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出生亂世

唐代宗大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鄭的一個“世敦儒業”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後不久，家鄉便發生了戰争。藩鎮李正己割據河南十餘州，戰火燒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歲時，任鞏縣令的祖父卒于長安，緊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親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戶參軍授徐州彭城縣縣令（780年），一年後因白季庚與徐州刺史李洧堅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駕，為躲避徐州戰亂，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離安居。白居易得以在宿州符離度過了童年時光。而白居易聰穎過人，讀書十分刻苦，讀得口都生出了瘡，手都磨出了繭，年紀輕輕的，頭發全都白了。

仕官生活

806年，白居易罷校書郎。同年四月試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及第，授盩庢縣（今西安周至縣）尉。807年，任進士考官、集賢校理，授翰林學士。808年任左拾遺，迎娶楊虞卿從妹為妻。810年改任京兆府戶部參軍，811年母親陳氏去世，離職丁憂，歸下邽。814年回長安，授太子左贊善大夫。

任左拾遺時，白居易認為自己受到喜好文學的皇帝賞識提拔，故希望以盡言官之職責報答知遇之恩，因此頻繁上書言事，并寫大量的反應社會現實的詩歌，希望以此補察時政，乃至于當面指出皇帝的錯誤。白居易上書言事多獲接納，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憲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緻名位，而無禮于朕，朕實難奈。”李绛認為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勸谏憲宗廣開言路

貶谪江州

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張嚴緝兇手，被認為是越職言事。其後白居易又被诽謗：母親看花而墜井去世，白居易卻著有“賞花”及“新井”詩，有害名教。遂以此為理由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簡至江州與白居易相聚。當白居易被任命為忠州刺史時，白行簡也一同與兄長溯江而上。途中與元稹相遇于黃牛峽，三人相遊之處被稱為三遊洞。在忠州任職的時間，白居易在忠州城東的山坡上種花，并命名此地為“東坡”。同年冬，被任命為忠州（今重慶市忠縣）刺史，819年到任。820年夏，被召回長安，任尚書司門員外郎。

白居易的母親雖因看花墜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許多詠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紀錄，新井詩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詩今已失傳），可見此事不能構成罪名。他被貶谪的主因，很可能與他寫諷谕作品而得罪當權者有關。貶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轉折點：在此之前他以“兼濟”為志，希望能做對國家人民有益的貢獻；至此之後他的行事漸漸轉向“獨善其身”，雖仍有關懷人民的心，表現出的行動卻已無過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雖不得志，大體上仍能恬然自處，曾在廬山香爐峰北建草堂，并與當地的僧人交遊。

任職蘇杭

820年冬，轉任主客郎中、知制诰。821年，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绯色朝服，（绯色即朱色，為五品以上官員所用的服色）。轉上柱國，又轉中書舍人。822年，白居易上書論當時河北的軍事，不被采用，于是請求到外地任職，7月被任命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内有修築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績。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秋天至洛陽，在洛陽履道裡購宅。825年，被任命為蘇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去職，後與劉禹錫相伴遊覽于揚州、楚州一帶。

在杭州刺史任内，見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決杭州人飲水問題。又見西湖淤塞農田幹旱，因此修堤蓄積湖水，以利灌溉，舒緩旱災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錢塘湖石記》，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與注意事項，刻石置于湖邊，供後人知曉，對後來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響。離任前，白居易将一筆官俸留在州庫之中作為基金，以供後來治理杭州的官員公務上的周轉，事後再補回原數。當這筆基金一直運作到黃巢之亂時，當黃巢抵達杭州，文書多焚燒散失，這筆基金才不知去向。

西湖有白堤，兩岸栽種有楊柳，後世誤傳這即是白居易所修築的堤，而稱之為白公堤。事實上這道“白堤”在白居易來杭州之前已存在，當時稱為“白沙堤”，且見于白居易的詩作之中。

當白居易在杭州時，元稹亦從宰相轉任浙東觀察使，浙東、杭州相去并非太遠，因而二人之間有許多往還的贈答詩篇。當白居易任滿離開杭州時，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編成《白氏長慶集》五十卷。

在蘇州刺史任内，白居易為了便利蘇州水陸交通，開鑿了一條長七裡西起虎丘東至阊門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裡山塘”，簡稱“山塘街”。

