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杭州第一美人-中文百科頻道

人物生平

1942年，在重慶百齡餐廳，王映霞與時任重慶華中航運局經理的鐘賢道結為連理。婚禮極為排場，賀客盈門，宴賓三日，王瑩、胡蝶、金山這些當時的大明星也前去赴宴。章克标所著《文苑草木》說：“他們的婚禮是十分體面富麗的。據說重慶的中央電影制片廠還為他們拍攝了新聞紀錄片。他們在上海、杭州各報上登載了大幅的結婚廣告，而且介紹人還是著名外交界名人王正廷，可見這個結婚的規格之高，怎樣闊綽。”山城重慶為之轟動，有說法稱：“鐘賢道拐了個大美人!”

在她之前，她生命中至關重要的這兩個男人都早已逝去——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時，郁達夫在蘇門答臘島被日本憲兵殺害，終年49歲。

1980年，與王映霞過了38年平靜婚姻生活後，鐘賢道病逝于上海，終年72歲。

2000年，王映霞病逝于杭州，終年92歲。與鐘賢道合葬于杭州南山公墓。

1923年考入浙江女子師範學校。杭州女師人才輩出，王映霞是她們中的一位佼佼者。王映霞始知魯迅、郭沫若，後來才知道郁達夫，對郁的文才十分傾倒。一次偶識，郁達夫深深迷戀了這位青春美麗的才女。經不住他的苦苦追求，于1928年兩人結為伉俪，曆12年風雨，最終于1940年正式離婚。從相識相愛，到最終分手，王映霞與郁達夫的這段愛情糾葛曾在文壇上紛紛揚揚掀起過不小的風波，因而他們之間的這段交往，這段生活曆程和情感曆程也就是當時社會生活的一種真實而細緻的再現了。

面對追求

王映霞是有猶豫的。面對他一封封密集的情書，她想和旁的男人結婚。他的狀況畢竟十分複雜。郁達夫的文字在這一時，頗為魅力光彩。他寫給她的信中竟如此說：“我也不願意打散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隻有一次婚姻，結婚與情愛，有微妙的關系，但你須想想當你結婚年餘之後，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婦，或拖了小孩，袒胸露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決定你現在所考慮的路。你情願做家庭的奴隸嗎？還是情願做一個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盡可以獨立，你的自由，絕不應該就這樣的輕輕放棄......”

郁達夫的這封信，明眼人一看就有很多處不成立。誰說人生隻有一次婚姻呢，他想和王映霞在一起，不就預謀着第二次婚姻？哪個女人遲早不都要結婚？結婚後誰又能保證自己沒有婦人相，一輩子不拖兒滿臉炊煙？

但郁達夫的話真起了作用。與其說起了作用，不如說王映霞對他的愛，讓她相信了這些善意的假話。他離婚，她投于他的懷抱，兩人從熱戀到結婚，速度很快。

美人才子的結合，在文壇上還是被傳成佳話的。孫荃變成一個恍惚的背景，一切都可忽略不計。王映霞對郁達夫也無盡地滿意，甚至還在自傳裡寫：每月開支為銀洋200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說是中等以上家庭了。其中100元用之于吃。物價便宜，銀洋1元可以買一隻大甲魚，也可以買60個雞蛋，我家比魯迅家吃得好。

