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

人物生平

早期經曆

嘉靖四十一年（1563年）八月十七日，朱翊鈞出生在裕王府，是明穆宗朱載垕的第三子。明穆宗有四子，長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钤，俱早亡。四子朱翊镠與朱翊鈞同為李氏所生。

朱翊鈞的祖父世宗嘉靖帝晚年迷信道教，“諱言儲貳，有涉一字者死”，因此，關于朱翊鈞的誕生，沒人敢報告嘉靖皇帝，更不敢為之起名字。直到隆慶元年（1567）正月初十日，廷臣上疏請立皇太子，同月十八日明穆宗才為他賜名，叫朱翊鈞。明穆宗說：賜你名字，名為鈞，是說聖王制馭天下，猶如制器之轉鈞也，含義非常重大，你當念念不忘。

隆慶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因其成為了其父子嗣中最為年長的，故朱翊鈞被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朱翊鈞的生母李太後身世卑微原是宮人，後來母以子貴才晉升為貴妃。皇太子就是未來的皇帝，将來要治國治民，必須從小接受教育，了解以往帝王承業治國的經驗教訓，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駕馭臣民的本領。

朱翊鈞雖然年幼，卻很懂得這個道理。明穆宗任命一批大臣為教官，輔導他讀書。朱翊鈞學習非常用功。其母李氏教子非常嚴格。朱翊鈞小時候稍有懈怠，李太後就将其召至面前長跪。每次遇到講筵的時候，李太後都令經筵講官入前親授。沒遇到早朝的時候，五更就到了朱翊鈞的寝宮，早早将朱翊鈞叫起。由于講官的盡心輔導，李太後的嚴格管教，以及朱翊鈞本人的刻苦努力，朱翊鈞年漸長而學愈進。他自己後來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說：“朕五歲即能讀書。”

沖齡踐祚

隆慶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二日，明穆宗病危，三天後内閣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被召入宮中。高拱等人進入寝宮東偏室，見明穆宗坐在禦榻上，榻邊簾後坐着皇後陳氏、皇貴妃李氏，10歲的太子朱翊鈞就立在禦榻的右

邊。明穆宗抓住高拱的手，臨危托孤，“以全國使先生勞累”。司禮監太監馮保宣讀給太子朱翊鈞的遺诏：“遺诏與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輔臣并司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荒怠，保守帝業。”三位大學士受托之後，掩淚而出。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即崩于乾清宮。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鈞正式即位，次年改元萬曆。

萬曆皇帝繼位伊始，大學士高拱馬上呈進新政五事，要求其禦門聽政，親答奏請，面見輔臣，議處要事，且一應章奏覽後俱須發送内閣看詳拟票，杜絕内批留中。雖然高拱的本意在于“以主上幼沖，懲中官專政，條奏請诎司禮權，還之内閣”，但仍可看出他對于幼年皇帝朝夕訓誨的急迫心情，初衷未為不妥。

然而當時正值主少國疑之際，“上沖年在疚，拱默受成于兩宮，權不自制，惟恐外廷之擅”。在讀書方面，朱翊鈞也是從一開始就堅持按照祖宗舊制，舉日講，禦經筵，讀經傳、史書。在明朝的衆皇帝中，除明太祖朱元璋之外，像朱翊鈞那樣确實是不多見的。朱翊鈞即位後，就按照内閣首輔張居正的建議，每天于太陽初出時就駕幸文華殿，聽儒臣講讀經書。然後少息片刻，複回講席，再讀史書。至午飯完畢時始返回宮内。隻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暫免講讀。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從不間斷。

内閣争紛

朱翊鈞即位時，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内閣紛争傾軋，整個朝廷也沒有能夠挽回嘉靖一朝的積弊。這個社會問題，以後變得更為激烈。按照明穆宗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顧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宮中，朱翊鈞自然依靠馮保。但是，馮保與高拱的關系非常惡劣。此前，司禮監掌印太監職位空缺，高拱先後推薦了陳洪、孟沖，就是不願讓馮保做掌印太監。神宗自己在登極诏中也命令他們：朕方在沖年，尚賴文武親賢，“共圖化理”，“與民更始”。

馮保此人知書達禮，又有文藝素養，所以很受明穆宗的喜愛。馮保利用皇權更叠之間的權力真空，通過遺诏驅逐了政敵孟沖，親自任司禮監掌印太監。而此時的内閣首輔高拱也對馮保欲除之而後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給事中程文、吏科都給事中雒遵、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都開始彈劾馮保。由此，一場政治鬥争勢必不免，鬥争中，沖突雙方是馮保和高拱，而張居正表面上是幫助高拱的。但實際上，張居正與馮保關系非常密切，早就預謀趕走高拱。

明穆宗末年，高拱為内閣首輔。神宗即位之後，高拱“才略自許，負氣淩人”，恰恰觸犯了“自負付托之重，專行一意，以至内猜外忌”的為臣大戒，最終在官場角逐中失利。人事變更的結果，張居正依序升為内閣首輔，責無旁貸地肩擔起培養萬曆皇帝的重任。而此次政治震蕩對幼小的萬曆皇帝産成的刺激也頗為深刻：“專權之疑，深中帝心，魁柄獨持，以終其世。晚雖倦勤，而内外之間，無複挾恣意如初年者。主術所操，為得其大也。”而且高拱為人性格執拗，出言偏頗。明穆宗去世時，高拱以主幼國危，痛哭時說了一句：“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

神宗即位後，馮保将這句話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講，十歲小孩哪能決事當皇帝”。神宗聽到這話，“專權之疑，深中帝心”。于隆慶六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将他免職，以張居正取代他的位置。此後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終堅持自操威柄。他說過“若用舍予奪，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高拱一走，高儀也驚得嘔血三日而亡，三位内閣顧命大臣中隻剩下張居正一人。同時，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問題也堆積如山。面對着這些重重的困難，這個萬曆帝沒有畏縮不前，為了“皇圖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氣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殺予奪在朝廷這根權柄，勵精圖治，推行新政，朱翊鈞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為。

勵精圖治

張居正為内閣首輔以後，朱翊鈞将内廷的事務托給馮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對張居正不僅委以重任，而且尊禮有加，言必稱“元輔張先生”，或“張先生”，從不直呼其名。隆慶六年（1572年）六月十九日，張居正剛剛走馬上任幾天，朱翊鈞就在平台（即後左門）單獨召見他，共商大計。由于明穆宗在位從沒有召見過大臣，所以這事在當時曾引起轟動，使廷臣看到朱翊鈞承業治國的精神和決心，又大大提高了張居正的威信。