晚年生活

827年，白居易至長安任秘書監，配紫金魚袋，換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員所用的服色）。828年，轉任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829年春，因病改授與太子賓客分司，回洛陽履道裡。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為元稹撰寫墓志銘，元家給白居易潤筆的六七十萬錢，白居易将全數布施于洛陽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賓客分司。835年，被任命為同州刺史，辭不赴任，後改任命為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封馮翊縣侯，仍留在洛陽。839年10月得風疾。841年，罷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書緻仕，領取半俸。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閑适”的生活反應自己“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哲學。而844年，73歲的白居易出錢開挖龍門一帶阻礙舟行的石灘，事成後作詩《開龍門八節石灘詩二首并序》留念，詩中仍反映出他“達則兼濟天下”的人生觀。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陽的履道裡第度過，與劉禹錫唱和，時常遊曆于龍門一帶。作《池上篇》、《醉吟先生傳》自況。845年，白居易74歲，尚在履道裡第舉行“七老會”，與會者有胡杲、吉皎、鄭據、劉真、盧貞、張渾與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滿、李元爽，畫成“九老圖”。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号香山居士，為僧如滿之弟子。

安逝洛陽

武宗會昌六年（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陽，享年75歲，贈尚書右仆射，谥号“文”，葬于洛陽香山。白居易去世後，唐宣宗李忱寫詩悼念他說：“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長慶集》，共有七十一卷。

主要影響

官場

翰林學士

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後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十六年（800年）29歲時中進士，先後任秘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後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

江州司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禦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于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書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谏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于是被貶谪為州刺史。王涯說他母親是看花的時候掉到井裡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于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現九江）給白居易以沉重的打擊，他說自己是“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後由于好友崔群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後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争權奪利，明争暗鬥；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谏。于是他極力請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職期間，他見杭州一帶的農田經常受到旱災威脅，官吏們卻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議，發動民工加高湖堤，修築堤壩水閘，增加了湖水容量，解決了錢塘（今杭州）、鹽官（今海甯）之間數十萬畝農田的灌溉問題。白居易還規定，西湖的大小水閘、鬥門在不灌溉農田時，要及時封閉；發現有漏水之處，要及時修補。白居易還組織群衆重新浚治了唐朝大曆年間杭州刺史李泌在錢塘門、湧金門一帶開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條件。

文學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确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谕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适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适、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着他“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谕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内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豔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詩的标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裡的“質而徑”、“直而切”、“核而實”、“順而肆”，分别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緻。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着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并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谕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隻有将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叙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叙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隻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将之帶過，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随情起，情随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随着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楓葉荻花秋瑟瑟”“别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傷、怅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已。

曆史評價

史書評價

舊唐書

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壺奧，盡治亂之根荄。非徒謠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說。就文觀行，居易為優。放心于自得之場，置器于必安之地。優遊卒歲，不亦賢乎！

贊曰：文章新體，建安、永明。沈、謝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長有莖英。不習孫吳，焉知用兵？

新唐書

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闵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唐才子傳

公詩以六義為主，不賞艱難。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妪讀之，問解則錄。後人評白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者也。雞林國行賈售于其國相，率篇百金，僞者即能辨之。與元稹極善膠漆，音韻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與劉賓客齊名，曰“劉白”雲。公好神仙，自制飛雲履，焚香振足，如撥煙霧，冉冉生雲。初來九江，居廬阜峰下，作草堂，燒丹。今尚存。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五集，及所撰古今事實，為《六帖》，及述作詩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針集》三卷，并行于世。

曆代評價

唐代

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詩：“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此詩可作為白居易一生的概括。

五代及宋

新、舊唐書對于白居易的評價亦有不同。舊唐書對于白居易的文學成就給予高度的肯定：“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于沈、謝。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壺奧，盡治亂之根荄。非徒謠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說。就文觀行，居易為優，放心于自得之場，置器于必安之地，優遊卒歲，不亦賢乎。”新唐書描述白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又說：“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于詩，它文未能稱是也。”然而新唐書對白居易的人品則給予極高的肯定：“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闵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鳴呼，居易其賢哉！”這種評價的變遷可能與宋代古文運動的興起有密切的關系。

蘇轼對白居易的評價也有不一緻處。蘇轼曾提出“元輕白俗”的說法，對元白的詩風頗有微詞。然而後來卻常以白居易自比，例如“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又如“予去杭十六年，而複來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蘇轼對白居易的詩作，也有“白公晚年詩極高妙。”的評語。

遼金元三代

元好問：“并州未是風流域，五百年中一樂天。”在《論詩三十首》“一語天然萬古新”句下，元好問自注：“陶淵明，晉之白樂天。”

明清

袁宗道以“白蘇齋”為齋名，并有《詠懷效白》的詩作

清代主張性靈說的袁枚亦給予白居易極高的評價。

清乾隆皇帝敕編的《唐宋詩醇》對白居易的詩文與為人均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為白居易“實具經世之才”，并認為官員應以白居易的詩“救煩無若靜，補拙莫如勤”作為座右銘。

近現代

胡适贊揚以白居易與元稹為領袖的文學革新運動，認為可以達到以詩歌造成輿論，而有助于改善政治。因為陳獨秀與胡适提倡新文學運動，在提倡白話、不避俗字俗語的風氣下，白居易的詩歌因而很受推崇。包括陳寅恪、劉大傑、錢基博等，都給予白居易極高的評價。然而錢鐘書對白居易的評價則不高。

