他的根據是“1、私方交出的财産，其性質已經不是剝削的資本了；2、合營企業的職工已經不是剝削的對象了；3、私方人員在企業工作，已經不是剝削工人的人了；4、定息是從國家利潤中間留下的一部分給私方的，假如利潤不夠或虧損，還要從上級專業公司或交通銀行拿款子來給定息。”

解放後他公務繁忙，無暇顧及上川企業公司，便以借支方式收回其投資，加上自己多年的積蓄，收藏了些許文物，将其中精華分兩次捐給國家，總計兩千件。回思救國會艱難時，他曾賣掉居所，他實在是有益中華民族之人。

即使在遭受虐待，他說如果允許他說話，他首先要提高中小學教師工資和推行面包，拳拳之心，可昭日月。1977年5月13日被壓制了20年之久的章乃器死了，隻在《光明日報》末版末尾發了一條短到不能再短的消息。

他為民主而死，死得其所。

文物收藏

章乃器在東北時就開始搜集流散在社會上的文物，定居北京之後，公餘之暇開始光顧文物市場，主要是隆福寺和琉璃廠的店鋪，還有東大地（今紅橋附近）的地攤。他并非科班出身的文物鑒賞家，既搜集到很多好東西，也上過不少當，交了學費。

有了收藏的曆史機遇，還要有收藏的緣分，章乃器與不少鑒定專家和收藏家結下良緣。在這些朋友中，古玩行前輩孫瀛洲老先生曾幫他“掌眼”，收藏家葉恭綽、張伯駒、趙振經（前清内務府郎中慶寬的後裔）先生等，也時有過從與切磋。一些古玩商淘到了好物件自然想着他，會直接聯系送上門。

收藏文物的資金來源，一是手頭的薪水，二是從上川公司抽回的資金。抗戰期間他在重慶創立了上川公司，成長比較迅速。光複後他到台灣，買下了台灣糖業公司。後來内戰局勢急轉直下，蔣介石準備台灣作為最後的基地，他就把公司轉讓了，轉赴香港創辦了港九地産公司，在地産上經營得比較成功。

到1954年向國家捐獻文物前，他已積存了三個房間的文物，收藏門類比較齊全，其中不乏相當數量的精品。

1954年初春，鄭先生從故宮派來了六位專家接收文物，父親敞開所有的櫥櫃任其挑選，大概篩選了一個月，有一千一百餘件藏品入選。像商代毓祖丁卣、亞父乙簋、西周奪卣、春秋越王劍、清代竹雕饕餮紋鼎、邢窯白釉瓶、龍泉窯青釉五孔蓋瓶等精品，都在這次進入了故宮的珍藏。文物部門曾提出為父親開一個捐獻文物展覽會，但他沒有同意。翌年他還捐給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一批文物，捐獻時連數目都未清點。

2017年12月28日，“愛國情懷——章乃器捐獻文物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展。2017年是章乃器先生誕辰120周年，為了紀念他“變家傳之寶為國傳之寶”的義舉和愛國情懷，國博特地策劃了這場展覽。專家組遴選章先生捐獻的藏品中有一定學術和藝術價值的110餘件文物作為參展文物，包括新石器時代的玉器，商周時期的青銅器，漢鏡和明清瓷器。讓觀衆來領略文物之美的同時，也能真切體會到章先生本人大公無私的愛國情懷。

轶事典故

對聯故事

章乃器從小聰明好學。10歲那年，他在家鄉東源看了《風波亭》這出戲，小小年紀已經懂得忠奸良莠，十分痛恨秦桧夫婦陷害嶽飛。與小夥伴們一起，用稻草紮了秦桧夫婦，模仿大人的樣子彎弓投射。他祖父章楷先生見後，順口道：“箭射秦桧。”章乃器不假思索地和道：“筆贊嶽飛。”祖父點點頭，說：“箭射秦桧奸賊。”章乃器馬上答道：“筆贊嶽飛忠臣。”祖父又說：“箭射秦桧，奸賊遺臭萬年。”章乃器朗聲答道：“筆贊嶽飛，忠臣流芳百世。”

1936年10月19日，我國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魯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巨星殒落的噩耗傳來，全國進步人士尤其是文化界進步人士十分痛惜。章乃器為其親撰一副挽聯：“一生不曾屈服，臨死還要鬥争”，深刻地表達了對這位“民衆意志的代言者，時代号筒的魯迅先生”的敬意。10月22日，救國會及上海其他進步團體在上海萬國公墓為魯迅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宋慶齡、蔡元培、沈鈞儒、章乃器等主持了葬禮，章乃器先生在葬禮上緻哀詞。

“七君子”于1937年7月31日獲釋後，章乃器認為救國會團結抗日的主張已經實現，主張統一戰線，内部不必再算舊賬，随作一副對聯：“無此閑情算舊賬，有腔熱血效前驅”。表達了渴望親赴抗敵前線的決心。他這樣寫的，也是這樣做的。不久便應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國民黨安徽省主席李宗仁之邀，到抗日前線擔任安徽省财政廳長。任職期間，積極維護和發展抗日統一戰線，大力整饬财政，被稱為“戰時理财專家”。他按照周恩來的囑托，努力協助新四軍，了解到新四軍軍饷很困難，便以統一财政的名義，報請省政府每月補助新四軍3萬銀元。這在當時“是任何地方政府所不敢的”。後來，被蔣介石電召“赴渝述職”的名義罷了官。

1957年，章乃器被錯劃為“右派”。但他仍以國家民族為念，真誠地表示：“我對黨披肝瀝膽，希望黨對我推心置腹。”為此他寫了一副自題聯：“實踐檢查真理，時間解決問題”，堅信曆史會作出公正的結論（後來，此聯被許多地方的章姓宗祠用作通用聯，廣為流傳）。“文革”中，章乃器遭到殘酷迫害。平時，他自己買菜做飯，在逆境中保持樂觀，于是又自撰聯語：“腸肥必然腦滿，理得而後心安。”

