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性特點特點
她具有反抗精神，敢于追求自己想要的愛情，她甚至一度做過農協婦女代表。她敢于把郭舉人的“棗子”泡到自己的尿液裡，以此來進行報複；她是整個《白鹿原》上最低賤的一個女人，但也是整部《白鹿原》裡唯一一個在被男人玩弄的同時也玩弄男人的女人，唯一一個打過男人耳光，唯一一個尿到鹿子霖鹿鄉約臉上的女人。但是她這點反抗是不徹底的，她因為自己的反抗而招來了更大的災難。失去了男人黑娃這個靠山後，她很快向身邊的男權世界妥協，尋求其他的男性作為依靠，她也很快成了一個堕落的女人。
示例
事實上，田小娥原本是一位極其純樸可愛的傳統女性，她強烈地渴望過着正常的生活。在和黑娃的相會中，她自然而然地産生了和黑娃厮守終生的美好願望。文中她三次對黑娃說着同類性質的話：“‘我看咱倆偷空跑了，跑到遠遠的地方，哪怕讨吃要喝我都不嫌，隻要有你兄弟日夜跟我在一搭……’”“小娥嗚咽着說：‘我不嫌瞎也不嫌爛，隻要有你……我吃糠咽菜都情願。’”“‘黑娃哥呀，要是不鬧農協，咱們像先前那樣安安甯甯過日子，吃糠咽菜我都高興。……’”就是在鹿子霖跟她睡完覺後要給她錢時，小娥還是突然縮回手：“不要不要不要！我成了啥人了嘛？”但是那個男權社會，卻不給這個純樸的女人任何機會。
當她跟黑娃的事情敗壞以後，她被郭舉人掃地出門，趕回娘家；而父親則氣得病倒，隻求“要盡快盡早地把這個丢臉喪德的女子打發出門，像用鍬鏟除在院庭裡的一泡狗屎一樣急切”；當黑娃帶着田小娥回到白鹿原時，鹿三以斷絕父子關系來威脅黑娃放棄田小娥，白嘉軒拒絕他們進祠堂完婚；直到黑娃出走後她的境況更是每況愈下，兩次被綁到祠堂挨刺刷……直到最後她被鹿三殺死在炕上。田小娥的死是發人深思的。作者讓田小娥死于自己的公公鹿三之手，而鹿三是個善良本分的普通勞動者，連他都不能見容，可見男權社會的禮教對田小娥是何等的深惡痛絕。她的死，是男權社會對膽敢反抗禮教的女性的徹底圍剿！
叛逆性形象
文本中田小娥初始的形象是一個反叛宗法文化，追求人性的“叛女”形象。她是作為一個男權社會及其封建倫理綱常的受害者的形象在文中亮相的。她對黑娃的誘惑，雖說有肉欲的放縱色彩，但也是對“存天理、滅人欲”的封建倫理道德的反抗。田小娥人格的轉型，準确地說應該是在她第一次挨“刺刷”之後。在這之前，她的反抗都是自發的。
從第一次挨刺刷之後，她開始對這個男權世界徹底絕望，充滿仇恨，并且主動實施報複，此後她開始不要臉皮，她牽着孝文的陽物走進窯洞……但這是一種多麼無奈、無力和屈辱的報複，一位柔弱的女子栖身于一方破窯，四面八方是猛如禽獸的男權，她唯一的對抗的武器是女人的身體。這種對抗的結果是她被男權社會徹底摒棄，成了一個千夫所指的“蕩婦”！
小娥這個形象說明了婦女初期的反抗是出于一種身體的本能，她完全是為了滿足自身的欲望而去反抗傳統的封建禮教。周作人認為世界上的婦女解放運動之所以能夠發生，是因為女子有了“為人或為女的兩重的自覺”。他将“性的解放”作為女性個性覺醒的重要條件，目的無非是使婦女不但明了“自己是一個人”，更能明了“自己還是一個女人”；婦女解放運動隻有在此基礎上運作，才能“依了女子的本性使她平均發展，不但既和天理，亦順人情”。
白鹿原
