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井石根

松井石根

日本陸軍大将
松井石根(1878年7月27日—1948年12月23日),日本陸軍大将,皇道派将領,甲級戰犯,駐紮中國13年的中國通,大亞細亞主義鼓吹者,南京大屠殺的主要責任人之一。松井石根1878年7月27日出生在日本名古屋市,畢業于日本陸軍大學,期間參加了日俄戰争。二·二六事變後在整肅中退出現役,上海事變爆發後,作為攻堅戰專家重新服現役,擔任日本上海派遣軍司令。後改任日軍華中方面軍司令官。他在1937年指揮5個師團的日本“華中支那派遣軍”突破70個中國師頑強防守的塞克特防線,順勢攻陷當時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并縱容部下展開慘無人道的南京大屠殺,遭到國際輿論的強烈抗議。1945年被盟軍逮捕,1948年11月12日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為甲級戰犯判處絞刑,12月23日零時在東京巢鴨監獄伏法。
    中文名:松井石根 民族:大和族 籍貫:日本名古屋 畢業院校: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出生地:日本名古屋市 性别:男 出生年月:1878年7月27日 去世年月:1948年12月23日 職業:日本甲級戰犯,陸軍大将

人物經曆

早年生活

松井石根出生在日本名古屋市,排行老六,其父松井武國為舊尾張藩的武士。1898年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九期(學科排名第二名),與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本莊繁、阿部信行等為同期生。接着進入日本陸軍大學(學科排名第一名)。

他曾參與日俄戰争,及曾響應孫中山在日本提出的“大亞細亞主義”,亦曾支持孫中山的革命。1933年在日本參與發起大亞細亞協會。

老牌中國通

松井石根1878年7月27日出生在日本愛知縣愛知鎮的牧野字村(今名古屋市中區牧野町),是舊名古屋藩士、漢學家松井武國的兒子。他的先祖曾是日本戰國的名将,靜岡縣二俣城的城主松井宗信,松井石根生來身材短小,而且體弱多病,但性格倔強。松井家祖上世代為将,繼承武家門第成為他日後從軍的原因之一。

松井石根幼年時代,日本處于社會大轉變時期,在明治維新之前,他們家還能領這個武士俸祿,但是明治維新之後,連這俸祿也沒有了,家裡生活,經濟情況非常拮據。

1885年,一些舊士族在東京開辦了專門培養軍人的成城學校。1890年,松井石根進入成城學校。父親送松井去軍校還有一個重要原因,當時日本軍校不收學費,一切費用都由參謀本部負擔,他們的目的就是為日本帝國培養最優秀的軍事人才,嚴格的校紀,使他受到鍛煉。1893年,入中央幼年學校,三年後進陸軍士官學校第9期。1898年以第二名畢業。同學中還有後來成為大将的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本莊繁、阿部信行四人(這四個全是皇道派主将)。同年,他獲得天皇賜予的銀質懷表,被授予少尉軍銜。接着進入日本陸軍大學校。

1904年日俄戰争爆發,松井石根中斷學業,随日軍進入中國東北地區與俄軍作戰。在首山堡一役中,松井所率中隊幾被俄軍殲滅,松井本人大腿被槍彈洞穿。戰後松井回國,繼續就讀陸軍大學,并于1906年畢業,以第一名的成績獲天皇賜予的軍刀,同時因他在日俄戰争中表現突出而獲2枚勳章。晉升為步兵大尉。後曾任日本參謀本部中國班班員、駐中國廣東武官。

