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人。一九二八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一九三○年加入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一九三三年轉入中國共産黨。土地革命戰争時期，任紅四方面軍四軍十一師師部手槍營班長，中共鄂豫皖分局軍委特務隊分隊長，軍委通信隊副排長、排長、政治指導員，川陝省軍事指揮部獨立團一營營長、團長，紅四軍第十師二十九團團長。參加了長征。

抗日戰争時期，任新四軍第一支隊一團營長，第一團團長，新四軍軍部特務團團長，新四軍第七師獨立團團長，白湖獨立團團長兼政治委員，沿江支隊參謀長兼獨立團團長，第七師十九旅參謀長。解放戰争時期，任山東野戰軍第七師十九旅副旅長、旅長，華東野戰軍第七縱隊十九師師長，第三野戰軍二十五軍參謀長、副軍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二十五軍軍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第四軍軍長，上海警備區副司令員，二十軍軍長兼浙江省軍區司令員，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二十軍軍長和浙江省軍區司令員，中共浙江省委書記、浙江生産建設兵團司令員。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軍銜。是中國共産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南京軍區原副司令員

熊應堂同志是湖北省紅安縣人，1928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29年加入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1933年轉為中國共産黨黨員，曆任班長、排長、政治指導員、營長、團長、支隊參謀長、旅參謀長、旅長、師長、副軍長、軍長、上海警備區副司令員、浙江省軍區司令員、南京軍區副司令員、浙江生産建設兵團司令員等職。

土地革命戰争時期，他參加了鄂豫皖和川陝蘇區一、二、四次反“圍剿”鬥争和二萬五千裡長征。抗日戰争時期，他參加了朱門鎮和阻敵南下等戰鬥、皖南反掃蕩戰役、“巢、蕪”根據地保衛戰，鞏固和發展了抗日革命根據地。解放戰争時期，他率部出擊魯南、轉戰蘇北、揮戈淮海、橫渡長江，參與組織指揮了棗莊、泗水、宿東、來龍庵、淮陰、漣水、永嘉鎮、沙溝、萊陽和淮海、渡江、解放上海等戰役戰鬥，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建立了功勳。

新中國成立後，他緻力于我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經常深入基層、海邊防調查研究，指導工作。他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動上自覺與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保持一緻。他是中國共産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曾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他1955年被授予少将軍銜。

熊應堂同志政治信念堅定，作戰英勇頑強，工作積極，任勞任怨，堅持原則，公道正派，善于團結同志，密切聯系群衆，生活儉樸，廉潔奉公，始終保持了我黨我軍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和老紅軍本色。

熊應堂同志，因病于1996年2月10日在上海逝世，享年85歲。

曆史評價

後來熊應堂銷聲匿迹，再也沒有在公衆場合出現過，據說他回到了上海養老。1988年，解放軍實行第二次軍銜制，由軍委主席鄧小平親自簽發授予100多位老将軍以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熊應堂的大名赫然在列。這也等于在政治上肯定了熊過去的戰功，為他作了一定程度的平反。

1996年2月10日，熊應堂病逝上海，終年85歲。《人民日報》在播發他去世的消息中，并沒有提及他在文革中的錯誤，而是說他“政治堅定，作戰英勇頑強，工作積極、任勞任怨、堅持原則，公道正派，善于團結同志，密切聯系群衆，生活簡樸，廉潔奉公，始終保持了我黨我軍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和老紅軍本色”。

家庭悲劇

孿生兒子雙雙被判死刑

1979年11月14日下午，杭州市的各界幹部、群衆六千多人參加了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舉行的一個公判大會。會上，審判長用洪亮的聲音宣讀對以熊紫平、熊北平為主的結夥強奸輪奸婦女一案的判決書。判決書在列舉了此案各犯的犯罪事實後，宣布：為保護公民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維護社會秩序、生産秩序和人民群衆生活秩序，保障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依法判處熊紫平死刑，立即執行；熊北平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強迫勞動，以觀後效。

當審判長宣判罪大惡極、認罪态度很壞的主犯熊紫平死刑，立即執行時，會場響起了長時間的熱烈掌聲。随即，熊紫平被五花大綁，押赴刑場，執行槍決。時年，熊紫平與他的孿生兄弟熊北平一樣，都是27歲。

