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栓科: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中文百科頻道

教育與工作經曆

1980年9月入北京師範大學，1984年6月畢業。

1984年9月入碩士研究生，師從周廷儒院士。

1987年獲碩士學位，6月入中科院地理所。

1989年晉升為助理研究員。

1993年破格晉升副研究員。

1997年破格晉升研究員。

1995年任首次中國北極科學考察隊隊長。

1997年任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社社長，2000年10月兼任總編。

研究經曆

1984－85，中國東部第四紀冰川研究，山西五台山環境變化研究。

1985－86，河北泥河灣盆地第四紀研究，北京平原的形成與演變研究。

1987－88，黃河河口改道與勝利油田安全研究。

1988－89，喀喇昆侖山－昆侖山綜合科學考察隊。

1989－90，可可西裡綜合科學考察隊。

1990－91，中國第七次南極考察隊。

1991.10－1992，中國第八次南極考察隊，越冬隊。

1993，中國中國第九次南極考察隊1995，中國首次北極科學考察隊。

1996，墨脫考察隊，大峽谷科學考察隊。

2003年，穿越新疆阿爾金無人區。

2006年，參與中央電視台《玄奘之路》節目，從北京出發全程駕車到達印度。

工作領域

主要從事極地和青藏高原地區的地貌、第四紀地質及環境演變研究、旅遊科普及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社的工作。

青藏高原地區的研究

1、1996年10月-1997年4月，承擔中科院與新華社合作項目：“西藏墨脫地區自然與人文系統”的研究，任西藏墨脫科學考察隊隊長。完成了“西藏墨脫地區全新世環境演變”及“西藏墨脫地區自然系統結構”兩篇研究報告及電視片“最後的秘境”。

2、1997-1999年，參加西部水資源重大科技攻關項目之專題“柴達木盆地水土資源配置與合理開發”研究。完成了“柴達木盆地冰川資源”、“柴達木盆地冰川融水補給特征”及“柴達木盆地第四紀冰川發育”的研究報告。

3、參加南極85科技攻關和中國科學院重大項目的部分研究工作。

4、參加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委、國家環境保護總局、青海省政府聯合支持項目“青海可可西裡綜合科學考察”的野外考察和室内研究工作。

南極地區的研究

1、1993年-1997年，承擔了國家科委和國家南極委項目“東南極拉斯曼丘陵區地貌與晚第四紀環境演變”研究，并于同年在南極中山站進行渡夏科考。

2、1991年至1996年，參加了“八·五”國家科委、中科院和國家南極考察委員會的重大項目“南極洲晚更新世以來環境演變及現代環境背景”的研究，承擔了其中“中山站地區地貌與全新世沉積環境”的研究課題，于1991年11月1993年4月在南極中山站地區進行渡夏越冬考察。首次填繪了拉斯曼丘陵區地貌圖、第四紀地質圖并鑽取湖積泥芯。

3、1997年起(至2000年)，承擔中國科學院95重大項目：極地地區自然系統結構與全球環境研究，為第3課題“南極現代地表自然過程”負責人。98年派人參加15次隊現場考察。

4、1997年起(至2000年)，承擔國家95科技攻關項目：南極地區對全球變化的影響與反饋研究，承擔第2專題“南極現代地表自然過程與全球變化研究”，為專題負責人。

北極地區的研究

1、1993年5月起參加“中國首次北極科學考察”的籌備活動，參與了科考計劃的起草，論證及大量的外聯，物資準備工作。1995年3-5月,組織實施了中國首次北極點科學考察計劃。

2、1994年5日起參加中國科學院特别資助項目：“中美合作北極阿拉斯加巴羅地區一萬年環境演變”研究項目，負責湖芯室内分析及沉積環境的研究。

3、1995年起，參加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北極阿拉斯加巴羅地區陸地環境系統研究”。

