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早年立儲
朱瞻基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初九日，是朱高熾（當時是燕王封地的繼承人）與其嫡妻張氏所生的長子。在朱瞻基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皇祖父當時還是燕王的朱棣曾經作了一個夢，他夢見自己的父親洪武帝朱元璋将一個大圭賜給了他，在古代，大圭象征着權力，朱元璋将大圭賜給他，并對他說：“傳世之孫，永世其昌”。朱棣醒來以後正在回憶夢中的情景，覺得十分吉祥。忽然有人報告說孫子朱瞻基降生了。朱棣馬上意識到難道夢中的情景正映證在孫子的身上。他馬上跑去看孫子，隻見小瞻基長得非常像自己，而且臉上一團英氣，朱棣看後非常高興，忙乎：“此乃大明朝之福也”。這件事對朱棣下決心發動靖難之變有着很大的作用。
朱瞻基之父朱高熾在永樂二年（1403年）被指定為皇太子，永樂七年（1409年），朱瞻基跟從明成祖巡幸北京，明成祖令朱瞻基觀看農家耕種所用農具及田家衣食，并作《務本訓》贈給他。永樂八年（1410年），明成祖北征蒙古，命朱瞻基留守北京。永樂九年（1411年）十一月，朱瞻基被冊立為皇太孫，開始加冠。從此刻起，無論是巡幸北京還是征讨蒙古，朱瞻基都跟随明成祖。永樂十二年（1414年），朱瞻基跟随明成祖朱棣二征漠北。李謙鼓勇皇太孫朱瞻基追擊九龍口，遭到瓦剌騎兵圍攻，事危。幸賴明成祖派來的騎兵及時來援才得以解脫險境。明成祖曾經命學士胡廣等人到漠北軍中為太孫朱瞻基講論經史。足可見明成祖對其重視程度。他父親朱高熾為健康不佳所苦，而朱瞻基則長得健壯，生氣勃勃。他除了與其祖父關系密切外，還深深地敬慕他父親，常常保護他父親使其免遭兩個叔叔朱高煦和朱高燧的打擊。這一切引起了其他幾個叔父的警覺。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去世于榆木川。八月，明成祖遺诏到達北京，皇太孫朱瞻基親自到開平迎喪。朱高熾登基不久，在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十月立朱瞻基為皇太子。在以後幾個月，朱瞻基的大部分時間在北京度過。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因為南京屢次發生地震，而且父親明仁宗也想還都南京，所以朱瞻基到南京去幫助完成遷都的準備工作，并拜谒明孝陵。朱高熾在五月二十八日患病時，朱瞻基被召回北京，但當他抵達時，明仁宗已死去。六月，朱瞻基自南京回北京到達良鄉，接受明仁宗遺诏，入宮發喪。
即位平亂
洪熙元年（1425年）六月二十七日，朱瞻基正式登基。他放棄了他父親把朝廷遷回南京的計劃，仍留北京為帝都，這多半是因為他成長在此地，因而與朱棣一樣深切地關心北方的邊境。當時朱瞻基正在南京，他的皇叔朱高煦準備在半路截殺太子，然後自立為帝。朱瞻基安全抵達京城。回到北京之後，他一方面妥善處理了明仁宗的後事，一方面加緊北京城的戒備，防止有人伺機作亂，然後從容登基，改次年為宣德元年。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漢王朱高煦謀反。其派一名官員抵達北京，約英國公張輔為内應，張輔當夜逮捕官員上報朝廷。此後又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以濟南為應。事發，陰謀為朝廷所知。起初，朱瞻基沒有派兵征讨，而是修書一封派人送給朱高煦，規勸他罷兵。面對如何平定朱高煦的叛亂，朱瞻基決定親征，立即召張輔下谕親征。朱瞻基親征的消息極大地鼓舞了六軍将士，使民心迅速安定下來，動蕩的局勢有所緩和。之後敕遣指揮黃謙，同總兵、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防止漢王朱高煦南逃。有人說朱高煦曾經請居南京，這次他會率兵攻取南京。朱瞻基則另有一番見解：濟南城池堅固，朱高煦不會冒險攻打；叛軍的家屬都在樂安城，因此朱高煦也不會南下攻取南京，隻有固守樂安。正如朱瞻基所料，朱高煦知道新君親征，竟然沒有了主意，在樂安束手待斃。
朱瞻基令平叛大軍樂安四面包圍，但沒有發動攻勢。宣宗命放箭書到城中，對谕黨逆者宣以禍福，城中於是很多人欲逮捕朱高煦獻上。朱高煦非常狼狽，於是密遣人上奏宣宗，乞求寬解，并明日早晨出城歸降，得到宣宗許可。當夜，朱高煦取出積累的兵器與凡謀議交通文書，全部毀掉。城中通夕火光照明。朱高煦将要出城時，王斌等人堅持阻止，說甯可一戰而死，束手就擒是恥辱。朱高煦則稱城小無法獲勝。之後出城，大臣紛紛上疏請求用重典。宣宗卻阻止，将群臣彈劾奏摺展示給朱高煦。朱高煦頓首言：“臣罪萬死萬死，生殺惟陛下命。”宣宗命朱高煦寫書，召諸子同歸京師。罪止牽連至倡謀數人，其馀城中被脅迫者一律釋放。并逮捕王斌等下錦衣獄。之後，令薛祿等人巡撫樂安，改樂安州為武定州。
大軍班師時，部隊駐紮在跸獻縣之單橋，戶部尚書陳山迎駕，并進言應當乘勝移師向彰德，襲擊趙王朱高燧。宣宗召見楊榮并跟他說了陳山的建議，楊榮稱贊其是大計。之後召蹇義、夏原吉，兩人不敢持異議。楊榮請求先發送敕令給趙王，指責其與朱高煦同謀的罪過，而大軍即刻趕到自然可擒拿了，宣宗聽從。