1908年夏,同盟會革命者陳其美,悄悄從日本回國,他準備在上海組織反清暴動,這時他見到了支持中國革命的松井石根。兩人是在日本的舊識,多日不見,相談甚歡。陳其美還把他21歲的結拜小兄弟蔣志清便介紹給松井,這蔣志清就是後來的蔣介石。後來蔣介石去日本留學,就住在松井家裡,去日本高田聯隊實習,也是松井做的擔保。1915年,松井調任駐上海武官。1918年升步兵大佐,次年任日軍步兵第39聯隊長。1922年當日本出兵西伯利亞幹涉俄國革命之際,松井任海參崴派遣軍情報參謀,後調任哈爾濱特務機關長,成為軍界的一名“中國通”,他四處收買漢奸,布置間諜網,收買馬賊漢奸,勾結前清遺老,挑起中國内部不和,并因此受到上司嘉獎。次年晉升為陸軍少将。1924年任日軍步兵第35旅團長,1925年調任參謀本部第二部(情報)部長。從而“得以專心從事于平生最為關注的中國問題”。在任内大力資助中國工人省港大罷工,打擊英國在華勢力。1927年升陸軍中将。同年,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東京召開著名的東方會議,制定對中國的方針政策。松井石根出席了會議,并在會上做了關于中國政治形勢的報告。1927年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卻突然宣布下野,跑到日本去尋求支持,也是通過松井石根的介紹才見到首相田中義一的。在與田中的會談中,日本政府承諾在經濟和軍事上支持蔣,但希望蔣介石以東北的利益相交換,蔣推托東北仍在軍閥張作霖的控制下,等他統一中國就把東北利益交給日本。1928年關東軍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奉系軍閥張作霖,松井石根曾主張嚴懲背後策劃人、關東軍的河本大作,以擺脫輿論針對關東軍的抗議。8月任日軍第11師團長。

亞細亞主義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日本,曾掀起過一股“大亞細亞主義”的思潮,這股思潮是著名間諜荒尾精提出的。該思潮主張日本、中國及亞洲的團結,共同對抗歐美。松井石根正是這一思潮的積極推進者。他對中國各方面的,社會、人情、制度,中國的地理曆史都了解很多。尤其對中國的漢學,古詩文,書法都很精通,他“以征服亞洲之責任自負,唱大亞細亞主義”。

1932年,松井作為日本陸軍全權委員,出席了在日内瓦舉行的一次裁軍會議。會上,他看到中日代表進行着激烈的争論,而白人則宛如裁判一般從中“調解”,這更加堅定了他推行“大亞細亞主義”的決心:“日華間的問題要在日華間解決;要将白人統治下的亞細亞重新變為亞細亞人的亞細亞。”

1933年,松井從日内瓦回國,立即發起了成立“大亞細亞協會”的運動。同年擔任了軍事參議官的要職。

1933年8月1日,調任駐中國台灣日軍司令官,10月晉升為陸軍大将。

1934年8月1日,再度調任軍事參議官。此時,陸軍内部皇道派與統制派的矛盾尖銳起來。

1935年8月12日,統制派的靈魂人物,号稱日本第一大腦的軍務局長永田鐵山被刺殺,松井因涉嫌此事,被迫于同月的28日引咎辭職,退出軍界。

松井石根離開軍界後,随即把全部精力轉入政界。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扶持溥儀建立了傀儡政權,宣告僞滿洲國獨立,至此,日本“滿蒙生命線”的問題,似乎通過傀儡政權的方式得到了解決,但如何讓國際乃至民國政府認可滿洲國這一“既成事實”,成了日本各界最頭疼的問題。松井石根認為,中國政界派别林立,憑借自己在中國高層的人脈,以及和蔣介石的特殊關系,完全可以在其中找到縫隙,得到民國政府對僞滿洲國的實際認可。1936年2月,松井以私人身份開始了中國華南、華中之行,為他的“大亞細亞主義”進行遊說,并試探中國方面的反應。2月底,他經中國台灣首先來到兩廣,會見了和蔣介石矛盾頗深的國民黨右派胡漢民和桂系頭面人物李宗仁、白崇禧以及陳濟棠等人。此行他名義上是遊說這些人支持蔣,實際是探測中國各政治勢力,對滿蒙問題的口風,因為松井石根到中國考察的這兩年,恰恰就是中國的内戰逐步平息下來,抗日這樣一個事情,洶湧澎湃的時刻,松井石根這兩年多的考察,他發現了中國所有的政治力量,不約而同地都提出來,把抗日作為自己的主要訴求。3月12日,松井到達南京,并先同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張群舉行了會談。24日,松井拜訪了蔣介石,提出了幫助解決西南問題(即蔣與胡漢民及桂系的矛盾問題),蔣未置可否;又提出承認僞“滿洲國”問題,立即遭到了蔣的斷然拒絕。松井石根向蔣介石當時講,如果你們鑒于國内的壓力,不好公開承認僞滿洲國,不要以你們公開發表聲明承認,你們就事實上承認就行了,但是他這個要求呢,也沒有得到蔣介石等人的承認。所以松井石根是失望地離開南京的。松井在日記中寫道:“要之,蔣、張态度尚不十分明朗,蔣對餘之單刀直入态度頗為警戒,避免當場作答。”至此,松井的華南、華中之行遂以失敗告終,但這并沒有阻止他征服中國的野心。1936年3月份他多次發表講話,要求給中國政府一個教訓,必須舉起鐵錘,給南京政府一擊,讓他們猛醒,讓他們反省。

