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熊向晖1919年4月出生在山東省掖縣(今山東省萊州市)的一個官宦家庭。其父當時任掖縣的推事，也就是縣長，後來曾任湖北高等法院刑庭庭長。在家裡的8個孩子中，排行老五。

1936年9月參加革命工作，同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産黨。1937年12月至1947年8月受黨的派遣，一直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為保衛黨中央作出了特殊貢獻。新中國成立後，長期戰鬥在黨的統戰和外交戰線上，為黨的統戰和外交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熊向晖同志1936年11月在清華大學秘密加入中國共産黨，同時是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清華分隊負責人之一。1937年12月，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到國民黨胡宗南（時任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後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的部隊“服務”，從事秘密情報工作。1939年3月在中央軍校第七分校（西安分校）第十四期畢業後，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從副官、機要秘書，成了胡宗南的親信，負責處理機密文電和日常事務，起草講話稿。

1943年，熊向晖獲得了一份胡宗南為進攻陝北地區而作的戰略部署的情報，并立即報告了黨組織，黨中央向外界及時揭露了這個陰謀，使之破産。後來，毛澤東稱贊熊向晖，說他一人可以頂幾個師。1947年7月，熊向晖被胡宗南派赴美國留學。之後不久，胡宗南知道了熊向晖的真實身份，氣得暴跳如雷。

1949年11月，熊向晖接到周恩來的邀請，來到中南海勤政殿。當他走進勤政殿時，看見張治中、邵力子、劉斐等原國民黨高級官員也在裡面。這些人見熊向晖走進來，親切地問：“這不是熊老弟嗎？你也起義了？”周恩來哈哈大笑，說：“他可不是起義，他是歸隊。今天，我請你們大家來，一是和你們聚聚，談談心，二是向大家公開一個秘密。”大家坐定後，周恩來指指熊向晖，說：“他是1936年入黨的中共黨員，是我們派他到胡宗南那裡去的……”說完，周恩來爽朗地大笑。衆人大為驚訝。國民黨前國防部參謀次長劉斐說：“怪不得胡宗南老打敗仗。”周恩來看了熊向晖一眼，說：“以後我們打算讓他搞外交工作……”

外事戰線工作

後來，熊向晖長期在外事戰線工作。1962年任中國駐英國代辦處常任代辦。1971年和1972年，作為周恩來總理的助理，參加了中美重大外交活動。我國恢複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後，任首次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中國代表團代表。1972年任中國駐墨西哥首任大使。1978年後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熊向晖，端坐在北京醫院213病房的輪椅上，俨然就像一位老教授，這位早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的前輩曾經擔任過國家安全部副部長的職務，但很少有人知道解放前他在胡宗南的身邊做了13年的副官，而且一直跟周恩來保持單線聯系的故事。“這一直都是周總理一手安排的！”熊老先生一講起這段曆史便顯得興緻勃勃。當年有很多關于胡宗南重要行動的情報都是由熊向晖提供給周恩來的。“

怪不得胡宗南怎麼也找不到還在延安附近轉悠的毛主席……”我心中在猜測。但熊老告訴我們說“胡宗南作為一個将軍，在蔣介石的軍隊時還是很出色的，抗日戰争中打了很多硬仗！”作為一名副官跟了自己長官那麼多年，無論從個人感情從行政關系哪方面講，熊向晖應該都算得上是比較了解胡宗南的一個人，但13年的潛伏這也确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情，也難怪張治中将軍從美國回到中國在一個晚會上見到熊向晖和周總理在一起便說：“熊老弟，你也起義啦！”周總理糾正說：“他哪裡是起義？他是歸隊！”

13年對人的一生來講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而對于熊向晖來說，可能一直都在壓抑着個人的願望，而為黨默默地工作着，用那個時代的詞彙來表述，就是“懷揣着光明，面向着黑暗”。

1938年春的一天，“西北王”胡宗南面見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團員。戰地服務團由進步青年組成，胡宗南希望在其中挑選一些有才華的年輕人，加以培養，為自己所用。