為了和黑娃的偷情。可以說，這是小娥苦難人生的一種需要，也是一種滿足自己欲望的解脫，這種出軌的行為和傳統觀念完全相悖。作為一個反抗者，田小娥也曾做過鬥争，那就是和黑娃，鹿兆鵬等人在白鹿原上刮起了“風攪雪”，她做了婦女主任。提倡女人剪頭發放大腳，禁煙砸煙槍；刀砍奸淫佃戶妻女的三官廟老和尚，砸死在南原一帶以糟蹋婦女着稱的惡霸龐克恭……這一切都是婦女解放的前奏，也是小娥反抗這個社會的表現。
但是，當我們深入的對田小娥的反抗曆程做一個分析，我們就會發現田小娥的反抗并不是一個自覺的反抗，她要利用性這唯一的武器來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她比鹿冷氏有更自由，更積極的性愛選擇權，她已經認識到女人身體對于男人的意義，并且學會了利用自己的身體去開展“外交”，以獲取男人的關注和保護。
性愛隻是她的手段，改變自己的地位才是她的目的。選擇黑娃一方面是本能的生理需求，而另一方面，更重要是為了跳出連隻狗都不如的火炕，能自由自在的生活。屈服于鹿子霖的淫威，是她意識到他對她的作用，在當時的惡劣環境中如果她得不到他的庇護，就很難生存，因此在與他的交往中他們獲得的滿足是雙向的，他得到了她的肉體，而她也得到了保護自己的目的。
實際上，田小娥這一個女性形象一出現就是背負着原罪的，并一直為此付出着代價。女性的悲慘命運久已有之，自母系氏族社會結束以後，女性的地位就開始下降，她們沒有經濟支撐，沒有自我生存的能力，惟有依靠男人。“悲劇之産生主要正在于個人與社會力量抗争中的無能為力”。她們沒有能力與男人抗争，除非她們不想生存。也正是這無能為力導緻了她們的悲劇。
男權迫害男權
但是女性僅僅是男權社會中沒有話語權的一個群體，她們的這一被遺忘狀态已經内化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因此女性順應這一文化的無我的生存痛苦已無人自覺；女性逆反這一文化的行為卻激起一片喊殺。這正是作為他者的文化與女性個體之間悖論式關系的現實展開。在這一悖論式的文化與個體的對立統一中，強勢的男權主義文化觀念以對女性拒絕式的接納置女性自身于深深的被遺忘狀态。在這一久遠的遺忘中，女性在其悲劇性的生存命運中不時發出悲怆的呐喊。
她們呻吟着、質問着、反省着。她們不解、她們無奈，她們甚至隻能以自己的死亡來發出最震撼人心的呐喊，這一呐喊回響在她們蒼白而又滄桑的生存歲月裡，同時也不時回響在自己的親人和男人的心靈裡。
厲鬼形象
厲鬼形象的塑造表現的是一旦女性表現出強烈欲望時，男性的極度恐懼。男性對人性自身某些破壞性因素的恐懼是根深蒂固的，同時男性把這種令人恐懼的破壞性力量歸罪于女性。這一種恐懼心理和歸罪思路源遠流長：女人一美，在男權話語中就成為到處流淌的禍水，她的美貌被哪個男人所消受，她就禍及哪個男人。這裡的内在邏輯是，男人不必為自己的欲望負責任、不必為自己的荒唐負責任。要為男人的荒唐負責任的是男人在荒唐中所消費的對象物。白家大公子孝文的堕落是因為“早晚都泡在小娥的窯洞裡，兩人吃飽了抽大煙過瘾了就在炕上玩開心”。
男性文本中的“禍水”破壞了男性社會中固有的秩序，最後往往都不得善終。田小娥最後的失敗——她被磚塔鎮住，永不能出來興風作浪，預示着男性文化始終對這一類女性充滿了詛咒，表現了是男權至上的思想對女性生命力、女性自主精神的壓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