力主打南京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接着蔣介石在廬山發表抗日演講,表達了抗戰到底的決心,他說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一個多月後,淞滬抗戰也拉開了序幕。正帶着老婆,在日本的名勝富士山一帶旅遊的退役将領松井石根被日本軍部重現召集服現役。8月12日,日本大本營決定以第3、11兩個師團組成上海派遣軍,以支援駐上海的海軍陸戰隊。松井石根因是公認的“中國通”和攻堅戰專家而被重新征召入伍,擔任上海派遣軍司令。日本政府當然清楚,如果在上海發生戰事,可能會引起國際社會對它的反彈。所以把松井石根這樣一個後備役的将領找出來,讓他指揮這場戰争,從投入和這個當初的設想來講,都是準備在上海地區打一個局部戰争的。但松井石根并不這麼想。他在離開東京前,要求撥給上海派遣軍5個師團,因為“他早就對上海和南京附近的地形作過調查,他已經想好了在一旦占領上海後就進攻南京。”他從東京出發時,又在車站對前來送行的近衛文麿首相和杉山元陸相等人宣稱:“此番無論如何也要打到南京去!”。所以請首相您理解我這一點。近衛文麿有些詫異,他後來回憶,當時我感覺到一種不詳的預感。59歲松井石根受命為日本上海派遣軍司令官,這将是他人生中最後一次揚名立功的機會了。他學寫漢詩,有過這樣的感慨。“汗了戎衣四十年,興國如夢大江流,君恩未酬人将老,執戟又來四百州”。從清末相識,到抗戰開始,松井石根與蔣介石化友為敵,終于要在戰場上兵戎相見了。

8月22日,上海派遣軍乘船到達吳淞口附近海面,在中國守軍左側背成功登陸,為達速戰速決之目的,9月6日,日本大本營按照松井石根的要求,又增派第9、13、101三個師團及中國台灣守備隊(重藤支隊)到上海編入上海派遣軍,達到了松井要求的5個師團的規模。但這時中國已經在上海集中50萬精銳大軍,參謀本部估計突破德國顧問建立的“塞克特防線”需要兩個月,松井在擊敗白崇禧的桂軍發動的反攻後,依靠強大的火力隻用了兩天就突破了“塞克特防線”。又用兩個星期突破了中國軍隊的最後防禦中心-大場鎮,強渡蘇州河,但此時的中國軍隊雖敗而不亂。大本營因為華北戰場進展順利,決定向華中大規模轉移兵力。10月30日,第16師團加入上海派遣軍;同時,由第6、18、114三個師團及國崎支隊編成了第10軍,準備在杭州灣以北登陸,深遠迂回中國軍隊的大後方。11月5日,日軍柳川平助的第10軍登陸成功。上海的中國守軍陷入被合圍的危險,陣線開始崩潰,不得不于11日晚下令撤離上海。上海遂陷。