宣德治世
明宣宗平定漢王朱高煦叛亂之後，政局趨于穩定。明宣宗在成祖、仁宗的基礎上，進一步改革政治機構，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明宣宗保留了明仁宗時期的政府結構，讓許多傑出的官員繼續效勞。但是他在政治制度方面和行政實踐中的确作了某些變動。這在内閣作用的改變和宦官參與行使行政權方面表現得很明顯。明宣宗即位後則進一步繼承和發揚這一廣開言路、納谏的風尚。他對大臣說：“漢、唐諸君，文帝、太宗能納谏，文帝幾緻刑措，太宗緻貞觀之治，亦皆受善之效。”明宣宗即位後，不僅繼續輕刑措，而且注意教化。他說：“百姓輕犯法，由于教化未行。”因而命令各級官吏宜申張教化，普及法律知識，以減少犯罪的行為。
明宣宗試圖清除軍事的腐敗現象，以大力建立文官統治。在曆次征戰中，貪污的軍官隻動員窮人而向富人出售免征券，在征用物資時，向黎民百姓過分勒索。為了清除這些弊病和恢複軍事組織的紀律，明宣宗從宣德元年（1426年）到三年（1428年）派出一批批的監察官員去視察和改進各省的軍事狀況。這些調查的一個目的是清查兵員花名冊，以确定各軍事單位實際的士兵人數和所需的軍饷和口糧，從而清除貪污的主要根源。這類使命稱之為清軍，從此成了禦史們的正常任務。明宣宗擔心秋高馬肥時胡人侵犯邊疆，于是整頓兵馬，駐紮喜峰口以待敵軍。守将奏報兀良哈率領萬名鐵騎騷擾邊疆，明宣宗精選鐵騎兵三千飛奔前往。敵軍望見遠處來軍，以為是戍守邊疆之兵，即以全軍來迎戰。朱瞻基命令将鐵騎分為兩路夾攻敵軍，并且親自射殺敵軍先鋒，殺死三人。兩翼飛失如雲，敵人不敢前進。繼而，朱瞻基又命連續發射神機铳，敵軍人馬死傷大半，剩下的全部潰逃。明宣宗用數百鐵騎直驅前行，敵人看到黃龍旗，才知道是皇帝親征，于是全部下馬拜倒在地請降，明宣宗将這些人捆縛抓獲，大勝而歸。
宣德五年（1431年1月），明宣宗以以外番多不來朝貢為由，命令鄭和再次出航。返航期間，鄭和因勞累過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裡去世。船隊由太監王景弘率領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第七次下西洋人數據載有27550人。這也是最後一次下西洋。
明宣宗實行安民、愛民的仁政。他深知“民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在他統治的期間内，體恤民情，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坐皇宮九重，思田裡三農”，這的确是關心農業生産、農民生活的朱瞻基的真實心态。他繼續推行洪武朝以來的招人墾荒的政策，發展農業生産。宣德七年（1432年），明宣宗還減免了因遭受水災的嘉興、湖州等地。宣德八年（1433年），也減免了不少災區地區的賦稅。
宣宗朝文有“三楊”、蹇義、夏原吉；武有英國公張輔，地方上又有像于謙、周忱這樣的巡撫，真是人才濟濟，這使得當時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經濟得到空前的發展，出現了繼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之後的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
英年去世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明宣宗病重不能視朝，命群臣在文華殿拜谒皇太子朱祁鎮。同月崩于乾清宮，享年三十六歲。遺诏國家重務都由皇太後張氏處置。上尊谥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号宣宗，葬景陵。
個人作品
《捕蝗詩》
《猗蘭操》
《官箴》
《闵旱詩》
主要影響政治
加強皇權
明宣宗登基之後，擺在他面前最大的問題就是明成祖時期削藩不徹底的遺留問題。明宣宗馬上着手整頓軍務，準備迎接來自強藩的挑戰。漢王朱高煦經過精心的準備後扯起了“清君側”的大旗，矛頭直指五朝老臣夏原吉。早已準備就緒的明宣宗在大臣楊榮的建議下禦駕親征，在聲勢上一下就壓倒了漢王叛軍，以前同意與朱高煦共同起兵的幾路兵馬也都按兵不動，明軍很快包圍了樂安城，見大勢已去，朱高煦隻得棄城投降，這次戰役以明軍的大獲全勝，生擒朱高煦而告終。群臣都勸明宣宗将朱高煦正法，朱瞻基念其是藩王網開一面，沒有殺他，而是将他廢為庶人，軟禁在西安門内逍遙城。得勝之師回到北京後，朱瞻基馬上傳召給另外一個皇叔朱高燧，暗示他交出兵權，朱高燧并沒有反抗，乖乖地交出了三衛兵馬，就這樣明初近半個世紀的藩王問題在宣德朝終于得到了解決。
完善内閣
明宣宗保留了原來的政府結構，但是他在政治制度方面和行政實踐中作了某些變動。這在内閣作用的改變和宦官參與行使行政權方面表現得很明顯。
