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今墨

施今墨

中國近代中醫臨床家

施今墨(1881-1969),浙江蕭山人,原名毓黔,字獎生,是我國近代著名的中醫臨床家、教育家、改革家,北京四大名醫之一。他13歲時即從其舅父李可亭先生學醫,始終堅持中醫的辨證論治,因此療效卓著,名聲大噪。[1]

    中文名:施今墨 外文名: 别名:施毓黔 民族: 籍貫: 畢業院校:1901—1911年就讀于山西法政學堂和(北京)京師法政學堂。 職業:醫生、中醫學家 主要成就: 性别:男 出生年月:1881年3月28日 去世年月:1969年8月22日 政黨:1906年加入中國同盟會 代表作品:《施今墨對藥》 祖籍:浙江蕭山

人物生平

1881年3月28日生于貴州,原名施毓黔,祖籍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坎山鎮施家台門。外公為清末大吏李秉衡。

1902年随父到山西,入山西大學堂讀書。

1903年就讀于山西法政學堂。

1906年山西法政學堂畢業,保送京師法政學堂。并開始業醫。

1912年以山西代表身份到南京參加孫中山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後留在陸軍部幫助黃興制定陸軍軍法。

1925年孫中山先生病重期間,曾延請施今墨診病。

1929年汪精衛提出《取締中醫案》,施今墨等組織華北中醫請願團,聯合各省中醫到南京請願,獲勝。

1930年應邀赴陝西為楊虎城将軍治病,藥到病除,當時報紙傳為佳話。何香凝、溥儀、載濤、李宗仁、郭德潔都多次延請看病。與蕭龍友、孔伯華等名醫創辦北平國醫學院,任副院長。

1932年中央國醫館成立,任副館長。與魏建宏、劉肇甑、陳公素等人創立華北國醫學院并任院長。

1940年《祝選施今墨醫案》一書出版。

1941年任上海複興中醫專科學校董事長。

1966年“文革”開始後遭受迫害,後得周恩來保護。

1969年春病危,口述關于中醫工作的建議,呈送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8月22日病逝于北京,遺囑火化并捐獻遺體作醫學解剖。n

1971年骨灰安放八寶山革命公墓。後在萬安公墓修建衣冠冢。

人物經曆

早年生活

施今墨,祖籍浙江蕭山縣,原名施毓黔。因其祖父在雲南和貴州做過官,施今墨出生在貴州,故取名“毓黔”。

他13歲時從其舅父,河南安陽的李可亭先生學醫,又因政治不定,進入京師法政學堂,接受革命理論。後來追随黃興先生,并參加了辛亥革命。後來漸感時世雖異,許多官員仍不改争權奪利、爾虞我詐的封建官僚作風,便對革命大為失望,慨歎不已。既然“不為良相,則為良醫”,他便從此棄政從醫。

政治生涯

施今墨的父親認為仕途才是正道,曾送他進山西大學堂。在那裡他由于受進步思潮影響而萌生了民主與革新思想。後因反對山西大學堂西齋主持人、傳教士李提摩太的專制,被校方開除,轉而入山西法政學堂,因成績優秀被保送至京師法政學堂。這時經人介紹認識了黃興,并由黃興介紹加入了中國同盟會,從此開始了革命生涯。

他以醫療為掩護,随黃興奔走革命,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封建王朝。施今墨作為山西代表,在南京參加了孫中山先生就職大總統的典禮,并以客卿身份協助陸軍總長黃興制定陸軍法典。在《陸軍刑法》、《陸軍懲罰令》、《陸軍審判章程》中都有施今墨的手筆。

後來袁世凱篡權,孫中山出走,黃興病故,施今墨應湖南督軍譚延闿之邀,出任湖南教育廳長。但那時軍閥混戰,無人過問教育,施今墨壯志難酬,于1917年應順直水利督辦熊希齡邀請,出任北京香山慈幼院副院長之職。當時他想在香山慈幼院創造一個與世隔絕的理想境地,讓孤兒們長大成人,自食其力,在自己開辦的工廠、農場中從事各種工作,讓這裡充滿自由、平等、博愛。但社會的腐敗、官場的傾軋、某些官太太的驕橫,使施今墨的理想難以實現。他因此憤而辭職,決心棄政從醫。

1921年他自己更名“今墨”,取義有三:其一,紀念誕生之地,“今墨”同“黔”;其二,崇習墨子,行兼愛之道,治病不論貴與賤,施愛不分富與貧;其三,要在醫術上勇于革新,要成為當代醫學繩墨(今之墨準之意)。施今墨在法政學堂以及後來參加同盟會革命從政時,都經常為人診病,已小有名氣。此時一旦專心醫業,精研醫術,立刻醫名大噪,譽滿京師,門前經常摩肩接踵,車水馬龍。

1925年,孫中山在京卧病,施今墨應邀參加會診,提出中肯建議。1930年,出診西安,為楊虎城将軍診治,藥到病除,載譽而歸。1935年國民黨政府頒布中醫條例,規定了考核辦法及立案手續。北京第一次考核時,當局挑選醫術精湛、民衆信譽好的醫生負責,施今墨和肖龍友、孔伯華、汪逢春被舉為主考官,負責出試題及閱卷,嗣後即有“北京四大名醫”之說。

