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貧苦童年
林則徐于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1785年8月30日）子時出生在福建縣侯官（今福建福州）的左營司巷林氏北院後租屋。他的父親林賓日因鄉試不第，在鄰居羅氏的地方開設書塾。而林則徐的母親陳帙，為閩縣歲貢生陳時庵第五女。林賓日、陳帙夫婦一共生育十一名子女，次子即為林則徐。
林則徐出生時，林家已是家道中落，外債頗多。林賓日雖為私塾先生，但因大部分用來還債，加之家裡“食指既繁”，開支日大，“貧窭益甚”，三餐都無以為繼，時常斷炊挨餓。廪生的津貼，不足以養活一家人。在此情況下，陳帙隻得以女紅幫補家計，她也将此剪紙手藝傳于女兒，才能維持家庭生活。林則徐在母親的支持下，雖不用代勞家計，但每天到書塾之前，都會先為母親姊妹的工藝品拿到店鋪寄賣，放學後，則再到店鋪收錢交回母親。
貧寒的家世和生活境遇的刺激，使林則徐較一般的孩子早熟。他自少“沈敏悫謹，事親至孝”，“天懷敦笃”，對辛苦勞作的母親體貼同情，盡力相助。這種品質與作風，在他為官後，表現為始終對下層人民生活的關注與同情。
中舉成家
林則徐童年家境寒苦，但他得到開明的父親教導，還有一個溫馨的家庭，童年是頗為快樂的。林賓日也非常重視對林則徐的教育。四歲時，林賓日已将他攜入塾中，教以曉字。六歲時，林則徐開始學作文章。七歲，已經熟練文體。由于林賓日幼時家貧，到十三歲才入書塾，常常被同學嘲笑，為免兒子和自己一樣命運，教書時便将他攜入塾中，抱在膝上，一同聽學。
林則八、九歲時，就在學堂上寫出了“海到無涯天作岸，山登絕頂我為峰”的詩句，震驚四座，他在書塾常常以佳作得到獎金。眼見家境依然貧窮，有人曾叫林則徐改業，但林賓日不許，他認為兒子日後必飛黃騰達，名成利就。
嘉慶元年（1796年），十二歲的林則徐當選為孔廟佾生。嘉慶二年（1797年），林則徐參加府試，獲第一名。同年，林賓日成貢生。次年（1798年），林則徐考中秀才。從中秀才到中舉人之前，林則徐除有時在館教讀謀生，大多時間在鳌峰書院學習。在院長鄭光策指導之下，林則徐專心向學。入讀期間，林則徐通過父親結識學者陳壽祺，受到陳壽祺經世匡時思想的影響。與鄭光策的女婿梁章钜交往甚頻，兩人同時立下“經國救世”之志。
嘉慶九年（1804年）秋，林則徐參加鄉試，中第二十九名舉人。在揭曉成績排名的那一天，他正式迎娶河南永城知縣鄭大模之女鄭淑卿為妻。十二月，林則徐前往京師參加會試，次年（1805年）三月名落孫山。十一月回鄉後就在福州北庫巷開設“補梅書屋”開班授徒。
初任仕途
嘉慶十一年（1806年），五月，張百齡任汀漳龍道，曾見到林則徐，當即目為“大器”，并“廣為延譽”。秋，林則徐為解決家庭生計，應廈門海防同知房永清之聘擔任書記。該職專責處理商販洋船來往、米糧兵饷的文書記錄。當時廈門的社會風氣敗壞，走私鴉片問題嚴重，曆任同知皆是貪吏，外商賄賂成風，無人打擊走私。林則徐認識到鴉片問題、煙販伎倆，擴展了眼界。在任内，他得到福建巡撫張師誠的賞識，于嘉慶十二年（1807年）秋被張師誠招為幕僚，專司筆劄。
林則徐跟随張師誠四年，深受其器重，并獲知了不少曆史掌故和有關兵、刑、禮、樂等方面的知識。張師誠對林則徐給予培植，将自己公事上的知識、權術一一傳授。林則徐成為張師誠的幕賓，是他一生中的重要經曆。
嘉慶十三年（1808年）十月，林則徐離閩北上，赴北京第二次參加會試。次年（1809年）四月，林則徐會試落選，離京南返。六月，仍入張師誠幕。七月至九月，張師誠主持鎮壓海盜蔡牽叛亂，林則徐獲準一同随往，參與其事。凡張師誠的“籌海文移”，均出自林則徐手。張師誠事後稱贊林則徐：“是役也，僚屬睹餘督剿之勞，佥謂非餘先得賊蹤，飛檄催戰，未必能如斯神速。”十一月，張師誠推薦林賓日為将樂正學書院主持，使林家經濟得以改觀。
嘉慶十五年（1810年）十月，張師誠入觐，林則徐随行，為第三次會試做準備。嘉慶十六年（1811年）二月，二十六歲的林則徐第三次參與會試。四月二十七日，赴京會考，以殿試二甲第四名、朝考第五名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旋即請假歸省。
嘉慶十七年（1812年）十月，林則徐北上回京，途經南京時，受到時任兩江總督張百齡的厚待。嘉慶十八年（1813年）正月，林則徐繼續北上，五月抵京，入翰林院庶常館。在庶常館，他緻力于研習滿文，悉心研究輿地、象緯及經世緻用之學。四月，庶吉士散館，林則徐以翰林編修待用。七月，充任國史館協修。嘉慶二十年（1815年）二月，承辦《大清一統志》“人物名宦”部分。三月，“派充撰文官”。九月，在翻書房行走。在近十年的京官生涯中，他利用京師及翰林院中豐富的藏書、檔案，更加努力研究經世之學，仔細綜核“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等待實現自己濟世匡時的志願。