自朱棣在位時起，人們所稱的内閣原來是一個谘詢機構，這時開始行使更大的行政和審議實權。三楊、金幼孜、黃淮分别在内閣中重新任職。他們不但官居一品，具有特殊的宮廷官銜，而且在外廷兼任尚書。例如，楊士奇保留了兵部尚書的官銜，黃淮和金幼孜分别保留戶部尚書和禮部尚書的頭銜。他們都得到明宣宗的尊敬和信任，這不但是因為他們曾是明宣宗的師傅，而且他們還是永樂時期的有功之臣。他們由像吏部尚書蹇義和戶部尚書夏原吉等官員協助工作，夏原吉雖不是内閣成員，卻能參與決策。但除了這些人外，在明宣宗時期内閣很少進入新的官員。
内閣的突出地位還因新的行政程序而得到加強：定期上朝觐見以讨論較為迫切的國家政事。遵循明仁宗的先例，明宣宗要他們直接呈遞密封的奏議以及時确定适當的行動施政方針。此外，明宣宗采用了條旨或票拟這種正規的辦事程序，程序規定大學士們審議官員呈遞的奏議，并提出适當答複貼在每道草拟的诏令上以供禦批。明宣宗一般采納他們的建議，并将诏令分送給主管的部去貫徹；明宣宗并不再召内閣大臣們進行複議，除非主要内容出現了争議。這樣，内閣就成了皇帝明宣宗和六部之間的橋梁，與以往相比，更成了決策的力量。
閣臣任用
在明宣宗周圍有一批著名的大臣，他們為“仁宣之治”的締造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宣德朝的著名大臣主要有五位：楊士奇、楊榮、楊溥、夏原吉、蹇義，其中前三人合稱“三楊”，尤為重要。
楊榮像朱瞻基所信用的大臣各有長處，互相補充，“蹇義簡重善謀，楊榮明達有為，楊士奇博古守正，而（夏）原吉含弘善斷。事涉人才，則多從（蹇）義；事涉軍旅，則多從（楊）榮；事涉禮儀制度，則多從（楊）士奇；事涉民社，則多出（夏）原吉”。楊溥是個特殊的人物，性格内向，但操守很好，為衆大臣歎服。朱瞻基對這幾位重臣十分信任，對于他們提出的建議總是虛心接納，君臣之間的關系很是融洽。“當是時，帝勵精圖治，（楊）士奇等同心輔佐，海内号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遊事，每歲首，賜百官旬休。車駕亦時幸西苑萬歲山，諸學士皆從。賦詩赓和，從容問民間疾苦。
宦官制度
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下令，設置“内書堂”，教導宦官們讀書。後設司禮監秉筆太監，司禮監掌印太監。雖然這種做法一定程度上使辦事更加迅速和有效率，但也促進了宦官勢力的崛起。明宣宗一改以往的方式，在宮内為宦官提供正規的書本教育。宣德元年（1426年），後來宣德三年（1428年），皇帝指定翰林學士在内書堂教宦官，以使他們能夠處理文件和正式與朝廷官員聯系。雖然對宦官的正規教育從沒有像某些非官方史料斷言的那樣真正被禁止過，但這種做法仍是一反常規。主要的原因是明宣宗需要信得過的奴仆去處理他私人的文件。其他的集團都不能提供這樣的忠誠和機密性。每當明宣宗并不簡單地采納大學士們提出的決定，宦官的關鍵性作用就突出起來；這時司禮監的宦官被指望代表皇帝采取适當的行動。此外，各部一般不能與明宣宗一起讨論和複審宦官的建議，那些轉遞文件的宦官就能在明宣宗不知情的情況下上下其手。此措施導緻明朝的宦官取得空前的機會去濫用皇帝的特權。
宣德年間宦官的崛起是以前行政發展的結果。宦官篡奪皇帝權力的能力歸根結蒂取決于皇帝本人的脾性。就明宣宗而言，似乎能夠控制宦官勢力的擴張。他不但屢次下令減少宦官的采購和諸如伐木和造船等宦官的指導活動，而且他處決和嚴懲了那些犯有重罪的宦官。但是，由于提供了正規教育和使用他們處理公文，明宣宗無意地為他們濫用權力開辟了道路。當後來的某個皇帝甯願怠忽職守或不問政事時，宦官濫用權力的情況變得最為嚴重。在這種情況下，宦官最後便高踞在一個無強有力的領導和其權力體系也處于混亂狀态的官僚體制的頂點。結果，他們為後來明政府的敗壞而承受了大部分的責難。
監察改革
明宣宗繼位時都察院貪污成風，後來明宣宗制定了幾項改革措施，并為都察院定下了新的任務和職能。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顧佐被任命為都禦史，以取代劉觀。接下來，北京和南京都察院的43名官員因不勝任而被明宣宗罷免，接替的人都要經過嚴格的考查。明宣宗對都察院的辦事程序和組織都加以規定，都察院的職責也被擴大。新增的兩個主要職能：重建兵員名冊和視察邊境各省。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至宣德九年（1434年）期間，專門規定了一些禦史監察的任務，并在以後加以制度化。它們包括視察軍屯、建設項目和京營的情況，以及監督南直隸的征稅和通過大運河至北京的漕運。
監察工作滲透到明朝中央和地方各級行政以及外廷和内廷的所有領域；它的活動遍及民事、軍事、财政和司法幾個方面。它在監督行政工作的運轉和向皇帝進行政策進谏方面發揮了極重要的作用。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至宣德九年（1434年）期間，禦史們使240名以上的官員降職，并使其他一些官員任職、複職或得到提升。他們還呈上247份彈劾奏折，至少揭發659名官員和其他17人，同時還呈上251份其他内容的奏議，向皇帝提出忠告和勸谏。
