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評價
敦煌文物的流失不應該把責任歸因于任何個人，那是曆史對整個中國的嘲諷。
我們不能以一個完人的标準去審視王圓箓，他在那個時代其實真的很平凡。或許隻有把他放在當時的曆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觀公正的評價。日，其往赳玉明、徒孫方至福就其墓起塔立碑，其碑不着撰人，木質、陰刻，今仍嵌于原塔南側龛内。
背景始末
藏經洞發現之後，王道士盡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應該做的一切。
首先，徒步行走50裡，趕往縣城去找敦煌縣令嚴澤，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經洞的兩卷經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為了引起這位官老爺的重視。可惜的是這位姓嚴的知縣不學無術，隻不過把這兩卷經文視作兩張發黃的廢紙而已。
1902年，敦煌又來了一位新知縣汪宗翰。汪知縣是位進士，對金石學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縣報告了藏經洞的情況。汪知縣當即帶了一批人馬，親去莫高窟察看，并順手揀得幾卷經文帶走。留下一句話，讓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經洞。
兩次找知縣沒有結果，王圓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從藏經洞中挑揀了兩箱經卷，趕着毛驢奔赴肅州（酒泉）。他風餐露宿，單槍匹馬，冒着狼吃匪搶的危險，行程800多裡，才到達目的地，找到了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台廷棟。這位廷棟大人浏覽了一番，最後得出結論：經卷上的字不如他的書法好，就此了事。
幾年過去了，時任甘肅學政的金石學家葉昌熾知道了藏經洞的事，對此很感興趣，并通過汪知縣索取了部分古物，遺憾的是，他沒有下決心對藏經洞采取有效的保護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檢點經卷就地保存。這一決定和汪知縣當初的說法一樣，都是把責任一推了之。王圓箓無法可想，又鬥膽給清宮的老佛爺寫了秘報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風雨飄搖之際，深居清宮的官員哪望能顧得上這等“小事”。王圓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無音信。
1907年，斯坦因到來，他通過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虜了。斯坦因說：“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對面新建涼廊上的繪畫有顯明的證據，所畫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傳說……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國話向王道士述說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從印度橫越峻嶺荒漠，以至于此的經過，他顯然是為我所感動了。”
斯坦因到莫高窟，當然是直奔藏經洞中的寶貝而來。藏經洞對斯坦因的吸引力之大，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決定放手一搏，我應允蔣師爺可以給王道士一筆款子，四十錠馬蹄銀，必要時可以翻倍，以換取全部的經卷。”但是當斯坦因短暫地接觸王園箓以後，認為王并不是一個可以輕易用金錢收買的人。他說：“從一開始我就感到他是個不好對付的人，用金錢來收買顯然是不可能的，這會傷害他的宗教情感。”
當時王道士把經卷賣給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長達7年的時間裡，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視，而且是逐級上報，但無人過問，緻使他灰了心。二是為了完成他的宏願，清掃洞窟，修建三層樓，架設木橋。三是唐玄奘溝通了他們的思想，斯坦因這個探險家追求事業的精神感動了他。因此他雖則思想極為矛盾，極不願意外國人将這些文物帶走，但在無奈的情況下，也隻好讓了步。
當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傳于全世界之時，當朝命官這才懂得了其重要價值，但他們不是考慮如何地保護它，而是千萬百計竊為己有。因此，一時間偷竊成風，敦煌卷子流失嚴重，這是敦煌卷子自發現以後最大的劫難，後來連醉心于壁畫的張大千也加入了破壞的行列。1910年清政府作出決定，把剩餘的敦煌卷子全部運往北京保存。在運送的路途中，幾乎每到一處都失竊一部分。
大量經卷的散失，曾經使王圓箓感到非常痛心，因為藏經洞是他