這就是當年轟動全國、震驚浙江的“二熊”事件中的最高潮一幕。

“二熊”的父親是熊應堂，曾經的浙江省第三号人物，湖北省黃安人。1928年，17歲的熊應堂在家鄉參加了紅軍。起初做些雜務。次年參加一次戰鬥，他勇敢地繳到一支槍，成為一名真正的士兵。1933年熊應堂入了黨。随後，在經曆了長征、抗戰和解放戰争後，和大多數在戰争中迅速成長起來的軍隊幹部一樣，到建國初期，熊應堂已經完成了從戰士到将軍的跨越，他擔任解放軍25軍軍長。1951年赴軍事學院學習，畢業後，任上海警備區副司令員。1955年，熊應堂被授予少将軍銜，成為802位第一批授銜的開國少将之一。

熊應堂從1960年起一直擔任上海警備區排名第一的副司令，1965年10月，他接到由軍委主席毛澤東簽發的調令，赴鄰省——擔任駐紮浙江的解放軍20軍軍長，與他搭檔的20軍政委是南萍。此時的中國，已是文革的前夜，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1967年3月，奪權風暴席卷全國，浙江也概莫能外。中央決定成立浙江省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浙江的黨政大權。軍管會由駐浙江部隊負責人組成，浙江省軍區政委龍潛為主任，阮賢榜（浙江省軍區副司令）、曹思明（舟山要塞區政委）、南萍（20軍政委）、陳勵耘（空五軍政委）為副主任。

省軍管會的成立在動亂的環境下起到了控制局面的作用。但是省軍管會組成人員在“支左”問題上意見相左，步調各異。不久，南萍、陳勵耘指責龍潛和省軍區搞“二月逆流”，緻使一些群衆組織到省軍管會駐地大院靜坐示威。7月，溫州市發生“火燒五馬街”事件。事件發生後，省軍管會調集兩個主力團進駐溫州。8月，駐溫部隊和另一部隊攻打華蓋山，圍殲“溫聯總”，在行動中雙方都誤認對方并互相開槍射擊，打死7名戰士。

事件發生的當月，中央決定改組浙江省軍管會和浙江省軍區，南萍被任命為浙江省軍管會主任，龍潛和阮賢榜不再擔任軍管會領導職務。同時，宣布熊應堂代浙江省軍區司令員并兼20軍軍長，南萍代浙江省軍區政委。原浙江省軍區司令員張秀龍被免職，龍潛也被免去浙江省軍區政委，二人随後相繼被批鬥。

1968年3月，浙江省革命委員會在“全國一片紅”的大好形勢下誕生。南萍出任主任，陳勵耘出任第一副主任，熊應堂等五人出任副主任。文革中的浙江省新一屆領導班子開始登台亮相。熊應堂也開始進入浙江人民的視野。不到一年，中央在北京召開解決浙江問題的會議，再次調整人事，熊應堂的權力得到加強。他以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任浙江省軍區司令員，同時兼20軍軍長。1971年1月，浙江省第四次黨代會召開，南萍任省委第一書記，陳勵耘，熊應堂任省委書記。熊繼續成為執掌浙江省黨政軍大權的“最高三人團”成員之一。

在這“最高三人團”裡，其實按照革命和軍隊資曆，南萍和陳勵耘都遠不如熊應堂。南萍比熊應堂小6歲，參加革命和入黨要晚9年。1955年實行軍銜制時，南被授予大校軍銜，1964年才被晉升為少将。而熊則是55年就被授予少将軍銜了。至于陳勵耘則在55年時僅被授予上校，62年時才被晉升大校，簡直與熊不能同日而語。

但文革的爆發，不僅突然使南萍、陳勵耘成了浙江的最高負責人，也在政治地位上超越了熊應堂。南、陳二人分任浙江省的一二把手，并同時在黨的九大上進入了中央委員會。南萍當選中央委員、陳勵耘當選中央候補委員。與南、陳二人對政治的熱衷和精明有所區别的是，南、陳都是政工幹部出身，而熊是軍事幹部出身。與風頭正旺的南、陳二人相比，熊應堂自認是“一介武夫”。