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閏六月，林則徐離開翰林院，往江西南昌，充江西鄉試副考官。林則徐對這次試差态度認真，但凡“已薦之卷”，都要逐篇分評，“未薦之卷”，也要“逐卷涉筆”。發榜後，衆人皆稱此次錄有許多清貧學子，謂之“清榜”。十月回京後，被派在翰林院清秘堂辦事。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正月，負責籌辦經筵宣講事宜。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三月，充任會試同考官。閏四月，派充雲南鄉試正考官，八月抵達昆明。林則徐将旅途中的見聞和行程記下，寫成《滇轺紀程》。十二月返京複命。
此外，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十二月下旬至次年（1820年）四月中旬間，林則徐曾短暫參加“宣南詩社”的活動。
林則徐在翰林院度過七年歲月，在此期間，他的子女相繼出世。單較二百兩銀年俸，根本不足以應付家庭開支。唯有間中在書塾教書，或寄賣自己的書法作品幫補家用。任京官期間，他沒有過多地沉溺于官場交往，而是利用京師藏書條件，博覽群書，著有經濟專書《北直水利書》。
曆職地方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二月，林則徐出任江南道監察禦史。當時河南南岸河堤缺口，河南巡撫博爾濟吉特·琦善辦事不力，使工程進度緩慢，引發水災。經過調查後，林則徐發現：這是由于料販囤積居奇工程用料所緻，于是提出命地方官吏“嚴密查封，平價收買，以濟工需”的建議，被嘉慶帝采納實施。四月，林則徐在京察中獲一等，被“記名以道府用”。同月被授為浙江杭嘉湖道，自此結束了京官生涯。林則徐為學“實事求是，不涉時趨”，辦事認真負責，講求實際。他任杭嘉湖道僅一年，“于所屬海塘水利，悉心求之”。
林則徐在浙有志一展抱負，但深感為政艱難，不免對官場積習不能相容。所以在道光元年（1821年）七月，林則徐得知林賓日在原籍患病的信息後，當日就以本人有病為由辭官，奉母登程回籍。八月返回福州時，林賓日已病愈。道光二年（1822年）三月，林則徐為家庭生計，被迫再涉官場，北上赴京補官。此時，林則徐的座師曹振镛、房師沈維鐈一直為他斡旋，而道光帝亦知林則徐任内的政績卓越，特地召見誇賞，說“遇有道缺都绐汝補”，并于四月破格命他“仍發原省以道員用”。六月徐抵杭州後，被派為本科監試。八月，林則徐獲知簡放江蘇（南）淮海道訊，十二月始往就任。期間署任浙江鹽運使，協助浙江巡撫帥承瀛整頓浙省鹽政，取得一定成績。一些由他制定的規章制度，一直被沿用下來。
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在淮海道不到一個月的林則徐被擢升為江蘇按察使。在任期間澄清江蘇吏治，改革審判程序，親自裁決案件。甚至黑夜潛行，明查暗訪，驗屍時亦親自動手。短短在任四個月内，就把江蘇的積壓案件處理十之八九，被江蘇人民稱頌為“林青天”。他并認為江蘇之風氣敗壞，全因鴉片害人，于是下令江蘇禁煙。同年夏季，江蘇大雨成災，田禾被淹，社會動蕩不安，人民聚集，将成民變，官府照樣追稅。江蘇巡撫韓文绮力主用兵鎮壓，林則徐極力反對，他乘船親往松江，采用勸平粜、禁囤積、減緩征賦、赈濟貧餓等積極措施，解救了瀕于餓死的饑民，恢複社會秩序。同時明确了江蘇吏治民風敗壞的“病根”所在，開始認識鴉片的毒害。同年夏至初冬，江蘇大水，林則徐力主挖劉河故道洩水，取得成績。十一月抵京時兩次受到道光帝召見。道光帝對林則徐的工作備加贊賞，并希望他“勉為良臣”。十二月返抵蘇州後，奉命署任江蘇布政使。
道光四年（1824年）七月間，為解決水災問題，林則徐向地方督撫提出暫墊官款，疏浚三江水道的意見。江浙大吏孫玉庭等根據林則徐的建議，商議興修兩省水利，并奏請命林則徐綜辦江浙水利。道光帝允準。閏七月十七日，林則徐母陳氏在籍逝世。林則徐聞訊時，正準備履勘水利工地，獲知訃訊後即照例丁憂奔喪。辦理喪事後，不幸得瘧疾，在原籍守制養病。次年（1825年），經江蘇大吏舉薦，林則徐參與了一些海運的籌辦工作。随後即以在堤工“構勞成瘧”為由請辭，回籍調理。
道光六年（1826年）四月，清廷命林則徐以三品卿銜署理兩淮鹽政，但被林則徐以持服未滿，患病體弱的理由推辭。道光七年（1827年）五月，清廷命林則徐為陝西按察使，署布政使事。閏五月，林則徐到任。不久，又擢江甯布政使。等待交接期間，陝南略陽一帶發生水災，遂留陝暫理原職，赴略陽察看災情，安置受災百姓，同時還參與了縣城移建事宜。十月，聞父卒訃訊，南歸奔喪。次年（1828年）在籍守制期間，為改善福州水利情況，與官紳協力重浚小西湖。
