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兩谏吳王
大約在漢高後七年（前181年），枚乘開始擔任吳王劉濞的郎中（文學侍從，類似文字秘書）。在劉濞因怨恨朝廷而謀劃叛亂時，枚乘以《上書谏吳王》勸谏劉濞，用長篇比喻的形式來規勸劉濞審時度勢，勸說劉濞從根本上放棄造反的念頭，但劉濞并未采納其建議。于是，約在漢文帝後元二年（前162年），枚乘離開吳國前往梁國，與梁王劉武交遊。
漢景帝劉啟即位之後，禦史大夫晁錯為漢朝定立制度，削弱諸侯，先後削去了楚國的東海郡、趙國的常山郡、膠西國的六個縣。漢景帝三年（前154年），朝臣議論削減吳國封地。劉濞惟恐削減封地無休無止，于是與膠西王劉昂、膠東王劉雄渠、菑川王劉賢、濟南王劉辟光、楚王劉戊、趙王劉遂聯合，以誅殺晁錯為名發動叛亂。漢景帝獲悉後，在袁盎等人的建議下殺了晁錯來表示對諸侯的歉意。此時，枚乘又以《上書重谏吳王》勸谏劉濞停止叛亂，但劉濞不采納枚乘的建議，仍執意叛亂，以緻被殺。
受知兩朝
七國之亂被平定後，枚乘因曾兩次勸谏劉濞而聞名于世，漢景帝于是任命枚乘為弘農郡都尉。但枚乘長期做諸侯大國的上賓，喜歡與賢才俊彥相往來而不喜歡任官，于是稱病辭職，再次到梁國與劉武交遊。
漢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劉武逝世。之後，大約在次年（前143年），枚乘返回故鄉淮陰縣。
漢武帝做太子時就聽說枚乘的名氣，等到即位為帝時，枚乘已經年老。于是，建元三年（前138年）九月之後，漢武帝以安車蒲輪（有蒲草裹着車輪的小車）去征請枚乘，結果枚乘于途中逝世，享年約七十三歲。
主要影響
文學影響
文學上，枚乘所作的《七發》在辭賦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既奠定了典型漢大賦的基礎，又是“七體”的開首之作。
一方面，《七發》對先秦文學多有借鑒，融會了《離騷》的宏大體制及其中的問答形式、《招魂》帝與巫陽的問對以及《招魂》和《大招》的鋪排描寫手法等前代文學的各種因素，在繼承的過程中又有很大的創造性，表現出有異于先秦時期的審美情趣和藝術取向。其主要表現為：
①精細的叙事和描繪。《七發》善于鋪陳排比，誇張渲染，在寫作上最大的特點是善于描寫形容，寫景狀物，聲色情态畢現，描摹精緻細膩，形象生動。其采用完全虛拟的第三人稱之間的對答形式，所虛構的故事框架雖很簡單，卻擺脫了描述實際事件抒發由此産生感想的限制，使作者能夠自由地選擇和表現自然和社會生活内容。其所鋪陳的内容，從多方面開拓了文學的題材，這些題材在後來的賦文中得到繼承和進一步發揮，成為後世大賦廣泛運用的題材。故《七發》雖未以賦名篇，卻在體制和藝術手法上都為後來漢大賦創作樹立了典範，是一篇奠定大賦虛構誇張、排比鋪陳典型特點的開風氣之作。
②韻散結合。《七發》通篇是雜有楚辭式詩句的散文，其語言形式一方面吸收了楚辭的句式和“兮”字，一方面大量地使用散文的句式，同時也有對偶、排比句式的運用。與楚辭相比，其詩的成分減少，散文的成分增加，是韻文與散文的結合，是詩歌的散文化與散文的詩歌化。
③虛構誇張的筆墨。《七發》構思奇特，結構恢宏，以“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發端，通過吳客之口來探尋太子得病的原因和治療的方法，分别對音樂、飲食、車馬、宮苑、田獵、觀濤六個方面的情狀作了充分的排比鋪陳，最後歸結到聖哲的“要言妙道”上來，其人物及其對話都是虛構的，叙事和描寫也是想象的，頗具文學創作的意味。