佩中将軍銜的“面試官”胡宗南，手執服務團名冊，依次點名問答。胡宗南依照印象在每個人的名字後面畫圈，大多數一個或者兩個，少數有三個圈，隻有一名青年，畫有四個圈。這名青年叫熊彙荃，清華大學高材生，父親是國民政府湖南高等法院的院長。胡宗南深信自己發掘了一名“得力幹将”。次日，胡宗南的秘書找到熊彙荃，說胡先生邀請他進行“個别談話”……

1938年5月初，胡宗南将熊彙荃送至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前身為黃埔軍校）第七分校學習。1939年3月學習期滿後，熊彙荃被胡宗南調到身邊，并很快成為了胡的左右手，一路從侍從副官升任機要秘書。“黨國棟梁”熊彙荃開始了他平步青雲的仕途。

盡管熊彙荃受到胡宗南等國民黨高層的賞識，事實上，在1937年的秋天，熊彙荃已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早在清華大學學習期間，熊彙荃就積極參加北京的學生運動，接觸了進步思想。他很快就成了學生抗日團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骨幹。在先鋒隊中，出身官宦之家的熊彙荃學習并接受了共産主義思想，完成了從“富家子弟”到進步青年的思想轉變。

1937年12月31日，這個民族危亡年度的最後一天，對于熊彙荃來說有着永生難忘的記憶。這一天，他平生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當時周恩來到武漢給一些進步學生作演講，熊彙荃也在其中，他被周恩來的非凡魅力深深折服，更受共産黨“誓死抗日、保衛國家”的積極抗日政策的鼓舞，更加堅定了“共産主義信仰”。

這天之後，對熊彙荃來說，更傳奇的故事接踵而來。

中共中央針對當時的抗日形勢以及國共兩黨之間的關系，做出了開辟“隐蔽戰線”的重要決定，計劃将一些思想進步、立場堅定的優秀青年黨員安排到國民黨内部。在兩黨和平時，這些青年可以繼續抵抗日軍的侵略；一旦國民黨對共産黨實施打壓和攻擊，他們就可以為保衛我黨起到積極作用。用周恩來的話說，這是一些“閑棋冷子”，當然也希望他們一直閑下去，冷起來。

中共北京地委的領導蔣南翔推薦了熊彙荃，并彙報給董必武和周恩來。在充分了解到熊的具體情況後，周恩來大加贊賞，說“這個角色非熊莫屬”。此後，報名參加服務團、接受胡宗南的面試以及進一步成為胡宗南的秘書，這些都是“共産黨一手安排的”。熊彙荃還在組織的建議下，改名為“熊向晖”，開始了他為期12年的間諜生涯。

熊向晖擔任胡宗南秘書不久，就得到胡宗南的器重。蔣介石給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晖簽收，而胡宗南下達的命令也都是由熊向晖起草。起草胡宗南的講演稿更是熊向晖的“拿手好戲”，這個“懂軍事又懂政治的助手”深谙胡宗南的脾氣，寫出的講演稿“激情和說理兼有”，完全符合胡宗南的口味。胡宗南由此對熊向晖的态度漸漸由欣賞到完全的信任。

同時，熊向晖也在認真履行着自己的任務——觀察胡宗南，了解國民黨高層勢态，并且盡可能地“少聯系共産黨、一定做好隐蔽工作”——這是董必武親口告訴熊向晖的，也是周恩來再三囑托的。胡宗南在開始階段也積極主張抗日，沒有将過多的精力放在剿滅中共上面。熊向晖這枚“閑棋”就一直“閑”着。

随着抗日形勢的明朗，1943年開始，國民政府對中共的态度慢慢發生了變化，由招安改為剿滅。1943年6月1日晚，蔣介石親自主持召開官邸會議，決心剿滅中共武裝和根據地分裂政權。蔣介石随即密電胡宗南——“借共産國際解散良機，閃擊延安，一舉攻占陝甘甯邊區，行動絕對保密。”胡宗南完成布置後，于7月2日正式确定了進攻邊區的時間：7月9日。