道光十年（1830年），林則徐因父喪服阕，北上赴京觐見，并候缺。閏四月，與辛未同年三十四人在北京宣武坊南龍樹院舉行雅集。在此期間，與張維屏、潘曾瑩、黃爵滋、彭蘊章、周作楫等有交往活動。六月，受任湖北布政使，七月出都赴任，十一月調任河南布政使，次年（1831年）二月到任。到任之初，就受命确收河南各州縣懸款，解決當時财政上多年未決的問題。針對沿長江一帶水災嚴重，民食不敷，災民流亡的情況，他應江蘇督撫陶澍、程祖洛的請求，在河南代為采購米麥，還向程祖洛建議在江蘇鼓勵商人自行采購來解決糧荒。七月，調任江甯布政使。為采辦米麥和履勘水災、赈恤情況而取道淮揚往江甯，八月抵任。為解決救災問題，他提出倡捐、煮赈，資送、留養、收孩、瘗棺、捐衣、勸粜、養佃、典牛、借籽種、禁燒鍋等十二則建議，經兩江總督陶澍采納後，奏請施行。自道光十年（1830年）起，林則徐曆經楚、豫、蘇三省，在興修水利、救災辦赈、整頓吏治等方面都作了較多的工作，取得了積極的成效，博得了一定的聲譽，以緻當時“兒童走卒、婦人女子，皆以公所莅為榮”，人們有“林公來，我生矣”的稱頌。
道光十一年（1831年）十月，由于欽差、工部尚書朱士彥的推薦，奉命總司江北赈撫事宜。同月，由于政聲遠揚，道光帝希望林則徐“務除河工積習，統歸誠實”，因此擢升他為河東河道總督。林則徐請辭未果，即于山東鄒縣接河督任。面對關系到河道民生重大問題，決心“破除情面”，“力振因循”，以求“弊除帑節，工固瀾安”。為了治理黃河，親自頂着寒風，步行幾百裡，對備用的幾千個治水商梁稭進行檢查，還查看沿河地勢，水流情況；為了較好地推進治河工作，曾在屋壁上繪制了黃河的全部形勢圖，作為指揮施工的依據。他認真負責，細心查驗，揭露和杜絕了不少弊端，較好地推進了治河工作，使道光帝贊歎“向來河工查驗料垛，從未有如此認真者”，認為假如所有官吏都能“如此勤勞，弊自絕矣”。
由于政績斐然，林則徐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月調任江蘇巡撫，六月抵達蘇州。在江蘇巡撫任上，他與兩江總督陶澍“志同道合，相得無間”，共同采取了一些“興利除弊”“利用便民”的措施，處理了清代财政經濟中極為棘手的錢漕、災赈、水利、鹽政、貨币等實際問題，實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尤重是提倡新的農耕技術，推廣新農具。他在實踐活動中認識到：“地力必資人力，土功皆屬農功。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疇多一分之利賴。”林則徐這種農耕思想，是在實際考察中體驗出來的。他自奉清廉，辦事公正，博得地方民衆的普遍好評，被稱為“好官”“青天”。
道光十七年（1837年）正月，升湖廣總督。面對湖北境内每到夏季大河常泛濫成災的境況，林則徐采取有力措施，提出“修防兼重”，使“江漢數千裡長堤，安瀾普慶，并支河裡堤，亦無一處漫口，”對保障江漢沿岸州縣的生命财産，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受命禁煙
主詞條：虎門銷煙
道光年間，正是西方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時期。其中走在最前列的英國政府為打開中國的市場，支持和縱容英國鴉片商販用走私漏稅等手段把鴉片煙土源源不斷地偷運到中國内地。在道光帝即位後，中國白銀大量外流，人民的身心健康和勞動群衆的利益，甚至清廷的統治都受到威脅，于是道光帝決心嚴禁鴉片。
道光十八年（1838年）九月，道光帝下令各地加緊查禁鴉片，并饬大學士郭佳·穆彰阿等議定禁煙章程。九月二十三日，道光召林則徐入京觐見。十一月中旬，林則徐由湖北武昌趕到京城。道光帝在八天中接連八次召見他，表示了對禁煙問題的高度重視和對林則徐的倚重。十五日，道光帝特頒給林則徐以欽差大臣關防，前往廣東查禁鴉片。
林則徐明白禁煙一事牽連甚廣，從朝中權貴到地方官商，包括英國侵略者和中外鴉片販子，但他并沒有退卻，他在臨行時辭别其座師、工部左侍郎沈維鐈時表示：“死生命也，成敗天也。苟利社稷，敢不竭股肱以為門牆辱？”表現了置生死于不顧的凜然氣概。以後他在緻友人信時也追述道：“戊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湯火，而固辭不獲，隻得貿然而來，早已置禍福榮辱于度外。”
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林則徐受命前往廣州，從北京出發，經過兩個多月的兼程跋涉，于翌年（1839年）正月二十五日抵達廣州。林則徐抵粵後，在兩廣總督鄧廷桢、廣東巡撫瓜爾佳·怡良和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等當地主要文武官吏的積極支持與密切配合下，立足于堵絕來源。面對廣東沿海鴉片煙販猖狂走私的實際情況，他意識到僅僅是嚴禁吸食已不足禁絕鴉片，要根本解決問題，必須着重于遏制鴉片的輸入，查禁走私。