經過宣德三年（1428年）大規模的機構改革，明朝禦史的情況大為改觀，在批評時更加直言無忌。他們還提出直率的忠告，不過在觸及皇帝私人行為時，他們也會遲疑不決，因為擔心會帶來相應的處罰。雖然明宣宗對他們表示尊敬，但他對玩忽職守和濫用職權的禦史也是嚴厲的。這些人被降職、關押或流放；對他們不處死刑。
督撫制度
在地方行政中，明宣宗在位時期最重要的制度發展是地方治理開始向正式的體制過渡。官員們被任命到各省擔任巡撫，其意義為“巡視安撫”。巡撫的職責是協調省的三司——按察司、布政司、都指揮使司。這種省級行政體制的設立體現了以前幾代皇帝統治時期為了臨時任務由中央政府任命特任“巡撫”這一做法的變化。“巡撫”這一名稱已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使用過，成祖在永樂十九年（1421年）也派26名朝廷官員進行安撫軍民的工作。明宣宗遵循這些先例，在洪熙元年（1425年）九月派兩名官員到南直隸和浙江去進行“巡撫”。當宣德五年（1430年），任期不限定的高級官員被委派去“巡撫”河南、陝西和四川的民政、司法和軍事工作時，體制的定形化過程仍在繼續；五年後，這類委派的任務包括了從甘肅至遼東的北方邊境的主要邊防地區。在承擔長期管轄這樣大的地區的任務時，這些專使實際上已把後來稱之為巡撫的職務制度化了。
但巡撫從未被承認為實質性的任命，而是把職權委諸同時在中央政府任正式官職的官員的一種專門的委任。這類官員通常是六部的侍郎，特别是兵部侍郎。後來他們被加授高級監察官員的空銜。此外，巡撫還被指定為兼提督軍務或參理軍務。當軍事在行政管理中日趨重要時這種情況變得更加普遍了，并且标志着随着軍事組織本身的退化文官逐漸地控制了軍事。巡撫制逐漸演變成後來稱之為總督的管理方式，總督意即被委任去處理涉及一個以上轄區的文職協調人。
宣德五年（1430年）五月，工部右侍郎周忱被指定去監督征收、運輸從長江流域解往北京的漕糧時，“總督”這一官職名稱開始被使用，意即“監督”。這一先例在明英宗時得以制度化，這時這些專使之一擔任了巡撫和總督，具有明确的軍事責任。巡撫制和總督制都在明英宗時趨于成熟；它們成了明代行政等級體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經濟
休養生息
朱瞻基統治的期間内，體恤民情，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坐皇宮九重，思田裡三農”，這的确是關心農業生産、農民生活的朱瞻基的真實心态。他繼續推行洪武朝以來的招人墾荒的政策，發展農業生産。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京畿地區發生了蝗災，朱瞻基派遣官員前去指揮消滅蝗蟲。他仍不放心，特意谕旨戶部，告誡他們往年負責捕蝗的官員害民的危害一點也不比蝗災小，因此要嚴禁杜絕這種事情的再次發生，還做有一首《捕蝗詩》頒給臣子。宣德七年，還減免了因遭受水災的嘉興、湖州等地。宣德八年也減免了不少災區地區的賦稅。
朱瞻基統治的10年間，多次下旨為民解困。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罷湖廣采木。宣德五年（1430年）二月，罷工部采木。宣德三年（1428年）十一月，錦衣指揮鐘法保請采珠東莞，朱瞻基不但沒有同意，還認為他是想用這種擾民的事情為自己謀求利益，将他逮捕入獄。他還多次蠲免稅額、積欠柴炭草，免除在京工匠中年老殘疾和戶内無丁力者的匠籍。
軍事
巡視北邊
明宣宗分别在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十四日、宣德五年（1430年）十月九日至二十五日、從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九日至十月三日進行了三次邊境巡邏。其中寬河之戰中，明宣宗用數百鐵騎直驅前行，蒙古兀良哈部知道是皇帝親征，全部下馬拜倒在地請降，明宣宗将這些人捆縛抓獲，大勝而歸。由于“自仁宗不勤遠略，宣宗承之。”明宣宗巡邏希望罷邊主和，瓦剌部的脫歡首領抓住機會，于宣德五年（1430年）密遣麥克零部落迎脫脫不花，宣德八年（1433年）被脫歡立為大汗。脫歡以脫脫不花汗的名義統一安樂王、賢義王及和甯王所部，并聯姻忠順王，逐漸侵蝕明朝邊界。朵兒隻伯、阿端隻、猛哥蔔花，乘間伺隙，為明邊境患。
整頓軍隊
明宣宗在位時期，試圖清除軍中的腐敗現象，以大力建立文官統治。在曆次征戰中，貪污的軍官隻動員窮人而向富人出售免征券，在征用物資時，向黎民百姓過分勒索。他們非法地使用士兵作為自己的私人奴仆，侵吞他們的軍饷和口糧，扣發他們的冬裝。這樣的非法勒索和苛刻待遇敗壞了士兵的士氣，助長了開小差腐敗現象，進而破壞了整個軍事組織和嚴重地降低了部隊的戰鬥力。
為了清除這些弊病和恢複軍事組織的紀律，明宣宗從宣德元年（1426年）到三年（1428年）派出一批批的監察官員去視察和改進各省的軍事狀況。這些調查的一個目的是清查兵員花名冊，以确定各軍事單位實際的士等兵人數和所需的軍饷和口糧，從而清除貪污的主要根源。這類使命稱之為清軍，從此成了禦史們的正常任務。另外，朱瞻基在宣德三年（1428年）頒布了關于征兵和扣押逃兵的新規定，條款從8條增至19條；宣德四年（1429年）十月，他又增加了旨在清除營私舞弊的條款22條。