情變

溫飽之後，欲望便過盛起來。他們的情變，也是因為這個。郁達夫懷疑王映霞與浙江省教育廳長許紹棣有染，而寫現代愛情詩的汪靜之則在遺作《王映霞的一個秘密》中，說郁、王離婚的主要原因是王映霞與戴笠關系暧昧。總之是王映霞那邊出現火燒雲，郁達夫不撲火，還拚命扇火。大吵之後，王映霞出走。他在《大公報》上登“尋人啟事”，更讓王映霞下不了台。後雖經朋友努力撮合，兩人勉強複合，但彼此心中都留下傷口。沒等複原，郁達夫又在出版的《毀家詩紀》中，自暴家醜，包括談及王映霞的紅杏出牆。這之後，王映霞就再也不想維系本已平淡的婚姻。想郁達夫費盡辛苦追得美人，還不一樣與他炊煙來去，帶着孩子。他也并沒有把她變成一個神話。婚姻在經過12年後，總會無比乏味。婚外的暧昧之情難免，關鍵是看你想要什麼。王映霞本不想放棄這段婚姻的，她也嘗試過努力去維系，跑到印尼的荒島上執教，終無法忍受那裡的貧瘠，隻待了一個學期。離婚後，王映霞已34歲。最好的年華都給了郁達夫，如今又不願以“郁達夫棄婦”的形象示衆，隻好用力打扮自己。竟也還是美的，交際場上左右逢源，出盡風頭。有戴笠撐腰，王映霞是沒人敢招惹的。她像是回到另一個自由王國，成為自己的主人。那邊的郁達夫還是想念她的。後悔過，心疼過，給她寫信，“愁聽燈前兒輩語，阿娘真個幾時歸。”但這回，這個阿娘是鐵定心思不會回頭了，就是孩子的呼喚也不能。而且，她結了婚。在戴笠死後，她安于自己的丈夫，生下一子一女，與丈夫在蕪湖過起樸實無華的生活。這樣的生活她直到最後都是滿意的，稱之為這段婚姻讓她結束漂泊的生活。王映霞晚年回憶稱：“如果沒有前一個他(郁達夫)，也許沒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沒有人會對我的生活感興趣；如果沒有後一個他(鐘賢道)，我的後半生也許仍漂泊不定。曆史長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頭的愛和恨，留下的隻是深深的懷念。

個人作品

《王映霞自傳》

轶事典故

與郁達夫

前傳

王映霞（1908年—2000年），不姓王。她本姓金，小名金鎖。“鎖”，由金、小、貝三個字組成，意為金家的小寶貝，學名金寶琴，生于杭州。童稚時過繼給外祖父王二南做孫女，易名為王旭，号映霞。王二南先生系南社社員，琴棋書畫俱精，滿腹經綸。王映霞自幼承歡在王二南先生膝下，春雨潤物，受到良好的傳統文化的熏陶。她先在外祖父開的蒙館讀《三字經》，後入教會學校弘道女校，1923年考入浙江女子師範學校。是時，班主任老師是位剛從北大畢業的文科生，他把五四新文學的清風帶進校園。王映霞始知魯迅、郭沫若，始知創造社有個郁達夫，在拜讀其《沉淪》時，她對文中的大膽描寫，覺得頗“有些難為情”。令她做夢也想不到的是不幾年後的一個偶然，在世伯孫百剛先生（他與郁達夫是留日時的同窗）的寓所邂逅郁達夫。落花有意随流水，近代文壇上從而演繹出一阕“風雨茅廬”的趣話。

相識之初

相識之初，王映霞在“猶豫、困惑、煩惱、興奮”中舉棋不定，後終于敵不住“欲撰西泠才女傳”的郁達夫的苦心孤詣的追求，于1928年結秦晉之好。

結束

然而這場轟轟烈烈的愛情并沒有經得起時間的推敲，由于年齡、性格等諸多方面的原因，郁、王之間漸生罅隙。後來郁達夫又在家中發現了浙江教育廳廳長許紹棣寫給王映霞的情書。緻使夫妻反目王映霞離家出走，後經友人調解，一場風波才告平息。然而感情的裂痕卻愈裂愈深，終至最後在新加坡惡臉相向。郁達夫推出《毀家詩紀》，詳細叙說王映霞與許紹棣的熱戀情事，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長信的開始》和《請看事實》相回應，在報紙的推波助瀾下，王映霞卒與“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郁達夫離異。這對才子佳人，從萍水相逢到不歡而散，倒真戲劇性地印證了郁達夫婚前所言“我且留此一粒苦種，聊作他年的回憶”。此言，對王映霞又何嘗不是？所不同者，郁達夫此後風雨飄萍遭厄運，王映霞覓到了歸宿罷了。

