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記載
江東六十四屯，這裡很早就是中國人聚居的地方，曆史上曾有過約六十四個中國居民村屯，其具體數字已大大超過64個，因此人們習慣地稱它為江東六十四屯。
江東六十四屯是中國固有領土，從愛輝縣黑河鎮對岸的精奇裡河口處開始，往南直到孫吳縣霍爾莫津屯對岸處為止的一段土地，面積3600平方千米。在清朝與沙俄簽訂的瑷珲條約中，黑龍江北岸劃歸俄國。但由于江東六十四屯居住大量中國清朝居民，因此在劃界時特别将此地歸屬于中國管理，形成主權與管理權分割的矛盾性曆史問題，即主權在俄，管理權在中，埋下曆史禍根。
第二次鴉片戰争期間俄國強迫中國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又稱《中俄瑷珲條約》。是由俄國和清朝黑龍江将軍奕山在1858年5月28日（鹹豐八年四月十六日，當時俄國使用的儒略曆1858年5月16日）瑷珲（今黑龍江省黑河）簽定的條約，該條約令中國完全失去了對黑龍江以北約60萬平方公裡的領土，烏蘇裡江以東40萬平方公裡土地中俄共管，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放棄領土擁有權最多的條約。此條約當時未經清政府批準，但後來在《中俄北京條約》确認。
《中俄瑷珲條約》的第一條，對處在黑龍江左岸、為中國人曆代居住的六十四屯作了如下規定：“原住之滿洲人等，照舊準其各在所住屯中永遠居住，仍着滿洲國大臣官員管理，俄羅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根據這個條約，中國人在六十四屯享有居住權，中國政府對該處人民享有管轄權，但是中國并無此地之主權。
1900年發生義和團運動，清政府無暇兼顧東北情勢，俄國遂派兵制造了江東六十四屯慘案和海蘭泡慘案。一九〇二年中俄議和後，雖經清朝政府多次交涉索還江東六十四屯，但沙俄政府卻采取種種無賴手段，拒絕原住這個地區的中國人民返回世代久居的家園。
江東六十四屯位于精奇裡江口南至霍爾莫勒津屯，黑龍江左沿岸地帶，“南北一百五十裡許，東西八十裡許”。這裡的村莊是由清政府在清剿雅克薩沙俄侵略者時設立的軍屯點發展起來的，通稱江左旗屯。人們又習慣于以屯數命名，記載中出現過“二十八屯”、“三十餘屯”、“四十三屯”、“四十八屯”等名稱。慘案發生前，這裡有六十四個村莊，又地處瑷珲江東，故稱瑷珲江東六十四屯。
江東六十四屯的居民由漢族、滿族、達斡爾族組成，據俄國當局一八八一年調查，“中國臣民達一萬四千人，其中漢人八千六百人，滿族四千五百人和達斡爾族九百人……共一千二百六十六戶。”達斡爾族居住在六十四屯東部和南部，滿族集中在瑷珲對岸上下一帶，漢族分散于六十四屯各處，或單獨成村，或和滿族、達斡爾族混合居住，其中絕大多數是山東和山西的移民。滿族和達斡爾族在語言、服裝和風俗習慣上與漢人基本相同，“同時講話彼此都懂”。
三個民族都從事農耕，種植大豆、小麥、小米等作物；釀造燒酒，暢銷黑龍江兩岸；所需布匹和農具靠江右供給。居民人數，自一八八一年之後，俄方未進行過統計，一直沿用一萬四千人這一數字。中國有關記載為七千餘人或萬餘人，顯然不是居民達到的最高數字。據《阿穆爾報》負責人的估計，慘案發生前居民為三萬五千人，除去臨時居住的礦工等流動人口一萬五千人，原有居民約二萬餘人。
一八五八年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條約》規定，中俄由額爾古納河沿黑龍江至海口劃界，右岸屬中國，左岸屬俄國；“黑龍左岸由精奇裡河以南至豁爾莫勒津屯，原住之滿洲人等，照舊準其各在所住屯中永遠居住，仍著滿洲國大臣官員管理，俄羅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據此，中國黑龍江以北大片領土劃歸了沙俄，隻保留了六十四屯中國居民的永久居留權和中國政府對這些居民的永久管轄權。
