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沈之嶽（1913—1994），浙江仙居人，生于浙江仙居縣下閣鄉西陸村，1930年5月南京中央軍校第八期，國民黨間諜，遺孀為台灣京劇名旦徐露。1964年6月起任“司法行政部

調查局”局長，推動調查局改革，被稱為“調查局之父”。畢業于中央警官學校，曾在革命實踐研究院、陸軍參謀大學、國防大學、國防研究院等處受訓。早年投身軍統，曾受戴笠派遣打入中共。

1951年9月，國民黨當局成立"浙江人民反共遊共總指揮部"于大陳島，以胡宗南（化名秦東昌）任總指揮兼"浙江省政府主席"，沈之嶽（化名王明）為政治部主任兼政務處長，後兼大陳專員。

1955年2月2日，蔣經國飛抵大陳島，開始執行撤退大陳的"金剛計劃"。經過蔣經國的反複動員和沈之嶽"專員"發布的大陳島将有"最激烈的戰鬥"的布告，島上1.4萬多民衆被迫告别家園與軍隊相繼撤離。沈之嶽赴台後，初任"内政部"調查局督察室主任，之後調任"國防部"情報局副局長及國民黨中央第二組副主任，後升任"調查局"局長。

1978年調任國民黨中央社工會主任。1979年受聘"總統府國策顧問"。曾任國民黨十、十一屆中央委員。

1990年，沈之嶽因患腎病曾到北京治療。1994年2月14日病逝于台北榮民總醫院，享壽80歲。

生平介紹

沈之嶽年輕時曾加入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組織，并化名李國棟(一說化名沈輝)，經西安到延安，進入中共紅軍大學，畢業後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書，所以有“沈之嶽曾任毛澤東秘書”之說。沈之嶽後随葉挺赴皖南收編新四軍，直至新四軍被共黨中央認為"屢以抗命行動"就地解散，沈之嶽轉至戴笠系統的軍統局、擔任東南特偵站站長。

沈之嶽赴台後，初任“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副局長，之後調任“國防部”情報局副局長及國民黨中央第二組副主任，後擢任“調查局”局長。國民黨“保密局”大陳島站站長沈之嶽派遣特務潛入大陸成功，偷拍了幾張奉化、溪口的照片獻給蔣介石，蔣介石大悅，沈之嶽被提升為“司法調查局長”。1951年9月，國民黨當局成立“浙江人民反共遊共總指揮部”于大陳島，以胡宗南（化名秦東昌）任總指揮兼“浙江省政府主席”，沈之嶽（化名王明）為政治部主任兼政務處長。

1955年2月2日，蔣經國飛抵大陳島，開始執行撤退大陳的“金剛計劃”。經過蔣經國的反複動員和沈之嶽“專員”發布的大陳島将有“最激烈的戰鬥”的布告，島上1.4萬多民衆被迫告别家園與軍隊相繼撤離。

傳奇人生

對于沈之嶽這段往來國共之間的經曆，國民黨稱沈之嶽早是戴笠手下、奉命潛入共産黨，共産黨可能為了家醜不外揚，對這種說法不加否認，但一說沈之嶽根本就是共産黨、後來叛逃投戴笠──如果從共産黨對他恨之入骨的情況，看來較似共産黨對待叛徒的情況，更有意思的是：沈之嶽在1960年代傳聞曾從澳門進入中國大陸(公開說法是至澳門敵後工作)，而在1990年蔣經國死後不久，沈之嶽确曾回到大陸，外傳為蘇志誠之前的國共密使。這些稗官野史，更增添了沈之嶽一生的傳奇色彩。

1950年沈之嶽奉派至蔣經國先生主持之石牌訓練班任副主任兼訓導組長，1951年10月調大陳江浙反共救國軍總部政治部主任兼中國國民黨大陳特派員辦公室秘書長，浙省政府委員兼代省主席、大陳行政督察專員等要職，1953年大陳總部改組為大陳防衛司令部，沈先生留任。1955年執行稱為“金剛計劃”、“飛龍計劃”，安排大陳、南麂軍民撤退。在大陳期間，沈之嶽做了一件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十分感激的事──他派人潛回蔣介石故鄉奉化，将蔣母墓、豐鎬房、報本堂、雪窦寺的諸多景物，拍成照片，獻給蔣介石。蔣介石甚為稱贊，不久，沈之嶽升任少将政治部主任。