而在7月4日，胡宗南卻收到朱德的明電：“道路紛傳，國府中央将乘國際解散機會，實行剿共。當此抗日艱虞之際，力謀團結，猶恐不及，若遂發動内戰，破壞抗戰團結之大業，則陷國家民族于危難之境。”原來，國民政府的作戰計劃早在7月3日就由熊向晖傳出，再通過八路軍駐西安的電台發到延安。中共黨中央接到情報後，及時拟定了這個類似“空城計”的作戰方案，一方面，破例引用情報，揭露國民政府行将剿共、挑起内戰的罪行；另一方面，則迅速從其他地區抽調兵力，武裝保衛延安。

國民政府的剿匪行動沒有成功。胡宗南發覺有人洩密，但怎麼也沒想到竟是自己的貼身秘書熊向晖所為，也沒有太多追查。

1947年2月，熊向晖和相戀多年的戀人湛筱華結婚，蔣經國是證婚人。

婚禮過後，兩位新人開始蜜月旅行，1947年3月1日，兩人正在杭州遊玩，熊向晖被一自稱國民政府保密局的人叫住，他起初擔心是自己身份已經暴露，思索該如何應對。等被帶去見胡宗南後，事情才明了。原來，此前熊向晖已計劃赴美留學，隻因機票不好買，才一拖再拖。胡宗南卻命令熊向晖延期赴美，要熊向晖回到身邊再輔佐他3個月。蜜月也不得不中途結束。

胡宗南對熊向晖說：“前天總裁急電召我來南京，說美蘇英法四國3月10日在莫斯科開會，屆時将讨論中國問題。總裁當機立斷，命令我直搗共産黨的老巢延安。并，選在四國外長會議的第一天，即3月10日發起攻擊。”說完，胡宗南給了熊向晖一個文件包，讓熊根據包裡文件的内容畫一幅草圖給他，并叮囑熊鎖好房門，不許任何人進來。熊向晖打開文件包，看到兩份絕密文件：蔣介石核準的進攻延安的方案；陝北共産黨的軍隊兵力配置情況。

熊向晖異常激動，将文件内容默記在心。3月3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和參謀長盛文乘專機回到西安。當天晚上，熊向晖就将情報送到了新華巷1号，西安《新泰日報》主編王石堅的家，通過地下室裡的秘密無線電台，将這兩份絕密情報發到延安。而當時為了保密，連胡宗南的軍長和師長對計劃還一無所知。

3月8日晚，胡宗南帶着熊向晖等少量随從，秘密離開西安，輾轉來到洛川。在洛川小學，與先期到達的幾名國民黨高官會面，組成前線指揮所。而熊向晖則意識到，自己有必要将胡宗南的日常動态報告給黨中央。在如此緊要的關頭，他決定冒險行事，将情報用信函的形式寫在白紙上，裝在印有戰區第一司令部長官的大信封裡。為保險起見，他同樣的信都要寫兩封，一封寄給王石堅，另一封寄給王石堅的朋友潘裕然，源源不斷的情報就這樣被送到了黨中央的面前。黨中央果斷放棄延安，在陝北地區與國民黨玩起了捉迷藏。

因為有情報工作的保障，雖然力量相差懸殊，但共産黨總能一次次從敵人眼皮底下逃走，還會時不時地給敵人以沉重打擊。胡宗南的部隊陷入了一團泥沼之中，非但沒能“給解放軍以毀滅性打擊”，自己的部隊反而損失慘重。正應了毛澤東在窯洞裡留給胡宗南的一首打油詩：“胡宗南到延安，勢成騎虎。進又不能進，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

國民政府“閃擊延安”的計劃破産。毛澤東大贊熊向晖，說他“一個人可頂幾個師”。周恩來也稱贊：“我黨打入國軍内部的情報人員工作卓越，李克農、錢壯飛和胡底屬于前三傑；國共戰争期間，又有三位突出的情報人員（熊向晖、陳忠經和申健），同樣一人能敵萬千軍，創造了情報工作的奇迹。他們就是後三傑。”