在嚴禁鴉片時期，林則徐主要做了三項工作：第一，調查鴉片走私貿易情況，采取有效措施，限令外國鴉片販繳出煙土進行具結，并将繳獲的全部鴉片予以銷毀，主持了虎門銷煙；
第二，組織各方面人才，搜集和翻譯西方國家的書報，積極了解資本主義世界的政治、軍事、法律、經濟、文化、曆史、地理等各方面的情況，開近代中國學習西方先進科技和文化知識的先河；
第三，積極加緊戰備，整頓和加強海防力量，增設炮台，訓練水師，招募水勇，号召民衆組織起來抵禦外來侵略，作各種必要的戰争準備，并堅決痛擊前來挑釁的英軍。
林則徐抵任後，先弄清廣州受鴉片毒害情況，查找各家煙館，掌握大量第一手資料，于二月初四（3月19日）會同兩廣總督鄧延桢等傳訊十三行洋商，責令轉交谕帖，命外國鴉片販子限期繳煙，并具結保證今後永不夾帶鴉片，他還嚴正聲明：“若鴉片一日不絕，本大人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但外商拒絕交出。3月21日，林則徐下令包圍商館。3月22日下令查拿英國鴉片販子颠地。經過堅決的鬥争，林則徐挫敗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和鴉片販子的陰謀，收繳全部鴉片近2萬箱，約237萬餘斤。于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在虎門海灘上當衆銷毀。
虎門銷煙使林則徐聞名中外。道光帝對他在廣州的禁煙功績也于以肯定。道光十九年（1839年）7月28日，道光帝閱畢林則徐的虎門銷煙報告，欣喜萬分，譽為：“可稱大快人心事！”不久，林則徐過五十五歲生日，道光帝又親筆書寫“福”“壽”二字的大楷橫匾，差人送往廣州，以示嘉獎。
林則徐在廣東一邊禁煙，一邊積極備戰，修建炮台，拉攔江木排鐵鍊，相信“民心可用”，招募五千多漁民編成水勇，屢敗英軍的挑釁。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下半年，取得九龍之役、川鼻官湧之役等反擊戰的勝利。
但在禁煙不久後，林則徐所面臨的形勢就迅速惡化起來。道光二十年（1840年）6月，英軍派艦隊封鎖珠江口，進攻廣州。林則徐嚴密布防，使英軍的進攻未能得逞。英軍受阻後沿海岸北上，于7月5日攻占定海，8月9日抵達天津大沽口，威脅北京。這時，道光帝驚慌失措，急令直隸總督琦善前去“議和”；又命令兩江總督愛新覺羅·伊裡布查清英軍攻占定海的原因，究竟是由于“絕其貿易”還是“燒其鴉片”，意欲将林則徐作為“替罪羊”。從此，各種誣陷、打擊和指責連續降臨到林則徐的頭上。琦善聲稱英國所不滿的隻是林則徐一人，隻要清廷懲治林則徐，所有問題都可解決。其間，林則徐兩次上奏，大膽陳述禁煙抗英的合理性和正義性。道光帝指責林則徐所言是一派胡言。
道光二十年（1840年）9月29日，道光帝下旨，革了林則徐的職，并命令“交部嚴加議處，來京聽候部議”。10月25日，林則徐又收到吏部文件，通知他暫留廣州，等待新任欽差大臣琦善的審問和發落。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5月1日，林則徐又接到聖旨：降為四品卿銜，速赴浙江鎮海聽候谕旨。到鎮海後，林則徐積極參與了當地的海防建設事宜，力圖“戴罪立功”。不久，接替琦善的靖逆将軍愛新覺羅·奕山在率軍與英軍作戰中失敗。為了開脫罪責，他竟造謠說，英方是願意議和的，他們恨之入骨的隻有林則徐一人。言外之意，就是必須再次懲辦林則徐，英方才能罷兵議和。道光帝求和心切，便把廣州戰敗的責任再次歸罪于林則徐，說他在廣州任職時沒有積極籌劃防務，以緻英軍發起進攻後，奕山招架不住。6月28日，道光帝下旨，革去林則徐“四品卿銜”，“從重發往新疆伊犁，效力贖罪。”
林則徐抗英有功，卻遭投降派誣陷，被道光帝革職，他忍辱負重，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7月14日）踏上戍途。在赴戍途中，仍憂國憂民，并不為個人的坎坷而唏噓，當與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時，寫下“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激勵詩句。十一月，林則徐抵達新疆。他将由西安至戍所的經曆逐日記錄，寫成《荷戈紀程》。在新疆時，林則徐前往各地履勘墾地、興修水利，頗有功績。
再獲啟用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九月，清廷命林則徐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補。十一月，清廷重新起用林則徐，以三品頂戴署理陝甘總督。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四月，林則徐被授為陝西巡撫，七月抵陝上任。這時的陝西，各種社會矛盾十分尖銳：鴉片戰争時，清廷為解決軍費困難，除調撥陝西征收的鹽稅外，還強令陝西捐銀一百多萬兩。鴉片戰争後給外國侵略者的賠款也攤派到陝西，僅西安府鹹甯、長安兩縣的賠款銀，年征收就在二萬兩以上，相當于上繳正銀數的三分之一；加上各地接連發生災荒，勞苦群衆生活異常艱難；渭南、富平、三原、大荔、蒲城等地的“刀客”與當地回民聯合起來，反抗官府的鬥争此起彼伏。
