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

人物經曆

1913年，入杭州鹾武小學讀書，開始擁有私人閱讀空間，閱讀古典說部和《水晶鞋》《木馬兵》等外國童話。

1919年，考入宗文中學。

1922年8月，首次公開發表文學作品小說《債》，載《半月》第1卷第23期；9月，與張天翼、施蟄存、葉秋源，李伊涼及馬天騷等在杭州成立蘭社。

1923年秋天，考入上海大學文學系。師從田漢，在校期間，學習中外文學和革命理論，參加實際鬥争。

1925年6月，上海大學被封；同年秋，轉入震旦大學學習法語。

1926年。與施蟄存、杜衡等人創辦《璎珞》旬刊，發表詩作《凝淚出門》。

1927年寫的《雨巷》。1928年發表《雨巷》，并與施蟄存、杜衡、馮雪峰創辦《文學工場》。

1929年4月，出版了第一本詩集《我的記憶》。

1932年，任《現代》編輯；11月初，赴法國留學，先後入讀巴黎大學、裡昂中法大學。

1935年春，被裡昂中法大學開除回國，開除原因一說是在中法大學學習1年多時間，不上課，不按時交作業，年終也不參加考試，到了期限即回國；一說是在西班牙旅遊期間參加反法西斯遊行，法國警方通知中法大學當局，這個學生不能再留法國；3一4月，乘船回國到上海。不久，與施绛年解除婚約。先開始籌辦《現代詩風》雜志。

1936年6月，與穆時英的妹妹穆麗娟結婚。

1936年10月，戴望舒與卞之琳、孫大雨、梁宗岱、馮至等人創辦了《新詩》月刊，這是中國近代詩壇上最重要的文學期刊之一。《新詩》在1937年7月停刊，共出版10期，是新月派、現代派詩人共同交流的重要場所。

1937年1月，第3本詩集《望舒詩稿》由上海雜志公司出版。抗戰爆發後，戴望舒轉至香港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創辦《耕耘》雜志。

1938年3月，一起發起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5月，抵達香港；8月，主編《星島日報·星島》副刊。

1939年3月，“文協”香港分會成立，為适應環境，改稱為“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留港通訊處”，戴望舒當選為首屆幹事，同時兼任研究部和西洋文學組負責人，《文協》周刊編輯委員；7月，和艾青主編《頂點》；10月，參與“文協”香港分會、中國文化協會、中華漫畫界協會香港分會、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香港分會聯合舉辦的“魯迅逝世三周年紀念會”的策劃和籌備工作。

1941年底，因宣傳革命，被日本人逮捕入獄。

1943年1月，給穆麗娟寄“離婚契約”；5月30日，與楊靜（麗萍）在香港結婚。

1946年3月，全家赴上海；8月，經周煦良介紹，任暨南大學教授,教西班牙文。

1947年7月，因參加教授聯誼會、支持進步學生愛國民主運動，被暨南大學解聘；8月，任上海市立師範專科學校教授、中文系主任，教唐詩研究和中國古代小說史，同時兼任上海音樂專科學校教授，教音韻學。

1948年5月，因參加教授罷課，被上海市立師專校長串通地方法院，污陷控告，說是香港漢奸文人，出票傳訊，被迫離滬，攜妻女再度赴港。

1949年2月，與楊靜離婚；3月，離港抵北平；6月，參加在北平召開的中華文學藝術工作代表大會。後擔任新聞出版總署國際新聞局法文科科長，從事編譯工作。

1950年，在北京病逝，享年45歲。安葬于北京西山腳下的北京香山萬安公墓，墓碑上有茅盾親筆書寫的“詩人戴望舒之墓”。

個人生活

情感經曆

戴望舒一生與三位女性有不解之緣，他的初戀是施蟄存的妹妹施绛年，而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穆時英的妹妹穆麗娟，第二任夫人是楊靜，然而三位女性卻并沒有哪一位能與他相持一生，最後隻留下令詩人的一生難以釋懷的愛情悲劇。