與戴笠

汪靜之與郁達夫在1922年參加《女神》出版一周年紀念會上一見如故，其妻符竹因乃王映霞在杭州女子師範時的同學，兩家由此來往密切相交甚笃。據汪靜之回憶，1938年春夏間他與家人到武昌避難，當時達夫也全家在武昌，兩家是近鄰，常相往來。台兒莊大捷後，郁達夫随政府慰勞團到前線勞軍，有一天王映霞對符竹因說：“我肚子裡有孩子了，抗戰逃難時期走動不便，我到醫院裡請醫生打掉。醫生說：‘要你男人一起來，才能把他打掉。男人不同意，我們不能打。’達夫參加慰問團去了，要很多天才會回來，太大了打起來難些，不如小的時候早打。竹因姐，我要請靜之陪我到醫院去，裝做我的男人，醫生就會替我打掉。請你把男人借我一借。”符竹因聽了滿口應承，吩咐汪靜之陪王映霞過江到漢口一家私人開的小醫院裡作了流産手術。過了一段時間汪靜之到郁達夫家看他回來沒有，王映霞的母親說：“沒有回來。”汪靜之看見郁達夫與王映霞的長子郁飛滿臉愁容，就問他為什麼不高興?孩子說昨夜媽媽沒有回來，王映霞的母親也對汪靜之說王映霞昨夜被一輛小轎車接走後至今未回。第二天汪靜之再去探望，卻見王映霞一臉的興奮和幸福，對汪靜之大談戴笠的花園洋房是如何富麗堂皇如何漂亮，流露出非常羨慕向往的神情，汪靜之馬上悟到昨天她夜不歸宿的原因了，也聯想到她為什麼要在郁達夫外出時去打胎。汪靜之在《王映霞的一個秘密》中說：“我當時考慮要不要告訴達夫：照道理不應該隐瞞，應把真相告訴朋友，但又怕達夫一氣之下，聲張出去。戴笠是軍統特務頭子，人稱”中國的希姆萊“。如果達夫聲張出去，戴笠決不饒他的命。太危險了！這樣考慮之後，我就決定不告訴達夫，也不告訴别人。”後來汪靜之離開武漢赴廣州，不久郁達夫也到南洋去了，此事便一直埋在汪靜之心底，直到汪靜之偶然看到王映霞指責郁達夫的兩篇回憶文章。出于替郁達夫辯護的目的，汪靜之才撰文回顧了幾十年前的這段往事，該文現保存于上海魯迅博物館。汪靜之與郁達夫夫婦同為好友且從無罅隙，兼之郁達夫生前對戴笠的懷疑，汪靜之的回憶應該可信。

郁達夫與戴笠同為浙江老鄉，戴笠1912年曾在杭州的浙江第一中學堂讀書，而這所學校的前身就是郁達夫的母校杭州府中學堂，由此看來，郁、戴還是前後同學。當時的交際是極其重視同鄉同學關系的，這層關系可能是郁、戴交往的一個契機。據郁達夫1936年2月14日的日記記錄：“發雨農（戴笠字雨農）戴先生書，謝伊又送貴妃酒來也。”這是戴笠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郁達夫日記中。當時郁已赴福州任福建省政府參議，戴笠竟将貴妃酒追蹤送到了福州，并且還是“又送”，可見郁、戴在杭州的交往就已非常密切。據史料記載，抗戰爆發前，戴笠曾在杭州舉辦多期特别訓練班，經常在杭州一帶活動、停留，估計他們之間的交往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戴笠其人，據其身邊人稱“最大的毛病就是愛色，他不但到處有女人，而且連朋友的女人都不分皂白，這是他私德方面，最容易令人灰心的”。由此可見，戴笠與郁達夫結交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是借機接近王映霞。郁達夫對戴笠的用意有所覺察。據郁達夫在福建省政府的同事、後來曾長期擔任省主席陳儀秘書的蔣授謙回憶，郁達夫“移家杭州之後，适戴笠來杭養病，常到達夫家中作不速之客，偶一留飯，賞賜服務人員特别優厚，而達夫則憚于應酬，因此動南遊之興。其寫給陳儀簡短的信，大意是說慕陳氏治績，欲來閩觀光，如得一席之地以贊盛治，深以為幸。”郁達夫初到福州，與蔣授謙同在公報室做事并且來往很多，跟他講這番話很有可能。“不速之客”戴笠頻頻造訪，肯定要引起郁達夫的反感和懷疑，而據郁達夫的朋友回憶當時郁家沒有女傭，這個被戴笠“賞賜”的“服務人員”隻能是王映霞，郁達夫之所以如此佯稱，可能是羞于言戴笠厚贈王映霞的緣故。