力挽狂瀾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揚言要取消中醫。1929年餘雲岫首先發難,提出取消中醫議案,南京國民政府拟正式決議。中醫生存,岌岌可危。消息傳出,舉國大嘩。施今墨奔走南北,團結同業,成立中醫工會,組織華北中醫請願團,數次赴南京請願,以求力挽狂瀾。

當時國民黨少壯派汪精衛隻相信西醫,又主持行政院工作,大有非取消中醫不可之勢。适值汪精衛的嶽母患痢,遍請西醫,未見少效,行将不起。有人建議請施今墨診治,汪精衛無奈,同意試試。施今墨憑脈,每言必中,使汪精衛的嶽母心服口服,頻頻點頭稱是。處方時施今墨說:“安心服藥,一診可愈,不必複診”。病危至此,一診可愈?衆人皆疑。據此處方僅服數劑,果如施今墨所言。汪精衛這才相信中醫之神驗,題字送匾《美意延年》(莊子語),自此再不提取消中醫之辭了。後來在全國輿論壓力下,國民政府隻得收回成命,批準成立中央國醫館,任命施今墨為副館長。中醫終于以妙手回春的療效,赢得了生存的權利。

人物成就

用藥方法

施今墨遣方用藥自成一格,其處方配伍精當,藥品繁多,前後搭配無不相合,博得了“雍容華貴”的美譽。他擅用大方,藥品的搭配極有法度,與一般醫生之随意堆砌藥物,斷不可同日而語。中醫遣方用藥,每藥的使用,都必須與其他藥物相互為用,七情和合。因此,藥味越多,就越容易出現不和、不當的搭配,影響全方的整體性和治療效果。然而施老用藥,常見二、三十味之多,但即使藥味再多,也配合得體,法度嚴謹,毫無繁瑣冗贅之感,反倒彰顯其華貴大方,非常人能及之氣度,其處方之華美常令中醫藥界的行家矢口贊歎。他還十分善于将《傷寒》、《金匮》的方劑參合應用,可以說對于經方的使用已然達到了收放自如的境界,這也是他學識淵博、辨證翔實的見證。

施老十分擅用“對藥”,所謂對藥,就是在二、三味藥組合使用時,有些藥物搭配起來使用,可以發揮出意想不到的功效。他創制了許多對藥的使用方法,對于中藥的藥性藥理極有研究。大量對藥的使用,更加突顯了其方的華貴之氣,是醫學殿堂中難得一見的藝術珍品。

他不僅善用大方,其使用單方、小方也得心應手,效如桴鼓。他在治學方面極為嚴謹,認為:“不可執一藥以論方,不可執一方以論病,不可循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專以緻誤。”另外,施今墨在處方上的風格,後人十分難以模仿,“其有厭學而圖其便者,略習其大方以求相似,鮮有成功者。”因其方大而不亂,繁而不雜,因此,沒有足夠的理論儲備和深厚的醫學功底,徒然模仿他的處方風格,必不得其要領,漏洞百出,不僅令人恥笑,療效上亦無建樹,絕難成功。

在學術上,他也有獨到的見解,他認為氣血為人身的物質基礎,實屬重要,因此,提出了“以陰陽為總綱,表、裡、虛、實、寒、熱、氣、血為八綱”的理論,這是對八綱辯證法的又一發展。在治療外感溫熱病上,他提出凡内有蘊熱,便易招緻外邪,表證不可隻知發汗,還應注意“清裡熱”,在“解”與“清”二字上仔細推敲,創立了“七解三清”、“五解五清”、“三解七清”等法,使用得當,便效果極佳。

中醫成就

施老在中醫學上取得了極高的成就,但他為人嚴謹、謙恭,授徒嚴格、認真,為中醫事業的發展和人才培養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并尊重西醫,接納新知,是近代中醫的領袖人物之一。

為繼承其寶貴經驗,經門人整理,已出版《施今墨臨床經驗集》,《施今墨對藥臨床經驗集》等書。

振興中醫

為了振興中醫,施今墨開過醫院,辦過藥廠,但都失敗了。最終施今墨認識到:振興中醫在于人,要有高質量的中醫人才,必須辦學,使自己的學術思想最終為更多的中醫所掌握,中醫事業就會有長足的發展。

1931年,施今墨籌辦了華北國醫學院。他熱愛祖國醫學,但不諱中醫之短,不嫉西醫之長,大力提倡革新中醫。他明确指出:“吾以為中醫之改進方法,舍借用西醫之生理、病理以互相佐證,實無别途”。他把這一思想也貫徹到辦學方針之中。在華北國醫學院的課程設置上,以中醫理論為主,設立《内經》、《傷寒論》、《金匮要略》、《難經》、《溫病條辨》等課程;以西醫理論為輔,設立了生理、病理、解剖、藥理等課程。