中國在喪失六十多萬平方公裡的土地上保留了一點殘存的權利，固然是中方代表據理力争的結果，但俄方代表同意保留，主要是考慮自己利益的需要。俄方談判代表彼羅夫斯基說，“允許目前居住在左岸的中國居民居住一段時期”，“這對我們不但沒有任何害處，相反，會有好處”，因為“我們的移民還需要他們的糧食”這段話不僅道出了沙俄允許保留六十四屯居民的居住權的真實原因，而且暴露了沙俄侵略者的極端虛僞性。他們在條約上信誓旦旦地保證“永久居住”，暗地裡僅僅是允許居住“一段時期”。可以說從瑷珲條約簽訂之日起，江東六十四屯就隐伏下了嚴重的危機。
瑷珲條約簽訂後，沙俄加緊向黑龍江左岸移民，僅一八五八年就移入二千三百五十人，到一八六一年阿穆爾地區居民達一萬三千六百二十九人。移民以哥薩克和退役士兵為主，農民很少。例如一八六〇年移入男女農民共五百四十二名，而供“補充哥薩克軍隊”的人員達三千四百一十一人。農民僅占移民總數的百分之十三點四。
可見這一時期的移民主要是保證軍事占領的需要。移民們不但不能為駐軍提供給養，而且連他們自己的口糧還需要伊爾庫茨克的承包商運來。這種運輸遠不如就地補給便宜和及時，而江東六十四屯“年産諸糧，富甲全省”，很自然地成為沙俄殖民者們糧食的供應地。法國曆史學家雨拉指出：“在這個地區半野蠻的俄國人當中，這些中國人是僅有的文明成分，他們是當地僅有的農民、園丁和工匠。沒有他們，（俄國人）連生存幾乎都是不可能的。”正是這種經濟上的依存關系，沙俄當局才在“一段時期”内允許六十四屯存在和發展。
蘇聯曆史學家無視以上曆史事實，說江東六十四屯相當于中國的“租借地”，對俄國是“不平等的”，似乎中國居民居留權和中國政府的管轄權是中國強加給俄國的治外法權，這就從根本上颠倒了俄中之間侵略與被侵略的原則界限。六十四屯原是中國固有領土。我六十四屯人民在自己國家的土地上開辟了自己的家園，理所當然地應當在這塊土地上永遠生息繁衍下去。
俄方談判代表同意保留中國居民的永遠居留權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而且事實上這些居民确給俄國殖民者以巨大的經濟利益。它與帝國主義國家在國外強占的租借地毫無共同之處。普羅霍洛夫所謂“租借地”之說，無非是妄圖證明沙俄霸占江東六十四屯的強盜行徑，反而是“正義”的。
唐朝時期
725年唐朝在内外東北民族地區的行政建置，曆史記載是明确的。即在契丹各部置松漠都督府，奚，亦稱庫莫奚各部置饒樂都督府;粟末靺鞨各部置渤海都督府，黑水靺鞨各部置黑水都督府。以上在唐代合稱“四府”。另外，在室韋地區還置有室韋都督，但都督所轄僅為其中一部或各部并受節制，史文無徽。凡此，為唐朝對内外東北民族地區行使管轄權的大緻情形。 在四府中，契丹與奚唐代又稱為“兩蕃”，“同類異種”，到遼代已合而為一。
遼史研究往往上溯松漠、饒樂兩府史實，本文無需多述。渤海、黑水兩府，有金毓級先生所著《渤海國志長編》，收錄中國、朝鮮、日本古代文獻史料極為豐富，然體大事繁， 勿吉、靺鞨七部及唐朝設裡兩府的曆史背景渤海、黑水，是唐代靺鞨中最強大的兩部。
明朝時期
明太祖洪武初年，黑龍江奴兒幹地區先前依附元朝的部落首領多歸降明朝。明成祖永樂元年派邢樞等傳谕奴兒幹，正式招撫諸部。二年（1404年），置奴兒幹等衛所，其後在當地相繼建衛所達一百三十餘。永樂七年（1409年）明政府設置奴兒幹都指揮使司管轄奴兒幹地區的所有軍事建制機構。永樂九年（1411年）正式開始行政管轄權。都司的主要官員初為派駐數年而輪調的流官，後為當地部落領袖所世襲。