盡管這樣關注，軍事組織繼續受到管理不當、士氣下降和缺乏戰鬥力等問題的損害。根本的原因似乎是軍屯未能給部隊提供糧食以及世襲的軍事制度中存在種種不正常的現象（對中國社會來說）。軍隊不再像在明成祖時代那樣經常征戰，戰鬥經驗很少。明宣宗老是對犯罪軍官寬大處理，這是促成以上通病的一個因素。
外交
海外交流
明成祖時期，建立舊港宣慰司、滿剌加外府、蘇門答臘官廠、察地港抽分所、古裡官廠等貿易文化交流中心。”由于“自仁宗不勤遠略，宣宗承之。”宣德朝文化交流的海帆不再遠航，從文化交流的角度來看，海禁政策也帶來了很多遺憾。使明朝成為一個被“”（四周都被包圍）的文明。如果沒有海禁政策及中國人航海事業的衰退，那麼中國人和歐洲殖民者的初步接觸很可能是在印度洋，而非東南亞。如果是這樣，那麼遠東和西歐文化圈的初步交融可能是另一番面貌。如果中國人接觸歐洲殖民者的前哨遠在印度洋，那麼中國人無疑更加從容。
鄭和出洋
朱瞻基登基後不久，明朝周邊的哈密回回、滿剌撒丁、占城、琉球中山、爪哇等數十國前來朝貢明朝，幾乎是每年都來。宣德五年（1431年1月），宣宗以以外番多不來朝貢為由，命令鄭和再次出航。返航期間，鄭和因勞累過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裡去世。船隊由太監王景弘率領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第七次下西洋人數據載有27550人。這也是最後一次下西洋。
宦官洪保從古裡前往麥加，王景弘在鄭和本人帶領艦隊主力回國後于九年（1434年）帶了一部分艦隊駛往蘇門答剌和爪窪。宣德八年（1433年）出現了海外使團前往北京的另一個高潮，其中15個使團來自南洋、波斯灣和東北非洲。
安南政策
安南芒族人黎利（至少是高度芒化的京族，但他的早期支持者幾乎全是芒族人）反叛，屢次打敗官軍。黎利請示朝廷，請求重新立陳氏之後為安南國王。朱瞻基認為國中疲憊，遠征無益，于是答應了他，冊封陳暠為安南國王，宣德三年罷征南兵。後來黎利篡奪陳暠之位而自立為王。派人入朝納貢謝罪，請求皇帝冊封群臣。有人請求皇帝讨伐黎利，朱瞻基不許，冊封黎利為安南國王，自此以後朝貢不絕。
日本政策
明宣宗在位期間，明廷設法改善與日本關系。明宣宗恢複了與日本正式關系，由于日本将軍足利義持的敵意，這種關系在朱棣時已經處于冰點。宣德元年（1426年）、二年（1427年），朱瞻基單方面取消了關于納貢使團在永樂二年（1404年）的協定，以改善關系。他增加了準許來華貿易的船隻和人員。但足利義持繼續阻礙任何協定的達成。不過，他的繼承者足利義教（統治期1429年—1432年）則對恢複關系表現了很大的興趣；宣德七年（1432年）二月，明宣宗派宦官柴山攜帶一份給足利義教的诏書去琉球，建議恢複關系和增加批準的貿易量。诏書是通過琉球王的斡旋而轉到日本的。足利義教對所提的内容感到欣慰，在九月派了一名具有中國血統的僧人龍室道淵帶領一個使團于宣德八年（1433年）六月抵達北京，同時随帶馬匹、甲胄、刀劍和其他土産等貢品。七月，中國皇帝回派一個使團護送日本使團回國，明朝使團在日本受到熱烈的接待。
這些互相往來的活動恢複了中日之間的官方關系，其間關系雖然偶爾發生破裂，但是一直維持到了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原因是雙方各為自己的利益打算。将軍及其繼承者願意合作，是因為日本人熱衷于在新的和更有利的制度下進行貿易，并且獲得了厚利。明廷希望在鎮壓倭寇方面取得将軍的幫助。明廷認為，他們未能達到目的是因為對方對他們慷慨大方的反應采取了半心半意的态度。但實際上将軍對海盜的控制程度是很小的。
東南亞
朱瞻基在繼續他父親的收縮政策時，隻和朱棣時期定期前來納貢的南亞和東南亞諸國保持例行的接觸，按來朝次數多寡排列，它們包括：占城（8次）、爪窪（6次）、暹羅（6次）、蘇門答剌（4次）；來朝一次的有浡泥、榜葛剌、南渤利、柯枝、錫蘭、古裡、阿丹和阿拉伯等國。在維持這些關系的同時，皇帝還繼續執行不準中國人出海到國外定居或經商的更早時期的禁令。其目的是加強沿海的治安，使之不受海盜的騷擾，以及保持一切對外貿易的官方壟斷。這些不現實的禁令失敗了，因為在執行時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難。
民族
漠北地區
明宣宗在位時期的北方邊境還是比較平靜的。這種暫時平靜之所以出現是因為阿魯台對東蒙古人的無可争辯的領導已被明成祖的五次征讨所破壞。結果，部落領袖之間存在着嚴重的對立。到朱棣去世時，阿魯台已經江河日下，因為重新振興的瓦剌人在脫懽（死于1439年或1440年）的領導下屢次侵入他的領地，迫使他東移。這樣，蒙古聯盟一分為二：阿魯台領導東蒙古人，脫懽領導西面的瓦剌諸部落。雙方戰争不斷。阿魯台的領導權還受到在他控制下的兀良哈惕各衛的蒙古人的挑戰。在明仁宗明宣宗統治時期，阿魯台每年派遣納貢使團去北京，中國人則以珍貴的絲綢、緞子和其他的禮品回贈。明廷希望瓦剌萬一進攻時能夠從其處得到幫助，但阿魯台十分虛弱，不能成為一個有力的盟友。由于阿魯台的無能，兀良哈惕蒙古人受到鼓舞，不時威脅中國邊境。宣德三年（1428年）十月，當這夥人襲擊中國領土時，恰好明宣宗率領3千騎兵視察邊境，親自擊退了蒙古軍隊。