妙解“金融

1935年秋，章乃器被聘為上海光華大學和滬江大學的教授，講授“國際金融”、“中國财政”等課程。當講到“金融”的含義時，章乃器用了非常形象的比喻：“金是一種堅硬而固定的物質，融是融化流通的意思，金何以能融？這有賴于信用之火的燃燒，但有時燒得太猛了，融化了的金子騰沸洋溢，反而澆滅了信用之光，跟着融化的金也就冷卻而凍結了，這就是信用過度膨脹，形成了恐慌的現象——就是所謂資産的凍結。‘金融’的重要意義是要金錢融化流淌，頂頂要不得的就是呆滞凍結。”話音剛落，教室裡就像開了鍋似的，學生們一個個興奮難抑。

此後，每輪到章乃器上課，學生們均異常興奮，聽他講課的學生也越來越多，常常連窗台上都坐滿了人。

妙揭貪官

1938年3月，章乃器應當時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兼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宗仁之邀，出任安徽省财政廳廳長。

針對當時國民黨官場上衆多貪官污吏趁國難之機，貪污腐化、中飽私囊等劣行，章乃器上任伊始就提出了“鏟除貪污”等四項重大措施。在下屬的舉報下，省教育廳長楊廉、建設廳長劉式庵等一批有貪污劣迹的官員或被逮捕法辦，或聞風而逃，但仍有少數貪官铤而走險，繼續貪贓枉法。

有一次，省政府召開全體要員會議。輪到章乃器發言時，他突然一語驚四座：“章某預言抗戰一定會取得勝利，因為中國人是打不死的。”衆人問章廳長何以出此高論，章乃器指着省政府保安處處長丘國珍，幽默地說道：“諸位請向丘處長請教，丘處長能使死人複生。”衆人面面相觑，不解其意；丘國珍亦不知章乃器話中所指為何。此時，章乃器不慌不忙地從公文包中取出幾份花名冊，說道：“諸位請看，花名冊中的這些人都已陣亡，現皆已複生。此乃丘處長之功德！”原來，丘國珍将一些陣亡士兵的名字依然造冊上報，自己借此吃“空額”軍饷。此事原來一直無人知曉。有一次，章乃器到财務處查閱賬本，發現保安處上報的花名冊中有幾位是報紙上公布的陣亡人員，遂找來陣亡士兵名錄核對，于是真相大白。在李宗仁的支持下，丘國珍很快就被調離了省政府，并受到降職處分。

“一字師”

1943年9月，晉察冀邊區抗日宣傳小分隊19歲的曹火星，來到平西敵後抗日根據地，即今北京市房山區霞雲嶺鄉堂上村，從事音樂創作，宣傳黨的抗日主張。他借用當地民間流行的《霸王鞭》民歌形式，譜寫了《沒有共産黨就沒有新中國》這首脍炙人口的不朽歌曲。不過鮮為人知的是，這首歌曲原名為《沒有共産黨就沒有中國》，歌中的“新”字的增添則與章乃器有關。

那是1948年12月，應中共中央電邀，章乃器與李濟深、茅盾、馬寅初等30餘位民主人士秘密從香港北上，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1949年1月7日到達東北解放區後，他們被安排參觀了大連、旅順、沈陽等地的工廠、農村和學校。在一次參觀途中，同行的人們唱起了《沒有共産黨就沒有中國》這首歌，優美的歌聲深深地震撼着章乃器的心靈。然而，在聽到“沒有共産黨就沒有中國”這一句歌詞時，一向辦事認真的章乃器深思起來。他想，對于中國共産黨在中國曆史上的功績是應該用科學的眼光來看待的，在歌曲中應該十分準确地反映出來的。他感到“沒有共産黨就沒有中國”這句歌詞有些不妥，并解釋說：“總是先有中國，後有共産黨的，加上一個‘新’字，沒有共産黨就沒有新中國才比較恰當，也才客觀準确。從道理上講得通，還可以表明新舊中國的不同。”他這一番話得到了在場人們的贊許。大家按照他的建議一唱，果然好，不但增加了氣魄和自豪感，還使詞曲更為和諧。他的提議很快被有關部門反映給中共中央。不久，章乃器到北京見到毛澤東，毛澤東親切地對他說：“你提的意見很好，我們已經讓作者把歌詞改了。”

從此，《沒有共産黨就沒有新中國》越唱越響亮，伴随着新中國的誕生和成長，直到如今，它一直鼓舞着中國人民在黨的旗幟下奮勇前進。章乃器也得以做了一回“一字師”。

“我不會歪曲曆史”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章乃器被打為“右派”。後來，章乃器被趕出了北京朝陽門外的小公寓，遷入東郊呼家樓一幢普通的民宅，在一間不到12平方的小屋裡度日。小屋的門終日敞開着，好接受來自各方面的監督。

“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天，幾個挾着公文包的大漢來到小屋，氣勢洶洶地說：“你在安徽曾與張勁夫有過來往，張勁夫是叛徒，你寫一份證明材料。”說罷，來人拿出一打紙，摔在章乃器面前。章乃器冷冷地回答：“我不知道張勁夫是叛徒，無從寫起。”來人威脅他：“你不寫，罪上加罪。”章乃器仰天大笑：“到底我還是社會主義公民。不實事求是，連做公民的資格也沒有。”來人色厲内荏：“太猖狂了。”章乃器一把扯過讓他寫材料的紙，撕成碎片，聲色俱厲地說：“我不會歪曲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