1927年，大革命失敗，戴望舒、杜衡到松江縣施蟄存家避難。這個時期，戴望舒愛上了施蟄存的大妹妹施绛年。施绛年雖然比他年幼5歲，卻因受到良好的教育，懂得感情，開朗、活潑、富有個性，不像戴望舒那樣既沖動又憂郁内向。兩人性格上的差異造成彼此感情上的不平衡，再加上戴望舒童年一場天花後臉上留下的瘢痕，也使施绛年不悅，這給他們的愛情蒙上了陰影。1928年，戴望舒以跳樓相逼，施绛年無奈隻得接受戴望舒。1931年，兩人訂婚，施绛年此時實已愛上他人，便以希望戴完成學業以保證以後經濟無礙催促他出國讀書。第二年，戴守約前往法國留學。在法國沒過多久便傳來施绛年移情别戀的消息，戴望舒傷心不已，無心學習。1935年5月，戴望舒回到上海，證實施绛年已移情别戀，他便當衆打了施绛年一記耳光，然後登報解除婚約，結束了這段長達8年的苦戀。

沉浸在失戀傷痛中的戴望舒，當時住在劉呐鷗的江灣公園的公寓，與穆時英一家挨得很近，為了撫慰戴望舒愛情的傷口，穆時英将自己的妹妹穆麗娟介紹給戴望舒。小他12歲的穆麗娟的清純、秀麗一下就迷住了戴望舒，使他很快從感情的困厄中掙脫出來。1936年，兩人在上海舉行了盛大的婚禮。穆麗娟是仰慕他的才華與他走到一起的，兩個人本應該有很好的婚後生活。不幸的是，戴望舒根本不懂得怎樣去愛一個女人，在家隻顧自己讀書寫字，很少與妻子交流，直把一顆愛着他的心，降到冰點，離開他時，他才後悔，再次以死相逼，然而這回也沒能把妻子逼回來1940年冬，戴望舒無奈離婚協議上簽字。戴望舒無奈的再次陷入愛情的悲劇之中。

1942年，戴望舒與同在大同圖書印務局的抄寫員楊靜相識，并很快進入熱戀。盡管楊靜的父母竭力反對，但楊靜是個充滿個性的女孩，她沖破種種阻力，毅然與大她21歲的戴望舒結了婚。楊靜從小長在香港，嬌小美麗，活潑好動，結婚時才16歲，由于彼此性格和年齡的差異，加之婚前缺乏深入了解，婚後不久便出現了感情上的裂痕，常常因生活上的瑣事吵架。1948年末，楊靜愛上了一位姓蔡的青年，并向戴望舒提出離婚，戴望舒做出了種種努力希望挽回，然而楊靜心意已決無法挽回，戴望舒隻得一直不在離婚協議上簽字。楊靜無奈之下與姓蔡的青年相偕出走。

嗜書如命

喜歡看書和買書是文人的共同愛好，戴望舒嗜書如命。喜歡書的文化人，即使因為囊中羞澀，買不起書，光是看一看，摸一摸，也會感到其樂無窮。戴望舒最喜歡逛塞納河左岸的書攤，他說：“就是摩挲觀賞一回空手而返，私心也是很滿足的，況且薄暮的塞納河又是這樣的窈窕多姿！”戴望舒留學法國期間，雖然衣食無着，人在異鄉，但隻要手上有錢，總會量力而行，日積月累，竟然買了不少書。好友施蟄存對此豔羨不已，寫信給戴望舒時說：“聽說你有許多書運來，甚想早日看見。”施蟄存也經常委托他幫忙買書，兩位好朋友在面對好書時，總是不可遏止地想着要去擁有它。施蟄存講到戴望舒在信中所講的巴黎書業的盛況時，總是會發出可憐兮兮的歎息：“我隻恨無錢，不然當寄你三四百元給買大批新書來看看也。珍秘書之嗜好至今未除，希望繼續物色，雖無書寄來，目錄也好。