朱翊鈞從思想上到行動上，全力支持張居正，合力進行改革，推行萬曆新政。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萬曆元年（1573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針對官僚作風和文牍主義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号令”，提高朝廷機構辦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專任，立限完成；層層監督，各負其責。神宗說：“事不考成，何由底績。”其時，因為朱翊鈞年幼，對祖制還不十分明白，不曉得個中的利害關系。後來，他意識到張居正的權力過大，“幾乎震主”，這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

經濟領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國田畝；二是推廣“一條鞭法”。萬曆六年（1578年）十一月，朱翊鈞下令在福建行省進行試點。至萬曆八年（1580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糧事竣”。朱翊鈞與張居正因勢利導，趁熱打鐵，立即通行全國清丈。戶部奉旨就清丈範圍、職責、政策、方法、費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項規定，于同年十一月下發各地。

至萬曆十年（1582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總計支出新增一百四十餘萬頃。推廣“一條鞭法”，是當時經濟改革的又一個重要舉措。萬曆九年（1581年），一條鞭法已在全國各地“盡行之”。這标志着整個張居正改革已經取得了重大勝利。

萬曆朝的前十年，在幼年朱翊鈞的支持下，張居正在政治上、經濟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煥然一新，經濟狀況也大為改善。萬曆十年（1582年）六月，一代名臣張居正病逝，朱翊鈞從此開始親政。這次改革，始于萬曆元年（1573年），至萬曆十年（1582年）基本結束。它是明中葉以來地主階級革新自救運動的繼續和發展，也是明後期政治、經濟關系新變動的深刻反映。其範圍，覆蓋政治、經濟諸方面。具體步驟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為重點，後五年以經濟改革為主要任務。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扭轉了正德、嘉靖兩朝以來形成的頹勢。

朱翊鈞親政後，主持了著名的“萬曆三大征”。先後在明王朝西北、西南邊疆和朝鮮展開的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分别為李如松（李成梁長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變的甯夏之役、李如松，麻貴抗擊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入侵的朝鮮之役，以及李化龍平定苗疆土司楊應龍叛變的播州之役，鞏固了漢家疆土。後世有說明軍雖均獲勝，但軍費消耗甚钜。而三大征實際軍費則由内帑和太倉庫銀足額撥發，三大征結束後，内帑和太倉庫仍有存銀。

萬曆怠政

萬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鈞開始沉湎于酒色之中，身體虛弱，每況愈下。因此，朱翊鈞執政中後期，幾乎很少上朝。他處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過谕旨的形式向下面傳遞。“萬曆三大征”中邊疆大事的處理，都是通過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們所希望的“召對”形式。在三大征結束之後，朱翊鈞對于大臣們的奏章的批複，似乎更不感興趣了。同年，禮部主事盧洪春奏曰：朱翊鈞“日夜縱飲作樂”。從同年起，為争立皇太子，演成了曠日持久的“國本之争”。

明末官僚隊伍中黨派林立，門戶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傾軋。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名目衆多。在東林黨争無休無止之時，由于明神宗私愛貴妃鄭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堅持其王府莊田“務足四萬頃之數”，才肯讓其出京之國，于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場長達七八年之久的福王莊田之争。福王之國洛陽剛剛過了一年，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時，又發生了晚明曆史上著名的梃擊案，作案的是一個名叫張差的薊州男子，史稱“梃擊案”。

起初，皇太子也以為“必有主使”。是時，鄭貴妃一再指天發誓，自明無他。朱翊鈞見事涉鄭氏，加上多年來人們一直議論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燒自己，很快就親自定張差為“瘋癫奸徒”，并命“毋得株連無辜，緻傷天和”，隻處決張差及與之有關的太監龐保、劉成二人。并特地為此于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态，二十五年來第一次召見大臣，宣布他的命令，将此案草草收場。

因立太子之事與内閣争執長達十餘年，最後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萬曆十七年（1589年），朱翊鈞不再接見朝臣，内閣出現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現象。至于貪财一事，朱翊鈞他在親政以後，查抄了馮保、張居正的家産，就讓太監張誠全部搬入宮中，歸自己支配。為了掠奪錢财，他派出宦官擔任礦監稅使，四處搜括民财。

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禦史謝傑批評朱翊鈞荒于政事，親政後政不如初：“陛下孝順父母、尊祖、好學、勤政、敬天、愛民、節約開支、聽取意見、親人和賢人，都不能夠像當初一樣。”以至于朱翊鈞在位中期以後，方入内閣的廷臣不知皇帝長相如何，于慎行、趙志臯、張位和沈一貫等四位國家重臣雖對政事憂心如焚，卻無計可施，僅能以數太陽影子長短來打發值班的時間。萬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禦史上疏：“台省空虛，那些緻力于廢除掉，皇上深居二十多年，從來沒有一個接見大臣，天下将要淪陷的憂慮。”首輔葉向高卻說皇帝一日可接見福王兩次。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風憲重地空署幾年，六科隻剩下四個人，十三道隻剩下五人。”

萬曆中期後雖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後并沒有宦官之亂，也沒有外戚幹政，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朝内黨争也有所控制，萬曆對于日軍攻打朝鮮、女真入侵和梃擊案都有反應，表示雖然忽略一般朝政，還是關心國家大事，并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與世長辭

就在朱翊鈞宗晏處深宮，“萬事不理”，導緻從内廷到外廷鬧得不可開交之際，遼東後金迅速崛起，不斷出兵南犯，向明軍發動進攻，遼東戰争爆發。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日，後金政權正式建國，終于成為明朝的主要威脅。自此明朝遼東的形勢也随之每況愈下。尤其是經過東征援朝戰争和礦稅使高淮亂遼以後，遼東邊防空虛，軍民困甚，供應艱難，加上明神宗用人不當，明軍屢屢敗北。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薩爾浒之戰，明軍四路大軍，三路全軍覆沒，喪師九萬，敗局遂成。遼東

戰争每年約需銀四百餘萬兩，朱翊鈞為了應付這筆龐大的軍費，自萬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後三次下令加派全國田賦，時稱“遼饷”。明末三饷（遼饷、剿饷、練饷）加派開始。加派非但無濟于事，反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不滿，紛紛投入反對明朝的革命洪流。朱翊鈞自己也因此情緒低落，愁眉不展。