發現的，多年來在他保管期間從未發生過無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奪，又如此貪心，使他感到極大的憤慨。所以，當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後，王圓箓對他說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話，《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是這樣記述的：“說到官府搬運他所鐘愛的中文卷子緻受損傷，他表示後悔當時沒有勇氣和膽識，聽從蔣師爺的話，受了我那一筆大款子，将整個藏書全讓給我。受了這次官府的騷擾之後，他怕極了，于是，将他所視為特别有價值的中文寫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敦煌千古事，苦樂誰心知？
敦煌文物的流失不應該把責任歸因于任何個人，那是曆史對整個中國的嘲諷。
真實人物
王道士，身為道士，卻成為佛教聖地莫高窟的保護神，四處奔波，苦口勸募，省吃儉用，積攢錢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積沙。為保護莫高窟，他向各級官員求助，甚至冒死向慈禧上書。他把文物賣給斯坦因等人，所得錢财全部用于保護洞窟。即使是賣出的文物，也在各國博物館得到了妥善保存。
相關争議
餘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認為王圓箓對敦煌莫高窟文物的破壞是毀滅性的，并就此感到傷痛。然而此文在引證資料上有很大硬傷，在描述王圓箓的時候與曆史事實差距過大。此文稱藏經洞是王圓箓一人發現的，這與曆史不符，最早發現的是王圓箓的助手楊某。
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中說：“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這個已經傾頹的廟宇的修複工程中，力圖使它恢複他心目中這個大殿的輝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繕廟宇之上，個人從未花費過這裡面的一分一銀。”
根據相關史料記載（《西域考古圖記》等），當時西方人來到中國帶走文物的時候，是持有當地官方開據的許可證的，并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護，王圓箓本身并沒有能力拒絕他們。
胡适曾在演講中提到王道士時說，王道士一開始并不知道經卷的價值，最初以經卷能夠治病為由向附近居民售賣，把經卷燒成灰燼和水讓人吞服。這裡的說法與之後王道士低價賣出經卷給斯坦因可以銜接，說明王道士一開始對文物價值一無所知。
該還王道士的公道
知道敦煌的人都知道上世紀初莫高窟那場浩劫，知道那場浩劫的人都知道斯坦因和王道士。因為前者是進行大規模盜寶的第一人，後者則是貫穿這場國際性大劫掠的主角。
王道士作古已久，對他的罵聲卻從未間斷過，人們大多将他視作貪财、愚昧、賣國之徒，甚至斥之“遺臭萬年”。王道士生前一直擔心會遭世人唾罵，如今還是應驗了。
對王道士不公的是：怨恨他，責罵他的人們未必盡知他曾對藏經和莫高窟作過的努力，未必盡知斯坦因和他的助手蔣師爺（蔣孝琬）是怎樣用盡學者的智慧與王道士周旋，也未必會聯想到動蕩的清政府已無暇顧及前人留下的珍貴的文化遺産。
大約在1898年，王道士隻身從陝西來到荒廢已久的莫高窟，作為一個虔誠的信徒，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對業已傾頹的廟宇（即藏經洞）的修複工作中，力圖使它恢複昔日的輝煌。當時坍塌的物什堵塞了通向洞窟的通道，洞窟也被流沙複蓋了相當一部分，清除流沙和修繕廟宇是艱辛的工作，王道士和兩個助手幹了兩年才把流沙清除幹淨，而廟宇修繕的費用則全靠王道士四處化緣募集。他曾向蔣師爺展示過募捐的賬本，一筆筆記得非常仔細，他将全部募捐所得都用于修繕廟宇，個人從未得到裡面的一分一銀。盡管王道士修複的壁畫、塑像粗糙而拙劣，然而就他所作的努力而言，他至少是仔細而虔誠的，并非貪财之徒。
誠然，王道士對中國傳統文化一無所知，他僅僅知道經卷是極珍貴的東西，卻無從取舍它們各自價值的大小，更談不上閱讀和加以整理分類。但王道士又是個極執着于信仰的人，尤其崇拜玄奘。這兩點都被同是玄奘崇拜者的斯坦因很好地利用了。斯坦因在交談中多次以玄奘來吸引王道士，并繪聲繪色地描述了他是如何沿着玄奘的足迹去翻山越嶺地追尋當年的聖迹，加上蔣師爺不失時機的補充，起初警覺而固執的王道士逐漸放松了對斯坦因的戒備，終于取出了小部分經卷供斯坦因翻閱。
斯坦因最終的目的是将經卷運至英國，在翻閱了一定數量的藏經後，他再次與王道士進行了長談。他聲稱這些經卷可能與玄奘到印度朝聖的活動有關，是玄奘的在天之靈讓他來取這批藏經和其他聖物，而這些藏品又是由另一個玄奘的崇拜者王道士保存着。蔣師爺則勸王道士說，玄奘讓他發現這批藏經的目的正是将它們運至佛教古老的故鄉（指印度）進行研究，而非繼續封存于此。再加上斯坦因前後多次提供在當時數量相對可觀的捐贈作修繕廟宇之用，王道士終于不可避免地動搖了。盡管斯坦因等人在我們眼裡是瘋狂的掠奪者，但與當時腐敗蠻橫的清政府相比，王道士自然對他們生出幾分好感，也最終促成了伯希和、鄂登堡、華爾納等人的滿載而歸。
