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公元7世紀的“大化改新”後，日本社會武力争奪土地資源與政治權力的鬥争日益激烈，武士階層逐漸形成。11世紀末，日本封建領主源義家擔任陸奧守時，曾平定當地一次内亂。源義向朝廷請功，遭到拒絕。源義家便自行對家臣論功行賞。這個舉動赢得了人心，關東（今東京一帶）武士紛紛投靠他，與其結成主從關系。從此，武士階層的基礎在日本正式形成。久而久之，這種武士階層的思維、道德和行為規範逐漸形成了“武士道”。
内容
瘋狂崇尚切腹
“武士道”一詞大約始于江戶時代(1603—1867年)初年。但是，早在始于8世紀末的平安時代，就已出現“武士之道”、“弓矢之習”、“坂東武者之習”等稱謂，即武士道的雛形。它驅使武士以效忠和服從主君為首要義務，為主君殺伐征戰、攻城略地，是一種其适合于戰争時期的戰争之道。
12世紀末，鐮倉幕府成立後，設立禦家人制度，進一步以儀式和法律形式确立主從關系，武士的政治地位開始上升，武家政治制度也随之強化，儒學、禅宗佛教和神道教等思想開始成為銘刻在武士心靈深處的法典。
此時的武士道同樣是以殺人為目的的戰争之道，但是，它更強調獻身精神和禮儀。最典型的是，死的傾向被美化，切腹自殺成為“光榮的解脫法”。當時對切腹的崇尚已到了瘋狂的境地，以至于在切腹的體位和方法上還有多種區别。另外，還有更殘忍的殉死切腹，少則數人，多則上百人。當代電影導演小林正樹就曾拍過《切腹》一片，真實刻畫了那殘忍的一幕幕。其實，武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切腹動機歸根到底是受利益的驅使，以自己的名譽，換取子孫後代在武家社會的權益。
江戶時代前，武士的公務以軍役為中心，在戰場上建功立業。江戶時代的200多年間，實質性的戰鬥已經消失，武士作為戰鬥者的角色形式化，主要公務轉化為行政事務。武士道的基本内容轉化為忠誠、武勇、名譽、服從、義、儉樸、禮儀、勤學等。當然，這些無一不是旨在強化武家政治和主從關系，無一不是武士經濟生活與職責義務的需要，無一不是在培養為主君建功立業的技能和“品格”。其中，“忠誠”是核心和靈魂，起統帥作用。
本質
這種“忠誠”表現為日益濃烈、盲目狹隘的複仇主義。影響最深遠的就是“赤穗47浪人”複仇事件。1701年，江戶城的義央污辱了播州赤穗城城主淺野内匠頭長矩，長矩自殺。淺野的47名家臣成為浪人，又合謀殺死義央，然後自殺殉主。這一赤穗事件成為日本曆代各種文學體裁競相表現的“忠臣藏”主題。
武士道中的這種“忠誠”精神與武士的死亡觀有關。1716年，由佐賀藩的藩士山本長朝傳述，由同藩藩士田代陳基聽聞書寫整理的《葉隐聞書》寫本完成，共11卷1200多節。
這是日本武士道的古典，所表現的正是武士道中的毫不留戀的、毫不猶豫的死亡觀。當然，“不要命”與“要人命”是息息相關的，《葉隐聞書》中處處都是非常殘忍的武士論語。例如，佐賀鍋島藩祖直茂向其子勝茂說，要想使斬首習以為常，得先對處刑者斬首。于是在其衙門内，排列十人讓他一一斬首。日本軍人侵略中國時搞的“百人斬”正是這種殘忍的典型。
《葉隐聞書》中的很多例子也是令人發指的。比如，江戶屋敷的看守倉庫者堀江三右衛門，偷了庫存的金銀，被逮捕逼出口供之後，即下令折磨死。于是先将他身體上的體毛燒光，剝他的指甲，切斷他的腳筋，用錐磨等工具給他種種折磨；再比如，依父親的指示，山本吉左衛門為養成殺人不在乎的品性，5歲時就得斬殺狗，15歲時斬殺死刑犯。因此，武士道中講述的許多行為，本質上都是殘酷無情，慘不忍睹的。
明治維新後，武士道并未随着封建制度和封建武士退出曆史舞台而畫上句号，反而從中世紀的武士道中推陳出新。明治政府的核心由中下級武士組成。
1871年和1878年，陸軍大臣山縣有朋發布軍人守則《讀法》七章和《軍人訓誡》，在軍人精神的外衣下複活武士道。這樣，武士道逐漸演變成了“近代天皇制武士道”和“現代軍國主義法西斯武士道”，成為對外進行侵略擴張的精神工具。比如在日俄戰争中，日軍常常采用“肉彈攻擊法”，即以己方官兵不怕死的武士道精神，不計傷亡地連續沖鋒陷陣，迫使對方最終喪失戰鬥意志而崩潰投降，讓士兵用鮮血和生命去填平“勝利道路”。
對外侵略的精神工具
19世紀末的甲午戰争中，日軍暴虐地進行“旅順大屠殺”、“領台大屠殺”。西方列強一緻将日本視為野蠻國。為了向國際社會解釋日軍的殘忍行為，新渡戶稻造于1899年用英文寫成了《武士道》一書。
新渡戶早年在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留學，後來擔任美國總統的伍德羅·威爾遜曾是他同學。畢業後，新渡戶娶了美國人瑪麗。在瑪麗的幫助下，新渡戶出了英文書《武士道》，将日本傳統與歐美比較，詳述日本的武士道與歐美騎士精神的相似性，辯解說日本切腹、複仇等絕不是野蠻。
憑借典雅的英文，《武士道》一書在歐美知識界廣為暢銷，新渡戶也成為日本精神和倫理學的權威。1905年，因為以“武士道”精神對日本從事對外戰争進行包裝，新渡戶夫婦獲得了明治天皇的召見和嘉獎。接着，新渡戶步步高升，先後擔任京都帝國大學教授、第一高等學校校長、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和東京女子大學校長等職。
1920年起，新渡戶擔任國際聯盟副秘書長長達7年，負責日本在國際上的宣傳工作，積極為日本的殖民統治呐喊助威。回國後，新渡戶又擔任貴族院的議員，為“九一八”事變出兵中國東北強加辯解，竟胡說“滿洲國”是“民族自決”，并一直強調日軍侵華戰争的正當性。
1938年，《武士道》一書的日文版由矢内原忠雄翻譯在岩波書店出版，成為日本的“鐵定版”，其書的第16章中《武士道仍然存在？》中斷定“武士道一直都是日本的精神與原動力”。書中認為，通過佐久間象山、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大隈重信、闆垣退助等人，日本的“王政複古”維新事業得以推動，日本成為“上下一體的皇國”。但是，他否認日本的“内政”成就是建立在“外征”的基礎之上的。
20世紀，日本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對傳統社會中武士道的核心價值———“忠誠”進行改造與更新、繼承與強化，使之轉變為近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在1984年日本銀行推出的新版日币上，5000日元上的圖案為新渡戶稻造，這表明日本人對武士道的推崇。
事實上，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軍國主義者以武士道為精神支柱和戰争工具，不遺餘力地對外侵略、掠奪，獲得的巨大賠款和殖民地收益，極大地加快了日本現代化的發展步伐。當前，日本式企業經營方式的三大法寶———終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業内工會，即“勞資命運共同體”，就是直接來源于武家社會“君臣一體”家族觀念中的傳統模式。這足可見武士道對日本的影響之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