旅遊科普研究工作

1、1997年11月-1998年12月，承擔并完成了國家科技部特别研究計劃“旅遊業可持續發展的科普推廣與示範”項目。提交了“旅遊科普推廣示範指南”報告。

2、1997年12月參與組織了中科院、科技部、國家旅遊局“中國旅遊業可持續發展研讨會”。

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社的工作

1、1997年7月開始籌備《地理知識》雜志的改版和擴版。1998年1月全面改版，并推進了雜志社新的運行機制。

2、2000年10月雜志更名為《中國國家地理》。

3、2001年出版發行繁體版，2002年發行日文版。

突出成就

背景故事

像許多商業的機緣一樣，李栓科和李勇的投緣是從一頓飯開始的。那是非常重要的一頓飯，1997年秋天，燕莎附近的凱賓斯基啤酒坊，李栓科喝得豪情滿懷——李勇，50多歲年紀，頭發略白，戴着眼鏡，知識分子的模樣，非常平和的一個人，喝一點酒，很休閑的打扮。他英文很好，平常喜歡閱讀英文刊物，像美國國家地理雜志，所以他非常感興趣李栓科的想法——這個年輕人想辦一本中國國家地理！李勇當然清楚這種類型雜志，他看準了李栓科，當時他擔任天津開發區管理委員會主任。李栓科那個時候急于找人投資，他已經組建了團隊，但缺乏資金——反正李栓科朋友多，朋友幫他介紹了李勇，兩人一見都有點“恨晚”的意思。

很快，天氣轉冷，冬天到了，下着雪，在一個涮火鍋的地方，最後決定下來了——李勇出資100萬，李栓科做。最初一切都很順利，但是不久合作出現了問題——雖然直到今天，他們二人還保持着很好的私人關系，畢竟他們都是真心想做這個事情的人，雖然直到今天，李栓科還非常感念李勇——要是沒有那寶貴的100萬！對于一個商業來說，資金周轉是多麼寶貴多麼重要啊！但是，當初的合作隻維持了不到一年的時間！

李栓科意識到這種失敗并不是個人的原因，而是經營團隊的理念差異——“我們是一直花國家财政，忽然轉向市場化，我們是有欠缺的；而他們是成熟的商業團隊，所以我們兩個的合作，就如同一個商業上的成年人和孩子，這本身就是有問題的，我們的理念對，我們要按照我們的想法做雜志；但他們是做生意，對媒體成長過程沒有足夠準備，他們認為要很快收回投資。所以我們後來把他們的投資全部還給了他們，幾年以後，我們的雜志就成長起來了，完全可以自負盈虧。”

與許多長期從事純科學研究的人不同，李栓科一進入到商業領域，不但不覺得繁雜，相反他覺得異常興奮，而且有如魚得水的感覺。

據說，他第一次冒出做雜志的念頭，是他發現許多采訪他的媒體記者對科學的一無所知——在科學界根本不算是新聞的事，對于新聞記者聽起來卻很新鮮；而且最重要的是，由于科學家在日常生活的缺席，所以導緻科學在公衆生活中完全喪失話語權——那種喪失有的時候讓李栓科覺得忍無可忍——媒體有什麼權利告訴公衆一個錯誤的科學概念？比如說“沙塵暴”——“大家知道所有的媒體講沙塵暴是有害的，把家園搞髒，環境難以忍受。這是被很多媒體妖魔化的，沙塵暴其實對我們還有好處，比如它給海洋系統帶來營養物質，否則小魚小蝦就會失去賴以生存的食物。如果沒有沙塵暴，全球變暖将更厲害。