松井出征之前,日本大本營在《關于派遣軍之奉敕命令》中向他下達的任務是:“掃蕩上海附近之敵軍,占領其四方要地,保護上海僑民之生命。”這一命令将上海派遣軍的作戰範圍規限于上海周圍地區。因此,占領上海,大本營既定的作戰目标已經達到。在上海失陷之前,大本營将上海派遣軍與第10軍台編為“中支那派遣軍”,松井擔任了該方面軍的司令官;同時,大本營給該方面軍制定了蘇州――嘉興的戰略限制線,命令該方面軍的軍事行動不能超過該限制線。如前所述,已對華強硬論者的松井一開始就叫嚣要直搗南京的計劃造成阻礙。上海已陷,通向南京的門戶洞開,他當然不會就此罷休。上海陷落後,日軍參謀本部派河邊虎四郎課長來和松井聯絡。松井對他發誓說:“請放心,吾意已決,非打下南京來給你們看看!”1937年11月15日,他又向從東京來的參謀本部謀略課長影佐祯昭和陸軍省軍務課長柴山兼四郎面呈“進攻南京的必要”。11月19日,各路日軍追擊撤退的中國軍隊,紛紛抵達大本營的戰略限制線。第10軍部隊首先突破限制線,向西追擊。松井不僅未加制止,反而再次向大本營提出“向南京追擊有利”的意見。24日,大本營解除了原限制線,同時又給華中方面軍下達了無錫――湖州的新限制線。第一次違令成功助長了松井的氣焰。他命令部隊再次越過限制線,同時再次向大本營提出:“為迅速解決事變,華中方面軍須乘當前敵之頹勢攻取南京。”恰在此時,日本的對華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七七”事變及“九一八”事變前後,日本政府和軍部中對于中日糾紛主張局部解決和主張全面解決的兩派始終存在分歧,兩次為華中方面軍下達戰略限制線,正是這種分歧的具體體現,但後經激烈辯論,大本營最終決定全面推進中日戰争。于是,大本營通過大陸命令第8号,向華中方面軍下達了“應與海軍相協同攻占敵國首都南京”的命令。而松井于就收到了進攻南京的電報命令。為此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于此,近日予熱烈之主見終獲成功,不甚欣喜之至”。

12月初,松井在等到大本營進攻南京的命令後,立即兵分兩路向南京撲來:一路由上海派遣軍組成,沿太湖北側,經蘇州、無錫、常州、丹陽、鎮江向南京進攻;另一路由第10軍組成,沿太湖南側,經嘉興、湖州、長興撲向南京。不久日軍又分為四路,兩路由丹陽、金壇等地直撲南京,另兩路分别迂回蕪湖和浦口,以圖對南京守軍形成東、北、西南幾面包圍之勢。從12月5日起,雙方在南京外圍發生激戰。中國軍隊抵抗不利,日軍于8日全線突破南京外圍防線,完成了對南京的最後包圍。

日軍雖來勢洶洶,然而卻早已面臨多重困難。日軍經淞滬戰役後,未經充分休整補充就開始向南京方向進擊,其後勤保障也嚴重不足。松井的幕僚們多次向他提醒過類似的問題,他也深知自己的部隊面臨的困難,但他仍然一意孤行。十一月二十日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親王向第10軍發出指令:“部隊為求得補給,應盡量利用現地物資”。在當時的環境下發出這樣一道指令,無異于指使日軍進行公開搶劫。松井石根作為方面軍最高指揮官,對日軍接到命令後的所作所為給予默認。“其結果大規模的掠奪行為自然漫延到整個部隊”。可以說,日軍此時的行為,正是南京大屠殺過程中大規模搶劫的預演。松井将方面軍司令部從上海移至蘇州。十二月七日,他召集參謀人員,下達了《南京城攻略要領》。該要領大緻内容如下:

“一、若南京守城司令或市政當局留守城中,則勸其開城以和平占領,爾後,各師團分别由經過挑選的一個步兵大隊(9日改為三個大隊)為基幹,率先進城,分區對城内進行掃蕩;二、若敵之殘兵仍憑借城牆負隅抵抗,則以抵達戰場之所有炮兵實施炮擊,以奪占城牆。爾後,各師團以一個步兵聯隊為基幹進城掃蕩。……”。

“一、應特别嚴肅部隊之軍紀風紀,使中國軍民敬仰歸服日軍之威武,期不至出現苟如毀我名譽之行為;二、嚴禁接近外國之權益特别是外交機關。在外交使團提議設立而為我軍拒絕之中立地帶,除必要外,應禁止入内,并應在重要地點設立崗哨。又,禁止進入城外之中山陵等革命志士之陵墓及明孝陵。……”。

同時,松井又訓令他的部隊:“南京乃中國之首都,攻克之乃世界性事件。故須認真研究,愈益發揮日本之名譽,增強中國民衆之信賴。雖為敵軍,然已喪失抗戰意志者及一般官民,應予以宣撫愛護,持寬容慈悲之态度。”