1947年5月20日離開胡宗南。從上海乘船赴美，當年9月進入克利夫蘭西保大學（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即：凱斯西儲大學）研究院讀政治經濟學碩士。

1949年11月6日中午12點半，中南海勤政殿，周恩來特設午宴招待國民黨元老張治中、邵力子、劉斐。周恩來把熊向晖介紹給大家，幾位元老都有些驚訝：“這不是熊老弟嗎？你也起義了？”周恩來說：“他不是起義，是歸隊。”衆人恍然大悟，張治中說：“早知道蔣介石在政治上、軍事上不是共産黨的對手，今天才知道，在情報工作上，也遠遠不是共産黨的對手。”

胡宗南攻打延安未果後不久，熊向晖便赴美留學。而後，國民政府情報部門證實了熊向晖是中共間諜。按理說，這麼重要的案件應該着力查辦，但最後除了熊向晖在美留學公費中止外，并沒有其他的追究。這不能不說是個謎。經衆多黨史學者分析，主要原因是胡宗南把這個案子故意壓下來不報，因為他深知如果蔣介石知道了這個情況，勢必怪罪于他，尤其是兩次攻打延安的計劃被完完全全破壞。熊向晖一事隻得不了了之。

而此次周恩來有無必要将熊向晖之事告知這幾位國民黨要員呢？雖然周恩來說熊向晖以後會從事外交工作，希望大家熟悉一下，但這個理由并不是十分充分。其一，對于情報工作來說，一旦身份暴露，就成了一枚死棋；其二，在這樣的場合公布熊向晖的共産黨員身份，且對象還是國民黨要員，有無必要？這幾個疑問曾長期困擾黨史研究者。

為解答這個問題，熊向晖之子熊鋼分析了當時的局勢：

1.胡宗南部的30萬大軍，于1949年12月西南戰場的成都戰役才被殲滅，是國民黨在大陸最後一個被殲滅的重兵集團。胡宗南在成都戰役後率殘部1萬多人據守西昌，直到1950年3月才飛往台灣。

2.早在1949年5月，胡宗南、宋希濂便在漢中秘密會晤，一緻決定取道西昌退往中緬邊界，繼續抵抗，萬不得已退到緬甸。當時兩個集團擁兵50多萬，幾乎占到國民黨在大陸剩餘兵力的一半。

3.兩者的如意算盤未能實現的主要原因在于蔣介石的反對。蔣介石當時的戰略計劃是“經營台灣、整頓東南、控制西南”，不允許輕易放棄西南。

曆史學者楊者聖先生找到了答案：這兩位手握重兵的國民黨高級将領，對于當時的軍事形勢把握得最為準确，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進軍滇西方案都是一條苟延殘喘之道，這比蔣介石鼓吹的“保衛大西南”的空洞口号“高明”多了。與此同時，黨中央毛主席的策略部署則是大迂回、大包抄，力圖把國民黨全部消滅在大陸，以防後患。不怕敵人打，就怕敵人逃。所以如何将胡宗南套牢在此等待劉鄧大軍前來形成合圍之勢就是整個西南戰局成敗的關鍵所在。

這時，如能“假蔣介石之手套住胡宗南、争取寶貴時間”就可以占據主動，所以如何離間蔣介石和胡宗南就是問題的關鍵了。周恩來出面宴請國民黨元老的必要性正在于此。幾位國民黨元老和蔣介石通信是可以辦到的，靠他們來讓蔣介石知道“胡宗南曾經犯了這麼大的錯誤，并且隐瞞不報”這一事實，蔣會懷疑胡的忠誠，進而看不到胡“進軍滇西”方案的可行性，甚至會采取措施防止胡宗南自行撤離。果然，蔣介石連續6次拒絕胡宗南的西進方案，甚至有一次還命令胡宗南殺身成仁，為黨國盡最大忠誠。如此以來，蔣介石替共産黨看住了胡宗南，等待他們的隻有潰敗一條路。

新中國成立後，熊向晖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開始了他20多年的外交生涯。在諸多重要的外交場合中，熊向晖都以“總理助手”的身份出現。