當然沙塵暴也帶來害處。不過，就整個地球對人類社會來講，沙塵暴帶來的好處遠遠大于壞處。我并不是說沙塵暴不需要治理，當然需要治理，問題出在怎麼治理。媒體告訴我們一個錯誤的概念——植樹造林種草可防止沙塵暴，但有些地方就是因為植樹造林才造成沙塵暴。自然界有自己的規律，在地球上，有些地方該是沙漠的必定是沙漠，不可能把沙漠改造成綠洲。比如，我們現在正在談話的這張桌子這麼大一塊地方，如果隻有一杯水，那麼是可能慢慢滋養桌子周圍的一塊綠地的，有了這麼一片面積的草，這塊地就不會起沙，就不會變成沙漠，不會有沙塵。但如果我們在這個地方種了一棵樹，這一杯水養一棵樹就變得很困難。結果，由于這棵樹的種植，不僅僅使桌子這麼大範圍的草死掉，而且周圍的草可能也要遭殃，最後地面起沙，不僅地面完了，這棵樹也會死掉。自然規律對于人類而言就是自然規律，有些地方不能種樹，你種了，最後結果可能更糟。

比如說全世界範圍内，江河的中下遊地區，全世界都是沙漠地帶，為什麼隻有中國長江中下遊給我們一塊綠地，因為青藏高原擡起來了，它把西風氣流分割，因此長江中下遊地區沒有形成沙漠，而是魚米之鄉。也正是因為有青藏高原，所以我們新疆才有大沙漠。自然規律是我們人類要去研究順從的，但是絕不可以破壞自然規律，該種樹的地方一定要種樹，該是沙漠的地方它就是沙漠，這是自然的公平之處，我們一定要懂得尊重自然。”

當李栓科發現如果要讓媒體知道這一點，除了自己辦一份媒體以外，再也沒有更好的主意了！于是他把目光投注到《地理知識》上——那是科學院的一份科普刊物，發行量2萬份。李栓科還記得自己第一次為這份雜志寫稿子，他興奮呀，寫呀改呀，但是等文章刊登出來，發現已經被删改得估計隻有标點符号是他的了！長期寫科研論文和考察報告的李栓科，根本不知道如何寫一篇讓普通讀者讀得明白的文章！

雖然《地理知識》有很長的曆史，而且一些老人兢兢業業做了幾十年，并且直到李栓科接手還有一些忠實的“地理迷”做讀者，但李栓科決定改革——他有一支全新的團隊，他認為現有的《地理知識》從概念選題都落後，是“科普”的概念——什麼叫科普？那就是說我比你知道得多，我要普及給你，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态度，這樣的制作标準不可能得到商業認同——他提出改名——要叫《中國國家地理》，要突出“地理”這兩個字。“這涉及怎樣認識地理。地理并不是按照數理邏輯建立起來，而是按照思辨建立起來，屬于自然科學領域古老又非常有生命力的科學。一般來說，認識地理有三個層次，一是最樸素的地理概念，二是上升到地理的實踐方面，三就是版圖、地理理念和地理哲學。除了這個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對于我們這些出行者來講，出行的理由是什麼。你為什麼要出行？一定是你要去的那個地方有獨有的自然的魅力和人文的精髓的東西吸引了你，這樣你才去。因此，中國國家地理主要是以地理思辨、地理哲學為媒體的立體命脈，‘推開自然之門，昭示人文精華’，對于自然和人文的描述和展示，不僅是美，更重要的是思辨。”

可以想見李栓科改革的難度——這是必然的。但李栓科居然做到了——讓那些老人們高高興興地退出。當然科學院對他的強烈扶持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确實是一個公道的人。

李栓科在接受采訪的時候這樣總結自己：“大學四年教會的是一個學習的方法，研究生三年教會的是學什麼，而我熱愛的地理科學，則教給我一種多解性的思維方式。地理和生物、物理、化學不同，地理裡有山川湖泊還有動物植物，不僅有風雨雷電還有火山地震。所以對于地理來說，這個學科體系本身非常龐雜——你必須學會把握問題的核心。比如地震，每場地震導緻的後果都不一樣，地震穿過城市和穿過無人區，那是完全不同的評價，所以深入到這種科學中，你需要綜合思辨的能力，你需要感知到什麼是最重要的——因為這一學科的特征就是原因多解結果多解。比如我們在北極，忽然看見眼前冒白煙，是冰裂，如果你要找到所有冒白煙的可能性，恐怕你自己都掉到北冰洋裡，你之所以立刻判斷出來并且撒腿就跑對了方向，那是你從衆多原因裡積累出來的，這裡面有運氣的因素，但也有你的科學積累。”