萬曆四十八年（1620）三月，朱翊鈞因長期酒色無節，加上遼東慘敗，國事困擾，終于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咽下了最後一口氣，終年五十八歲。二十二日發喪，二十三日頒布遺诏，命皇太子朱常洛嗣位。九月初十日尊谥号神宗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号神宗。十月初三日，安葬于定陵。

主要作品

《勸學詩》

主要影響

政治方面

官吏考核

萬曆初年的政治改革主要措施是“考成法”，是萬曆元年（1573年）推行的。它是針對官僚作風和文牍主義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号令”，提高朝廷機構辦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專任，立限完成；層層監督，各負其責。明神宗說：“事不考成，何由底績。”其特點是改變國家機構的運作機制：以内閣監控六科，六科監控部院，部院監控地方撫按，最後使“部權盡歸内閣”。六科和部院原是直接向皇帝負責，把它們變為受内閣制約，聽從内閣指揮，實有悖于祖宗舊制，實質上是将一部分皇權轉移到内閣。這是張居正對明代官制的一次重大變革。

早朝制度

隆慶六年（1572年），朱翊鈞即位，關于早朝這一儀式有了折中的變通辦法。根據大學士張居正的安排，一旬之中，逢三、六、九日早朝，其他日子則不朝，以便年輕的皇帝可以有更多的時間攻讀聖賢經傳。這一規定執行以來已近15年，越到後來，聖旨免朝的日子也越來越多。

與此同時，其他的禮儀，如各種祭掃，皇帝也經常不能親臨而是派遣官員代祭。實際上，神宗的早朝，即使按規定舉行，較之前代，已經要省簡多了。首先是早朝的地點很少再在正殿，而且在一般情況下早朝人員都不經午門而集結于宣治門，所有駿馬馴象的儀仗也全部減免不用。其次，禦前陳奏也已流于形式，因為所有陳奏的内容都已經用書面形式上達，隻有必須讓全體官員所知悉的事才在早朝時重新朗誦一過。

清算張居正

從萬曆九年（1581年）到萬曆十年（1582年）間，張居正一直沒有請假，堅持辦公。次年二月，張居正舊病複發，雖然屢經名醫醫治，但是張居正自己也知道，自己“精力已竭”，“不過行屍走肉而已”！萬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病逝。朱翊鈞為之辍朝一天，給予張居正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贈上柱國銜，蔭一子為尚寶司丞，賞喪銀500兩。然而，兩年之後的萬曆十二年（1584年）八月，朱翊鈞在都察院參劾張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張居正誣蔑親藩，侵奪王墳府第，管制言官，蒙蔽我聰明。專權亂政，欺騙主上忘恩負義，謀劃國家不忠。本會斷棺戮屍，念效勞有年，姑且免去全部法追論。”（即說張居正無視皇帝權威，鉗制言官，擅權亂政。）

這時候的張居正一家，已經被抄家。張府人口，一些老弱婦孺因為來不及退出被封閉于張府，餓死十餘口，張居正80歲的老母還是在首輔大學士申時行的請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頃田地。張居正恐怕生前絕對不能想到，他死後竟然會遭到一手扶持的神宗如此無情的懲處。朱翊鈞這種一百八十度的态度轉變是他長久處于張居正約束下的發洩，同樣也是自己開始親政的基礎，推倒張居正，也就樹立了皇帝自己的權威。

軍事方面

平定哱拜叛亂

哱拜是蒙古鞑靼部人，嘉靖年間投降明朝邊将鄭印，後來官至甯夏副總兵。萬曆十七年（1589年），哱拜以副總兵緻仕。兒子哱承恩襲為指揮使，充巡撫門下旗牌官。哱拜私下裡蓄養了一批奴仆，組成一支蒼頭軍，見明軍兵馬不整，就有反叛之心。萬曆二十年（1592年）二月，哱拜與結義兄弟劉東旸同時發難，殺甯夏巡撫黨馨，繳去總兵張維忠的印信。劉東旸自任總兵，哱承恩為副總兵，哱拜為謀主，扯旗反叛，企圖占據甯夏，自為一個割據政權。當時，朝廷對于蒙古的羁縻政策因俺答汗之死，漸漸失控。哱拜勾結河套的蒙古部落，企圖聯成一氣。明朝總督魏學曾一方面切斷河套的蒙古部落與哱拜之間的通道，一方面圍住甯夏。在朝廷，神宗命大臣各獻平叛之策。

當時的兵部尚書石星提出的方案是掘開黃河之堤，以黃河之水灌淹甯夏城，則“一城之人盡為魚鼈”；禦史梅國桢推薦原任遼東總兵李成梁前往平叛；甘肅巡撫葉夢熊請命讨賊。神宗後來對于三種方案竟然都能接受，一方面命葉夢熊趕赴甯夏；一方面命李成梁出征甯夏。李成梁當時在遼東，便命其子李如松前往。神宗還下命懸賞緝拿哱拜等人。到了六月，甯夏城外已經有魏學曾、梅國桢、葉夢熊、李如松等數支大軍，由魏學曾統一調度。但是，魏學曾束手無策，力主招安。這讓神宗大怒，以為堂堂天朝竟然奈何不了哱拜，成何體統？

七月，神宗在接到監軍禦史梅國桢的軍情報告後，果斷地以葉夢熊取代了魏學曾，并将魏學曾逮回京城，并直接部署：“決（黃河）水灌城之謀，毋得異同誤事。”既然最高當局已經下令灌城，前方的将領自然再無異議。于是，當初在反對俺答封貢中似乎沒有多少遠見的葉夢熊，這時顯得非常有膽略。他在七月十七日之前，圍着甯夏城築了一道長約1700丈的長堤，将甯夏城圍成一個水洩不通的池塘，然後掘開黃河大堤，向甯夏城灌水。八月，城中糧食短缺。同時，李如松擊敗了從河套來援的蒙古騎兵。