後來明宣宗對邊防作了一些變動，在戰略要地開平衛之南，明朝軍隊在薛祿的率領下在一些城市構築防禦工事。宣德五年（1430年）五月，工事完成後，薛祿建議把邊境防務集中在此，放棄開平的前沿戍區，以便縮短供應線。這個決定後來被認為是一個嚴重的戰略錯誤，因為它把幾百英裡的地方暴露在蒙古人面前，同時又限制了明朝軍隊，使他們越來越采取守勢。
同時在西面，瓦剌已經強大，并在宣德六年（1431年）擊敗阿魯台。此事促使兀良哈惕再次造反，但沒有成功。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的母納山之戰中，脫懽領導下的瓦剌部擊潰了阿魯台并把他殺死。瓦剌無可争辯地成了蒙古的支配力量。這次勝利後，脫懽保持着與明廷的友好關系。當他野心勃勃的兒子也先（死于1455年）繼任瓦剌的領導權後，立即試圖在蒙古腹地建立瓦剌部落的霸權，局勢就完全改變了。
漠南地區
明初洪武控制了許多軍事據點，其中主要的據點有亦集乃舊城、鎮番衛、甯夏衛、東勝衛（者者口守禦千戶所）、開平衛（興和所）、大甯衛、安東衛及吉林船廠。朱棣登基後将北平行都司山後除開平外、豐洲灘東勝衛所盡數廢除，但永樂依然掌控及巡邏上述地區。到了宣德時期，朱瞻基内遷亦集乃舊城、開平衛、興和所，吉林船廠，緻使明朝邊防出現漏洞。朱瞻基對于遊蕩在河套的脫歡人馬及南逃的阿魯台細心撫谕，對于受到阿魯台打擊而南遷放牧的兀良哈給予默許，對于被襲擊東走的海西女真給予漠視，對于驅逐瓦剌的明軍軍士給予呵斥。明朝前期撤離陰山邊疆後，蒙古草原内亂的失敗者不再北上，而是選擇了南下這一軍事空虛地帶，最先進入這一地區的是宣德後期在與瓦刺戰争失敗的鞑靼阿魯台。對于阿魯台的南下，明宣宗出于"以夷制夷"的考慮，默認鞑靼占據陰山南疆的政治事實，從而促使明朝、蒙古之間政治邊界由此明确起來。在瓦刺、兀良哈壓力之下，鞑靼殘部沿大青山、烏拉山、狼山，不斷西走至甘肅境外，從而徹底打通了陰山邊疆，将之轉變為蒙古各部來往通暢的"陰山走廊"。
哈密地區
哈密衛，是永樂皇帝以蒙古義子所立，地位比“拟親王”，作為明朝的情報中心，地位非常重要。永樂五年七月一日壬子，朱棣敕宋晟以兵五百或一千，選才能之将率領，赴之。且令熟計使相更代。宣德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丙子，涼州衛、永昌衛、山丹衛土鞑官軍，擺擺羅哈剌等七十家居哈密者，皆思歸，令怕哈木來奏：‘願赴京師效力’。上遣内官李信、林春齎勑谕，哈密忠順王蔔荅失裡、忠義王弟脫歡帖木兒，‘俾悉遣來’。宣德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忠義王為侄兒忠順王蔔答失裡奏求與弩溫答失裡結姻的婚娶禮币，同一天瓦剌順甯王脫歡亦奏求弓刀等物，命悉與之。當時明宣宗無意出兵，故而也聽之任之。
麓川地區
宣德三年閏四月麓川宣慰使思任發侵奪南甸、騰沖等處地方。沐晟上奏請發雲南、貴州、四川官軍五萬人及各處土兵讨之。又奏老撾宣慰司刀線歹及甯遠州土官刀吉罕恊助交阯，罪不可容。明宣宗認為：麓川之事，前已命你與西南等高層計議怎麼撫谕。雖麓川作過必當威服，但念數年來征交阯，讨四川番寇，軍民勞弊未甦，所以這次還是讓你立即同雲南三司廵按、監察禦史再遣人招撫，如能順服不必用兵，果執迷不悛，止調雲南官軍土軍及木邦宣慰司等處夷兵勦之。老撾、甯遠，亦不必深究。緻使明朝在西南的威信大失，麓川亦大肆擴張，故有英宗征麓川之役。
張志淳在《南園漫錄》指出，征麓川不得不做的事，是一個正确決策。“夫振之惡雖不可殚述，然其主麓川一事，于國體、于利害、于忠臣義士之寃、于久遠之計，自今觀之，殊為有得。不然，則曆今七十餘年，為中外所壞，不知群夷變亂幾番矣，何以能帖然如此！”張志淳進一步分析了緻誤之由，完全是楊士奇、王恕單邊聽信沐氏子孫“隐蔽溢美”行狀結果，“李（賢）遂據以為真，而以其事遷就之而筆于書，而不複考也”。李賢、楊士奇、王恕是著名的大臣，“于史、于事、于是非皆颠倒謬誤，至終身莫之省”，“顧失實至于如此，然則後世将安所憑哉？良可歎也！”
社會
救濟措施
朱瞻基對影響中國大部分地區的旱澇和蝗蟲災害的報告的反應是迅速的。在正常的制度範圍内，他對受災區采用各種各樣的救災措施，諸如免稅一至二年，減收田賦二至四成，分發免費的糧食和其他生活用品以吸引難民重返家園。為了保證取得理想的結果，皇帝鼓勵地方官員履行自己的職責，并常常派欽差大臣去各受災區監督工作的進行。曆史學家一般都盛贊宣德帝全心全意地關心人民的福利。
廢除官妓
明朝初至中葉娼妓業尤為發達。他繼位時，國家政綱松弛，官員日益腐敗淫逸，終日紙醉金迷，縱情享樂。朱瞻基終于無法忍受滿朝文武的生活作風日益敗壞，宣德四年（1429年），決定在全國裁汰官妓，嚴肅法紀。