他國評價

白居易的文集在日本受到高度評價。平安時代，菅原道真寫漢詩，當時渤海國的人見到道真的詩，認為與白居易的詩很像，這評語令道真很高興，還特别記載下來，引以為榮。

人際關系

曾祖父：白溫

祖父：白湟

祖母：薛氏

父親：白季庚

母親：陳氏，坊州鄜城縣令陳潤之女

配偶：楊氏，楊虞卿的從妹

長兄：白幼文

三弟：白行簡

子女：

白居易有兩女一男三個親生子女，之後過繼其兄白幼文之子白景受。養子白景受官至孟懷觀察支使，生白邦翰，司封郎中。白邦翰生白思齊，鄭州錄事參軍。

大女兒金銮子早亡，白居易為其撰寫過《金銮子晬日》與《念金銮子兩首》；二女兒阿羅平安長大，後嫁與談弘谟，生有一女一男,丈夫早逝後回到父親身邊。白居易為其撰寫過《吾雛》，亦為其子女寫過生日慶詩《小歲日喜談氏外孫女孩滿月》與《談氏外孫生三日喜是男偶吟成篇兼戲呈夢得》；三子白阿崔早亡，白居易有詩《阿崔》《哭崔兒》與《初喪崔兒報微之晦叔》。

轶事典故

家世謎團

白居易自撰的《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對其遠祖世系等問題，與《新唐書》《舊唐書》本傳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等相關記載，均存在較多矛盾。白居易的遠祖問題錯綜複雜。一為出自芈姓。白居易在為其祖父寫的《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即自稱：“白氏芈姓，楚公族也”，其高祖是北齊五兵尚書白建。不過，白居易的這類提法，在當時就被李商隐懷疑。二為出自姬姓。《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稱，白建乃後周弘農郡守，“白氏出自姬姓”，為周太王之後。但周在西北，楚位于中南，兩地距離甚遠，這個分歧自宋就有學者考辨，清人汪立名《白香山年譜》也曾指出這個矛盾。因此，這一說法，今人多不取。白居易之所以附會祖宗，并非“疏于考史”，其難言之隐大約是迫于當時閥閱觀念濃厚，因此不惜采用附會手段，以自我提高其門第。

陳寅恪推測，白氏與西域之白或帛有關。姚薇元在《北朝胡姓考》中也持這種意見，并經進一步考證後認為白氏祖先是西域龜茲國的王族。因龜茲國境内有白山，因此漢朝賜其王姓“白”。1982年，顧學颉發表《白居易世系、家族考》，進一步發展陳寅恪的觀點，并提出更為堅實的材料。次年，魏長洪發表《白居易祖籍新疆庫車摭談》，從總體上支持了陳寅恪、顧學颉等人的論點，并認為白居易的祖籍在今新疆的庫車地區。經過考證，薛宗正認為，白氏王族出身的白孝德在“安史之亂”中，統率一支龜茲軍隊到内地勤王平叛，并終老于唐境，封昌化郡王，死後追贈太子太保。白居易就是白孝德的後裔。

自釀美酒

白居易自家釀的酒，質高出衆，他為自家的酒作詩道：“開壇瀉罇中，玉液黃金脂；持玩已可悅，歡嘗有餘滋；一酌發好客，再酌開愁眉；連延四五酌，酣暢入四肢。”（《白居易卷》）。白居易造酒的曆史不但有記載，而且直到今天，還有“白居易造酒除夕賞鄉鄰”的故事在渭北一代流傳。

素口蠻腰

素口蠻腰，蓄妓玩樂，始自東晉，唐代比較普遍。為了滌除人生煩惱，白居易以妓樂詩酒放縱自娛。從他的詩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幾個，最出名的是小蠻和樊素。唐孟棨《本事詩·事感》中記載：“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為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

白居易六十多歲時，他得了風疾，半身麻痹，于是他賣掉那匹好馬并讓樊素離開他去嫁人。可是，他那匹馬反顧而鳴，不忍離去。樊素也傷感落淚說：“主人乘此駱五年，銜撅之下，不驚不逸。素事主十年，巾栉之間，無違無失。今素貌雖陋，未至衰摧。駱力猶壯，又無。即駱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送主一杯。一旦雙去，有去無回。故素将去，其辭也苦；駱将去，其鳴也哀。此人之情也，馬之情也，豈主君獨無情哉？”

但在白居易70歲時，樊素和小蠻還是走了。白居易思念中寫道：“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歸歸去後，世間應不要春風。五年三月今朝盡，客散筵空掩獨扉；病與樂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時歸。”