在黑龍江下遊今俄羅斯特林附近建有永甯寺，立有永甯寺碑，清代1885年曹廷傑曾拓回碑文。轄區内主要居民為蒙古、女真、尼夫赫人、阿伊努人、達斡爾等族人民，分置衛所，以各族首領為各衛所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戶、百戶、鎮撫等職，給予印信。
據《明史》記載，奴兒幹都司有衛三百八十四，所二十四，站七，地面七，寨一。
都司治所特林在黑龍江下遊東岸，下距黑龍江口約兩百公裡，上距吉林船廠約兩千五百公裡。
西起斡難河（今鄂嫩河），北至外興安嶺，東抵大海，南接圖們江，東北越海而有庫頁島。奴兒幹與内地的郵傳通信主要幹線是海西東水陸城站，北起都司治所特林之西的滿泾站，中經四十五個驿站，南抵底失蔔站，經遼東都司直達北京，交通全程達兩千五百公裡。
當時的“江東十六屯”就在奴兒幹都司管轄範圍内，說明早在明朝江東十六屯就已經是中國領土了。不過，奴兒幹都司與内地不同，主要是實施比較松散的羁縻統治，從其設立的永甯寺碑亦可看出。永樂七年（1409年）明政府設置奴兒幹都指揮使司，第一座永甯寺碑于1413年建永甯寺時所立，一直到1432年明朝政府官員亦失哈才知道永甯寺已毀，而重建該寺，并于1433年立“重修永甯寺碑”。兩碑建立時間相隔20年，期間明朝中央顯然對于奴兒幹都司之事務無實質統治，乃至寺毀仍毫無所知。奴兒幹都司于宣德九年（1434年）正式廢棄，共持續25年，但原設于此處的衛所仍然存在，如建州衛，以對當地繼續實施羁縻。
清朝時期
江東先有舊瑷珲、前霍尼胡爾哈、腰屯和後屯，随着移民和墾殖活動的展開，才逐漸發展形成江東六十四屯。以江東的老屯為例，老屯又名托力哈達屯，是江東六十四屯比較早的屯子之一。最初老屯隻有吳、姚、曹、徐、曾、何幾大姓，随着人口越來越多了，老屯周邊沒有富餘的土地可以開墾，許多人便搬到别處去另立新屯，于是一屯變多屯，六十四屯就是這樣逐漸形成的。江東在早期隻是有舊瑷珲、前胡尼胡哈、腰屯和後屯，由這幾個主要的村屯發展成為我們所說的“江東六十四屯”。江東六十四屯統歸瑷珲副部統管轄。
“江東六十四屯”地區的屯數，在《西巡本末大事記》中記載是28屯。1857年（清鹹豐七年），在奕山奏折中，稱江東“向有旗戶三十餘屯”（《鹹豐朝籌辦夷務始》卷十七）。據滿鐵調查課《近代俄中關系之研究》中記載：江東六十四屯有滿族村屯16個、400戶、3286人，漢族村屯14個、540戶、5400人，達斡爾族村屯14個、280戶1960人，共計44屯、1220戶、10646人。宋小濂《北繳紀遊》和《清實錄》稱48屯。
1883年（清光緒九年），俄方總參謀部中校納紮洛夫進行實地調查，在《亞洲地理、地形和統計材料彙編》記載中，有37屯和26個居民點（沒有列出名稱）。可見，“江東六十屯”的屯數在迅速增加。其根本原因是清代屯墾政策趨向松動，内地居民大批來到邊疆，并多以漢姓窩棚為名建屯于江東六十屯地區的東南部。如：韓家窩棚、曹家窩棚、姚家窩棚、姜家窩棚等。
江東六十四屯，當地人俗稱“江東四十八屯”。這裡的“四十八屯”隻是一個地理概念，系指江東六十四屯地區規模較大的、知名度較高的屯子而言的。由此可見，“江東六十四屯”作為地理概念是可以的，但作為村屯數是不科學的。
事實上，“江東六十四屯”是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沙俄制造“江東六十四屯慘案”前的通稱叫法，從1881－1900年（清光緒七年－光緒二十六年），19年中隻增加1個村屯。當時各屯設有屯長（也叫屯千）。大屯有正、副兩個屯長，小屯隻有一個屯長。徐福剛、李喜元等人說，周圍五、六個屯子還有一個總屯長，叫“五護盧”。各屯屯長都直接聽瑷珲的命令，辦理各屯民事糾紛、征兵征糧等事務。吳小蓮說，當時她的父親是南窩堡的屯長，種地、送官糧、打架鬥毆什麼事情都管，屯子裡有什麼解決不了的事，就過江到瑷珲城衙門報告。