發現王映霞與戴笠的奸情後，郁達夫憤怒已極，而王映霞卻無所謂，幹脆不辭而别，郁達夫長夜不眠。窗外王映霞洗滌晾曬的紗衫還挂在那兒，郁達夫越看越氣，又毫無辦法，拿筆飽浸濃墨在那紗衫上大寫：“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遺留品”!并成詩一首：鳳去台空夜漸長，挑燈時展嫁衣裳。愁教曉日穿金縷，故繡重帏護玉堂。碧落有星爛昂宿，殘宵無夢到橫塘。武昌舊是傷心地，望阻侯門更斷腸。“侯門”當指戴笠的府邸，對它郁達夫隻能是“更斷腸”。但郁達夫也有辦法，他在報上登出“警告逃妻”的啟事，使得王映霞顔面盡失，肝腸寸斷。于是戴笠通過中間人來做郁達夫的工作，郁達夫又在報上登出“道歉啟事”，王映霞也寫了一紙“悔過書”，雙方于是言歸于好。這時武漢局勢吃緊，郁達夫答應了新加坡星州日報之聘，帶着王映霞遠赴南洋。

與鐘賢道

緣起

“如果沒有後一個他（鐘賢道），我的後半生也許仍漂泊不定。”斯言誠哉。王映霞在新加坡與郁達夫分手後，由香港轉道至重慶。經親朋故舊介紹，曾先後在保育院當過保育員、軍委會特檢處做過秘書，後到外交部文書科當過科員。旋由前外交部部長王正廷牽線搭橋，與他的學生、時任重慶華中航運局的經理鐘賢道結成連理。

1942年

鐘、王于1942年在霧都結婚，婚禮挺排場，賀客盈門，宴賓三日。婚前，鐘賢道許諾：“我懂得怎樣把你已經失去的年華找回來。請你相信我。”鐘賢道是努力實踐他的諾言的。他讓王映霞辭去外交部的工作，專事家政。王映霞“三日入廚房，洗手作羹湯”。他們共育一子一女：嘉陵、嘉利。1948年他們定居上海。在國民黨敗局已定的前夕，達官顯貴紛紛逃往台灣，鐘賢道卻退了預定的機票，留了下來。解放後，鐘賢道任上海航聯保險公司副處長，月入幾百元，生活富裕，後雖然多次減薪，生活仍較安定。“三反”運動中，鐘賢道被懷疑貪污，受到審查；後查實為冤案，平反恢複名譽繼續工作。1952年，王映霞突然被拘留，蓋她在重慶外交部工作時參加過國民黨，幸隻口頭參加，沒有黨證，也沒繳過黨費，在向組織說清楚這段曆史後，即被解禁。前後僅二十天。關押期間，鐘賢道心急如焚，探視、送物，竭盡所能，關懷備至。回家後，鐘賢道為了給王映霞“壓驚”，在錦江飯店開了個房間，讓她休養，又帶她到蘇、錫、常各地旅遊散心，“真像是一次蜜月旅行”。在王映霞身上用錢，鐘賢道慷慨潇灑，而對自己卻相當刻薄。他不吃煙不喝酒，穿的衣服是家裡最舊的。70年代，他給自己買的帽子也僅是五毛錢的便宜貨。王映霞曾對筆者說過：“他是個厚道人，正派人。我們共同生活了三十八年，他給了我許多溫暖安慰和幸福。對家庭來說，他實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親、好祖父、好外公。”

1956年

1956年，周恩來發表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王映霞曾與周恩來有一面之雅，那是1938年在武昌，郁達夫和她曾請周恩來、鄧穎超吃過飯。王映霞便給周恩來寫了封長信，表達了想參加工作的願望。數月後，她便接到通知，參加市裡的師資培訓班。次年，五十歲的王映霞當上了小學教師。她與鐘賢道撫育的兩個兒女，已逐漸長大成人。“文革”之前，他們已經是北大、複旦的學子。

“文革”歲月，鐘賢道、王映霞自無法幸免災難的浩劫，被抄家、隔離、批鬥。王映霞在學校一邊受審查，一邊當油漆工，漆門窗和乒乓球台，當清潔工打掃廁所和為串聯的紅衛兵洗被子。當時，社會上被審查的對象自殺成風。兒子嘉陵和女兒嘉利，生怕父母想不開，常常回家或寫信懇求父母千萬别自尋短見。他們終于挺了過來。“文革”後期，兒女分别先到農場接受“再教育”，爾後再分配到農村工作，她也告老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