十二月八日,松井下令空投《勸降書》,要南京衛戌司令唐生智“和平開放南京城”, 書中說:百萬日軍已席卷江南,南京城處于包圍之中,由戰局大勢觀之,今後交戰有百害而無一利。惟江甯之地乃中部古城,民國首都,明孝陵、中山陵等古迹名勝蝟集,頗具東亞文化精髓之感。日軍對抵抗者雖極為峻烈而弗寬恕,然于無辜民衆及無敵意之中國軍隊,則以寬大處之,不加侵害;至于東亞文化,尤存保護之熱心。貴軍苟欲繼續交戰,南京則必難免于戰禍,是使千載文化盡為灰燼,十年經營終成泡沫。故本司令官代表日軍奉勸貴軍,當和平開放南京城,然後按以下辦法處置。·········大日本陸軍總司令官 松井石根。遭拒絕。10日下午1時,松井下達了向南京城發動總攻的命令。經過3天激戰,守軍漸顯不支,13日,日軍第6師團在師團長谷壽夫率領下最先從中華門攻進南京城。南京陷落。10多萬中國守軍除了很少一部分突圍出去,大部分都潰散了。日軍說中國的士兵有很多逃進南京城的老百姓的難民區中去了,他們就化裝了,于是他們進行搜查,凡是中國老百姓額頭上,有戴軍帽的帽箍的痕迹,手上有老繭,肩上有老皮的,一些青壯年,統統被抓起來,随即日軍臨時攻城總指揮官上海派遣軍司令朝香宮鸠彥王親自簽署了“殺掉全部俘獲人員”的命令,日本軍隊以搜尋敗兵為名在在中國首都南京進行了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縱容大屠殺

十四号,這個松井石根就馬上給這個上海派遣軍下達命令,要求十七号組織入城式,但是上海派遣軍接到命令之後,朝香宮當時是總司令,他覺得以當下治安狀況來說,十七号舉行“入城式”是不太可能的。同時呢,這個執行具體任務的是十六師團,十六師團也認為最早希望在二十号之後舉行入城式。但是松井石根并沒有接受這些意見,當時為了确保十七号的入城式能順利進行,還有皇族的安全,執行了一個所謂的“清除便衣兵”行動。這直接導緻了從十四号到十六号的自南京大屠殺以來的又一個殺人高峰。 特别是為了舉行所謂的入城式,為了保護松井石根、上海派遣軍司令官及朝香宮親王的安全,日軍在南京城内外加速了屠殺。

十七日松井石根從蘇州來到南京。當天下午,松井石根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入城式,騎在高頭大馬上的松井石根,志得意滿,感慨無量。日本有一傳統,就是升旗的時候,要三呼“萬歲”,他當時日記也記到,他主持這個儀式的時候,隻喊了一聲,第二聲就喊不出來了,由于太激動了。包括秩父宮雍仁親王妃,給他寄來了一雙親手制作的襪子,他也非常得意,這件事情也記在了他的日記裡面。第二天,松井又主持了“慰靈祭”。此時,日軍的暴行正處于高峰。對于日軍的暴行,身為日軍最高指揮官的松井石根内心十分清楚。因此,在“慰靈祭”快要結束之時,他突然流着淚,對部下訓斥說:“你們奮力苦戰,使皇威增輝,然某些士兵之暴行,又使皇威一舉掃地”。松井作出如此之訓斥,表明他完全知道南京城内發生的日軍“暴行”,并似乎要下決心整肅軍紀。可事态的發展并非如此。這裡有三點可供說明:

(1)谷壽夫師團是在大屠殺中最為賣力的部隊。若要整頓軍紀,谷壽夫必将首當其沖。而松井卻因谷壽夫師團最先進城而在入城式上對谷壽夫大加獎賞;在1938年1月松井第二次視察南京時,又邀谷壽夫共進晚餐,“以示慰勞,并聽取其對實戰情況之多種看法”。