六十四屯居民，都編入八旗。每旗都歸瑷珲各旗營房管，姓徐的屬于兩個旗，一部分是鑲紅旗，另一些姓徐的是正白旗。
各屯的青年人，到了十八歲，每逢二、八月都要到瑷珲城進行騎馬、射箭等操練。合格的當“披甲兵”，其餘的作為“西單兵”（滿語）即民勇了。“披甲兵”到二、八月要進行操練，操練完畢，回家種地，戰時随時應征參戰。徐福剛說，我大哥就是一九〇〇年“跑反”那年被抽去當“披甲兵”的。
各屯每年要定期向瑷珲繳納官糧。各屯每年秋收打完場封江後，把繳納的官糧送到瑷珲入庫。六十四屯的文化教育。江東六十四屯沒有官辦的學校，各屯多半有私塾。私塾裡學習的内容；漢族念的是《三字經》、《百家姓》、《大學》、《中庸》等書；滿族念滿文書；達斡爾族一般也念漢文書。住在江東老虎屯（即老沽托克索屯）的達斡爾族老人康全瑞說，我七歲在屯子裡的私塾念書，學的是《三字經》、《百家姓》、《大學》、《中庸》。
滿族人在私塾裡主要是學習滿文，三年畢業，然後再到瑷珲城去念漢文書。漢族念四書五經得四、五年才能念完。有錢的再想念，就得上瑷珲城。
沙俄入侵
在俄羅斯蠻橫無理的武力威脅之下，奕山終于屈服，被迫于28日與穆拉維約夫簽訂了《瑷珲城和約》，又稱《瑷珲條約》。中俄《瑷珲條約》是俄羅斯迫使中國簽訂的一個中國曆史上最大的不平等條約。這一天簽訂的瑷珲條約規定，原來在黑龍江以北的土地劃歸俄國，60萬平方公裡的廣大地區從此脫離了中國版圖。瑷珲條約還規定，黑龍江下遊烏蘇裡江以東的地區歸中俄兩國共管，實際上也是歸俄國控制的一種托辭了，這一片40萬平方公裡的土地也被劃走，當時100萬平方公裡的土地沒有經過任何戰争，輕易劃歸了沙皇俄國。
原因一是俄國在近代崛起的時候就有一種強烈的領土開拓欲望，二是清王朝對邊疆的控制非常松懈，當年的封建王朝一般都是重内輕外，對邊疆地區根本不重視，多處地點有邊無防。黑龍江流域在古代是中國的少數民族栖息之地，土地肥沃森林茂盛，滿族的祖先女真人在此發祥。
清朝安定天下之後，關内的人口大量增加，剩餘勞動力有很多想向關外謀生，為了阻止漢族居民北上，清朝在遼東還修築了一道種着柳樹的邊牆稱為柳條邊由旗人看守，阻止闖關東的人過去。當時的人形容黑龍江流域百年之間都是一派沃野千裡有土無人的景象，在黑龍江下遊千裡之地，一個基站也沒有，一個駐軍點也沒有。
黑龍江南岸清軍的主要駐地瑷珲城，也隻有1000來個士兵，他們的守邊任務就是每年在解凍季節乘船到下遊收一點皮毛稅，後來是多少年不去一次。
俄國軍隊從1847年開始就占領了黑龍江口的廣大地區，結果清朝的黑龍江将軍在幾年之内對此竟然茫然不知。1851年上奏朝廷的時候還說巡視黑龍江口疆界安定，其實這個時候俄國已經在外貝加爾省集結了16000軍隊。從1854年到1860年，這6年間，分頭進占黑龍江以北和烏蘇裡江的廣大地區，還建立移民點，建立城鎮和城堡。到了1858年俄國軍隊上萬人裝備的新式武器兵臨瑷珲城下，清朝的黑龍江将軍奕山才大吃一驚，他手下隻有不到千人的殘兵，主要武器還是弓箭沒有力量抵抗。
為了避免開戰簽訂了瑷珲條約，對這個條約清朝委員認為過于苛刻沒有承認。到了1860年英法聯軍打進北京還火燒了圓明園，鹹豐皇帝逃到承德，沙俄就乘火打劫了，表示願意出面調節中國同英法的戰争，卻要求報酬，迫使清朝同他簽訂了北京條約，這個條約不僅承認了瑷珲條約，把烏蘇裡江以東的40萬平方公裡的土地也由中國共管改為歸俄國所有。
對于原來屬于中國這一大片土地被俄國占領，沙俄和後來的蘇聯還一直不承認這是侵略行為，因為他的所謂根據是這個地方是原來是無主荒地，按照國際慣例誰先控制就應該屬于誰，雖然這明顯是強詞奪理了，不過清朝長時間有邊無防，邊疆沒有守衛，這也給别國占領我國邊疆大片土地提供了可乘之機。
慘案
事件起因