參加日内瓦會議，熊向晖是中國代表團新聞辦公廳主任，主要負責新聞招待會，回答各路記者提問；基辛格訪華、尼克松1972年訪華，他擔任“總理助理”，負責一些重要問題的處理；中國加入聯合國，他是中國代表團的代表；他還擔任過駐英國代辦、中國駐墨西哥首任大使。諸多外交場合都有他的身影。而熊向晖認為，更重要的是，他能一直在總理身邊工作，這對他的幫助非常大。

1972年尼克松訪華前夕，美國的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黑格來華做技術安排，熊向晖負責接待。其中一個重要工作是美國希望通過衛星電視信号，使美國民衆能夠在電視裡到尼克松訪華的盛況。而由于當時中國還沒有通訊衛星，美國方面提出隻需要中國在北京、上海、杭州三地修建地面站，美國負責相關技術支持，而通訊衛星則由美國方面提供。熊向晖就将此事向總理彙報：既然美國已經做了準備，我們就不必花費大價錢租用通訊衛星了。

總理立即批評了熊向晖，說租用衛星雖然比較貴，但不能一聽到要花錢就縮頭，因為這涉及到主權的問題，而在主權問題上絕不能有絲毫含糊。總理提出指示意見：1.請美國方面負責給中政府租用一顆衛星，租用時間為1972年2月21日1時至2月28日24時；2.在租用期間，這顆衛星的所有權屬于中國政府，美國如使用，需要向中國方面提出申請，并交納使用費給中國政府；3.租用費和使用費都要合理，我們通過其他途徑了解國際上的一般價格，不做冤大頭。

熊向晖将總理的意見轉達給美方後，對方大為吃驚，說第一次碰到如此厲害的談判對手。最終完全同意總理提出的意見，承諾租用費一定合理。

熊向晖的女兒曾經問過父親一個有趣的問題：“周恩來對你有知遇之恩，而胡宗南也對你不薄，你為什麼對共産黨始終忠誠不二，難道就沒有想到一直追随胡宗南，平步青雲嗎？”的确，胡宗南亦是魄力非凡之人，而對熊向晖，更是關愛有加。熊向晖說他始終沒有動搖，一來是因為共産主義的信仰很早就深植在心中；二來，胡宗南的人格魅力和周恩來相比，還是有太大的差距。

熊向晖革命生涯可謂完美，解放前的情報生涯和解放後的外交生涯已足夠精彩。而1982年從調查部和統戰部副部長的崗位退下後，受榮毅仁的再三邀請，熊向晖出任了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副董事長兼黨組書記，又成為改革開放浪潮中的弄潮兒。2001年，中央電視台為慶祝建黨八十周年播放了特别制作的節目《一個人頂幾個師》，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镕基看後，深受感動，立即趕到醫院看望這位“立過赫赫戰功的英雄”。兩位清華校友感慨良多。

2005年9月9日，這位孜孜不倦的“共産主義戰士”終于停止了步伐。

熊向晖這個名字，是他在1937年初剛接到任務時受組織要求改的，直到解放後，他才道出這個名字的寓意：“向晖”，取意當時形容隐蔽戰線工作境地的一句話——“面對着黑暗，懷揣着光明”。

曾任職務

1947年5月，任胡宗南将軍的侍從副官、機要秘書

1949年回國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

1954年，任讨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内瓦會議中國代表團新聞辦公廳主任

1961年，任讨論老撾問題的日内瓦會議中國代表團顧問

1962至1967年，任中國駐英國代辦

1967年1月，奉調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

1970年11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二部副部長

1971年，任總理助理，參加與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的訪華會談，和美國總統尼克松1972年的訪華會談

1971年11月，任首次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中國代表團代表

1972年8月，任中國駐墨西哥首任大使

1973年末，任中共中央調查部副部長

1978年後，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兼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

1983年至1987年，任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副董事長、黨組書記

1980年代，任第五、七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歐美同學會副會長、名譽會長。

與周恩來

周恩來領熊向晖到七賢莊裡院東側一屋，關上門，再次緊握他的手，說：“這幾年，你辛苦了。”熊禁不住流淚。他柔聲說：“要忍住。”熊向晖明白這一雙關語。周看着手表，說，有些事要問你，不能超過一刻鐘。