施今墨注重實踐,在帶學生實習時,吸收了西醫的檢查和化驗手段。還經常和西醫專家姜泗長等人共磋醫療方法,不斷探索中西醫結合的治療新途徑。他善采百家之長,總結經驗,不斷充實自己。他聽說上海名醫丁甘仁的醫學造詣很深,曾喬裝病人,多次前往求醫,仔細觀察丁診病過程,很得啟發,認為丁甘仁的理、法、方、藥運用規範,臨床醫案經過整理後頗有參考價值。為利于學生學習,他在華北國醫學院以丁甘仁醫案為教材,親自講授。

施今墨在臨床上,不分中醫、西醫,不分經方、時方,隻要利于治病,均随手拈來。他曾對學生說:“全面精查、苦心探索、靈活運用、謹密掌握,選方準病,選藥準方,不可執一方以論病,不可執一藥以論方,不可循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專而緻誤,其有厭學圖便者,隻敦用少數之成方、單方以統治萬病,非吾之徒也”。在他的影響下,學生對經方、時方無門戶之見,能靈活運用,臨床上都有較好的療效。華北國醫學院學生的畢業論文也具有較高水平,獲得中醫界贊許。在施今墨辦學的十幾年中,共辦16期,畢業學生600餘人,現分布在全國,都是中醫的骨幹。

施今墨認為,療效是檢驗醫生理論是否正确的标準。學習、繼承祖國醫學理論,必須與臨床實際相結合,要敢于突破,推陳出新。

對于外感熱性病,曆來醫家都強調其病因是外邪所緻。施今墨說:“餘意不論其為外感風寒或溫熱,不論其為傳染性或非傳染性,必須外因内因結合起來看。六淫,疫病之邪皆為外因,若單純外因亦不均能緻病,例如流行性感冒病毒,其傳染性頗高,傳播最為廣泛,然而流行區域亦非百分之百均染是病。又如夏日酷暑,溫熱蘊郁,但中暑者究竟不是多數,‘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外因通過内因始生作用,确為至理名言”;又說:“外感熱性病,多屬内有蓄熱,外感風邪,治療時應既解表寒又清裡熱,用藥時表裡比重必須恰當”。

于是施今墨創出“按比例清解表裡之說”,寓西醫之定量、定性,又寓張錫鈍之清熱、解表于其中,謂之“七清三解(清裡藥味與解表藥味的比例為七比三,餘此類推),六清四解、五清五解、三清七解諸法”。在臨床中示明表裡關系,非常實用。運用他的這個理論遣方用方,感冒發熱,往往隻兩三劑藥,應手而愈。施今墨所創制的“感冒丹”,因作用在于調攝陰陽,增強人體抵禦疾病能力,療效顯著,所以行銷東南亞乃至西歐,為廣大華僑所喜愛。

醫德高尚

施今墨醫德高尚,對病人充滿愛心。有時他自己病了躺在床上,還對學生們說:“不要将遠來的病人拒之門外,實在病重領進來我給看看”。他對同道非常敬重寬厚,從不貶谪他人。有患者拿前醫處方請其評論,他則說:“方開得不錯,各人有各人的路數,你也可以服我的藥試一試……”。他常對學生們說:“人家說我是名醫,其實我這一輩子還是沒見過的病多,看不好的病多”。還說:“我的經驗都是從為病人治病中得來的,我要還給病人才對得起他們,才覺心安”。當他79歲高齡時還寫下:“我老而未死,還能在醫務工作崗位上為人民服務,便是我的幸福,亦不虛度餘年”。

施今墨熱愛祖國醫學,對中醫事業的發展非常關心。1954年4月周恩來總理接見他時,他向周恩來提出建議:成立中醫科學研究院、中醫醫院、中醫醫學院,開展中西醫結合事業,提高中醫地位……在一次中醫中藥展覽會上,施今墨獻出了治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高血壓、神經衰弱、肝硬變、肝脾腫大、氣管炎等十大驗方。以後十大經方中的“高血壓速降丸”、“神經衰弱丸”、“感冒丹”、“氣管炎丸”被制做成藥,暢銷海内外。後來,他又獻出了上百個驗方,均被國家收藏。

1969年施今墨病重時,還一再叮囑:“我雖今後不能再看病,而我的這些經驗,對人民是有用的,一定要整理出來,讓它繼續為人民服務”。1982年由祝谌予、翟濟生、施如瑜(施今墨之女)、施小墨(原名施如雪、施今墨之子)修編的《施今墨臨床經驗集》終于出版,實現了施今墨“繼續為人民服務”的遺願。

人物評價

施今墨先生的一大貢獻是,既學西醫的科學優長,又弘揚中醫的優良傳統。先生強調:‘中醫之生命,不在外人,不在官府,而在學術’的睿見,砥砺廣大中醫大夫,内求諸己,日新日進。他以仁善的醫德,高超的醫術,精心的診治,卓絕的療效,創新的著述,靈驗的方劑,熱心的教育,普世的胸懷,博得患者的尊敬,赢得社會的贊揚,被譽為當世的‘四大名醫’之一。尤其是身處于上述那個新舊交替的時代,先生能以正心笃行,堅持中醫之根本,便顯得更為可貴。(曆史學家闫崇年先生評價施今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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