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背景
潘達于祖籍蘇州，住西花橋巷，原姓丁，1906年3月出生在蘇州老宅内。父親丁春之曾任山西定襄知縣，辛亥革命以後返回蘇州投身實業，成為蘇州最早一批民族資本家的代表。
1923年，丁達于嫁給潘家子弟潘承鏡，潘承鏡是由潘家四房過嗣給潘祖蔭、潘祖年兄弟為孫子，兼祧兩房香煙。不料婚後三個月，丈夫潘承鏡就去世了，沒有留下子嗣。潘祖年體諒潘達于的處境，不再嗣孫，改由潘達于出面，為先夫潘承鏡立嗣子，可是嗣進不久後夭折了，随後再嗣一子潘家懋(德齋)，長大成人後，延續了潘祖蔭、潘祖年兄弟這一支的香火。
家族藏品
潘家是蘇州彭、宋、潘、韓四大望族之一。潘氏祖籍在安徽歙縣，其中一支遷到蘇州定居後，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年僅24歲的潘家子弟潘世恩進京趕考，一舉奪魁中了狀元，以後在京師官運亨通達50餘載。先後當過學政、尚書、左都禦史、大學士和軍機大臣，一生受皇帝恩寵，賞賜甚多。潘世恩共有五個兒子，嫡系孫輩中有一支為潘祖蔭、潘祖年兩兄弟。潘丁達于就是潘祖年的孫媳婦。
潘祖蔭自幼極富天賦，又勤奮刻苦，涉獵百家，精通經史，鹹豐二年(1852年)壬子科23歲殿試得第三名探花，曆任工部尚書、軍機大臣。精通金石書畫的潘祖蔭以“滂喜齋”的古籍善本和“攀古樓”的銅器收藏聞名于世，由于他本人沒有子女，1890年他去世，特别是6年後他的夫人也在北京去世後，潘祖蔭所有的遺産就由比他小了整整40歲的弟弟潘祖年全權處理。
據潘達于在其《自傳》中回憶，當潘祖年得悉嫂子去世後趕赴京師料理已逾一月，潘祖蔭位于北京米市胡同内的大宅中，已經出現文物、藏書被偷盜的事情了，光是宋版古籍缺首卷者已不在少數。潘祖年将長兄的青銅器和書畫典籍足足裝了4船運回蘇州，其中就有著名的國寶——大克鼎和大盂鼎;而另有銅鐘和銅鼓兩大件，因又大又重無法搬運，隻得就地送了人。文物書畫典籍運到蘇州，由于當時潘祖年借住在臨頓路南石子街老二房的舊宅裡，他就将運回的文物字畫典籍存放其内，青銅器放滿了一大間加一隔廂，字畫卷軸典籍堆放在另外一間一隔廂内。這是潘氏後人第一次在蘇州得以檢視潘祖蔭的藏品全貌。
1933年，潘家女婿顧廷龍在《吳縣潘氏攀古樓吳氏愙齋兩家藏器目叙》中，對潘祖蔭的青銅器收藏作了一個比較精确的統計，“潘氏器，未有人編其目，餘亦就所見拓本而钤有其藏印者，錄為一冊，計四百數十器，秦、漢物及其雜器則尚未在焉，洵足為藏家之冠。至所藏總數，未由訪悉，惟褚禮堂嘗謂藏六百餘品，則餘所輯錄者三之二耳，餘者得非即秦、漢物及其他雜器也耶?”潘祖蔭的“攀古樓”銅器在1933年左右，約有600餘件。上海博物館前館長、青銅器研究專家馬承源曾經對潘家表示，“你們的青銅器收藏，僅次于故宮”。而其“滂喜齋”藏書則一直未見有研究統計結果公之世。
藏品大盂鼎與大克鼎大盂鼎，鼎高101.9厘米，重153.5公斤，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陝西省岐山縣禮村，是目前出土的形制最大的西周青銅器，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腹内側鑄有銘文19行，分2段，共291個字，記載了周康王對大貴族盂的訓诰和賞賜。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大克鼎，清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出土于陝西扶風法門寺任村。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口徑75.6厘米，是僅次于淳化大鼎、大盂鼎的西周第三大青銅器。它是周孝王時大貴族克為頌揚國君、祭祀祖父所鑄，距今有2800多年。鼎腹内壁亦鑄有銘文2段，共28行，290字，其内容一是歌頌祖父佐助周室的功績，記述自己由此蒙受餘蔭，被周孝王任命為大臣；二是記載其受賞賜的物品，其中有服飾、田地和大量的奴隸。現藏上海博物館。
傳奇一生
所謂物極必反盛極則衰，潘氏家族的輝煌在潘祖蔭手裡達到了輝煌的頂峰，但頂峰之後就是衰弱的開始。潘祖蔭一直無後，所以他的弟弟潘祖年就把兩個兒子過繼給潘祖蔭，但也相繼早夭，隻剩下兩個女兒，家中還是無人繼承香火，于是，“老三房”的後代潘承鏡被過繼過來，成為潘祖蔭和潘祖年兩家的孫子。然而，仿佛是潘祖蔭的命中沒有後代，潘承鏡過繼給潘祖蔭後不久也亡故了，隻留下了一個新婚僅三個月的妻子潘達于，沒有留下子息。
當年潘祖蔭在北京去世後，遺留下了大批收藏文物，潘祖年秘密赴京押運回故鄉，存放在蘇州南石子街的潘家舊宅中。這批文物數量之巨相當罕見，僅青銅器就堆放了滿滿一大房間，另有一大間專放古籍版本和字畫卷軸。而在潘承鏡死後第二年，潘祖年也去世了，因此，剛過門不久的潘達于就此挑起了掌管門戶的重任，守着大量文物财寶借住在蘇州城裡南石子街“老二房”的舊宅裡。