林則徐任陝西巡撫後，便上書宣稱陝西“東北毗連晉豫，西南壤接川甘，道路紛歧，奸究易于出沒。如佩執兇器之刀匪，此拿彼逃，最為民害”。并表示決心要把“除暴安良”“嚴緝捕以靖地方”，作為接任陝西巡撫後的“首務”。當時刀客的活動主要在關中地區，尤以渭南、富平、大荔、蒲城一帶最盛行。他們“有窩巢以為藏身之固，有器械以為抵禦之資”。所以“不獨兵役避其兇鋒”，即州縣營員亦“惜費憚勞”，“望而卻步”。林則徐上任後，對地方官吏兵勇的所謂“锢習”，首先是“剖析開導，務令極力破除”，增強他們“緝匪”的勇氣和信心，然後以“馬得諷糾衆奪犯傷差案”，從渭南刀客下手。此案原發生在五、六月間，七、八月林正式接任後，便“親提研鞠”，除判首犯馬得諷以斬刑、“就地正法”外，而将刀客趙恩科子、史雙兒等人，“不分首從，發雲貴兩廣極邊煙瘴充軍”。到是年底，由于林則徐積極督剿，在關中東部各縣，以及陝北的安塞等縣，又相繼緝獲一百四十六人，從嚴懲處明确稱為“刀匪”的四十六人。道光帝聞訊，朱批稱贊林則徐“所辦甚好”。
在鎮壓了“刀客”之後，林則徐采取了一系列赈災措施。一方面，把西安府等地的一百多萬石存糧向貧民平粜，對于無力購糧的極貧戶與老弱病殘者，由官方收養，省城西安即收養極貧百姓三四千人；勸紳商富戶出錢出糧救濟其所在村寨的貧困戶，并令地方官與各地富戶收買、質押耕牛，以免影響耕種；另一方面，向清廷連上《被旱各屬分别緩征折》《鹹甯等十二州縣應征糧石展限奏銷折》，請求朝廷緩征錢、糧。為從根本上免除災荒，他籌議興修關中水利，命陝西督糧道張集馨對《關中勝迹圖志》一書加以研究，提出方案。這一計劃終因費用太大，未能實現。林通過上述多種辦法，使陝西局勢得到暫時的穩定。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三月，清廷命林則徐為雲貴總督。在滇時，他提出整頓雲南礦政，鼓勵私人開采，提倡商辦等主張。七月，因維護雲南邊境安定、鎮壓反抗得力，林則徐被加授為太子太保，賞戴花翎。
病重逝世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二月，林則徐奉命議複有關雲南開礦問題。四月，林則徐派兵鎮壓騰越彜民暴動。五月，林則徐因舊病複發，請假調治，六月後病勢加劇，奏請開缺，在得到批準後卸任回鄉調治。十二月，居南昌養病度歲。
道光三十年（1850年）三月，林則徐返抵侯官。六月，洪秀全領導拜上帝會衆發動金田起義。九月，又被清廷命為欽差大臣，去廣西鎮壓拜上帝會起義。林則徐抱病從侯官起程。
由于他疾病未愈，疝氣不時發作，結果要躺在特制的卧轎，由福建、廣東山區，一路直達廣東，到潮州時，開始嚴重下痢，到了普甯行館，已病入膏肓，不得不暫住于此。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九日（1850年11月22日）辰時，林則徐在兒子林聰彜及幕僚劉存仁陪同下，指天三呼“星鬥南”後與世長辭，享年六十六歲。在報喪奏折到京前，清廷于十月二十四日（11月27日）還命他暫署廣西巡撫。在他死後，清廷晉贈其太子太傅，照總督例賜恤，賜谥“文忠”。雲南、江蘇将其入祀名宦祠，陝西則建專祠祭祀。
主要影響
放眼世界
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入侵，使林則徐“最先從封建的閉關自守的昏睡狀态中覺醒，以全新的态度睜眼看世界”。林則徐赴廣州主持禁煙後，在與侵略者鬥争的實踐中意識到自己對西方知識的貧乏、國人對王朝之外世界的無知，他急于改變“沿海文武大員并不谙諸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實不知來曆”的狀況，于是開始有意識有目的地收集外文報刊、書籍進行翻譯，以求獲得有價值的情報，加深朝廷、國人對“西洋”的了解。
通過分析外國的政治、法律、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情況，林則徐認識到隻有向西方國家學習才能抵禦外國的侵略。他萌生出“師敵長技以制敵“的思想，提出為了改變軍事技術的落後狀态應該制炮造船的意見；他親自主持并組織翻譯班子，翻譯外國書刊，把外國人講述中國的言論翻譯成《華事夷言》，作為當時中國官吏的“參考消息”；為了解外國的軍事、政治、經濟情報，将英商主辦的《廣州周報》譯成《澳門新聞報》；為了解西方的地理、曆史、政治，較為系統的介紹世界各國的情況，又組織翻譯了英國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編為《四洲志》，記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個國家的地理和曆史，是近代中國第一部相對完整、比較系統的世界地理志書。