九月，明軍攻破甯夏城南城。但是，叛軍退據的大城依然易守難攻，明軍的攻勢受挫。這時，一個名叫李登的賣油郎，挑着擔子在街上邊走邊唱：“癰之不決，而狃于痏；危巢不覆，而令枭止。”監軍梅國桢将他請入營中，讓他帶着三封書信去見哱承恩。李登跛一足，瞎一眼，在路上根本就不被人注意。他将一封信交給哱承恩，勸哱承恩說：哱氏有功于朝廷，監軍深為可惜，可殺劉東旸以自效；接着，李登又去見了劉東旸、許朝，勸他們說：首亂是哱氏，将軍為漢人，何苦代人受過？這個離間計果然成功。九月十六日，劉東旸殺土文秀，接着，哱承恩殺劉東旸、許朝，投降明軍。九月十八日，明軍進城，剿滅了哱拜的蒼頭軍，哱拜自殺。哱承恩等人被押解京城。至此，甯夏平定。

平定楊應龍叛亂

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神宗命令還在朝鮮戰場的幾支部隊迅速移往西南，其中包括最能征戰的總兵劉綎的部隊。此行的目的地是四川的播州。明代在播州設立播州宣慰使司，其駐地約相當于今遵義市。播州宣慰使姓楊，世代為當地的土司。隆慶五年（1571年），生性雄猜、陰狠嗜殺的楊應龍世襲了父親楊烈的宣慰司一職。萬曆十四年（1586年），神宗又賜楊應龍都指揮使銜。但是，楊應龍對于四川的官軍弱不經戰的士氣看在眼裡，早就想占據整個四川，獨霸一方。他的居所都是雕龍飾鳳，又擅用閹宦，俨然是一個土皇帝。

從萬曆二十年（1592年）起，楊應龍就時叛時降，反複不定。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貴州巡撫江東之派都指揮使楊國柱讨伐楊應龍，結果三千軍隊全軍覆沒，楊國柱戰死。當時，朝鮮戰争已經結束。因此，神宗決定一勞永逸地解決楊應龍問題。他任命李化龍為湖廣、川貴總督，兼四川巡撫，郭子章為貴州巡撫，讨伐播州叛軍。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初，各路兵馬陸續彙集播州附近。李化龍持尚方寶劍，主持讨伐全局，坐鎮重慶；郭子章以貴州巡撫坐鎮貴陽；湖廣巡撫支大可移駐沅江。

明軍分兵八路進剿：總兵劉出綦江；總兵馬禮英出南川；總兵吳廣出合江；副總兵曹希彬出永甯；總兵童無鎮出烏江；參将朱鶴齡出沙溪；總兵李應祥出興隆衛；總兵陳璘出白泥。每路兵馬3萬，共計20餘萬人。這種安排，足以說明神宗對于剿滅楊應龍的決心。八路大軍中，以劉所部最為骁勇善戰。綦江在播州的北面，楊應龍也重點屯兵于此，以他的兒子楊朝棟親自領苗兵數萬進行防守。然而，苗兵每遇上身先士卒的劉，隻會大叫：“劉大刀至矣。”往往不戰而潰。羅古池一戰，楊朝棟差點被俘。劉率軍一直攻到了婁山關下。

婁山關是楊應龍老巢海龍囤的門戶，與海龍囤并稱天險，易守難攻，但是，卻被劉在四月至六月兩個月内連續攻破。六月初六日，楊應龍與愛妾周氏、何氏關門自缢，兒子楊朝棟、弟楊兆龍被俘。戰役前後曆時114天，斬殺楊應龍的部隊2萬人。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十二月，李化龍班師回朝，并将楊朝棟等69人押解到京師，磔于市。至此，平播一戰以完勝結束。這一戰，雖然耗費了湖廣、四川、貴州三省财力，但是，正如當時的官員朱國桢所說，如果不平定播州，四川周邊的少數民族就要紛紛效仿楊應龍，非但四川不保，雲南、貴州也可能不保。後來，瞿九思編《萬曆武功錄》，稱平定楊應龍是“唐宋以來一大偉績”，大概也是從确保西南版圖的效果來說的吧。

從萬曆三大征看來，神宗絕不是一個平庸的皇帝。實際上，神宗對于每一次軍事行動，似乎都充分認識到其重要性。而且，在戰争過程中對于前線将領的充分信任、對于指揮失誤的将領的堅決撤換，都顯示了神宗的膽略。但從另一側面來看，三大征對明王朝的财政也造成了極其沉重的負擔，張居正時期辛苦積蓄的四百萬兩貯金，在萬曆援朝之戰中全部煙消雲散。國庫的空虛，導緻明王朝與後崛起的滿洲八旗軍隊作戰的軍費，隻能依靠國家不斷增稅來彌補，可以說是明末農民大起義的一大重要誘因。

經濟方面

清丈田畝

清丈田畝又稱“清丈田糧”，目的是為了糾正田制混亂。這是繼朱元璋之後進行的又一次全國性的土地大清丈。朱元璋時期那次大清丈，與“賦役黃冊”相配套，編造了“魚鱗圖冊”，為明代田賦征收奠定了基本框架。到了明中葉以後，“魚鱗圖冊”已面目全非，賦役征派日益不均，國家賦稅收入越來越少，“私室日富，公室日貧，國匮民窮”，田畝已是非清不可了。同明代其他重要經濟改革一樣，這次清丈也是首先從東南沿海地區搞起來的。

萬曆六年（1578年）十一月，朱翊鈞下令在福建試點。中心問題是為了改變有田者不交納稅糧、無田者苦于賠納的怪現象，使田畝與稅糧挂鈎。由于朱翊鈞态度明确，張居正指導得力，堅決排除阻力，試點工作進行得頗為順利。至萬曆八年（1580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糧的事務告竣之後。神宗與張居正因勢利導，趁熱打鐵，立即通行全國清丈。戶部奉旨就清丈範圍、職責、政策、方法、費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項規定，于同年十一月下發各地。至萬曆十年（1582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總計支出新增一百四十餘萬頃。有些地方還重新編造了“魚鱗圖冊”。是明代田制與賦制的又一次綜合整治，成績顯著。缺點是有些地區為“求畝多”，不實事求是，用小弓丈量，以緻出現新的“虛額”，加重小民負擔。

一條鞭法

鞭，又稱“一條邊”、“條邊”、“一條編”、“條編”等。其視點是變通賦與役的征收方法。它和清丈田畝一樣，也是在嘉靖、隆慶以來各地逐步試行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明神宗的功勞，是支持把它推廣到全國，實現了中國古代賦役史上一次偉大的變革，為實行貨币地租創造了條件。