沙俄阿穆爾省當局準備奪取江東六十四屯的關鍵時刻，中國東北地區的義和團運動掀起了反抗沙俄侵略者的風暴，沙俄政府乘機用武力奪取六十四屯，進而強占東北區域。
當一九〇〇年六月初東北義和團運動剛剛興起的時候，沙俄總參謀長就電令濱阿穆爾省總督戈羅戴科夫“密切監視”邊境地區，為制止義和團運動的蔓延采取“相應的措施”。六月二十三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發布上谕，宣布濱阿穆爾軍區進入戰争狀态，兩天後，濱阿穆爾軍區和西伯利亞軍區同時實行軍事動員，四天後，這兩個軍區分别征召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五名和九千五百一十五名預備役兵員入伍，在短時間内完成了軍事動員。七月九日，沙皇命令兩路俄軍分别在伯力和雙城子集結，待命進攻哈爾濱和牡丹江，黑龍江上空密布戰争的陰雲。
七月十五日，前往支援待命進攻哈爾濱俄軍的兩艘俄輪“米哈依爾”号與“色楞格”号駛抵瑷珲江面。中國瑷珲駐軍“飛渡往阻”，沙俄“色楞格”号開炮射擊，中國軍隊奮起還擊，擊傷“色楞格”号，重創“米哈依爾”号，擊斃擊傷俄官兵五人。沙俄阿穆爾省軍管省長格裡布斯基率騎步炮兵趕到瑷珲對岸的俄軍哨所，炮擊瑷珲城。中國黑河屯駐軍以為俄軍發起全面進攻，回擊海蘭泡。這就是所謂黑龍江事件。
屠殺經過
這一事件本來是沙俄侵華軍事行動引起的，但是格裡布斯基卻以中國軍隊炮擊海蘭泡為借口，對海蘭泡與江東六十四屯中國和平居民舉行血腥的大屠殺。
海蘭泡市中國居民區和郊區有長期居住的華僑“幾千人”，較大的華商“二百三四十家”，此外還有大量的中國雇工、小商販和手工業者，總數在萬人以上。從實行軍事動員起，海蘭泡不斷發生迫害華人的暴行，大批華人紛紛渡回江右。但長期在那裡定居的中國人，因行動不便或因受騙未去，便成為沙俄屠殺的對象。
鑒于海蘭泡市緊張的備戰形勢，中國居民的代表請示格裡布斯基，中國居民是否要撤離，格裡布斯基僞善地保證“決不允許和平的外國人受到騷擾”。中國居民信以為真，結果上了大當。
七月十五日，格裡布斯基下令禁止中國人渡江，并扣留所有的渡船。接着市警察局開始“一無例外”地逮捕所有的中國人。十六日，全副武裝的哥薩克和義勇兵闖入中國人的住宅和商店，不分男女老幼一齊押走，就連“懷抱的嬰兒也被強拉了出來”。
這一天共搜捕了三千至三千五百人，先被俄兵包圍在中國居民區，一些人往外沖逃，當場被殺害五六十人。後來這些人被轉移到市警察局，警察局容納不下，當晚又被押送到精奇裡江邊一個鋸木場裡。
十七日清早，俄兵将所有被押的中國人趕到上布拉戈維申斯克村，名曰“渡江”，實際上是将被捕者趕進江中活活淹死。據劊子手的叙述和目擊者的記載，當被押送的隊伍到達目的地時，“手持刺刀的俄兵将人群團團圍住，把河岸那邊空開，不斷地壓縮包圍圈。軍官們手揮戰刀，瘋狂喊叫：‘不聽命令者立即槍斃！’人群象雪崩一樣被壓落入黑龍江的濁流中去。
有的想拚命撥開人流，鑽出羅網；有的踐踏着被擠倒的婦女和嬰兒，企圖逃走。這些人或者被騎兵的馬蹄蹶到半空，或者被騎兵的刺刀捅翻在地。随即，俄兵一齊開槍，槍聲、怒罵聲混成一片，凄慘之情無法形容，簡直是一幅地獄景象。”“當婦女們把她們的孩子抛往岸上，而且乞求至少能搭救她們的孩子時，哥薩克卻逮住這些嬰兒，挑在他們的刺刀上，并将嬰兒們割成碎片。”經過這場血腥的屠殺，中國人“傷重者斃岸，傷輕者死江，未受傷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滿江洋。”岸上“堆積如山的‘屍體’，大都是氣息未絕的活人”，他們都被“一古腦兒地投入江流”，水面又浮起一層半死的人筏，翻滾着向東流去。