為适應當時對敵鬥争和對外交涉的需要，林則徐着人迅速編譯了《國際法》。法學學者劉恒煥認為，這一舉措“它标志着西方國際法著作開始正式傳入中國，标志着近代國際法開始在我國應用于對外交涉，标志着中國近代國際法學史的開端”，他進一步稱林則徐是“中國引進國際法的第一人、中國近代外交事業的先行者、中國國際法學的開山者”。
後來，林則徐把《四洲志》的資料送給好友魏源。在林則徐的囑托下，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礎上，搜集整理大量資料，并幾經增補，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編輯寫成《海國圖志》。《海國圖志》影響到了此後清政府内部發起的洋務運動，同時對日本社會的發展變化也産生了一定的啟蒙作用，影響到後來的“明治維新”。
治理水利
林則徐是一位出色的治水專家，在其仕宦生涯中，十分重視并努力舉辦水利事業，興修浙江、上海的海塘、太湖流域各主要河流等水利工程，治理運河、黃河、長江。林則徐治水注重深入實際，事必躬親，同時還重視赈災濟貧，這些都是其“重民思想”的反映。林則徐曾著《北直水利書》。《北直水利書》除經濟之外，亦有治水方略，後來林則徐的學生馮桂芬将《北直水利書》改編成《畿輔水利議》。
道光十一年（1831年），林則徐擢升東河河道總督。到任後，林則徐立即補修治水方面的知識，驗催河工，保持質量，處分辦事不力之官員，下令檢驗河堤料垛，他向道光帝呈上的奏折中表示：“周曆履勘，總于每垛夾檔之中，逐一穿行，量其高寬丈尺，相其新舊虛實，有松即抽，有疑即拆，按垛以計束，按束以稱斤，無一垛不量，亦無一廳不拆。”
林則徐做事如此認真，令貪官無可作假，桃汛來時，兩岸安然無恙，道光帝多次稱贊。當林則徐的對治水方面的知識和經驗日豐，詩人張際亮向林則徐提議将黃河河道改道北流，從山東利津入海。林則徐也有同感，但民意和官員都反對此治河方略，加上林則徐不能獨攬全局，張際亮之提議遭否決。直到林則徐逝世前不久，還表示張際亮的治河方略是對的。林則徐逝世後，鹹豐五年（1855年）黃河改道，循大清河至利津入海。
防塞策略
林則徐不顧年高體衰，從伊犁到新疆各地“西域遍行三萬裡”，實地勘察了南疆八個城，加深了對西北邊防重要性的認識。林則徐所譯資料中發現俄國對中國的威脅，促成了他抗英防俄的國防思想，成為近代“防塞論”的先驅。于是他明确向伊犁将軍顔紮·布彥泰提出“屯田耕戰”，有備無患。他還領導群衆興修水利，推廣坎兒井和紡車，人們為紀念他的業績，稱為“林公井”“林公車”。林則徐根據自己多年在新疆的考察，結合當時沙俄脅迫清廷開放伊犁，指出沙俄威脅的嚴重性，臨終時曾大聲疾呼，告誡國人：“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吾老矣，君等當見之。”
銷禁鴉片
在湖廣總督任内，林則徐面臨着當時國計民生中最主要的禍害——鴉片問題。他對觸目驚心的煙毒泛濫深惡痛絕，“十餘年來目擊鴉片煙流毒無窮，心焉如持”，堅決主張嚴禁。早在江蘇巡撫任上，由于他的得力措施，禁煙就已取得初步成效。到了湖廣總督任内，他更進一步推行嚴禁政策。
道光十八年（1838年）閏四月，鴻胪寺卿黃爵滋上嚴禁鴉片重治吸食的奏折，五月初七，林則徐亦上《籌議嚴禁鴉片章程折》，拟具章程六條，提出成套禁煙的具體辦法，并附戒煙藥方，建議頒行各省以資推廣。八月初二，他又上了有名的《錢票無甚關礙宜禁吃煙以杜弊源片》，尖銳地指出鴉片泛濫對社會經濟和國家财政的嚴重破壞，認為如再不推行嚴禁政策，采取有效措施，“若猶洩洩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饷之銀”，促使道光帝下決心嚴禁鴉片，于同年底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使粵查禁鴉片。
他在湖北、湖南兩省雷厲風行地展開了禁煙運動，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到他奉命離開武昌赴京觐見前，在湖北所獲煙土煙膏即達二萬四五千兩，收繳煙具數千件。林則徐不僅厲行查禁，而且立足于勸戒，定以期限，示以戒煙藥方，導煙瘾者以自新之路。在嚴禁吸食鴉片的浩大聲勢下，許多吸食者紛紛自行戒煙。武昌、漢口各家藥店配制的戒煙藥，“無家不有，無日不售，高麗參、洋參等藥皆已長價數倍”。當時，“湖廣之人，有積瘾三十年日吸一兩而居然斷去者，斷後則顔面發胖，筋力複強，屢試屢驗”。許多吸食鴉片者在戒絕後獲得新生，他們的父母妻子都對林則徐表示衷心感謝，“并有耆民婦女在路旁叩頭稱謝，據雲其夫男久患煙瘾，今幸服藥斷絕，身體漸強等語”。