主要作品

詩歌合集

理論合集

翻譯書目

《少女之誓》(小說)法國沙多勃易盎著，1928，開明

《鵝媽媽的故事》(童話)法國沙.貝洛爾著，1928，開明

《意大利的戀愛故事》與趙景深、黎錦明合譯，1928，亞細亞

《天女玉麗》法國保爾.穆杭著，1929、尚志

《愛經》古羅馬古沃維提烏思著，1929，水沫

《屋卡珊和尼各萊特》(法國古彈調)1929，光華

《唯物史觀的文學論》法國伊可維支著，1930，水沫

《一周間》蘇聯裡别進斯基著，與蘇漢合譯，1930，水沫

《麥克倍斯》(話劇)英國莎士比亞著，1930，金馬

《青色鳥》法國陀爾諾夫人著，1933，開明

《法蘭西現代短篇集》(選譯)1934，天馬

《高龍芭》(中篇小說)法國梅裡美著，1925、中華書局

《意大利短篇小說集選譯》1935，商務

《比利時短篇小說集選譯》1935，商務

《西班牙短篇小說集選譯》1936，商務

《比較文學論》法國提格亨著，1937，商務

《密友》意大利皮藍德婁等著，與人合譯，1941，三通

《惡之花掇英》(詩集)法國波德萊爾著，1947，懷正

《洛爾伽詩鈔》西班牙洛爾伽著，1956，作家

《戴望舒譯詩集》1983，湖南人民

創作特點

戴望舒的詩歌作品雖然不多，而且大多是短詩。但在詩歌藝術上，卻呈現出了獨特的成就與魅力。他的詩歌中内含的多種思想藝術氣質，都顯示着或潛存着新詩的發展與流變的種種動向。新詩發展的曆史從本質上說是一個大浪淘沙的過程，多少名噪一時的聞達者随着時光的流逝隻剩下文學史價值，不再具備文學本身的價值；而戴望舒的詩雖幾經命運沉浮，卻始終魅力不減，風流了幾十載。詩人從汲取中國古典詩詞的營養到采撷西方現代派手法，最終走向詠唱現實之路，幾經尋覓和創新，形成了自己詩歌的特殊風格和色調。尤以其詩境的蒙胧美、語言的音樂美和詩體的散文美為主要特色。

詩境的蒙胧美

戴望舒将法國象征派作為自己偷食的禁果，以此用來豐實自己詩歌創作的藝術手法。以象征化的意境和氛圍傳達感情，是戴望舒對中國現代派詩歌建設的一個重要貢獻。象征派詩人追求的是把強烈的情緒寓于蒙胧的意向中，主張詩要寫得像“面紗後面美麗的雙眼”，傳達出内心的最高真實。戴望舒創作與接受的審美标準正是使詩歌處在表現與隐藏自己之間，即詩歌的蒙胧美。在他的成名之作《雨巷》中，詩人構築出了一個富于濃重抒情色彩的意境，蒙胧之美被表現得淋漓盡緻。

語言的音樂美

戴望舒曾說：“詩的情緒不是用攝影機攝出來的，它應當用巧妙的筆觸描出來。這筆觸又是活的，千變萬化的。”這裡所說的“巧妙的筆觸”就是用藝術的語言築造詩歌。戴望舒的詩歌語言最突出的藝術特點就是音樂美。

音樂美主要是指音節和韻腳的和諧、統一，使人的閱讀琅琅上口、富有樂感。戴望舒第一輯《舊錦囊》中的十二首詩，都有明顯的格律詩的特性，明顯受到當時流行的新月詩派新格律詩的影響，句式大體勻稱，每節行數相等，詩形整饬，押韻而且韻位固定，有的還講究平仄相間。在《流浪人的夜歌》中，一共四節，每節三句，每句七字，且十分押韻。《斷章》一詩更突出了詩人追求音樂美的特點。該詩一共八句，每句八字，分前後兩節，且在詩中加入了古典詩歌所具有的韻味，極似一首婉約小令。杜衡在《望舒草·序》中說：“詩人追求着音律的美，努力使新詩成為跟舊詩一樣可吟的東西。”在第二輯《雨巷》六首中，詩形也大多整齊，十分注重音樂性。例如《雨巷》，在夢幻與現實的不斷交融中，ang韻反複出現，連綿不斷地織就了一張音韻的網，把人籠罩其中，好像在傾聽一首低回的吟唱。