1971年9月，毛澤東南巡到杭州，兩次接見浙江省主要負責人，發表了著名的南巡講話。不久，“九一三事件”爆發，時任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遵照周恩來的指示，給熊應堂打電話，要他控制陳勵耘。特别向他交待：“你要保證陳勵耘不出事。否則，找你算賬。”

“九一三事件”後，浙江被中央認定是林彪集團篡黨奪權的重要基地。“最高三人團”的地位岌岌可危。

1972年3月21日至4月26日，中央再次召開解決浙江問題會議。遵照毛澤東“首先解決敵我問題”的指示，周恩來代表中央把陳勵耘劃入“林彪死黨”，屬于敵我問題，把南萍、熊應堂定性為犯了嚴重錯誤。周恩來指出，“南萍、熊應堂不向下傳達“9。13”事件的通知，同陳勵耘的思想在很長時間裡有聯系”。同時，中央發文件指出：“杭州是林彪、陳勵耘一夥進行反革命政變準備的重點地區之一”“南萍、熊應堂兩同志上了賊船、陷的很深”。文件下發的同時，等于是宣告免去了南萍、熊應堂兩人在浙江的一切職務。

在對待南萍和熊應堂的問題上，許世友認為兩個人雖然都上了賊船，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但程度不同。南萍是自覺自願上的賊船。而”熊應堂則是被陳勵耘等人拉上賊船的。

熊随即遭到隔離審查，但審查了幾年，依舊是“犯有嚴重錯誤”，但也沒有個象樣的結論。不久，經中央批準，暫時恢複工作，發配至四川搞國防建設。熊在離開浙江的領導崗位後，由于其參加革命資曆比較深，不屬于文革期間的政治“暴發戶”。按照當時中央的要求，在軍隊的生活待遇并未取消，都得到了保留。因此，他坐落在杭州清波門外、省軍區一側的官邸也并沒有人去樓空。熊夫人随熊應堂去了四川。他的兩個孿生兒子熊紫平、熊北平繼續住在那裡。那是單獨一棟兩層小樓，在西湖邊，就像小别墅一樣，外面圍着一圈圍牆。

二熊年幼時随父親在上海長大，熊應堂軍務繁忙，加上本身文化程度不高，根本無暇照顧和教育這兩個寶貝兒子，家務基本由熊夫人管理。由于母親的溺愛，逐漸養成了二熊嬌生慣養、為所欲為的公子脾氣。在學校念書期間，二熊就經常打罵同學和老師，還有扒竊行為，但學校師生懾于二熊的淫威，均敢怒不敢言。

盡管二熊惡名在外，但畢業後照樣跟大多數高幹子弟一樣，進了部隊參了軍。在那個年代，參軍無疑是在政治上鍍金的必要階段。由于是熊司令的兒子，二熊在部隊期間幾乎也是無人敢于管理，兄弟倆經常酗酒鬧事、違反軍紀，有恃無恐。哥哥熊北平甚至在部隊服役期間就強行奸污了一個女戰士。

退役後，二熊分别進入杭州市重型機械廠和杭州市鍋爐廠當工人。據與熊紫平曾經一起工作的同事回憶，熊紫平在廠裡也是無法無天，他進廠後沒有一天是不遲到、不早退的。他上班隻有四件事：吃飯、睡覺、耍流氓、搞破壞。還多次險些造成重大生産事故。同車間的工人紛紛議論“惡熊闖進瓜田瓜遭殃，闖進工廠人遭殃”。

後來确認的事實表明，從1974年5月至1978年8月的這四年間裡，熊紫平、熊北平糾結馬少華，錢永明等14人，先後将140餘名女青年騙至熊家，其中66人被奸污，20人遭猥亵，内有在校學生、青年女工、教師甚至現役女軍人。僅熊北平、熊紫平兩人就強奸、輪奸女青年47名，裸體取樂、猥亵10名。在這夥人裡，除了二熊是高幹子弟外，還有一位是當時浙江省公安局副局長的一個兒子，其餘則都是社會上的流氓。