潘家有寶衆人皆知，那兩尊曠世寶鼎，更是海内外很多收藏人士所夢寐以求的。潘家式微之後，觊觎寶物的人自然就多了起來。清末權臣端方就曾對潘家人百般糾纏，想要“借”走兩尊寶鼎。幸運的是，時值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在内憂外患中垮台，端方成了斷頭鬼，潘家寶鼎才得以存留。此後，有一位酷愛中國青銅器的美國人漂洋過海，一路打探到了潘家。他提出以600萬兩黃金外加一幢洋樓來換取盂、克二鼎，但年輕的潘達于不為所動，一口回絕。
1937年“八.一三”淞滬戰争後，日本侵略軍的飛機不時抵臨蘇州騷擾轟炸。潘達于随家人到太湖邊的光福避難。快到中秋節時，大家以為仗打得不那樣急了，找個機會回城裡過中秋。不料八月十六、十七兩天，日本飛機又飛到蘇州上空大轟炸，大家匆忙收拾了東西又逃到光福;就在八月十八、十九兩天，情急之中的潘達于打定主意要密藏這批寶物。
于是，她叫來了家裡的木匠做了一個結實的大木箱，底闆用粗粗的圓木直接釘牢，然後在夜間，搬開住處的地面方磚掘個坑，先放入木箱，把大盂鼎、大克鼎成對角慢慢放進箱子，空當裡塞進一些小件青銅器及金銀物件，随後蓋好箱蓋平整泥土，按原樣鋪好方磚，再細心整理得外表不留挖掘過的痕迹。
書畫和部分古董則放進了“三間頭”，所謂“三間頭”，指的是江南民宅夾弄裡的三間隔房，隻有一扇小門與弄堂相通，如果小門被雜物堆沒，很不容易發現。
當時的藏書有十幾個大櫥，不好搬動，潘達于請來姐夫潘博山，把書畫按宋元明清朝代分類，放到書箱裡，裝了三十來箱，以及卷軸、銅器等等，搬進“三間頭”，小門關嚴，外面用舊家具堆沒，收拾得随随便便。這樣一來，不知底細的人就是走過，也看不出裡面還有隔房。
在潘達于的《自傳》中，她記得辦好這件大事的參與者是，家裡的兩個木匠師傅，姐夫潘博山和他的八弟。“我始終在場監督，再沒有旁人參加”。後來，為了保密，潘家承諾兩位木匠師傅——潘家養你們一世。
日本人攻陷蘇州後，果然直奔潘家大宅，威逼潘家交出家藏文物，但潘達于和家人在侵略者的淫威面前絲毫都沒有動搖。日軍前後七次闖到潘家一遍又一遍地搜刮，雖然财物損失不少，但大土坑和“三間頭”一直都沒有被發現。據說日軍司令松井曾親自查問過潘家的收藏，但最終也沒有搶到手。兩個寶鼎和衆多潘家珍貴收藏就這樣躲在地下安然躲過了那場災難。
1944年，埋在地下的木箱腐爛，泥土帶方磚都塌陷下去了。潘達于讓兒子家懋和小兄弟及一位木匠把藏品起了出來，他們用圓木做架，粗繩結牢大鼎，徐徐吊出土坑，然後兩隻大鼎被安置在一間房間的角落裡，鼎裡放些破衣雜物，再用舊家具堆沒，房間鎖死，既不住人也不走人。就這樣一直保存到了解放之後。
捐獻國寶
1951年7月，移居上海的潘達于緻函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竊念盂克二大鼎為具有全國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貯藏得所，克保永久。誠願将兩大鼎呈獻大部，并請撥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籌備之博物館珍藏展覽，俾全國性之文物得于全國重要區域内，供廣大觀衆之觀瞻及研究……”
剛剛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以隆重的授獎典禮表彰潘氏捐獻之舉。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文物處處長唐弢主持，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部長陳望道緻辭，頒發的文化部褒獎狀上落着部長沈雁冰的大名：“潘達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為祖國曆史名器，六十年來叠經兵火，保存無恙，今舉以捐獻政府，公諸人民，其愛護民族文化遺産及發揚新愛國主義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揚，此狀。”這張獎狀在潘達于的卧室裡挂了50年。
1952年，上海博物館開館，二鼎入館珍藏;1959年，中國曆史博物館開館，大盂鼎等125件珍貴文物應征北上。兩件巨鼎自此各鎮一方，大克鼎成為上博的鎮館之寶。
2004年2月28日，分離近半個世紀的大盂鼎、大克鼎相聚在上海博物館四樓第三展廳。這是上海博物館為祝賀捐獻者潘達于百歲壽辰而舉辦的回顧特展，當天下午5時，身着棕色緞襖，腳穿新繡花鞋的潘達于在女兒的攙扶下，走上展台，圍着欄繩走了大半圈，這是她50年來第一次看到大盂鼎和大克鼎擺放在一起
繼獻鼎之後，在子女的支持下，潘達于又分批向國家獻了大量文物，現在還保存于上海博物館和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就有1956年獻字畫九十九件;1957年獻字畫一百五十件;1959年獻一百六十一件。另外還獻出了不少元明清字畫，諸如弘仁的《山水卷》、倪元璐的《山水花卉冊》、沈周的《西湖名勝圖冊》等。
1963年，她把當年為“攀古樓”青銅器逐個照相存檔的380塊玻璃底片也全部捐獻給了上海博物館。——如今這些底片成為研究潘祖蔭青銅器收藏最最重要的原始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