值得一提的是，自第三輯《災難的歲月》起，戴望舒受格律詩派的影響已明顯減弱，而開始轉到後期象征詩派的詩風上來。在他的《詩論零劄》中，詩人認為：“詩不能側重音樂，它應該去了音樂的成分。”因此，他在自己的詩歌創作中，逐步從追求音律的形式中解脫出來，運用多種句式、靈活的手法來表達情感。如《旅思》一詩：“故鄉蘆花開的時候／旅人的鞋跟染着征泥／粘住了鞋跟，粘住了心的征泥／幾時經可愛的手拂試／棧石星飯的歲月／驟山驟雨的行程／隻有寂靜中的促織聲／給旅人嘗一點家鄉的風味。”這首詩前後兩節分别以征泥、促織聲為中心意象，以二者間的重疊與轉換，展現了旅人落寞疲憊的心理狀态和難遣難排的濃郁的鄉愁，整首詩充滿着含蓄效應，使外在物象成了内心在心象的外化，成了“人化自然”。

但是，這并不能說明詩人完全放棄了追求詩歌的音樂美，隻能說明詩人在走向成熟的創作道路上，創作手法更多、更新，勇于用多種形式來豐富詩歌作品。從詩人後期的詩作《獄中題壁》中更能證明這一點，雖然此詩已注入了現實主義的内涵，也極具層次性，然而其整饬的句式和押韻，都流動出詩作所具有的音樂美感。因此說，不論詩人的創作風格如何變化，音樂美仍然是戴望舒詩歌藝術的特點之一。

詩體的散文美

戴望舒從《我的記憶》開始，逐漸擺脫格律詩的樊籬，開始為自己制造“最适合自己走路的鞋子”，即以自由的散文化手法傳達感情。這種現代口語形式的自由詩體，顯示出了戴望舒詩歌所具有的另一種藝術美——散文美，這種創作風格也确立了詩人現代派詩歌的地位。

戴望舒從詩體上走向散文化，無疑對他在革新語言上産生影響，他用現代派的自由體抒情方式來表現詩歌的情緒，使詩歌顯得更加樸素、自然、親切。例如《我的戀人》：“她是一個娴靜的少女／她知道如何愛一個愛她的人／但是我永遠不能對你說出她的名字／因為她是一個羞澀的人。”詩人在平靜的叙述中，使“我的戀人”的形象躍然紙上，好像詩人用一支筆在輕輕地描畫，讓人一目了然又過目不忘。詩人的另一首詩《村姑》也有異曲同工之處，通過親切的日常生活的描述，筆調舒卷自然，淳樸又富有韻味。詩歌《小病》是一篇散文化十足的華章：“從竹簾裡漏進來的泥土的香／在淺春的風裡它幾乎凝住了／小病的人嘴裡感到了莴苣的脆嫩／于是遂有了家鄉小園的神往……”小病的旅人無聊孤寂，從淺春的泥土香裡仿佛聞到了可口鮮嫩的窩苣味，于是勾起了對家鄉小園的神往與思念。那麼家鄉的小園如何呢？詩人駕馭想象的彩翼飛抵它的近旁進行透視，那裡陽光清澈和暖，細雨微風輕拂……一切平淡而熟悉，甯靜而和諧。詩人用猜測試探的語氣，營構出一個小病的人對家鄉的惦念關切。戴望舒詩體的散文化，不僅表現在描繪人物和事物上，還表現在其善于用短句來表達情韻。例如《燈》的最後一節：“這裡／一滴一滴地／寂然墜落，墜落／墜落。”在《秋天的夢》一詩的結尾中：“哦，現在，我是有一些寒冷／一些寒冷，和一些憂郁。”