他下令查封了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大批妓院，廢除了原有的官妓制度，禁止官員攜妓宿娼。但對民間娼妓業卻沒有什麼限制。明宣宗将兩京一十三省經營了數十年的官營妓院全部革除，嚴令禦史糾察官員德行品性，膽敢違令狎妓宿娼者，必然罷職，永不叙用。而士子嫖妓，也要受處罰，甚至在科考中不予錄用。對明代開國即繁榮兩京的國營妓院酒樓來說，這一禁令無疑是災難性的。其後不久，曾經繁華靡麗的教坊女肆半行拆毀，歌樓舞館，化為廢井荒池。
但是對文武百官而言，緊張的氣氛隻在暫時。雖然官妓被取締，官員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入妓院，但是他們在家中仍然蓄養女樂家妓，查無可查，禁無可禁。宣德十年（1435年），朱瞻基駕崩。在朱瞻基短暫的作風整頓之後，明朝上下百官被壓抑的酒色之欲迅速反彈，整個社會“淫風大熾”。
轶事典故君臣融洽
朱瞻基是就明代整個皇帝的素質而言他算是一位比較賢德的皇帝了。宣德間，君臣關系相當的融洽，在此略舉一例：朱瞻基夜訪大學士楊士奇的家。
宣德六年七月的一天，“漏下十二刻，從四騎至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頓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上曰：‘朕欲與卿一言，故來耳。’”
皇帝有話想與大臣說，完全可以将其诏進宮中，而他卻跑到人家家裡去了，并且在深更半夜。如果二者沒有較為親密的關系，這一點是不可能做到的。明人焦竑在論及此事時更富有情味：宣德中，駕幸楊士奇第，夜已二鼓，士奇警起，朝服而迎。但見儀從塞屋，香氣氤氲，不知上所在，惟向北拜不已。上方倚闌看月，笑而呼曰“士奇，朕在此。”所賜已充庭矣。
一句“士奇，朕在此”，彰顯出君臣的和諧之處。
促織天子
朱瞻基品行上的瑕疵通常在野史裡和一些文學作品中有記錄。比如，他喜好促織，有“太平天子，促織皇帝”之名。促織者，蟋蟀也，民間叫蛐蛐。稱“太平天子”尚好，呼“促織皇帝”好像就不太中聽了吧。而且他“好促織”的有點過了頭，明人呂毖《明朝小史》裡載：“帝酷好促織之戲，遣取之江南，其價騰貴，至十數金。時楓橋一糧長，以郡督遣，覓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駿馬易之。妻妾以為駿馬易蟲，必異，竊視之，乃躍去。妻懼，自經死，夫歸，傷其妻，且畏法，亦經焉。”
清人蒲松齡《聊齋志異·促織》中有一句：“宣德間，宮中尚促織之戲，歲征民間。”說宮中尚此戲，其實就是在說皇帝的個人嗜好。君王可以有點愛好，但因為個人愛好，緻勞民傷才，并且搞的小民家破人亡，顯然就不是有德之君的所為了。除此之外，朱瞻基還有一些不德的表現，比如，他好房中術，曾向太醫院一位太醫索要這方面的書，這位太醫比較正直，告訴他，他是看病的，先輩（指太醫院）傳下來的也都是些醫書，沒有那類的書。這讓朱瞻基極為不滿，于是他就令人把這位太醫偷偷的抓起來關在監獄裡，不讓外人知道。太醫的家人也感到蹊跷，就托人打聽。得知真相之後，太醫的家人也不敢聲張，隻能苦苦的等。那位太醫被關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放出來。
戲遊無度
宣德皇帝既是一個有較高文化素質的皇帝，又是一個喜歡射獵、鬥促織和戲遊無度的皇帝。故宮博物院收藏着宣德皇帝的親筆繪畫和反映他射獵、戲遊活動的繪畫，如《武侯高卧圖》、《三陽開泰圖》、《瓜鼠圖》、《射獵圖》（後人定名為《明宣宗射獵圖》）、《行樂圖》（後人定名為《明宣宗行樂圖》）等。
史料記載
《明史·本紀第九·宣宗》
《明宣宗實錄》
藝術形象
人際關系家世
高祖父：（追尊）仁祖淳皇帝朱世珍
高祖母：（追尊）淳皇後陳氏
曾祖父：太祖高皇帝朱元璋
曾祖母：孝慈高皇後馬氏
祖父：成祖文皇帝朱棣
祖母：仁孝文皇後徐氏
父：仁宗昭皇帝朱高熾
母：誠孝昭皇後張氏
後妃
恭讓章皇後胡善祥，原配妻，宣德三年（1428年）以無子被廢，正統八年（1443年）去世。天順七年（1463年），上谥号“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後”。
孝恭章皇後孫氏，初為貴妃，宣德三年（1428年）立皇後，天順六年（1462年）九月崩。全谥為孝恭懿憲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後，合葬于景陵。
孝翼太後吳氏，明代宗之母也。明代宗朱祁钰即位後升格為皇太後。明英宗複辟，降稱宣廟賢妃。南明時追谥孝翼太後。
何貴妃，殉宣宗為貴妃，谥端靜。
趙賢妃，殉宣宗為賢妃，谥純靜。
吳惠妃，殉宣宗為惠妃，谥貞順。
焦淑妃，殉宣宗為淑妃，谥莊靜。
曹敬妃，殉宣宗為敬妃，谥莊順。
徐順妃，殉宣宗為順妃，谥貞惠。
袁麗妃，殉宣宗為麗妃，谥恭定。
諸恭妃，殉宣宗為恭妃，谥貞靜。
李充妃，殉宣宗為充妃，谥恭順。
何成妃，殉宣宗為成妃，谥肅僖。
郭愛，追封國嫔。
子女
兒子
長子明英宗朱祁鎮，母孝恭章皇後孫氏。
次子明代宗朱祁钰，母吳賢妃。
女兒
長女順德公主，母胡皇後。
次女永清公主，母胡皇後。
三女常德公主，母孝恭章皇後孫氏。
一女說女真妃子所生。
人物評價