目睹這場大屠殺的人，無不感到“毛骨悚然和為之心碎”。就連屠殺者也受到了良心的譴責，一個俄國義勇兵說，“殺人的一方，完全滅絕人性，他們不是魔鬼，便是畜性。在人世間竟能看到如此慘景，簡直就是一場惡夢。如果被殺的人都是些還有掙紮能力的男子的話，也許不會如此凄慘”，但是當看到“一些緊摟嬰兒企圖逃脫的母親被紛紛刺倒，從懷中滾落的嬰兒被碾得粉碎時”，“隻有那些完全沒有人性的野獸才能禁得住！”
這種滅絕人性的屠殺一直進行到七月二十一日，共奪去五千餘名中國人的生命，隻有少數人遊到對岸而得以逃生。七月二十二日，阿穆爾當局宣布海蘭泡市内的中國人已被全部“肅清”了。
事件結果
七月十七日，阿穆爾當局舉行海蘭泡大屠殺的同時，另派出軍隊撲向江東六十四屯，對中國居民舉行了多次掃蕩。俄兵驅各屯居民聚于一大屋中舉火焚燒，大部分被活活燒死。俄兵又沿村發火，毀盡房屋，槍殺居民，僅博爾多屯一地就殺害了上千人；最後将“未及過江者，不分男婦老幼，農夫工匠，負販商賈及民間各行等業一同逼入江中，通共浮水得生者不過六七十人，其餘均被逼溺死江中，浮屍蔽江者數日。”這次屠殺，又奪去了二千餘名中國居民的生命。
海蘭泡和江東六十四屯被害的中國居民的屍體壅塞在黑龍江水面，直到三個星期後還在江上浮遊。一個俄國上校軍官寫道“七月二十四日，我們一行人又乘船繼續向前航行。輪船很快就趕上一具溺屍。在它後面又出現了第二具、第三具屍體。就這樣，在黑龍江整個寬闊的河面上，一具具屍體漂遊着，仿佛在追逐着我們的輪船。很顯然，這是在海蘭泡淹死的那些最不幸的人。在一個扁平的沙灘上，一下子沖上來很多溺屍。
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一，一百三十二’，爾上校輕輕地數着。這片淺灘遠遠地泛着白光，而由那些褐色和粉紅色的屍體所砌成的長長的帶子，就象花邊一樣鑲在沙灘的水邊上。周圍的空氣被嚴重地毒化了，我們都不得不用手帕塞住鼻子。很難估計出我們這一天趕上了多少屍體。但是，據判斷，僅在一個小沙嘴上，我們共數出一百五十具。可以想見，中國人的屍體是很不少的。
滔滔的黑龍江變成了一條流不盡的血河！這是江上“有史以來最大的屠殺，最大的悲劇，最大的罪惡。”慘案已經過去八十一年了，但今天重溫這一段血與火的曆史，它不僅激起中國人民的無比義憤，而且也不能不激起一切善良人民（包括蘇聯人民在内）感情的波瀾。
俄方借口
沙俄當局振振有詞地說，中國東北地區的義和團運動破壞了俄國修築的鐵路，殺害了俄國鐵路員工和婦女兒童，海蘭泡與江東六十四屯大屠殺是它采取的“報複”措施。
東北地區義和團運動六月爆發，七月達到高潮，在短短的幾十天中共拆毀鐵路五百五十俄裡，剪斷了幾乎所有的電話線，毀壞車頭四十五個、平車一千六百節，燒毀橋梁四千五百俄丈和其他鐵路設施，使東清鐵路工程全部停工。義和團破壞鐵路是事實，問題的實質是這種破壞是正義的反抗鬥争還是侵略行為，能否構成沙俄屠殺中國和平居民的理由。
吞并中國東北是沙俄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國策，而東清鐵路的修築是實踐這一國策的中心環節。“沙俄遠東政策的制定者财政大臣維特，圍繞東清鐵路的修築，将巨額資本引入中國滿東北，以“經濟占領”的方式，逐步實現其最後吞并的目标。[在他看來，隻要保持住沙俄對東北“經濟占領”的穩定局面，保證鐵路工程的順利進行，最後目标的實現隻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
東北義和團運動爆發前夕，東清鐵路和南滿支線的工程正加緊進行，當時已鋪設鐵軌一千四百八十公裡，共有車頭二百零八個，車箱和平車五千四百輛以及其他大量建築器材。鐵路沿線盤踞着六千餘名全副武裝的沙俄“護路軍”。旅順口駐紮着一萬三千五百名沙俄正規軍，封鎖着東北的門戶。鐵路一旦修通，沙俄大軍朝發夕至，和以上武裝力量“聯為一氣”，整個東北便唾手可得。東北地方官員指出：“俄欲得志于整個東北區域，已非一日。