詩中的這些精短簡單的句子，雖然沒有整齊的節奏和鮮明的韻腳，但在複沓的詞語中形成一種千回百轉的情愫，使讀者感到詩句中内在情緒的流動，在娓娓道來的氛圍中，給讀者留出回味和想象的空間。正如郭沫若所說的那樣：“語言能夠流體化或呈現流線型，抒情詩歌就可以寫到美妙的地方。”

當然，戴望舒的詩歌藝術除了以上三個方面的特點外，還具有其他方面的特色。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他在詩歌中多種手法的運用。如通感、比喻、頂針、拟人、象征、重疊、複沓等。《緻螢火蟲》中那句“我躺在這裡／咀嚼太陽的香味”，曆來被人們所稱道，詩人奇妙地将視覺、味覺、嗅覺三者溝通在一起，并且将情思融彙于一句話之中。再如《秋蠅》一詩中“用一雙無數的眼睛／衰弱的蒼蠅望得眩暈／這樣窒息的下午啊／它無奈地搔着頭搔着肚子／／木葉、木葉、木葉／無邊木葉蕭蕭下……”。在立體化的流動的心理結構中，詩人用拟人的手法，通過描述秋蠅的形象，滲透出對日趨沒落的現實世界的厭惡與自己作為政治殉葬品的無奈。這種多元素多層次的心理流程，映射出詩人的心理體驗。它用重疊複沓的詞語交彙出了幻覺、聯想與情感活動，創造了一個全官感或超官感“心理格式塔”，具有較強的纖細縱深感。總之，詩人借助于多種藝術手法，不斷煸動着語言的斑斓的彩翼，給詩歌以美感、以生動、以光芒。

人物評價

戴望舒能在文學史上留名最大的原因是他所創作的優秀的詩歌，他本人也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因為其風格獨特的詩作被人稱為現代詩派“詩壇領袖”。1927年，他的詩《雨巷》顯示了新月派向現代派過渡的趨向，而1929年所創作的《我的記憶》則成為了現代詩派的起點。（錢理群）

戴望舒詩歌中的憂郁情思為基點，詩歌中所蘊含的既有古典意味的生命感受。首先，戴望舒的愛情詩在表現愛情的隐私性以及表現愛情時多運用女性意象方面，明顯地受到晚唐詩人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對溫、李詩歌相思主題的現代連釋。同時，愛情成為詩人人生體驗的主要内容之一，這體現了戴望舒詩歌的現代性。綜言之，戴望舒的愛情經曆是現代的,愛情特質是現代的，但他所賦予的表現形式卻是古典的、傳統的。其次，戴望舒詩歌中的悲秋主題深受中國古典文學的影響，詩人以詠秋的傳統題材來呈現現代人寂寞與青春煩憂的感傷情懷，加強了詩歌的審美張力。而理解隐藏在悲秋主題背後的死亡意識則能更好的理解詩歌中的憂郁情感。

分析戴望舒的《緻螢火》等詩篇，我們還可以發現詩人的死亡想象與書寫方式屬于典型的道家文化系統。最後，戴望舒詩歌中的田園鄉愁與牧歌情懷是一種傳統的人間情懷的流露，深具東方詩的神韻，而漂泊的、倦行的旅人形象不僅受到中國古代詩歌羁旅者形象的影響,同時尋夢者與夜行人形象又明顯地帶有西方象征主義的影響，構成了一個帶有現代性意味的創作母題。作為一位深受中西文學和文化影響的詩人，戴望舒積極尋找中西詩歌藝術的融合點，創造出了屬于自己民族的現代詩。戴望舒在新詩的民族性建構方面的一些經驗和做法啟示現當代作家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現代中國新詩的創作，應該以民族文化審美心理機制為基礎，以民族精神為靈魂,來吸收外國文學的藝術營養，建構具有現代這一時代特色的中國文學的民族性。（李偉超）

後世紀念

戴望舒紀念碑牌位于法國裡昂大學的校園内，碑牌位于一叢丁香花旁，紀念牌上用中文寫着：“紀念中國詩人戴望舒裡昂中法大學學生”。1932年-1934年，戴望舒在此學習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