(2)在戰争環境下,憲兵是維持軍紀的重要工具之一。但在攻占南京之前,整個日軍配備的憲兵隻有102名。由于占領了上海以及要維持其他占領地的“治安”,結果在“南京陷落之時,南京城内沒有一名憲兵。12月17日跟随松井司令官進城的憲兵、包括憲兵隊長在内隻有17名”。後來給許多士兵發了憲兵臂章,實際上這隻不過使他們的為非作歹格外便利而已。

(3)12月19日和20日,松井在南京視察了兩天,他在12月20日的日記中寫道:“午前10時出發,視察挹江門附近及下關。此附近仍屍橫蔽狼藉不堪,野……”。松井看到的是什麼人的屍體,他自己沒有說。但南京陷落前中日軍隊從未在此發生過激烈戰鬥;南京臨陷前,大批中國軍民都想從此渡江逃命,而江北的日軍又恰好是迎面沖來的。因此,這些屍體可以肯定為被日軍屠殺的中國人。松井看後竟熟視無睹,沒有采取任何措施,匆匆返回了上海。在此之前,他還任命了嗜血如命的第16師團長中島今朝吾為南京地區警備司令,“因此大屠殺在松井大将入城以後也沒有停止,一直持續到第二年的2月中旬”。日軍在南京的暴行震驚了國際社會,作為日本盟國的德國當時派駐南京的代表曾向其本國政府報告說,“這不是個人的而是整個陸軍即日軍本身的殘暴和犯罪行為”,日軍是“為自己豎立了恥辱的紀念碑”。迫于國際輿論的巨大壓力,日本政府于1938年3月5日召回松井石根及其部下将佐約80人。同年7月20日松井石根出任内閣參議,至1940年辭職。同年2月與其他退伍軍官在他的故鄉熱海市建造有面向南京方向的“興亞觀音”,紀念日本及中國雙方在戰争中的犧牲者。企圖為自己贖罪。次年任法西斯組織大政翼贊會下屬的大日本興亞同盟副總裁,1942年4月4日,松井石根受日本天皇“叙勳”,授一級金鵄勳章。1943年任總裁,繼續宣揚大亞細亞主義,為配合日本對外侵略戰争積極活動。

東京審判

日本戰敗投降後,1945年9月19日,駐日盟軍總部下令,将松井石根作為戰犯逮捕入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從1946年5月開始,對包括松井石根在内的28名日本甲級戰犯的戰争罪行進行了長達兩年多的審訊。審訊中,松井石根辯稱自己當時因生病而未能阻止部屬的暴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舉證駁斥說:“他的疾病既沒有阻礙他指揮在他領導下的軍隊的作戰行動,又沒有阻礙他在發生這類暴行時訪問該市達數日之久。對于這類暴行負有責任的軍隊又是屬于他指揮的。他是知道這類暴行的。他既有義務也有權力統治他自己的軍隊和保護南京的無辜市民。由于他玩忽這些義務的履行,不能不認為他負有犯罪責任。” 提起中日戰争的性質,松井石根在法庭上有過一段描述,這就像一家内,當哥哥的,實在無法忍受弟弟的亂暴,而打了他,這是因為太愛他,而促使他反省的手段。

1948年11月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松井石根宣讀了起訴書共計三大類55項罪狀(但後又裁定,起訴書中的“反和平罪”不成立),判決其有罪,處以絞刑。12月23日零時,松井石根在東京巢鴨刑務所被送上絞刑架。十二分三十秒後松井石根被确認死亡。

主要罪行

1915年,松井石根調任駐上海武官。1918年升步兵大佐,次年任日軍步兵第39聯隊長。1921年派任海參崴派遣軍情報參謀。

1922年調任哈爾濱特務機關長,次年晉升為陸軍少将。1924年任日軍步兵第35旅團長,1925年調任參謀本部第二部部長。1927年升陸軍中将。1928年8月任日軍第11師團長。

1931年10月,調任參謀本部部附,同年12月至次年8月,擔任日本出席日内瓦裁軍會議全權代表。

1933年3月,就任軍事參議官,同年8月,調任駐中國台灣日軍司令官,10月晉升為陸軍大将。1934年8月,再度調任軍事參議官。次年8月,轉入預備役。

1937年8月從預備役複出,擔任日本上海派遣軍司令。後改任日軍華中方面軍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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