胡世甯：“我太宗文皇帝雄武冠絕古今，徼外四夷無不臣服。是以北封元之遺孽阿魯台為和甯王，馬哈木為順甯王；西封脫脫為忠順王；東北置奴兒幹等都司衛所二百餘處。皆以撫綏戎落，藩屏中國。至于南讨黎季犛，複古中國之地，建立交趾布政司，尤為偉績。宣宗以來，黎賊複據交趾，殺官劫印，不可勝紀。阿魯台亦為馬哈木所并，其東北各衛所亦皆兼并不常，存亡莫考。先朝（宣宗）皆置之不問，蓋不勞中國以事外夷。”
馬文升：言天下之安危系武備之修否，我太祖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凡私役一軍，私借一馬者，皆有重罰，雖有興造竟不勞軍，三十馀年海内晏然。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于武備尤為注意，故出塞千裡，胡虜遠遯。宣德以來武備漸弛，迨至正統，民不知兵，所以有土木之敗迩。
何喬遠《名山藏》：高皇帝承胡元縱弛之弊，宏振威武以儆天下，成祖以英達之資缵緒大服，海内竦然，振厲者五十餘年。昭皇帝（明仁宗）至德深仁不久于位，章帝（明宣宗）繼之，乃涵濡以醇懿陶埴，以德義聞四方。
談遷《國榷》：國初嚴禦，每重囚歲械入京辄千百，簿尉巡檄之任，辄煩聖慮，蓋詳極矣。宣宗幼侍文皇帝出入塞垣，深谙民事。及即位，遽有樂安之駕，非素才武，疇克滅此而朝食也者？然兵不輕試，惓惓以生靈為念。水旱朝奏，赈貸午曁。親閱囚牍，多所釋遣。好文學之士，一才一技，皆被甄錄。蓋睿質天縱，文翰并美，而不矜其能，嘗有自下之色。國家之治，寬嚴有制，煩簡有則，帝實始之。而于廢胡後,棄南交,孰為帝諒者？嗚呼！廢後非盛德事也，其棄南交，比于漢之朱崖矣。
張廷玉等《明史》：“仁宗為太子，失愛于成誼。其危而複安，太孫蓋有力焉。即位以後，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闾閻樂業。歲不能災。蓋明興至是曆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強藩猝起，旋即削平，掃蕩邊塵，狡寇震懾，帝之英姿睿略，庶幾克繩祖武者欤。”
②“仁宣之治，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闾閻樂業，歲不能災。蓋明興至是曆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方宣宗之即位也，法祖重農，赈荒懲貪。文事則經史在禦，武備則車駕待邊。又且卻驺虞之祥，禁白烏之瑞。《豳圖織婦》，訓诰同風。《招隐猗蘭》，四詩媲美。凡此皆善政也。而棄交趾于荒外，廢胡後于長門，系陳祚于犴狴。毋亦稽中之德，大醇小疵，克終之規，百裡九十耶？此則宣宗之失也。雖然，創業固難，守成匪易。仁、宣之治，非高、成不開；而高、成之政，非仁、宣不粹也。嘗考仁宗一祀不永，而繼以宣之濟美，則久道化成。宣宗十載未多，而溯于仁之監國，則重熙累洽。故原其初造，則仁危于宣，席其已安，則宣光于仁。劉緒缵于元嘉，宋治盛于慶曆。王道無旦夕之效，禮樂必百年而興。嗚呼！此其時哉。
孟森：曆代閹禍，豈非皆自宣宗造之？當即位初，诏求直言，有湖廣參政黃澤上書言十事，其言遠嬖佞，即反複以宦官典兵幹政為戒，帝嘉歎而不能用，旋即設内書堂，可知嘉歎之為好名浮慕。
趙中男：王振的專權和明英宗的無能導緻了土木之變的慘敗，但在當時的情況下，瞻基那些能幹的老臣和經過調整完善的社會制度，幾乎無力阻止這一慘敗。從這個意義上講，土木之變是宣德時期政治隐患（邊疆、武備、閹禍）的總爆發，既是封建制度的悲劇，也是瞻基個人的悲劇。
《朝鮮文宗實錄》：上（朝鮮文宗）謂代言等曰："尹鳳率爾告予曰:“洪熙皇帝及今（宣德）皇帝,皆好戲事。洪熙嘗聞安南叛,終夜不寐,甚無膽氣之主也。’”知申事鄭欽之對曰：“尹鳳謂予曰:“洪熙耽于酒色，聽政無時，百官莫知早暮。今皇帝（宣德）燕于宮中，長作雜戲。永樂皇帝,雖有失節之事,然勤于聽政,有威可畏。”鳳常慕太宗皇帝,意以今皇帝為不足矣。”上曰：“人主興居無節,豈美事乎?”
藝術成就
由三楊監修的這個時期的官方記載把朱瞻基描繪成一個擅長文藝和獻身于仁政的儒家君主。他不但試圖實踐儒家的原則，而且通過編寫為帝的指南《帝訓》（1428年）和類似的教誨官員的手冊《官箴》（1432年）而把儒家的原則留給後世。
朱瞻基雅尚翰墨。尤工于畫山水、人物、走獸、花鳥、草蟲等。書畫作品當作圖書贈重臣，上書年月及受賜者姓名，钤“廣運之寶”、“武英殿寶”及“雍熙世人”等印章。
圖書文化事業發展迅速。宣德八年（1433）他命楊士奇、楊榮于館閣中擇能書者10人，取五經、《說苑》之類，各類副本，分别貯藏于廣寒、清署二殿及瓊花島，以資觀覽。又建造“通集庫”、“皇史晟”以藏古籍、檔案。内閣藏書約2萬餘部，近百萬卷。刻本占十三成，抄本占十七成。史稱“當是之時，典籍最盛”、“仁、宣二主，世既承平，文物益盛”。
後世紀念
朱瞻基埋在北京十三陵的景陵中。
在朱瞻基的父親明仁宗修建陵墓的時候，朱瞻基遵循他父親的遺囑，厲行節儉，親自規劃，僅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就竣工了。獻陵的規模和耗資均比成祖的長陵少得多，為以後的幾代帝王陵墓做出了榜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