一條鞭法，“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于官。一歲之役，官為佥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量，加以增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并為一條，皆計畝征銀，折辦于官，故謂之一條鞭”。其基本精神與特點是把賦與役合并，簡化征收手續，擴大了折色範圍，改變了以往的征收方法。它的推行，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生産關系與生産力發展變化的反映。萬曆九年（1581年），一條鞭法已在全國各地“盡行之”。

礦監稅使

自張居正死後，朱翊鈞開始通過向各地征收礦稅銀的方式，增加内庫的内帑。在此以前，内庫主要收入為金花銀，即依靠南直隸地區的田賦。不過内庫所有收支最終仍由戶部負責，并對皇帝的使用進行嚴格的幹預和管理。礦稅銀除補貼内帑用于宮廷膳食以外，更多則用于國家開支，尤其是邊鎮用錢。

如萬曆二十年（1592年）十一月初四日，甘肅巡撫田樂上疏，因河西地區邊疆用兵需數十萬錢糧，請撥内帑，朱翊鈞批複同意。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十二月十二日，戶部因京師庫銀減少，邊饷告急，請神宗撥内帑，朱翊鈞雖然責怪戶部未提前做好庫銀儲備，并且不要因為有内帑而有恃無恐，但仍迅速撥發内府庫銀救急。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四月，戶部更是因北部邊疆兵饷告急，請撥内帑百萬兩，朱翊鈞最顧及邊情，所以同意照數撥用。

另外，含礦稅銀的内帑也用于國家救災，如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三月初九日，因河南饑荒，撥内帑三萬三千兩用于赈災。

文化方面

改革學校

學校為養士基地，“人才所系”。為了培養新的人才，萬曆二年（1574年），神宗命令吏部嚴格選用提學官。次年三月，張居正進呈《請申舊章饬學政以振興人才疏》，提出選用提學官和整頓學校的十八條方案。神宗以為“深切時弊”，下诏命“各官着實遵行”，并大量裁減府、州、縣學的學生數。

在明代，“科舉必由學校”。人口不斷增加，學校招生人數反而減少，不但與社會發展大勢背道而馳，對于那些追求功名利祿者更是當頭一棒。明神宗還根據張居正的建議，诏毀天下書院，迫害士人，實行文化專制。這些都是倒退行為，所以，一開始就遭到激烈反對，難以貫徹執行。張居正本人更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大邑士子多怨之，或謂他“千慮一失，在汰郡縣諸生”，成為後來慘敗的禍根之一。

外交方面

西學東漸

萬曆年間，西方傳教士紛紛來華傳播基督教，使得中西之間文化上得到交流。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601年1月25日），利瑪窦觐見了朱翊鈞。向朱翊鈞進呈自鳴鐘、聖經、《萬國圖志》、大西洋琴等方物，得他的信任。利瑪窦還把封面燙金、裝訂精美的地圖集《地球大觀》送給他，告訴他，從這部地圖集上，可以看到他從西方來到中國途經的路徑。

同年，朱翊鈞下诏允許利瑪窦等人長居北京。之後利瑪窦在北京以豐富東西學識，結交中國的士大夫。常與賓客談論天主、靈魂、天堂、地獄。同時編撰新書，包括以中文寫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當中有數名更是公卿大臣。這當中最著名的，也是後來影響最大的是進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啟。除利瑪窦外，明末來中國的著名傳教士還有意大利人熊三拔、艾儒略，日耳曼人湯若望，瑞士人鄧玉函，西班牙人龐迪我等。

這些傳教士在中國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對于當時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對于中國士大夫階層中的少數先進分子，起了一種喚醒的作用。對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傳教士把在中國所經曆的寫到西方去，引起西方巨大的反響，對日本和朝鮮半島上的國家認識西方文明也産生了重要影響。

中英交流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時任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寫了一封親筆信，派使者約翰·紐伯萊帶給明朝萬曆皇帝，信中表達了英中兩國更好開展貿易往來的願望。可惜的是，約翰·紐伯萊在途中遭遇不幸，雖然信件沒有丢失，但卻成了伊麗莎白一世的終身遺憾。此後，信件被英國國家博物館收藏。

轶事典故

父子親情

有一次明穆宗在宮中騎馬馳騁，朱翊鈞攔住馬對明穆宗說道：“父皇是天下的共主，萬一出了閃失，如何向天下交代呢？”明穆宗聽到這番話，趕緊下馬，抱起朱翊鈞走入宮中。

少時聰穎

神宗登基之初，就以他高貴的儀表給了臣僚們以深刻的印象。他的聲音發自丹田，深沉有力，并有餘音袅袅。從各種迹象看來，他确實是一個早熟的君主。他自己說過他在5歲時就能夠讀書，按中國舊時的計算方法，那時他的實足年齡僅在3歲至4歲之間。巴力盡管如此，在他禦字之初，由于年齡太小，臨朝時還需要在衣袖裡抽出一張别人事先為他書寫好的紙片，邊看邊答複各個官員的呈奏請示。他自然不能完全明白紙片上所寫答語的含義，而隻是一個尚未成年的兒童在簡單地履行皇帝的職責。

交好大伴

慈聖皇太後與太監馮保都喜歡書法。所以，朱翊鈞很小的時候書法就極為工整。馮保在宮中，被皇帝稱作“伴伴”、“大伴”，小皇帝對于馮保非常畏懼。每次小皇帝與小太監玩的時候，看到馮保來了，就正襟危坐說：“大伴來了。”馮保的職責不但是對皇帝實行一般的教育，有時還要代皇帝朱批。因此，他與張居正之間的聯系要緊密一些。實際上，正因為内有馮保，外有張居正，萬曆初年的新政才能順利地推行。張居正對于朱翊鈞的輔導和關懷無微不至，他為皇帝安排了詳盡的視朝和講讀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宮中的一些小節，張居正都要細細地與皇帝說。

呵護太嶽

張居正身為輔臣，又是神宗的老師，自然有很大的權力，神宗對居正也是畢恭畢敬，言聽計從。史載“帝虛以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中外想望風采。”張居正所說所請，神宗大多稱善，并一一批準，就連神宗自己都說：“卿平日所言，朕無一不從。”甚至慈聖太後決定的事，張居正覺得不可行，神宗也要按張居正的意思說服太後然後行之。