由于熊家是獨院住宅，又地處省軍區一則，外有圍牆，還有戰士站崗。一般外人很難聯想到這裡居然是這夥犯罪分子的淫窩。二熊等人經常在南山路、清波公園等地，以“談戀愛”“介紹工作”“看電視”“舉辦音樂會”等借口，勾引，劫持婦女到熊家，然後進行犯罪活動。

二熊的犯罪活動有時候還在海軍療養院和空軍療養院等處，由于是軍隊設施，愈發隐蔽。但四年的犯罪活動，多多少少引起了地方部門的注意，盡管也多有被害者報案，當時雖然熊應堂已經失勢，但地方和軍隊是兩條線，地方不能直接幹涉軍隊的事務，也無從加以約束，加上政治局勢不穩定，地方公安無暇顧及，更是對二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對于兩個兒子的作惡多端，熊應堂人在四川，自然無從知曉。但熊夫人還是聽到了相關的風聲，但她卻幾次托話轉告軍隊的有關部門，借熊應堂的名義對自己的兒子加以袒護。二熊在強奸、猥亵女青年之餘，還多次欺壓、欺淩、敲詐附近群衆，對于他們一夥的罪惡行經，杭州城裡的老百姓尤其是女青年人人自危。人們紛紛說：清波橋頭兩隻“熊”，比《王老虎搶親》裡的王老虎還要兇！“

1978年10月，黨的三中全會召開前夕，曆史的大轉折即将開始。在廣大群衆的多次舉報下，杭州市公安局掌握了二熊犯罪的諸多證據後，向浙江省委第一書記鐵瑛專題做了彙報。以鐵瑛為首的浙江省領導班子在中央高層及軍委主要首長的首肯後，支持杭州市公安局拘捕以二熊為首的流氓團夥。主政浙江的鐵瑛也是軍人出身，曾擔任過舟山要塞區政委，對軍隊事務頗為熟悉。當兩個兒子被拘捕的消息通報到熊應堂那裡時，據說幹了一輩子軍隊工作的熊，張口結舌，臉漲的發青，半晌沒回過神來。

據當時參與判案的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廳審判員于世仁後來回憶：辦這個案子當時沒多少幹擾。熊應堂對子女家教很嚴，出了這樣的事，他并不幹涉辦案。好像隻有“二熊”上海的一個姑姑來找過我們，希望能判輕一點，這個姑姑好像也不是什麼幹部。被拘捕後，二熊一開始依然沒有絲毫悔過，氣焰嚣張，拒不交代，甚至多次對辦案人員揚言等父親回來收拾你們之類的話。待過了一段時候，等辦案人員把厲害都講清楚了以後，哥哥熊北平開始交代罪行，認罪态度逐漸轉好。而弟弟熊紫平依然驕橫跋扈，态度極差。

二熊後來是以強奸罪被判處死刑的。由于可以想見的原因，判決書最後隻認定了強奸婦女大概五六名。當時考慮到是兄弟兩個人，而且他倆認罪态度不一樣，弟弟熊紫平态度差，判了死刑，哥哥态度較好，判了死緩。盡管哥哥熊北平被判了死緩，但其公子哥的脾氣并不得以有所改變。不久之後在勞改隊，因為與其他犯人争吵，受不了被人家欺負，在監獄裡自殺了。

二熊一案是文革後首例高級幹部子弟犯罪伏法，事件震驚全國。成立不久的中紀委為此專門向全國發了通報。《人民日報》也轉載了《浙江日報》就此案發表的多篇評論員文章。文章語氣嚴厲的指出：“（二熊）受到了法律的嚴懲，殺得對！判得好！，對一切刑事犯罪分子，就是要狠狠打擊、該勞教的勞教、該逮捕的逮捕、該判刑的判刑、該殺的殺，決不心慈手軟！”

《人民日報》以如此旗幟鮮明、殺氣騰騰的口氣支持判決二熊一案，無疑反映了當時新的黨中央在十年動亂後立志下定決心，殺一儆百，以改變社會風氣、樹立良好的社會主義法制的形象。根據公開資料顯示：杭州市1979年當年強奸案件發105起，破103起；流氓案件發262起，破250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