王道士有罪，但不至于“千古”，至少他對藏經始終懷有虔誠之心，相比之下清末的那些腐敗官吏更令人着惱。藏經洞剛發現時，王道士曾向蘭州府衙送去一批佛經，但官府毫無興趣，既沒有對經卷的安置作出任何安排，也沒有褒獎王道士修繕廟宇的功勞，隻是令他就地保管。直到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展出了從莫高窟掠奪的部分經卷，此舉引起了朝中飽學之士的注意，清政府方下令藏經全部運抵北京，但此時經卷已經所剩無幾了。
在運輸過程中，由于保護工作的疏忽和各級官員的層層扣押，大量藏經失散各地，它們的去向也隻有天曉得了。更荒誕的是，不少官吏在扣押經卷後為了交賬，竟将經卷一割為二甚至撕作十幾段以充數，這種損失比斯坦因等人的掠奪更讓人痛惜，因為前者畢竟善待了藏經，而這些貪官污吏的野蠻之舉卻第一次亵渎了藏經的尊嚴。
在斯坦因眼裡，王道士是個“虔誠、無知又很執着的複雜的人”。亂世成就英雄也制造罪人，也許我們應該這樣看待莫高窟的浩劫：沒落的清王朝造就了一片文化沙漠；信仰的衰落導緻了莫高窟的荒蕪；王道士的無知加速了斯坦因等人的成功。
敦煌藏經洞
王道士，湖北麻城人。一說是陝西人，可能有誤。本名圓箓，又作圓祿。大約出生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死于民國二十年（1931）農曆四月十八日，八十多歲。從他後來的經曆可以表明他大概出身于農家，家境也不會太好，小的時侯讀過幾年書。以後家鄉連年鬧災荒，據《麻城縣志》記載，鹹豐六年（1856）因為夏季鬧幹旱，莊稼幾無收成，米價飛漲，餓死人之事極為普遍。因此可見王道士的童年生活并不會太美好，從我們今天可以看到的斯坦因給他照的照片中可以看到，王道士身體矮小，也不結實，正是他從小就營養不良的反映。
後來他又因為天災人禍而逃出家鄉，來到西北的河西走廊的酒泉一帶。清光緒初，入肅州巡防營為兵勇。退伍之後，或無家可歸，也沒有合适的事情可做，在那個年月象他這樣的人連吃飽肚子都成問題。于是在當地出家受戒為道土，師傅是一個名為盛道的當地道士，給王道士給了個道号，叫法真。
出家當了道士後又離開酒泉，向西雲遊，來到敦煌莫高窟，時間大約在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他之所以選擇在本來是佛教重地莫高窟住下來，一是因為當時的莫高窟已經是非常的蕭條，一片荒涼，但是寺院的香火還是時而接續；二是莫高窟畢竟是個出家人生活的好地方，因為有老百姓的供養與施舍；同時，大概也是因為莫高窟所在地環境清靜優雅，在他經過多年的漂泊與流浪生活，沒有親人，狐身一人，衣食無靠，人已半百，體質下降，很想找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度過殘生。于是莫高窟成了他最為理想的地方，更何況對他來講，雖身為道士，那畢竟隻是在當時沒有辦法的權宜之計，而且當時的敦煌老百姓也佛道都信，于是王道士就呆在了莫高窟。
王道士走進莫高窟的時間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聖寶窟無人管護，一片殘破，受到嚴重的自然和人為的破壞，他四處奔波，苦口勸募，省吃儉用，集攢錢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積沙，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費了近兩年的時間。
此時的莫高窟主要的管理由互為隔牆鄰居的“上寺”和“中寺”的僧人看管，但是當時這二個寺院的僧人主要是屬于藏傳佛教系統的喇嘛，對屬于顯教的洞窟沒有多大的興趣，因此莫高窟完全處在大自然的風吹日曬雨淋之中，一片殘破的景象。王道士進入莫高窟後，在莫高窟南區洞窟北頭的“三層樓”對面選了一塊地方蓋了幾間茅屋住了下來，并每天掃窟，也外出到城裡鄉下化緣。
漸漸地他和當地的士紳百姓熟悉了，有了交往，自己的身份地位也在敦煌與莫高窟确立了起來，因此參見了于1906年完工的由敦煌當地鄉紳操辦的莫高窟“三層樓”的重修工程。此時王道士成了敦煌的名人。由于沒有忘記自己的道士身份，于是在他建了一座在當時敦煌來說是相當氣派的建築，即莫高窟道觀“三清宮”，欲稱“下寺”，在佛教聖地莫高窟供起了道家三尊像。
對王道士來講，藏經洞的發現，完全改變了他多難的命運，也使我們今天不得不去一而再、再而三地為他記錄，為他書寫。
王道士發現藏經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說必然性，是因為他走進洞窟，雇用人員清理洞窟中堆積多年的淤沙，踏踏實實做了大量的具體工作，隻有清除淤沙，藏經洞的洞門才能顯露出來。說偶然性，是因為王道士當初清除洞窟淤沙，不是為了要發現什麼，而是為了保護洞窟，發現藏經洞完全是偶然的。雇敦煌貧士楊果為文案；冬春間抄寫道經，以供發售，夏秋間，朝山進香者絡繹而至，命楊于今第16窟甬道内設案，接待香客，代寫醮章，兼收布施，登記入帳。
光緒二十六年（1900）初夏，楊某坐此窟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煙鍋頭，覺有空洞回音，疑有秘室，以告圓祿，于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相與破壁探察，發現積滿寫卷、印本、畫幡、銅佛等的藏經洞。三十二年，他于藏經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層樓閣，有《重修千佛洞三層樓功德記》記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