神宗對張居正的請求不僅能從之，而且對彈劾張居正的官員皆給予申饬#貶黜，萬曆四年春正月，“禦史劉台劾大學士張居正專擅威福，如逐大學士高拱，私贈成國公朱希忠王爵，引用張四維、張翰為黨，斥逐言官餘懋學、傅應桢，罔上行私，橫黩無厭。居正甚怒，見上辭政，曰：臣之所處者，危地也。言者以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将巽順以悅下耶？則負國。竭公以事上耶？無以逃端擅之譏。伏地不肯起。上下禦座，手掖之曰：先生起，朕當則台以謝先生！诏下台獄，杖之百，遠戍之。”可見，神宗對張居正呵護有加。

喜愛讀書

自從張居正去世以後，萬曆脫出了翰林學士的羁絆；而自從他成為父親以來，慈聖太後也不再幹預他的生活。但是，皇帝在這個時候确實已經成年了，他已經不再有興趣和小宦官去胡鬧，他變成了一個喜歡讀書的人。他命令大學士把本朝祖宗的“實錄”抄出副本供他閱讀，又命令宦官在北京城内收買新出版的各種書籍，包括詩歌、論議、醫藥、劇本、小說等各個方面。

明末三案

晚明三大疑案或稱明末三大案，明朝末期宮廷中發生的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的總稱。這三起事件本身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卻标志着明末紛亂和衰亡的開始，故有“三大案”之稱。

梃擊案是明朝三大迷案之一。事發時間明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1615年5月30日）瘋漢張差闖入太子宮，持棍亂打太子朱常洛，驚動朝廷。太子之争，舉棋不定釀禍端，是報複，還是栽贓，撲朔迷離。最終張差以死而告終，梃擊疑案糊塗了結。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朱常洛即位，為泰昌元年，八月二十九日，因服用鴻胪寺丞李可灼的紅丸，病情稍緩，暖潤舒暢，直呼：「忠臣！忠臣！」於是下午三時複進一丸，九月一日五更時暴斃，在位僅29天，此為紅丸案。

朱常洛登基後寵妃李選侍照顧皇長子朱由校遷入乾清宮。不到一個月後，朱常洛死于紅丸案。李氏與太監魏忠賢密謀，欲居乾清宮，企圖挾皇長子自重；都給事中楊漣、禦史左光鬥等，為防其幹預朝事，逼迫李選侍移到仁壽宮哕鸾宮，此為移宮案。

史料記載

《明史·卷二十·本紀第二十》

《明史·卷二十一·本紀第二十一》

《明實錄·神宗卷》

藝術形象

人際關系

家世

祖父——明世宗朱厚熜

祖母——孝恪聖皇太後杜氏

父親——明穆宗朱載垕

母親——李貴妃，李彩鳳，隆慶元年三月封貴妃，神宗即位，尊稱慈聖皇太後。死後谥曰：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後，居慈甯宮。既是(孝定聖皇後)。

後妃

皇後——孝端顯皇後王氏（1564年—1620年）：神宗原配，名王喜姐，萬曆六年冊為皇後，四十八年病逝，谥：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媲天毓聖顯皇後，合葬定陵年，祔廟；生嫡長女榮昌公主朱軒媖。

孝靖皇後王氏（1565年－1611年）：初為宮女，封恭妃、皇貴妃，谥溫肅端靖純懿皇貴妃。熹宗谥：孝靖溫懿敬讓貞慈參天胤聖皇太後，遷葬定陵，祀奉慈殿；生明光宗朱常洛、四女雲夢公主朱軒嫄。

孝甯皇後鄭氏(1565年～1630年）即鄭貴妃。明神宗朱翊鈞之皇貴妃。大興（今北京大興）人。明萬曆初入宮，是萬曆皇帝最寵愛的妃子。生皇三子朱常洵後，進封皇貴妃，因太子久不立，外廷疑鄭氏有立己子謀。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太子冊立。萬曆四十一年，奸人孔學為陷害太子，牽連鄭貴妃，梃擊案又有鄭貴妃之太監參予其事。明神宗崩，遺命封鄭貴妃為皇後，以大臣反對乃止。崇祯三年七月，鄭貴妃薨，谥曰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葬銀泉山。崇祯十七年秋七月戊子，明安宗追尊皇祖妣貴妃鄭氏曰孝甯溫穆莊惠慈懿憲天裕聖太皇太後。

孝敬皇後李氏（？---1597年）即李敬妃：萬曆二十二年冊封敬妃，二十五年三月薨，追封皇貴妃，谥恭順榮莊端靖。生六子惠王朱常潤、七子桂端王朱常瀛。明朝滅亡後她的孫子朱由榔登基為南明永曆皇帝，追尊“孝敬恭順榮莊瑞靖敬天光聖太皇太後”。

妃

宣懿太妃劉氏（1557年－1642年），即劉昭妃，萬曆六年選美入宮的三人之一，無子女。天啟、崇祯時封太妃，掌太後玺。谥宣懿康昭。

楊宜妃（？--1581年），萬曆六年選美入宮的三人之一，冊為宜妃，無出。八年十二月薨。

周端妃，萬曆十年（1582年）選美入宮的“九嫔”之一，封端嫔。萬曆二十二年十一月冊封為端妃，生皇子瑞王朱常浩。1644年六月，張獻忠攻占四川，殺了瑞王朱常浩全家和所有下屬官吏。十月李自成攻破北京，明朝滅亡。周端妃回到娘家居住，至順治年間尚存，壽已八十餘歲，卒年不詳。

常順妃（?－1594年），原是宮婢，萬曆十一年封順妃，十三年生皇二子邠哀王朱常溆，但朱常溆立即夭折,可能是死胎。萬曆二十二年去世，谥号溫靜。

李順妃（?－1623年），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八月冊封順妃。生有皇幼子朱常溥和皇幼女天台公主朱軒媺（皆早夭，次序不詳）。天啟三年薨逝，谥号清惠。

王榮妃（?－1591年），萬曆十年（1582年）選美入宮的“九嫔”之一，初封安嫔，萬曆十二年六月生皇三女靜樂公主朱軒妫，晉封為榮妃。次年，靜樂公主夭折。萬曆十九年正月，榮妃去世。年約20多歲，谥号端靖。