比來創修鐵路，是入據我心腹而制其手足，一旦修通，不傷一兵，不損一矢，而三省一時為敵有矣”珲的一個普通商人悲憤地說：“東北簡直成為俄國的了，将來鐵路修成之後，俄國的壓力将會更大”。東北各階層人民普遍地感到鐵路的修築和東北的存亡緊密相連。他們要捍衛民族的生存，就不能不阻止鐵路工程的進行。毫無疑問，東北義和團對鐵路的破壞，完全是反抗沙俄侵略者的正義行動，而沙俄為此舉行“報複”和鎮壓，純屬維護侵略特權的強盜行為。
至于說東北義和團殺害俄國鐵路員工和婦女兒童，完全是沙俄當局的一種惡毒煽動。六月二十八日，還在義和團破壞鐵路之前，黑龍江将軍壽山就電告沙俄建築東清鐵路總工程師尤哥維奇，俄國的軍事動員将在中國東北居民中引起嚴重的騷亂，要俄國不要訴諸武力，并全力承擔保證俄方人員的安全。[76]七月八日，盛京、吉林、黑龍江三将軍又緻電尤哥維奇，再次呼籲俄國不要進攻東北；并指出俄國護路軍殺人放火，恢複秩序已十分困難，要求将他們撤走，鐵路全部财産交中國官員管理，俄國職員和平民由中國軍隊保送出境，待秩序恢複後重返施工。[77]但這一切建議，都遭到俄方的蠻橫拒絕。
中國東北當局看到俄國決心侵華，不得不以武力驅逐沙俄護路軍，以消除腹心之患。但對俄國職員和平民竭力保護。南滿支線上的職員和居民，還在義和團運動爆發時就撤到了旅順口，後來又轉移到海參崴，未受到什麼傷害。其餘各段上的職員以及婦女兒童，根據《建築東清鐵路總工程師第I68号命令》，分别撤往伯力、雙城子、海參崴、外貝加爾地區和哈爾濱。
鑒于哈爾濱集中了大批俄國非武裝人員，壽山鄭重通知尤哥維奇，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流血事件，他“建議立即将婦女、兒童和非武裝的職員送走；并且命令各要塞和軍隊不得射擊運載非武裝人員的船隻。”[尤哥維奇選拔一千名職員和工人編成義勇兵，與護路軍一起留在哈爾濱負隅頑抗，将其餘的非武裝人員分批運往伯力，于七月十二日安全地運出第一批。
盡管中國東北當局竭力保護俄國平民，但沙俄仍然制造了海蘭泡與江東六十四屯大血案。壽山在緻尤哥維奇的電報中嚴正指出：俄國“工程師和工人目前正受到我們的全力保護”，“然而，你們卻對中國人和江北所有的鄉村居民進行大屠殺，你們怎麼能支持這種暴行呢？”壽山表示他不為俄國的屠殺而對中國境内的俄國平民進行相應的報複，他仍然“嚴令所有的部隊，并勸說拳民，不許他們過江去無理燒殺”，因為“這種行為是違背天良的”。壽山再次申明“如果留在哈爾濱的男人和婦女願意回國，他們應當立即動身”，他和吉林将軍共同負責撤離者的人身安全。
七月二十四日，俄國最後一批共二千五百名職員和平民從哈爾濱撤往伯力，沿江中國駐軍未加攔截。東北地方官兵指出：“六月十五日富拉爾基俄國監工人等，聞警逃避西路者約有數千名口，無不保送出境；其流落在後者，均交素識商人收養，毫無淩虐；由哈爾濱乘船順流而下者，聽其駛行，不準阻攔；凡此種種，均有電報公文可查。”
以上中俄雙方文件證明，中國當局對俄國婦女、兒童和職員都采取了多方面的保護措施，直至俄方舉行海蘭泡大屠殺之後，這種保護政策始終未變。這一鐵的曆史事實徹底揭穿了所謂“殺害婦女兒童”之一說，純屬沙俄政府用以煽動俄國民族情緒反對中國人民的欺騙宣傳。沙俄正是借助這種宣傳，掀起了反華、排華和侵華的惡浪，并掩飾他們屠殺中國人民的滔天罪行。
海蘭泡受到中國的威脅，俄國人不進行屠殺，更大的屠殺将加到他們頭上；海蘭泡的悲劇是俄國人在非常時期“采取的一種非常手段”，這是國外有關著作中最常見的一種看法。
世人評論
美國曆史學家貝弗裡奇說這一慘案是“俄國在遠東最近曆史中臭名昭著的醜聞”。日本人石光真清指出，這是黑龍江上有史以來“最大的屠殺，最大的悲劇，最大的罪惡！”俄國人多伊奇認為，“沙俄現在實行的這種慘無人道的做法，隻有與中世紀審判異教徒的宗教法庭和西班牙對異教徒、猶太人和摩爾人的迫害才可以相比拟”。