周問：服務團那個女團長還找不找麻煩？你在安全方面有沒有漏洞？

熊說：前幾年，李芳蘭找我重提舊事，我頂住。胡的特務頭子曾給我看一匿名信，信裡說我是“匪諜”，我當場拍了桌子，質問他是何用意，指責他對我玩特務手段，我要向胡辭職，他勸阻，說他是好意，是想使我知道有人誣陷我，希我提防。對這類情況我都以攻為守。胡多疑，取得他的信任不容易。我牢記你和董老的指示，特别注意謹慎，事無巨細都當心。

胡常出人不意，輕車簡從，微服出巡(他認為，行蹤保密，微服簡從最安全；事先張揚，前呼後擁最暴露，反易招敵暗算)。一次，他去西峽口會湯恩伯，隻帶兩人，中途宿村塾，無意中發現我獨自通宵警戒，給他難忘印象。經多年觀察考驗，他對我深信不疑。我至今有驚無險。如遇險，我能自持。

周恩來看看手表說，前年蔣南翔回延安，我讓他向陳雲詳細彙報你的情況，我還要向中央主要領導同志講。你身在虎穴，崗位重要，我隻提幾句：對黨要忠誠，對敵要狡猾；有所為，有所不為；抓大不抓小，注意戰略動向，主要着眼保衛黨中央。

周恩來又緊握熊向晖的手，搖了搖，說，我不送你，勝利後再見。

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幾位同志将幾捆包裝好的延安出版的書報雜志送上熊向晖坐的汽車，另給他幾本沒有包裝的雜志。熊才意識到，他接周恩來時，周問他姓名後，叫他稍等，轉身返回内院，就是讓人先辦好這件事，為他在七賢莊逗留提供借口。熊還意識到，把幾本沒有包裝的雜志交給他，也是周恩來的精心安排。如果有人問他：你在七賢莊等的那一會兒，八路同你談些什麼？他可以說，他們忙着找、包、捆，讓我看雜志。

最後一次聽到胡宗南哈哈大笑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挑起内戰。1947年3月，國民黨軍胡宗南部進攻陝北，毛澤東果斷決定放棄延安，胡宗南部占領了延安。

王超凡負責接待報道占領延安的中外記者的工作。他報告胡宗南說，為顯示衆多解放軍被擊斃，已造了一些假墳，立了一些真碑。但被俘解放軍人數少，包括傷兵隻有幾十個人，他們思想頑固。為此已商城防部隊整27師選調幾百名官兵，穿雜色服裝，冒充解放軍俘虜，經幾天訓練，可應付記者提問。他說，不安排記者接觸老百姓，因為留下來的大都是婦孺老弱，态度敵對，居處分散，一不小心就碰上地雷，有時會碰上打冷槍。幸好有幾個共幹投誠，官最大、最積極的是邊區保安處科長韓慶恩，讓這幾個共幹向記者現身說法，效果會好。

胡宗南說，不要忘了國民革命和北伐經驗，一定要喚起民衆，化敵對為親善，不隻是為了接待記者，丢掉民衆就打不了勝仗，連向導也找不到。要千方百計争取幾個“勞動英雄”、“參議員”、“婦女代表”合作。由他們作榜樣，一般民衆會跟着來。

1947年3月25日晨，胡要熊帶一名先遣人員引導，陪他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的原住處，先後看了王家坪、楊家嶺、棗園。最後，車子一直開到延安北郊十裡鋪看了魯迅藝術學院。他看得很細。在棗園毛澤東住過的窯洞桌屜裡，發現一張紙條，寫着：“胡宗南到延安，勢成騎虎。進又不能進，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他看後哈哈大笑———這是他的習慣。合乎他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

這是熊向晖最後一次聽到他哈哈大笑。就在這一天，他的精銳部隊整31旅在青化砭被解放軍全殲，旅長李紀雲被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