許德妃（？--1602年），萬曆十四年冊封為德妃，無出。萬曆三十年八月薨。谥号莊靖。

王僖妃（？--1589年），本為低級妃嫔，無出。萬曆十七年薨，追封僖妃。事見《國榷》。

嫔

萬曆十年（1582年）三月，萬曆皇帝在皇極殿宣布冊選以下九嫔：周氏為端嫔鄭氏為淑嫔王氏為安嫔邵氏為敬嫔李氏為德嫔梁氏為和嫔李氏為榮嫔張氏為順嫔魏氏為慎嫔。九個嫔裡面，周端嫔、鄭淑嫔、王安嫔升格為妃（即周端妃、鄭貴妃、王榮妃），剩下六人一生是嫔。以下七嫔合葬于一墓，即神宗七嫔墓。這七人生平正史無記載，其事迹見于考古發掘出土的墓志。

李德嫔（1567年－1628年）“九嫔”之一。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人，生4個公主，但終其一生未得晉封。生于隆慶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子時，萬曆九年選入内庭，十年三月冊封為德嫔，崇祯元年八月十八日寅時薨逝，二年六月二十日葬于金山之原。

魏慎嫔（1567年--1606年）“九嫔”之一。大名府魏縣人，父錦衣衛正千戶魏承志，母喬氏。生于隆慶元年十月初二，萬曆九年遴選入侍，十年三月冊封為慎嫔，萬曆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薨，五月十七日葬于金山之原。

邵敬嫔（？--1606年）“九嫔”之一。直隸揚州府泰州人，父錦衣衛正千戶邵名，母齊氏。萬曆九年秋當選，十年三月冊封為敬嫔，萬曆三十四年三月十七日薨逝。五月十七日葬于金山之原。

張順嫔（1567年--1588年）“九嫔”之一。河南開封府大康縣人，父張榛授錦衣衛正千戶，母王氏。生于隆慶元年九月二十五日酉時，萬曆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選入内庭，十年三月六日冊封為順嫔，薨于萬曆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辰時。皇帝辍朝一日，兩宮太後及皇後以下皆緻祭，萬曆十七年七月四日葬于金山之原。

梁和嫔（1562年--1643年）“九嫔”之一。河南歸德府人，父錦衣衛正千戶梁慎，母潘氏。生于嘉靖四十一年三月十二日亥時，萬曆九年九月選入内庭，十年三月冊封為和嫔，薨于崇祯十六年正月十七日寅時，七月十八日葬于金山之原。

李榮嫔（1568年--1626年）“九嫔”之一。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人，父李山授錦衣衛衣左所正千戶，母呂氏。生于隆慶二年八月十七日子時，薨于天啟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辰時，同年閏六月十二日葬于金山之原。

耿悼嫔（1568年－1589年）不是萬曆十年冊選的“九嫔”，估計是宮女進封的。直隸保定府安肅縣人，父耿大享，母王氏。生于隆慶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酉時。萬曆十一年五月十五日選為偉嫔，無出。十七年六月初四日未時薨逝，年二十有一，皇帝憫之，特賜号悼嫔，辍朝一日，兩宮太後及皇後以下皆緻祭，同年八月初九日葬于金山之原。

兒女

皇子

長子朱常洛，明光宗，母孝靖皇後王氏。

次子朱常溆，邠哀王，母孝甯皇後鄭氏，死産。

三子朱常洵，福恭王，母孝甯皇後鄭氏。

四子朱常治，沅懷王，母孝甯皇後鄭氏，早夭。

五子朱常浩，瑞王，母周端妃。

六子朱常潤，惠王，母孝敬皇後李氏。

七子朱常瀛，桂端王，母孝敬皇後李氏。

八子朱常溥，永思王，母李順妃，早夭。

公主

長女榮昌公主朱軒媖，神宗第一女，母孝端皇後王氏，萬曆九年十二月生。萬曆二十四年下嫁楊春元。四十四年，春元卒。久之，主薨。

次女雲和公主朱軒姝，神宗第二女，母孝甯皇後鄭氏，生于萬曆十一年十一月乙巳，七歲病薨。

三女靜樂公主朱軒妫，神宗第三女，母王榮妃，兩歲夭折。

四女雲夢公主朱軒嫄，神宗第四女，母孝靖皇後王氏，光宗同母妹也。四歲病薨。

五女仙居公主朱軒姞，神宗第五女母李德嫔，萬曆十二年薨，年不足半歲

六女靈丘公主朱軒姚，神宗第六女母孝甯皇後，生于萬曆十六年八月甲午，萬曆十七年五月庚申薨，未逾歲。

七女壽甯公主朱軒媁，神宗第七女，母孝甯皇後，二十七年下嫁冉興讓。主為神宗所愛，命五日一來朝，恩澤異他主。崇祯十六年薨，年六十。崇祯時，洛陽失守，毅宗命興讓同太監王裕民、給事中葉高标往慰福世子于河北。都城陷，興讓死于賊。

八女泰順公主朱軒姬，神宗第八女，母李德嫔。早夭。

九女香山公主朱軒嬁，神宗第九女，母李德嫔，萬曆二十七年正月庚戌賜名軒，六月庚寅即薨，年不逾歲。

十女天台公主朱軒媺，神宗第十女，母李順妃。早夭。

曆史評價

朱翊鈞是明代曆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明代曆史中以萬曆紀元的時間，持續将近48年之久。明神宗在位期間，前十年奮發圖強，中間十年由勤變懶，最後近三十年“萬事不理”。他的主要特征，是貪酒、貪色、貪财而又貪權，始終“魁柄獨持”，可謂操權有術，從這一點說，他不是一個庸人之輩。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樣的雄才大略。他即位于十六世紀七十年代初，終于十七世紀二十年代。當時，正是整個世界處于翻天覆地的大變動時期。

中國封建社會也已經發展到晚期，“天崩地裂”，新的生産關系開始萌芽，生産力有了巨大發展，也同樣處于由古代社會向着近代社會轉型的劇變前夜。在這個曆史的大變動中，由于幾千年中國封建制度的頑症根深蒂固，加上他沉溺酒色、财貨的心理病态，非但未能使中國跟上世界新潮流，迎來新時代的曙光，相反在他的手裡把明朝推向絕境，加快了其終結的曆史進程。