地理位置
江東六十四屯地區系指黑龍江左岸精奇裡江（今俄境，俄稱結雅河）以南，至孫吳縣霍爾莫律屯對岸的大片土地。但對江東六十屯地區長與寬卻說法不一。經查證，很多說法與事實不符。
《清史稿》中的《地理志》記載：“江東六十四屯在焉，精奇裡江以南，黑龍江以北，東以光緒六年（1880年）封堆為界……南北一百四十裡，東西五十裡至七十裡”。
1888年（清光緒十四年），俄人出版的《亞洲地理、地形和統計材料彙編》記載：江東六十四屯長66俄裡（相當139.92華裡）、寬20俄裡（42.4華裡）。
1911年（清宣傳三年）出版的《東三省政略》的《瑷珲篇》中，有“江東六十四屯南北一百四十裡，東西五十至七十裡地”的記載。
1920年（民國九年）的《瑷珲縣志》記曰：“瑷珲對岸江左居住旗屯六十四村，面積南北一百五十裡許，東西八十裡許”。
1933年出版的《黑龍江志稿》卷二《地理志》中說，江東六十四屯“袤一百八十裡，廣九十餘裡”。
然而，宋小濂的《北繳紀遊》，對1887年（清光緒十三年）李金镛赴江左與俄官共同挑溝劃界，作了及時而又翔實的記錄。他寫道：“迨十三年（1887年)三月，觀察使李公(李金镛）以勘礦來漠（河），奉将軍恭檄，饬會同黑龍江副都統成慶赴江左分劃旗屯原住界址……刻期，兩國各派官監工開挖，以杜遲疑生變。乃由補丁屯挖至老瓜林，計一百七十四裡。正欲向前，因俄官堅以不能作主為辭，暫行停止。按着條約（即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條約》），自老瓜林至豁爾莫勒金屯四十裡均應劃歸旗屯”。
《北繳紀遊》中對李金镛過江左同俄官挑溝劃界的記述，不僅及時，而且又有經過，為我們研究江東六十屯地區的長度和寬度提供了準确而又翔實的資料。
從宋小濂《北繳紀遊》對李金镛赴江左同俄官挑溝劃界的記實，我們清楚地看到：從補丁屯挖至老瓜林，共174裡，從老瓜林至豁爾莫勒金屯尚有40裡未挖。因此，江東六十四屯地區南北長度應該是214裡。為什麼多數資料卻大大小于214裡？其根本原因：一是多數資料的作者沒有注意到1858年（清鹹豐八年）簽訂不平等《中俄瑷珲條約》時江東六十四屯地區的長度。二是忽視了自1858年5月簽訂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條約》至1900（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俄難”42年間由于沙俄侵略者不斷蠶食、江東六十四屯長度不斷縮短的事實，不恰當地運用了被沙俄蠶食後的數字。
在記述江東六十四屯的寬度問題上，除了《黑龍江志稿》中有“廣九十裡”的記載外，其他的記載均與事實相差很大。其根本原因也是由于作者忽視了沙俄侵略者自東向西侵略，緻使江東六十四屯東西寬度步步縮小的事實。有《北繳紀遊》為證：1879年（清光緒五年），“俄人愈衆，開地愈廣，将滿洲人所住之段山屯草甸、牧廠（場）侵占，不容滿洲屯人牧放牲畜”。
1883年（清光緒九年），俄人“不照會中國官員，自由補丁屯後起向石頭泡子西，占地十餘裡；至大泡子、托力哈達屯西止，劃犁記兩道，計占去熟地二百四十餘垧，荒地尤多，并滿洲人種地窩棚一所。又于犁地内劃占霍尼音胡爾哈達地四屯草甸，長十七、八裡，寬七、八裡不等”。同時，“按條約所載之豁爾莫勒金屯系在大泡子東南，而彼國犁記由大泡子向西北而下，複占去荒地四十餘裡”。這就是江東六十四屯地區東西寬由“廣九十裡”縮到“七十裡”，最後到“五十裡”的原因。
綜上所述，江東六十四屯地區南北長應是214華裡，東西最寬應是90華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