在廣州禁止鴉片的過程中，林則徐主要做了三項工作：第一，調查鴉片走私貿易情況，采取有效措施，限令外國鴉片販繳出煙土進行具結，并将繳獲的全部鴉片予以銷毀，主持了虎門銷煙；第二，組織各方面人才，搜集和翻譯西方國家的書報，積極了解資本主義世界的政治、軍事、法律、經濟、文化、曆史、地理等各方面的情況，開近代中國學習西方先進科技和文化知識的先河；第三，積極加緊戰備，整頓和加強海防力量，增設炮台，訓練水師，招募水勇，号召民衆組織起來抵禦外來侵略，作各種必要的戰争準備，并堅決痛擊前來挑釁的英軍。
自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則徐到達廣州查禁鴉片起，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清廷革林則徐兩廣總督職止，林則徐在廣州主持禁煙抗英軍事鬥争共十九個月。在34天内收繳了煙土19187箱，又2119袋，總重量1188127公斤。
虎門銷煙是人類曆史上曠古未有的壯舉。林則徐銷煙的正義行動，得到了廣大人民的支持，虎門海灘每天都有上萬人觀看，人們無不拍手稱快。外國人看到這情形，也對林則徐禁煙的果斷表示欽佩。林則徐領導禁煙運動的勝利，是中國人民反侵略鬥争史上第一個偉大勝利，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尊嚴和利益，向全世界宣告了中華民族決不屈服于侵略的決心。
曆史評價
吳月霄在《呈瓶泉居士林少穆先生則徐》中稱贊：北鬥士星明，中流一柱擎，勉為民社望，霖雨慰蒼生。
與林則徐同代的梁廷枬在《夷氛聞記》中評論道：文忠（指林則徐）聰達谙練，集思廣益，視國如家，兵旅所過，文戒預頒，村市秋毫無擾，及遇敵臨陣，又教以成法，人人争先，其忠勇之氣，早有以懾服遠人，推誠士卒。
晚清學者金安清在《林文忠公傳》中，對林則徐的評論是：（林則徐）朝夕孜孜不倦者，國政民瘼兩大端而已。公盛德純忠，豐功偉績，他人得一已足名世，而公所樹立，偻指未能盡。其尤著者，新疆屯田、江南漕赈、雲南回務三事，皆以一時贻百世之利，一心布萬民之澤。粵東燒煙之役，雖論者謂之過當，而西人傾國之資，雖繳至二萬餘箱，終公任番舶不能逞志于粵。二十年來洋人記載，于中國大臣皆直斥其名，惟公則尊之曰林文忠，無敢慢之者。
晚清學者李元度在《林文忠事略》中說：公（林則徐）于政事，無所不盡心，而其尤關天下治亂之數者，則以辦夷務、剿粵寇二者為最巨，而皆齋志以終……然待人以恕，接人以誠，人鹹樂為之用。
晚清學者陳康祺《郎潛紀聞》：嗚呼！庚、辛海上之變，文臣中可倚以禦侮者，僅林文忠公一人，次則裕靖節耳（裕謙）。奈懿親重臣，臨戎喪膽，徹防媚敵，惟恐失歡，以緻窮島魍魉之徒，橫行溟渤，擇利而食。而一時築室之議，反以開釁責文忠，以窮蹙而死謗靖節；亦舌燒城，天地易位，至今猶有拾唾餘者。
清末民初趙爾巽主編《清史稿》：
則徐威惠久著南服，賊聞其出，皆震悚，中道遽殁，天下惜之。
則徐才識過人，而待下虛衷，人樂為用，所莅治績皆卓越。道光之季，東南困於漕運，宣宗密詢利弊，疏陳補救本原諸策，上畿輔水利議，文宗欲命籌辦而未果。海疆事起，時以英吉利最強為憂，則徐獨曰：“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後其言果驗。
林則徐才略冠時，禁煙一役，承宣宗嚴切之旨，操之過急；及敵氛蹈瑕他犯，遂遭讒屏斥。論者謂粵事始終倚之，加之操縱，潰裂當不緻此。則徐瀕谪，疏陳：“自道光元年以來，粵關徵銀三千馀萬兩，收其利必防其害。使以關稅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制夷已可裕如。”誠為谠論。惟當時内治廢弛，外情隔膜，言和言戰，皆昧機宜，其禍豈能幸免哉？
清末民初蔡東藩《清史演義》：焚煙之舉，雖未免過激，然使省省有林、鄧，則善戰善守，英何能為？且但患畏葸，不患孟浪，本出自宣宗之口，林、鄧二公，不過奉上而為之耳。何物穆彰阿，敢行炀蔽，妨賢病國，縱敵殃民，弛一日之大防，釀百年之遺毒。不知者謂鴉片之禍，起自林文忠，其知者則固謂在彼不在此也。
曾任英國駐香港總督兼駐華公使包令在《欽差大臣的生平及著述》中認為，林則徐是“中國政治家中最卓越的人物”，他說“在中國，可以說林則徐是該國人民的縮影——那個龐大帝國的輿論集中表現在這個人身上。他是中國的一位理想的愛國志士。他是聖人，而且是萬聖之聖。他把自己的智慧同傳統的智慧結合了起來”。包令還說林則徐是“中國愛國志士的驕傲”，“太偉大了，他不會被遺忘”，“林則徐忠誠地、幾乎不間斷地為他的國家服務了36年。在社會生活中，他以廉潔、睿智、行為正直和不斂錢财著稱”。
德國思想家馬克思在《鴉片貿易史》中說：中國政府終于到了非立即采取堅決措施不可的地步……頂點是欽差大臣林則徐到達廣州和按照命令沒收焚毀走私的鴉片。