另一方面，自東漢傅毅仿《七發》而作《七激》後，一部分文人開始将《七發》作為文章之一體（“七體”），紛紛效仿。之後，魏晉時期，摯虞已将“七體”作為一種文體來看待；南朝宋時期，範晔《後漢書》将“七體”與其他文體分開；南朝梁時期，劉勰《文心雕龍·雜文》專門論說“七體”，蕭統《文選》設有“七體”的目類；《隋書·經籍志》著錄有南北朝時期謝靈運《七集》十卷、卞景《七林》十卷及顔之推《七悟》一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卞景《七林》十二卷及顔之推《七悟集》一卷；《宋史·藝文志》不見著錄。據清代學者平步青統計，自枚乘以後到唐代為止，有目可査的“七體”之作就有四十多家，唐以後各朝作家亦時有模拟。
主要思想
政治思想
枚乘是藩府士人中最先對大一統表示認同的人物之一。在劉濞顯露出叛亂的政治傾向時，憑借着對時局的理性判斷，枚乘感受到了中央權威的不斷加強，敏銳地察覺到了政權統一趨勢的不可抗拒性，于是作《上書谏吳王》，以勸谏的口吻，詳說利害，縱橫捭阖，規勸劉濞審時度勢，勿以卵擊石，其立場始終着眼于漢朝的穩定與統一，鮮明地表現出其對大一統的認同。但不同于晁錯等人對朝廷的極端維護，枚乘對于大一統隻是一種精神上的認同，不意被大一統的高壓态勢消解個人品質或成為兩者之間政治鬥争的犧牲品，更願意面對的是朝廷與地方藩王的相安無事。
音樂思想
從枚乘所作的《七發》中有關音樂的一段文字來看，枚乘的音樂思想主要有：
①功利的社會觀。在《七發》中，音樂在扮演的不是一種簡單的具有娛樂功能的藝術形式，而是一種極富功利色彩的道德教化工具。這種觀念是由來已久的，音樂之道至遲從春秋時期開始就已經被視為人倫之道。魯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季劄觀樂于魯，從《詩經》的風、雅、頌中感受到的完全是人的道德和品性。儒家的理論一般認為，先王定制禮樂，就是要教導大衆明辨是非、趨善去惡，回歸人性的正道。而墨子、韓非子等人的“非樂”無非是說音樂會誤性、誤國、誤民，這也可從反面證明音樂始終被認為是具有功利性的，對社會非利即害，其娛樂功能的被忽略幾乎是一貫的，枚乘也不例外。《七發》中的“要言妙道”固然是根治楚太子之病的良方，而枚乘又從功利的音樂社會觀出發，認為其次當屬音樂，因為它是道德感化的基礎，能最直接的反映社會人生，所以他列音樂于其他六事之首，與“要言妙道”形成前後夾擊之勢，突出了重點。
②尚悲的音樂審美觀。三國時人嵇康在《琴賦》的序中概括出了曆代音樂賦所體現出來的一種尚悲的音樂審美觀——“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這種以悲為美的音樂觀在《七發》中便可見一斑。《七發》在描寫制琴的原材料桐樹的生長環境時，極力突出危苦，又選野蠶之絲、孤兒之鈎、寡婦之珥為配件飾物，無非是認為隻有如此，桐樹才浸透了天地萬物的悲聲和凄涼，具備了悲哀的材質，方成為上等之材，用這等材料制成的琴自然就具備了悲哀的音質。又寫伯牙為歌“麥秀蕲兮雉朝飛”，據漢代揚雄《琴清英》載，“雉朝飛”詠的是青年男女的婚姻悲劇故事，是一篇極其悲哀婉轉的曲詞。奏如此之琴，歌如此之曲，正應了文中所說的“此天下之至悲也”。而《七發》本以七事啟發楚太子，音樂的“至悲”和飲食的“至美”、車馬的“至駿”、遊樂的“靡麗皓侈廣博”、田獵的“至壯”、江濤的“怪異詭觀”和“天下之要言妙道”六者并列同提，可知音樂的“至悲”也即音樂的“至美”，而天下最悲哀婉轉的曲調和歌詞，在枚乘看來也就是天下最美的音樂。
③極緻的藝術美學追求。《七發》中有關音樂的一段文字，無論是寫桐樹的生長環境，寫制琴，寫演奏還是寫音樂之美，給人一個最直接明白的印象就是，枚乘在力圖通過遣詞造句營造出一種趨于極緻的藝術效果，“至悲”或者說“至美”就是枚乘所追求的最終目的，說枚乘是一個“完美主義者”是毫不為過的。這種在音樂方面的極緻的美學追求，或許與枚乘本人作為一個成功的、傑出的辭賦作家的身份是不無關系的。因為“極盡鋪陳之能事”本來就是辭賦作品的一個最基本的特征。所以，可以說，“極緻”不僅僅反映了枚乘對音樂的美學追求，同時也是枚乘對整個藝術的美學追求。
