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劇情
一戶人家講述了自己的兒子被謀殺的場景。而謀殺他兒子的人就住在街道的另一邊。直到今天依然權力在握，沒有人敢于去追究他的責任，也沒有人敢于去殺了他報仇。在官方的報道中，儈子手成為了英雄，而英雄，又成為了這個時代的傳說。在沉默中，家庭在哀嚎，而事實又消于隐匿……
獲獎記錄
第25屆哥譚獨立電影獎
最佳紀錄片
第31屆獨立精神獎
最佳紀錄片（提名）
第36屆波士頓影評人協會獎
最佳外語片
影視評價
沒《殺戮演繹》那麼複雜，但還是有很多無解湧起。有些對話和反應真是比有台詞還厲害，比如老父母那場關于長子的對話，再比如男主他舅和某儈子手的閨女聽她爹講喝血的事那尴尬的笑。三裡屯這場幾乎滿場觀衆素質挺高，感覺不少業内人士吧，英語都挺好，感覺翻譯有點多餘。
過往影像與現實的對照，被掩蓋的真相，尋訪口述的曆史，拼湊出主線。現實本身是有威懾力，不足隻是在於導演似乎有意調動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的情緒，利用攝像機的逼視來達到令加害者懺悔的目的。。
幕後制作
影像紀錄
2001年，會說印尼語的美國導演約書亞.奧本海默，就開始介入對大屠殺記憶的影像紀錄工作。并在2012年成就出一部結合着當代藝術和戲劇表演的偉大紀錄電影《殺戮演義》，片中加害者們對重演屠殺場面的那種得意忘形，讓觀衆不寒而栗。從他們身上，根本看不出一丁點的愧疚和悔恨，他們睡得很安穩，活得很惬意，良心很安穩，甚至相信自己身後可以上美好的天堂。這一次在威尼斯，約書亞帶來了從受害人視角入手、杜絕其他形式主義的藝術手段、而更深邃呈現民間記憶的又一部紀錄力作《沉默之像》。片中那位勇敢追尋真相的主人公Adi，并沒有經曆過大屠殺，而是痛失長子的母親若幹年後才生下的“替代品”。通過與約書亞的認識和交往，看到了導演從2003年到2005年拍攝的右翼行刑隊之“表演證言”，其中的不少“表演者”還繼續出現在這部《沉默之像》中。這些素材，或許是促使Adi想要尋找哥哥死因的導火索，即便他與哥哥從未謀面。他不想複仇，隻是想在劊子手們升天前，從他們或親人的嘴裡聽到一句“對不起”。
續殺戮演義
約書亞·奧本海姆：如今，我也可以把它們當作同一個作品的兩個篇章。當我在10多年前，第一次關注到印尼1965年大屠殺的恐怖過往時，就已經發現幸存者們似乎被迫保持着沉默。當我開始拍攝相應素材時，軍人就在威脅（而非勸說）他們不要介入電影采訪，後來，受害者總算不介意被拍攝了，可偏偏又跑來跟我說，“我們可以談一談，但請放棄拍攝行兇者的打算。”
當然，我反倒先去拍攝了加害者。和如今面對這兩部紀錄片的觀衆一樣，當時我也非常震驚，兇手不但逍遙法外，還實權在握。這就如同二戰結束40年後，人們發現德國依然被納粹掌控一樣不可思議。而這些黑白颠倒的情況，根本不是個别現象，而是高調存在于印尼社會當中，隻是在西方利益所引導的全球經濟一體化模式下，不為國際社會所讨論。可事實上，這個有着數十年軍人集權傳統的國度，也保護和保證着加害者們的現實權益。
決定紀錄下這些事實，是想展現一個社會是如何建築于謊言和緘默之上，加害人如何能不經審批地繼續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當中，他們又是如何面對自己，勝利者到底如何撰寫曆史，以及我們是否能通過故事講述糾正這些惡行？對所有這些問題的影像回答，就造就了前一部紀錄片《殺戮演義》。
剪輯《殺戮演義》時，做了一個165分鐘的較長版本，舞台性的藝術語言呈現更為清晰，有着更多真實兇手與遇害人扮演者在漂亮風景下的誇張場面，我一度甚至巴不得整部《殺戮演義》都充滿這樣的舞台劇畫面。但我也同時開始思索，如果徹底改換另一種截然相反的電影語言，它注定會是另一部電影，或許将更具有沉默中的詩意。因此我在忙于《殺戮演義》的終剪和發行前的2012年，開始拍攝這部《沉默之像》。
2003、2004以及2005年開頭。那個時候，Adi服務于一家人權組織機構，而我也通過這些北蘇門答臘和雅加達的NGO，盡可能地尋找到加害者，并一一拍攝，而Adi也就看了拍到的所有素材。
直至拍完《殺戮演義》後，Adi才意識到自己的父母也一樣長期生活在恐懼當中，他們從不情願對兒子講起過往的痛苦，所以Adi就開始自己尋找答案，開始渴望知道從未謀面的哥哥是如何遇害，以及這個死亡是如何給家庭帶來長期心理陰影的。我認為他已經在我拍攝的加害人素材裡找到了答案，他認出了家鄉亞齊的不少人，“噢！這人是我的小學老師，那人就住在街角，看看他們對自己的罪行是多麼厚顔無恥多麼洋洋得意啊，他們居然能炫耀着自己的屠殺‘成功’，這其中就包括了我的哥哥。一定是這種勝利者的狂妄姿态，持續地給受害者家屬帶來揮之不去的恐懼。”
擔驚受怕
約書亞·奧本海姆：拍攝《殺戮演義》時是否擔驚受怕？是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可以說那時是情緒上的恐懼。而到了拍攝《沉默之像》時，就更多成了身體性的恐懼。我們都用技術辦法屏蔽了手機數據，萬一我被抓了，能保證無論黑白的敵意勢力找不到任何一個我的印尼攝制組成員。在拍攝Adi與加害人面對面場景時，我總是出動丹麥攝制組，隻有在拍攝Adi家庭場面時，才讓印尼攝制組上陣，即便如此，他們也不能以真名出現在結尾劇組職員字幕裡。
準備着兩部汽車，以讓對方很難跟蹤，而且總在離開一個設置地點後就立即換車。也同時将使館緊急聯絡電話備好，并早早打包一切行李，以及包括Adi在内所有參與者的機票，機場也一定有人做好接應準備。
最讓擔心的，始終是Adi的家人。确實花了半年多的時間，備好最糟情況出現時的最好轉移方案，将Adi全家送往這個巨大國家數千公裡外的另一端，遠離殺害Adi哥哥的兇手們，甚至為Adi的兒子選好了不錯的學校。
但無論怎麼未雨綢缪，還是不大可能将其家人打包帶走。因為，這不但非常不公平，而且根本是錯誤的！Adi從來就沒考慮過報仇雪恨，他想要的，隻是讓劊子手們承認自己所做的，以及讓他們意識到錯誤。如果他們道歉了，Adi将原諒他們，隻有這樣，受害者家屬才能與加害人家屬一道，真正毫無恐懼和提防地比鄰而居。而絕不應該因為做了一件正确的事，而反倒背井離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