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IsraelEpstein，1915年4月20日－2005年5月26日），猶太裔中國人，中文名艾培，記者、作家。
愛潑斯坦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是為數不多的幾名加入了中國共産黨的外國裔人士，信仰馬克思列甯主義。他被中國官方譽為中國共産黨的優秀黨員、傑出的國際主義戰士。曾任全國政協常委、《今日中國》雜志（原《中國建設》）名譽總編輯、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國際委員會副主席、中國福利會理事等職。
着有《人民之戰》、《中國未完成的革命》、《中國勞工狀況》、《西藏的轉變》以及30餘萬字的英文自傳體回憶錄《見證中國》。
愛潑斯坦與宋慶齡有着長期交往的經曆，是宋最信賴的朋友之一。因此，宋生前曾謝絕了許多人為她作傳的請求，而獨将作傳之事授權于他。
這位86歲高齡的新聞前輩實事求是、一絲不苟的工作态度令人欽佩。他所說的“你的文章”，是指發表的《尋訪二戰猶太難民在天津的足迹》一文，而他，是我迄今為止找到的惟一一位天津猶太人。
個人經曆
中國從不排猶
1920年，天津海河北岸的意租界馬可·波羅路，搬來了一戶姓愛潑斯坦的猶太人。這家人人口很簡單，一對年輕夫婦，一個獨生子。父親拉沙爾在一家公司做會計，母親松亞是位助産士，自生了兒子小愛潑斯坦之後便不再外出工作，留在家裡料理家務。伊斯雷爾·愛潑斯坦這年才剛剛5歲。這一家人雖然人口簡單，但遷徙之路卻充滿艱難困苦。他們原來生活在波蘭華沙，因為參加猶太人勞動聯盟反抗沙皇的殘酷統治，拉沙爾坐過沙皇的監獄，松亞被流放到西伯利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拉沙爾被公司派往日本開展太平洋方面的業務。德軍逼近華沙，松亞抱着襁褓之中的小伊斯雷爾萬裡尋夫，通過橫穿西伯利亞的鐵路，乘船跨海到達日本。兩年以後，一家人遷居中國的哈爾濱。
到了哈爾濱，他們仍然沒能逃脫沙俄反猶主義的魔掌。那時，沙皇的白俄軍隊被新生的蘇維埃打敗，大批逃往哈爾濱，也把排猶的恐怖活動波及到哈爾濱。青天白日之下，一個猶太青年記者在哈爾濱街頭被白俄軍官追趕射殺；法國猶太族鋼琴家西蒙·卡洛培被綁架，兇手将他的耳朵割下來送到他有錢的父親那裡勒索贖金。愛潑斯坦一家隻得南下，離開哈爾濱來到天津，一住便是18年。
1992年。時隔72年之後，愛潑斯坦出席了美國哈佛大學舉行的“在中國的猶太人”研讨會，這位在中國生活了近80年并已加入中國國籍的猶太人對世界說：“在猶太人的經曆中，像中國這樣沒有土生土長的反猶主義以及猶太問題的國家，是不多見的。”
天津長大
後來愛潑斯坦一家從意租界搬入舊德租界，住在武昌路的一棟公寓裡。父親拉沙爾開了一家小洋行，做進出口生意，但他不善經營，他的家就不能像那些有錢的外國人那樣買别墅、雇中國保姆帶孩子。伊斯雷爾7歲時，父母送他進入一所美國人辦的小學讀書。這所小學在馬場道，上學下學很方便。伊斯雷爾的中學時代是在英國人辦的文法中學（即今天津市第二十中學）度過的。小學、中學進行的都是英語教育，這一點他與所有在天津生活的外國孩子一樣。
那時，天津的猶太社會有三千人左右，但隻有一個孩子在中國的學校裡讀書。對于中國文化，父親拉沙爾持積極交流的态度，他認為在西方生活的第二代猶太移民都學會了他新祖國的語言，并為那裡的文化做出了貢獻，也創造了當地的猶太文化，而在中國的猶太人仍卻生活在“歐洲文化廢料”中。他曾經措詞激烈地說道：“中國人會因為缺少文化交流而迷失嗎？不會。但在這裡長期生活的猶太人會的。他們沒有任何當地的生活背景，他們在可能永遠生活的土壤上沒有任何根基，他們的子女也會如此。”