也許正是這種“多解性”的學科訓練，使李栓科轉到商業上以後，并沒有太大的不适應。他甚至發現科學研究和商業活動的相似處——對于科學家來說我們隻知道楊振甯，誰知道他的實驗室裡有多少同樣優秀的科學家？海爾也是一樣道理，我們知道張瑞敏，誰記得住那些出色的員工？一個成功的科學實驗需要挑選樣本，設計程序，每個過程講道理，理論要一環扣一環；而一個商業活動的成功，也是如此，要很嚴密，每一步都要經過推敲。他們從這個層面上講是一樣的。

所以，當李栓科成功轉型為一個商業領袖以後，幾乎不用任何人告訴，他就懂得——所謂管理團隊，一定不是靠“管”出來的，團隊是要靠凝聚和激勵的。你要給團隊一個看得見的商業目标，每一步的成功，都要緊跟着下一步的激勵。像一個孩子一樣。

當然商業和科研有很大的不同。“從大的層面上講，商業是自上而下的過程，每一級貫徹的是上一級的理念，商業領袖自己的人格魅力、眼光對商業成功很重要；而科研是自下而上的，真正說話是少數人，一定是上一級集納了下一級的研究，從無數個樣本和實驗中，發現最有意義和價值的。所以，一個科研領袖必須要有敏銳的眼光，必須善于挑選，善于綜合，從中發現科學亮點，這就是科學發現；而商業領袖則不同，商業領袖是他一個人的理念要靠成千上萬的員工實現。”

過去，李栓科為做一個科研領袖而努力，如今，他非常享受做一個商業領袖的愉悅感——過去沉浸在科學領域，打交道的總不過是科學家，雖然在科學考察的時候，比如像參加青藏高原的科學考察，那次隊伍裡有好幾百人，其中有向導有民夫，但畢竟大部分時間是在做科研，但現在不同了——做一個商業領袖，他每天要見的人完全不同類型——有投資商、有銀行家、也有在某個學術領域有突出貢獻的科學家，每天都感覺到許多新的事情——每天都很忙碌，這種忙碌是一個成功媒體人才有資格擁有的。

李栓科是一個從來不會掩藏自己對成功的喜悅的人——他坦率地承認，的确有很多人羨慕他，這一點隻要從他們望向他的眼神就可以知道。

“我喜歡接觸人。每見一個不熟悉的人，就能看到很多東西。以前完全不明白的投資，都是這樣學會的。如果你現在問我，我最大的享受是什麼，過去我可能會說南極北極，回來的時候那些光榮啊，但現在我可能首先會想到是《中國國家地理》——把一個純科學的理論變成社會的話題談資，這是對我十年趴冰卧雪的最大回報。我現在追求的就是把一個地理概念變成流行時尚。對于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對社會存在一定影響力的人，我想我的雜志應該是他們一個喜歡的讀物。”

接手《中國國家地理》

李栓科在接手《中國國家地理》雜志之前有着相當豐富的地質考察經曆和業績，曾經從事南極（4年）、北極（2年）和青藏高原（4年）地區的地貌、第四紀地質環境演變研究以及旅遊科普工作，每年在野外的時間都要超過3個月，其中最長的一次是在南極—一年半。是在從事科學研究10年後轉向媒體行業的，因此在辦刊中也有着自己獨到的理念。

李栓科因為《中國國家地理》的突出成績被認為是業内最年輕而又富有專業學術背景的社長和總編，也被評為最成功的雜志版權輸出商。《中國國家地理》的成功正是源于“地理的差異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