美國學者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一位具有非凡能力的行政官員，是（道光）皇帝的化身。林欽差的整個經曆明淨如水晶。他的動機是禁止鴉片的輸入和消費，為了達到此目的，他準備采用一切手段，但是他的任務是毫無希望的。
英國香港史專家安德葛《香港史》：（林則徐的禁煙計劃）以果斷及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出擊，使得英國人出乎意料，（他們）完全沒有想到林則徐會以果斷、活力和對中國利益的獻身精神來付諸行動。
美國華裔學者張馨保《林欽差與鴉片戰争》：①林擔任省級官員時，以他的勤奮、改進政府工作的強烈願望以及全力為民謀利的信念而著稱。
②在所有19世紀的中國政治家中，林則徐的形象和影響都超過了其他人……比曾國藩、李鴻章早兩三代的時間，林則徐就已提倡和發動了向‘蠻夷’學習的自強運動。
中國無産階級專政革命家毛澤東曾言，我們的民主革命“從林則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
美國曆史學家費正清主編《劍橋中國晚清史》評價林則徐：他的經曆清白無瑕。他有着一個從未犯過錯誤的人的強烈信心。他為人處事很講道德，有強烈的責任感。
原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評價：林則徐的愛國主義精神永垂不朽。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福州古厝〉序》中提到：當我們來到林文忠祠，它正眉飛色舞地向我們講起，林公則徐氣壯山河的壯舉——指揮軍民在虎門銷煙的曆史。
人際關系
轶事典故
名字來由
關于林則徐姓名中的“則徐”，及其字的來由，有許多說法：
據施鴻保《閩雜記》卷4《林文忠公取名》載，林則徐出生時，新任福建巡撫徐嗣曾正“鳴驺過其門”，故父名其“則徐”（學習、效法徐嗣曾）；字元撫，意在希望林則徐像徐嗣曾一樣仕途坦蕩，官運享通。
據程恩澤《題林旸谷年丈飼鶴圖遺照》詩中說，林則徐出生那天晚上，林賓日“夢中親見鳳凰飛”，這使他立即聯想到有“天上石麒麟”之類的南朝才子徐陵（字孝穆），以為兒子是徐陵的後身，因此給兒子取名“則徐”，取字“少穆”，又字“石麟”。此說附會牽強之意明顯，亦不足信。
據陳康祺《燕下鄉勝錄》卷12載，林則徐生于徐氏，養于林氏，故名林則徐。此說已被陳康琪考為無據之論。
這些說法中，當以《閩雜記》說較準。因為徐嗣曾在當時以“喜士如嗜欲”聞名，這樣愛士的大吏，自然容易博得一般士人的崇拜。
改詩深意
林則徐的女婿沈葆桢，年輕時功名未就，跌宕不羁，曾有詠新月詩雲：一鈎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輝滿十分。林則徐讀了，認為女婿詩雖好，但卻小有不妥，于是替他把“必”字改為“況”字。沈葆桢的詩托月言志，未免自視清高，氣量偏狹。林則徐把它改為“何況清輝滿十分”，詩意迥然不同，成為功名未就時，蓄才積識以備濟世之用，一旦身居高位便可大展身手，實現治國安邦的宏圖大業；而且對照上下句，詩中隐含着“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深意。
藏書之好
林則徐從政之暇，尤喜藏書。舉進士後，居于文藻山，早年以“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頌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為志，潛心搜羅前朝及當代各類書籍。藏書樓有“七十二峰樓”、“雲左山房”，專用貯書，積三十餘楹。貶谪伊犁時，以大車7輛，載書20箧。[30]臨行前賦詩雲“縱使三年生馬角，也須千卷束牛腰”。有《雲左山房書目》抄本傳世。藏印有“林少穆珍藏印”、“河東節帥，江左中丞”、“寵辱皆忘”、“讀書東觀，視草西台”、“吳越秦楚齊梁使者”等十數枚。原藏書之所“七十二峰樓”于1948年被洪水沖垮，後福州市政府撥款重建。
佛門居士
林則徐青年時期便受佛教影響，影響了他“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衆生得離苦”思想的形成。林則徐之妻鄭淑卿是虔誠的佛門弟子，其持齋誦經、笃信佛法的行為，對他的影響非常大。林則徐為官期間，與佛教界人士也有交往。在佛門詩僧中，根據林則徐日記和詩詞可以肯定的有兩位，一位是道光二年（1822年）林則徐初識并贊譽其“詩亦清隽”的鎮江焦山定慧寺方丈巨超，還有一位是林則徐任職雲貴期間的昆明西山華亭寺方丈岩栖。據說在諸佛菩薩中，林則徐最崇敬的是觀音大士，除多次向觀音大士行香、祈雨外，他還在擔任湖廣總督期間，在督署内建了觀音廟，每日行香設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