1963年4月20日，沈之嶽以情報局副局長兼中二組副主任身份，潛至澳門，部署對大陸的行動破壞。當時沈之嶽化名孫子超，在澳門新新酒店、同盟酒店各開一個房間，實際上住在“中二組”澳門特一組的駐地。據當時中共特務王芳回的回憶錄，沈之嶽行蹤被共産黨完全掌握，華南辦事處将資料直送北京。當時，中共高層曾考慮将沈之嶽從澳門捉拿來大陸歸案，給蔣介石父子以顔色看看，後後采取較緩和的做法，由公安部通過外交途徑，通知澳葡當局，澳葡當局逮捕了一批特務，将沈之嶽驅逐回台灣。沈之嶽因此受到撤職查辦的處分。

不過隔年1964年，沈之嶽在蔣經國的極力推薦下，出任調查局局長，一手建立了調查局的制度，并培育大量有别于軍統、中統的高素質新時代特務，規定調查局幹員必須有大專以上學曆、最好能通一、二種外語等等。同時沈之嶽也一手建立了預決算外的調查局小财庫，在戒嚴時期透過兩岸貿易(如中藥材等)及炒股票，替調查局開辟了預算外的工作經費來源，而他本人一介不取、兩袖清風。一直到現在調查局成員都十分推崇、感念沈之嶽。

調查局長缷任後，沈之嶽曾任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央評議委員，最後公職是總統府國策顧問。1990年沈之嶽因患腎病曾到北京治療，1994年2月14日病逝于台北榮民總醫院，享壽八十有二歲。

抗戰初期

1937年“七七”事變後，抗日戰争全面爆發。陝北的延安是中共中央駐地，也是八路軍後方大本營。朝朝暮暮，風晨月夕，寶塔山下，延水河邊，時時傳出雄壯的抗日歌聲。被迫實行聯共抗日的國民黨政府還在延安城裡保持一些機構，街上一些建築物門口挂着“膚施(延安舊稱)縣黨部”、“膚施縣政府”等牌子，郵局等部門也由他們控制。敵我陣營分明，中統、軍統也在延安設了秘密據點，時不時搞些反共活動。

1938年4月，延安城外東郊公路上塵土飛揚，從西安方向駛來兩輛軍用卡車，在哨卡上受到邊區守衛部隊和民兵的檢查。司機和同車的上校軍官均出示了特别通行證，并表示他們是奉胡宗南司令之令護送肖緻平教授、劉永川教授二位名流來延安參觀訪問的。那軍官完成了任務後，即傲氣十足地與八路軍官兵和民兵揮揮手，轉身上車，絕塵而去。肖緻平教授很激憤反感，指着駛遠的軍車罵了一通;劉永川教授則保持儒雅的風度，與檢查人員客氣了幾句。随同二位教授訪問延安的還有一位英俊青年，名叫沈輝，長着一張國字臉，雙眼很有神，身材中等略高，穿着樸素的卡其布中山裝和已補過的半舊牛皮鞋，儀容整潔，神态謙和。他名義上是肖教授的私人助手，顯得學生味十足。

實際上像肖緻平這樣的教授在當時并不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但他是較早要求參觀訪問延安的高級知識分子，故而他與劉教授都受到很高的禮遇。到了延安後，他們被安排住在楊家嶺中央招待所的窯洞裡，天天有熱水供應，有警衛分班保護，夥食也遠遠好于延安的黨軍政幹部。抗戰初的延安，天天能吃上豬肉、白面馍馍和白菜、蘿蔔、豆腐等菜肴是非常之不易的。沈輝表現得很謙恭溫順，總是少言寡語，與二位教授保持着無形的距離。他看八路軍演練時很認真，還主動上球場和八路軍官兵打籃球，很投入。傍晚，在流螢閃亮的延水河邊漫步時，這個沈輝傾聽着《黃河謠》、《延安頌》等歌聲時，竟然潸然淚下，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起來……

30天很快就過去了，肖緻平、劉永川二位教授戀戀不舍地向東道主提出告辭，說如不及時回西安，将招緻破例為他們提供幫助的胡宗南将軍的不滿，而胡一向是以既抗日又反共而著稱的。不想沈輝卻堅決不肯走了，要求留在延安就地參加革命。他向有關方面表示：當初正是出于想投奔延安，才中止在“中大”的學業，主動要求給與他父親是世交的肖教授當随員的。