養生主張
枚乘把養生與轉變腐敗風氣，甚至與國家的安定、政權的鞏固緊密聯系在一起，倡正反邪、倡勤反惰、倡動反靜、倡節制反縱恣、倡康朗陽剛反萎靡淹沉。其養生主張有：①提倡蔬食淡飲，力戒腥酞肥厚的飲食習慣；②提倡戶外活動，擁抱大自然，登高遠遊來娛悅身心；③提倡參加社會活動和激烈的運動，以磨砺自身的體魄，開闊自己的胸懷；④提倡加強自身的精神修養，培養高尚的情操，用音樂和健康的活動陶治自己的情性，抵制不良生活習俗。
曆史評價
唐代以前
東漢班固：①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
②賈山自下劘上，鄒陽、枚乘遊于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漢書》）
東晉至南朝宋間謝靈運：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蔚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拟魏太子邺中集詩八首·序》）
南北朝時期劉勰：若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徐幹之沉默，豈曰文士，必其玷欤？（《文心雕龍》）
唐宋元時期
唐代王勃：自微言既絕，斯文不振。屈宋導澆源于前，枚馬張淫風于後。（《上吏部裴侍郎啟》）
唐代梁肅：枚叔、相如、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于霸塗者也。（《補阙李君前集序》）
北宋劉敞：韓棱才抗俗，枚叔賦無俦。（《病中逢秋欣然慰懷作五言呈兩倅》）
元代陳樵：枚乘終顯達，馬周豈迂疏。（《送蘇吉甫館于穆千戶家歸》）
元代張昱：漢詩十九首，不複辨名氏。蘇李及枚乘，伯仲之間耳。（《古詩十四首·其二》）
明清近現代
明代黎民表：四方賓客皆麇至，枚叔鄒陽最稱美。（《梁園歌》）
明代歐大任：①六花飛滿菟園中，枚叔揮毫自國工。（《雪中同華甫發南浦酬用晦二首·其一》）
②枚乘工作賦，薛漢雅言詩。（《酬王堯載過訪見贻》）
明代沈鯉：梁園賓客如雲，鄒、枚諸人文采爛然，非不驚愚誇才而無益于實用。千載之下，與荒台廢址而俱盡。（《歸德府學記》）
明代屠隆：大梁豔鄒、枚之浮華。（《與王元美先生書》）
明代胡應麟：枚叔聲華豔，文翁治化循。（《寄景陵徐使君三十韻》）
明末清初黃道周：枚叔生無用，申君死不香。（《人日新安虎帳勉觀梅花同賴敬儒作四章》）
清代陳廷敬：自賈生以來，晁錯、賈山、鄒陽、枚乘、路溫舒皆有文學詞辨，數進谏說。晁錯事景帝，以七國事誅；賈山在文帝時，言多激切；鄒陽、枚乘遊吳，以正言劇濞之邪心，不及于禍，可謂邦無道，免于刑戮者矣。溫舒牧羊，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其論尚德緩刑，何其溫文爾雅，有三代忠厚之遺風與！以餘觀數子，溫舒之學幾于純已，使其遇文帝，所建言當不僅如此已也。然史稱其後遂為世家。禍福之于人，豈信無天道哉？（《午亭文編》）