《明史》：①神宗沖齡踐阼，江陵秉政，綜核名實，國勢幾于富強。繼乃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權趨利者馳骛追逐，與名節之士為仇雠，門戶紛然角立。在廷正類無深識遠慮以折其機牙，而不勝忿激，交相攻讦。以緻人主蓄疑，賢奸雜用，潰敗決裂，不可振救。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豈不諒欤。

②“論者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

當時的朝鮮使臣對神宗評價頗高，許篈這樣稱贊萬曆皇帝：今日臣等望見天威甚迩，龍顔壯大，語聲铿锵。朝鮮使臣對萬曆皇帝執政前期的勤政是極為稱道的：因聞皇上講學之勤，三六九日，則無不視朝，其餘日則雖寒暑之極，不辍經筵。四書則方講孟子，綱目至于唐紀，日出坐殿，則講官立講。講迄，各陳時務。又書額字，書敬畏二字以賜閣老，又以責難陳善四字，賜經筵官，以正己率屬四字，賜六部尚書，虛心好問，而聖學日進于高明。下懷盡達，而庶政無不修，至午乃罷，仍賜宴于講臣，寵禮優渥雲。嗚呼！聖年才至十二，而君德已著如此。若于後日長進不已，則四海萬姓之得受其福者。

沈德符評價萬曆皇帝少年的聰穎好學：昔英宗禦極亦在幼沖，初不聞三楊諸公有此朝夕納誨，遂使王振得盜國柄，幾危宗社。則主上早歲勵精，真可隻千古矣。

當時的禮部尚書馮琦在奏折中評價萬曆皇帝執政後期的怠政：而方春秋鼎盛，正際中天之運。……此盛壯之年，正是理亂之會，若不将大小政務整頓一番，中外人心收拾一番，日複一日，盛年漸往，蠱惑益深，即欲挽不返之勢于倦勤之餘，亦無及矣。夫朝政未肅者，病在人情之惰，吏治未清者，病在士風之貪，君臣上下之睽者，病在行迹之疑，而其要在于服人心。陛下奈何以二百年固結之人心，一朝令其渙散至此乎？古稱成湯改過不吝，非是聖人無過，惟聖人乃能改過耳。漢武帝垂老而悔，唐德宗經亂而悔，千古更有何人？以聖主當盛年，一日不悔即漢唐，一日悔即堯舜。章疏可一日發，缺官可一日補，百姓所不便者可一日罷也。陛下何憚一日之發，不以成萬世之業，立萬世之名乎？

戶科給事中田大益曾忍無可忍地批評萬曆帝：“以金錢珠玉為命脈。”

朝鮮使臣李恒福曾評價神宗的窮奢極欲：窮極侈靡，以龍腦沉檀屑雜以椒末塗屋壁，又督珠市，盡納其珠，擇其大顆，絡為障子。又遣太監采珠于外，南方貢以珠，其重四兩，天下所貢無于此。此外大者不過三四錢，取之不遺餘力，長安市上龍腦。

民國曆史學家白壽彜評價：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奮發圖強，中間十年由勤變懶，最後近三十年“萬事不理”。他的主要特征，是貪酒、貪色、貪财而又貪權，始終“魁柄獨持”，可謂操權有術，從這一點說，他不是一個庸人之輩。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樣的雄才大略。

著名曆史學家範文瀾評價：神宗親政以後，獨攬大權，怠于政事而耽于享樂，日益揮霍侈靡，不知遏止。

曆史學家黃仁宇評價：總的來說，萬曆即位以後的第一個十年，即從1572年到1582年，為本朝百事轉蘇、欣欣向榮的十年。北方的“虜患”已不再發生，東南的倭患也已絕迹。承平日久，國家的府庫随之而日見充實。

當年明月評價：剛滿二十歲的他躊躇滿志，雖然他不喜歡張居正，卻繼承了這位老師的志向。自從正式執政以來，一直勤奮工作，日夜不息，他似乎要用行動證明，憑着自己的努力，也能夠治理好這個國家，至少比那個人強。

許文繼、陳時龍評價：神宗朱翊鈞是明代曆史中統治最久的皇帝。他的一生可以分成三個階段：10歲到20歲，他隻是一個象征性的權威，凡事依大學士張居正而行；20歲以後，他開始親政，有一段時間勤于政務；後期怠于政事，酒色财氣，醉生夢死。

王宏鈞：萬曆前十年，大學士張居正輔助神宗處理政事，更張祖制，社會經濟發展較好。神宗20歲時，張居正逝世，朱翊鈞開始親政，有一段時間勤于政務，主持“萬曆三大征”，鞏固了漢家疆土。後期罷朝近30年。在這一時期内，江南一帶的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萌芽，但是階級矛盾也日益加劇，文官集團的黨争使得政治日益腐敗黑暗，東北的女真趁虛興起，因而種下了明朝滅亡的禍根。

崔瑞德《劍橋中國明代史》：萬曆皇帝聰明而敏銳；他自稱早慧似乎是有根據的。他博覽群書；甚至在他最後的日子裡，在他已深居宮廷幾十年，并已完全和他的官吏們疏遠了時，按照他時代的标準，他仍然博聞廣識。

後世紀念

明神宗朱翊鈞死後葬于明定陵。定陵位于北京昌平區，地面建築的總布局，呈前方後圓形，含有中國古代哲學觀念“天圓地方”的象征意義。定陵早在萬曆帝生前就開始營建，萬曆十二年（1584）開工，曆時6年方完成，耗銀八百萬兩。陵墓建成時皇帝隻有28歲，直到1620年才正式啟用，該陵墓整整閑置達30年之久。

定陵成為十三陵中最大的三座陵園之一。它的地面建築共占18萬平方米，前有寬闊院落三進，後有高大寶城一座。陵正門前方是三卒漢白玉石橋。過了橋是高大的碑亭。亭周圍有祠祭署、宰牲亭、定陵監等建築物300多間。再往後就是陵園最外面的圍牆—外羅城（圍牆外的圍牆）。

1958年，在夏鼐親自指導下進行的明定陵發掘，曆時兩年多順利結束。定陵是新中國第一座經國務院批準，有計劃、有組織、主動發掘的帝王陵墓，出土了大量珍貴的絲織品、玉器、金器等文物。然而，由于技術水平落後，無數奇珍異寶無法保存，發掘的絲織品變硬腐化，三口金絲楠木精制而成的巨大紅漆棺椁以及萬曆帝後的屍骨也在“文革”前後被紅衛兵和革命幹部遺棄及毀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