邊區保衛處按照規定對沈輝實行嚴格的政審，周興處長與他兩次談話，試圖發現什麼破綻。抗戰時期的延安處于胡宗南20萬裝備精良的大軍包圍之下，為防範國民黨特務的滲透破壞，對進入陝甘甯邊區的人員一律實行政審與調查，且大多行之有效。據沈輝自我介紹，他是河南息縣人，在家鄉讀完中學，1936年考入開封師專，抗戰爆發後南下入川，經肖緻平教授相助，以同等學力進入重慶北碚的、由南京内遷來的中央大學一年級就讀……

保衛處結束了對沈輝的政審後，周興出于搞政保工作的強烈責任心，又請重慶中共黨組織進一步協助調查沈輝在“中大”的情況，應當說是夠慎重的了。在重慶那邊信息未反饋回來之前，沈輝被安排在邊區政府教育部普教科當臨時性的助理員，暫不定編制。不久，保衛處副處長王範在延長縣處理了一起日特漢奸破壞案後，回到延安向周興作了彙報，周興也向自己的副手說起手頭處理的幾件事，彼此交換了看法。王範帶領保衛人員逮捕特務頭目超塵，用他的話說隻是牛刀小試，他根本不相信國民黨的特務都這麼好對付，他與李克農、汪東興都認為那很可能隻是敵人用來迷惑中共黨注意力的一種舍卒保帥的花招，肯定還有潛藏較深的敵特。王範特地找沈輝閑聊了一次，試圖作出準确的判斷。沈輝很沉穩，應對如流、從容不迫，惟一的疑點是他自稱是河南人，但口音卻總有江南蘇浙一帶的味道，令王範生疑，于是單刀直入地向沈輝發問。沈輝笑着解釋，他小時候在上海舅父家住過幾年，舅舅在美孚煤油公司當職員，他在上海徐家彙長壽路小學念過書，因而說話帶一點江浙口音。他還說了幾句不太純正的上海話，王範審慎地聽着，點點頭，看來沈輝的解釋大體上還是站得住腳的。

即便如此，王範和周興一樣，還是不能完全對沈輝放心，他們等待重慶中共黨組織對調查函的回複，同時對沈輝作适當的監控。抗戰時期一點也不能放松警惕，延安民間已流傳一些政治謠言，比如說邊區政府主席王明(陳紹禹)和妻子孟慶澍因政治上失勢，打算在蘇聯駐延安黨中央聯絡員幫助下出逃等，還稱日軍将出動百架飛機炸平延安……這些謠言肯定是國民黨特務炮制的，意在蠱惑人心。

反特行動

“進步青年”沈輝竟然還真是個極為老練的特務。他的真名叫沈之嶽，浙江人，在杭州讀中學時就很反動，在浙江警官學校學習時加入國民黨。1932年，他經特務頭目葉翔之介紹，進入戴笠領導的軍委會特務處(軍統的前身)，主要在上海的幾所大學裡以進步學生面目出現，進行特務恬動，破壞過光明讀書社等中共黨外圍組織，是戴笠心目中的幹員。沈之嶽善于僞裝，又讀過《向導》、《社會主義ABC》等馬列書刊，自學過俄語，又通曉英語，槍法也很準，自認為文武雙全。

抗戰前，沈之嶽在上海、杭州兩地誘殺過七八名共産黨員。他父親與肖緻平雖認識，卻并非什麼世交。那麼，肖緻平教授何以承認這個說法并且讓化名沈輝的沈之嶽随同自己去延安參觀訪問呢？是不是肖緻平有意而為之？由于年代久遠，這已成了懸案，以至于前些年海外有報刊指出肖緻平有兩重性，他與軍統上層有過一段暧昧的令人生疑的關系，沒有他的幫助，軍統大特務沈之嶽是很難進入延安的。

沈之嶽設法冒險潛入延安，是為了執行伺機謀殺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絕密使命。他為此作了周密的準備，還向他的直接上司、軍統駐陝壩工作站站長毛人鳳立下軍令狀，表示他隻要潛入中共嚴密控制的延安，定然不會失手，他将相機行事，力争刺殺行動成功，作為對黨國的報答。毛人鳳是戴笠安插在陝西的心腹，他表面是戶縣政府的書記員，沉默寡言、敬職本分，實際上是個極其危險的人物，奸詐陰毒、多謀善算，喜怒不形于色。他與戴笠是浙江江山同鄉，關系極為密切。戴笠曾有意讓他潛入延安，他深知中共政保部門的厲害，沒敢拿性命去冒險，卻一直在物色手下的特務。從軍統西安站調到陝壩站工作的沈之嶽主動請命，真令毛人鳳喜出望外。