藏書故事

貞元十六年（800）中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參與整理國家藏書。後擢翰林學士。元和十年（815）貶為江州司馬。文宗即位，遷刑部尚書。武宗時以刑部尚書緻仕。晚年退居洛陽香山，自号香山居士，他對現實主義詩歌的發展有卓著的貢獻。在整理集賢院藏書時，使他有機會接觸大量的藏書，對他的文學創作有很大的影響。私家藏書頗富，建有藏書樓，名“池北書庫”。他曾作《池上篇》，言其“罷刑部侍郎時，有栗千鬥，書一車”。著有《白氏長慶集》等。他曾以自己藏書為基礎，編撰了一部詞語佳句類書《白氏經史事類六帖》（又名《白氏六帖》），分為1367門。宋代黃鑒著《楊文公談苑》記載：“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置齋中。命諸生采集其事類，投瓶中。倒取之，抄錄成書。”可見《白氏六帖》在最初搜集資料時，就開始以類彙集。另編有《元白因繼集》《劉白唱和集》《洛下遊賞宴集》（又名《洛中集》）等。

愛戀湘靈

白居易11歲那年，因避家鄉戰亂，随母将家遷至父親白季庚任官所在地——徐州符離。之後在那裡與一個比他小4歲的鄰居女子相識，她的名字叫湘靈，長得活潑可愛，還懂點音律，于是兩人就成了朝夕不離、青梅竹馬的玩伴。到白居易19歲、湘靈15歲時，情窦初開，兩人便開始了初戀。白居易有一首詩名為《鄰女》，追叙了十五歲的湘靈，贊美湘靈的美麗和她悅耳的嗓音。

貞元十四年（798），白居易27歲的時候，為了家庭生活和自己的前程，他不得不離開符離去江南叔父處。一路上他寫了三首懷念湘靈的詩。分别是《寄湘靈》、《寒閨夜》和《長相思》。由詩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白居易與湘靈經過17年的相處和8年的相戀，感情已經很深了。離别後不但苦苦相思，而且已考慮過結婚問題。但是湘靈擔心她家門第低，攀不上白居易。最後表示了願至天必成和步步比肩行的懇切願望。

貞元十六年初，白居易29歲考上了進士，回符離住了近10個月，懇切向母親要求與湘靈結婚，但被封建觀念極重的母親拒絕了。白居易無奈，便懷着極其痛苦的心情離開了家。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秋，白居易在長安作了校書郎，需将家遷至長安，他回家再次苦求母親允許他和湘靈結婚，但門戶大于一切的母親，不但再次拒絕了他的要求，且在全家遷離時，不讓他們見面。他們的婚姻無望了，但他們深厚的愛情并沒從此結束。白居易以不與他人結婚懲罰母親的錯誤，并三次寫了懷念湘靈的詩：《冬至夜懷湘靈》、《感秋寄遠》和《寄遠》。在近8年裡，母親再沒讓白居易和湘靈見面，也不允許他提起湘靈。

白居易37歲時才在母親以死相逼下，經人介紹與同僚楊汝士的妹妹結了婚，但直到元和七年還寫詩思念湘靈。例如《夜雨》、《感鏡》等。後來白居易蒙冤被貶江州途中，和楊夫人一起遇見了正在漂泊的湘靈父女，白居易與湘靈抱頭痛哭了一場，并寫下了題為《逢舊》的詩。這時白居易已經44歲，湘靈也40歲了，但未結婚。這首詩裡白居易再次用了恨字，此恨與《長恨歌》的恨不會毫無關系，所以說白居易親身經曆的這段悲劇般的愛情為《長恨歌》打下了基礎。

直到白居易53歲的時候，他在杭州刺史任滿回洛京途中，看到變換舊村鄰而湘靈已不知去向的時候，這段長達35年之久的戀愛悲劇才劃上了離開的句号。

其實在這個愛情悲劇裡有很多的疑點，例如：《長相思》和湘白兩人最後的不成正果。

《長相思》一詩兩首，一為樊素而作，一為湘靈而作，為湘靈作的恰是《長恨歌》的前身。

湘白二人的愛情，最後以湘靈的悄然離去而畫上句号。

在白母在世的時候，因門不當戶不對，白居易未能和湘靈成親。而在白母去世，也就是元和十年時，白居易被貶途中（上文提到）遇見了正在漂泊的湘靈父女，當時感情未滅、湘靈未嫁，白居易為什麼就不能收留湘靈，或是娶其為妾呢？有人會說是白居易妻子不同意，但在此之前，白居易侍妾成堆是衆所周知的，也有人說是白居易很愛湘靈，不願委屈她，可是，僅僅收留而已，雖是被貶，但是白家榮華富貴，難道還養不起兩個人嗎？後來，說是湘靈離開這段感情才畫上句号，不如說是白居易早已厭倦反而樂得輕松。

對此，我們隻能假裝無視，繼續感受着白居易和湘靈的奇異悲慘的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