近代魯迅：《漢志》有《枚乘賦》九篇；今惟《梁王菟園賦》存。《臨灞池遠訣賦》僅存其目，《柳賦》蓋僞托。然乘于文林，業績之偉，乃在略依《楚辭》《七谏》之法，并取《招魂》《大招》之意，自造《七發》。借吳楚為客主，先言輿辇之損，宮室之疾，食色之害，宜聽妙言要道，以疏神導體。……由是遂有“七”體，後之文士，仿作者衆，漢傅毅有《七激》，劉廣有《七興》，崔朋有《七依》，……凡十餘家；遞及魏晉，仍多拟造。謝靈運有《七集》十卷，卞景有《七林》十二卷，梁又有《七林》三十卷，蓋即集衆家此體為之，今俱佚；惟乘《七發》及曹植《七啟》，張協《七命》，在《文選》中。《文選》又有《古詩十九首》，皆五言，無撰人名。唐李善曰：“并雲古詩，蓋不知作者；或雲枚乘，疑不能明也。”然陳徐陵所集《玉台新詠》，則其中九首，明題乘名。審如是，乘乃不特始創七體，且亦肇開五古者矣，……其詞随語成韻，随韻成趣，不假雕琢，而意志自深，風神或近楚《騷》，體式實為獨造，誠所謂“畜神奇于溫厚，寓感怆于和平，意愈淺愈深，詞愈近愈遠”者也。稍後李陵與蘇武贈答，亦為五言，蓋文景以後，漸多此體，而天質自然，終當以乘為獨絕矣。（《漢文學史綱要》）
南陽師範學院音樂學院教授吳金寶、馮振琦，副教授馮建志：（枚乘是）漢賦創作的先驅者之一。（《漢代音樂文化研究》）
人際關系
親屬成員
妾：姓名不詳，枚臯母親。
兒子：枚臯，字少孺，不懂經學，談笑恢諧，好像演雜戲的俳倡，所作詩賦，也喜歡用輕浮不雅的詞句。
後世紀念
枚乘宅墓
枚乘宅、枚乘墓原位于今江蘇省淮安市淮陰區，據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二十四·淮南道二·楚州·淮陰縣》記載：“枚乘宅墓，在縣南二百步。趙嘏詩雲‘家在枚臯舊宅旁’，即此也。”《〔乾隆〕大清一統志·卷六十四·淮安府一·古迹》亦載：“枚乘宅，在清河縣東南。《太平寰宇記》：‘枚乘宅，在淮陰縣南二百步。’唐趙嘏《憶山陽》詩雲‘家在枚臯舊宅邊’，謂此。”《〔乾隆〕大清一統志·卷六十五·淮安府二·陵墓》又載：“枚乘墓，在清河縣東。《太平寰宇記》：‘枚乘墓，在淮陰縣南二百步。’又《明一統志》：‘枚（率）〔乘〕墓，在舊淮陰縣治南。’”今已不存。
枚亭等
江蘇省淮安市淮安區河下街道有紀念枚乘及其子枚臯的枚亭、枚公河、枚裡街。其中，枚亭位于蓮花街西裡運河堤邊。如《〔正德〕淮安府志·卷十四·古迹·山陽縣·三亭》載：“韓亭，在淮陰故縣南，臨漕渠。枚亭，在淮陰故縣北，臨漕渠。步亭，在淮陰故縣西，橋南。以韓信、枚臯、步骘，故名。古詩雲：‘韓枚步骘建三亭，為顯當時将相名。’”據清代李元庚《園亭記》記載，在蕭家湖之濱的枚乘故居曾建有一座枚亭。亭始建于明代，建成後曆代皆有修繕。現亭是1985年為紀念枚乘、枚臯父子而重建，1986年3月公布為原淮安縣文物保護單位。亭呈正方形，高3.5米，邊長2.8米，青磚黛瓦，翹檐飛角，古色古香。亭中立一白礬石碑，高1.8米，寬0.6米，上镌“古枚裡”三字，背面有枚裡的簡介。附近保留着一條斷續的古街和“古枚裡”街巷舊貌。
枚乘故裡景區
1958年，江蘇省淮安市淮陰區馬頭鎮人在整治淮沭新河時，于江蘇省淮安市淮陰區馬頭鎮惠濟祠北200米處挖掘到“枚乘故裡”石碑。2008年，為了紀念枚乘、枚臯父子，淮陰區人民政府出資建成枚乘故裡景區。
景區前有一塊巨石，上題《七發》，是毛澤東的手迹。景區中有枚乘書院，是園林式建築，分上下兩個院落。正殿門額上書“仁者壽”三個字，寓意枚乘是仁義、長壽之人。門前兩側檐柱懸挂一副楹聯：“淮陰名士，漢賦先驅，七發雄篇開一體；用舍由人，行藏在我，兩書直谏感千秋。”這幅楹聯是對枚乘的文學泰鬥地位和一生忠誠為國的概括。正殿正中是一尊枚乘青銅雕像，雕像兩側懸挂一副楹聯：“谏七發以省君，心意幽深追屈子；賦九篇而垂世，辭采汪洋啟相如。”正殿内兩側是枚乘生平展，分為六個部分：淮陰名士、吳王郎中、梁園精英、武帝上賓、漢賦鼻祖、人間藥石。北廂房有“父子風流”展廳，主要展示枚乘父子的文學成就。南廂房有“漢賦源流”展廳，主要展示漢賦的發展曆程。書院中還有黨風廉政主題展廳，展廳上的牌匾上書“高論直言為藥石”七個字，展廳内有展現《七發》所描述的内容的一組蠟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