沈之嶽在洋溢着抗日氣氛的延安待了一個多月，卻不能不處處小心謹慎。他總感到自己處在一雙雙眼睛的注視之下，稍有閃失定然會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為自我保護計，他遲遲不敢與先潛伏在延安的同夥接頭，甚至不敢走近棗園的毛主席夫婦住地和楊家嶺中央機關駐地以避嫌。邊區保衛處自收到重慶的調查回複後未再找他談過話。

沈之嶽去“抗大”操場打完籃球比賽回來，在自己住的窯洞前的老榆樹下發現有同夥來找過他的标記:是兩塊土疙瘩疊放在一起，這是他潛入延安前與毛人鳳定下的标記，相當隐蔽。他既高興又感到驚恐，趁住同一窯洞的幾個教育部幹部還未回來，他東找找西望望，發現了一張折疊起來的煙盒紙，紙上用暗語寫着兩行字，約他次日中午去甘泉縣杜甫祠堂一晤。沈之嶽不由得心驚肉跳、渾身冒汗，他取出火柴燒了紙條，又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他考慮再三，還是沒敢去，與這個未曾謀面過的同夥的聯絡也就暫時中斷。沈之嶽奉科長之命去延安城外飛機場，找國民黨一方的高仲謙縣長簽辦一個公文。縣政府原先在城關内大街上，原為清末的縣衙門，日軍6架飛機空襲延安，縣府大堂被炸毀，辦公人員死傷好幾個，高仲謙隻得去飛機場邊的窯洞辦公，挂出牌子。那孔窯洞很大，裡面有飛行員宿舍，還空十幾張床位，可作縣政府員工、眷屬的住宿之處。高仲謙的妻子高秀蓉也住這兒，她總是愁眉苦臉。高仲謙簽完公文，與沈之嶽聊時局，他很健談，誇耀自己守土有責，善于與中共方面周旋，已多次見過毛澤東主席，毛澤東邀他擔任邊區議會參政員但他謝絕了。他的壓力很大，正為在飛機場窯洞邊再挖幾個窯洞供縣府辦公使用而與八路軍留守處司令肖勁光交涉。

在送沈之嶽離開時，高仲謙突然說到:就他所知，潛伏在延安城内外的黨國同志正在策劃搞一連串的破壞行動，旨在動搖中共在陝西根據地的政治基礎。高還說米脂、綏德的地方保安團已着手準備作配合，計劃在延安局勢出現動亂時就對當地八路軍駐軍動手……沈之嶽聽了不由大吃一驚，他知道延長縣縣長周景龍、甘泉縣縣長楊烈是中統幹部，鄜縣縣長蔣隆延則是軍統幹部。但他并不知道被重慶方面認為有“親共”傾向的高仲謙仍是自己堅貞的同志。當下他與高仲謙緊緊握手，小聲表示他一定會有所作為，希望高縣長多保重。盡管如此，沈之嶽想來想去，還是不敢有所行動。他甚至不太相信米脂、綏德等縣的國民黨保安團會是訓練有素、士氣高昂的八路軍留守部隊的對手。臨陣退怯使得沈之嶽終于僥幸地逃脫了滅頂之災。

經過沈之嶽的再三要求，他被送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換上了八路軍的灰布軍裝，紮起皮帶和綁腿，過起軍事化生活。他任勞任怨、艱苦樸素、樂于助人，開會學習積極發言。康生還當着羅瑞卿校長等領導的面表揚過沈之嶽，要求同志們改變對來自國統區進步青年存在的某些偏見，幫助和培養他們。沈之嶽俨然從裡到外都換了個人，還向普幹班總支書寫了入黨申請書，請組織上考驗他。應當說，沈之嶽是一個沒當過演員的稱職演員。30多年後，沈之嶽在台灣扶搖直上，當上國民黨政權的安全局中将局長，他比舊日上司毛人鳳以及季源博、張炎元等特務頭子更走紅，且成為蔣經國的心腹。他在自己寫的回憶錄中，回憶了他當年進出延安的經過，大吹特吹他如何與延安中共保衛人員周旋、鬥智鬥勇雲雲，其實根本就沒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