伊斯雷爾從小就接受了父母關于民族平等的教育。父親拉沙爾對中國民衆充滿同情。90年代初，一位學術上的朋友告訴愛潑斯坦，說當年美國駐天津領事館密銷的文件中有一份報告，說拉沙爾·愛潑斯坦在當地猶太人中進行募捐活動以援助西北地區饑餓的中國人，這項活動受到了一些人的敵視。那時，許多在中國的西方人普遍認為“猶太人等于布爾什維克”。父母經常告誡小伊斯雷爾：“我們猶太人是受歧視的，我們決不能再歧視任何人。”10歲時，有一次他看到街上有幾個外國小孩在毆打一個中國孩子，他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幫助那個受欺負的中國孩子。
1931年中學畢業後，進《京津泰晤士報》任記者。後曆任《北平時事日報》編輯，美國合衆社、重慶美國《聯合勞動新聞》記者。
1933年結識了美國記者斯諾，成為他主辦的《民主》刊物的編委和撰稿人，還受其委托掩護過愛國學生和共産黨的高級幹部。1938年底應宋慶齡邀請赴香港參加“保衛中國同盟”，在中央委員會負責宣傳工作。在抗日戰争期間，他向國外真實報道了中國人民奮起抗日的戰績，曾多次深入抗日前線和根據地，采訪過等中共領導人。同時在抗日戰争中與美國合衆國際社和一些西方新聞社參與了掩護中國平民的行動。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愛潑斯坦由于來不及撤走，被日軍關入集中營。1942年3月18日，他在後來成為其妻子的邱茉莉（ElsieFairfax-Cholmeley）的幫助下越獄成功。1944年5月至1944年10月作為美國《紐約時報》、《時代》雜志等媒體的記者參加中外記者團赴延安革命根據地采訪，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同志的接見。其間，經他改寫，新華社在延安向全世界播發了第一條英文新聞稿。
1945年赴美國，任紐約《聯合勞動新聞》總編輯，後參加美國争取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1951年，應宋慶齡之邀到中國參與創辦了對外英文刊物《中國建設》（1990年1月改名為《今日中國》，迄今該刊物已發展成為多語種的對外傳播綜合性月刊）雜志。1957年加入中國國籍。1964年加入中國共産黨。
他曾任《中國建設》（現名《今日中國》）雜志社總編輯，全國政協六屆至十屆常委，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國際委員會名譽副主席等職務。
愛潑斯坦是著名記者、作家，着有《人民之戰》、《中國未完成的革命》、《中國勞工狀況》、《西藏的轉變》等許多反映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新聞報道和專着。他對中國人民有真摯的感情，把畢生精力奉獻給了中國的對外傳播事業，為增進中外的相互了解和友誼作出了重要貢獻。
天津猶太人的昔日生活
在美國哈佛大學舉辦的“在中國的猶太人”研讨會上，愛潑斯坦這樣描述1920年至1937年的天津猶太人生活：“天津猶太人基本的經濟來源是做皮毛及腸衣生意。猶太采購員為猶太公司從鄉下中國批發商那裡買來産品，再由公司将産品出口到紐約、倫敦和萊比錫。還有一些猶太小零售商為采購員尋找貨源，以此來賺取微薄的傭金。做這些國際貿易的猶太商人，資産雄厚的通過外資銀行往來貨款，小商人就直接通過猶太人開辦的小儲蓄信貸所。猶太人受雇于西方大企業，這些企業隻當他們為當地雇員，而不是本國雇員，做同樣的工作，他們拿到的錢隻有西方雇員的四分之三，回家探親也沒有任何資助。
天津的俄國猶太人最常去的聚會場所是猶太俱樂部（坐落于和平區曲阜道，原建築已拆除），在那裡能夠閱讀到圖書館訂閱的數十種當地和國外報紙。當發生重大國際事件時，猶太人聚在一起收聽一台短波收音機，到公告欄浏覽一天兩次更新的路透社新聞。俱樂部大廳用來慶祝節日，開音樂會，上演歌劇和公衆讨論。猶太人在俱樂部吃喝、交談、玩牌和下象棋，還能夠上不同的短期培訓班。我就曾經在那裡聽過一位以前在莫斯科州立大學做講師的猶太人講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
來天津的猶太人當中，隻有很少的上了年紀的人讀過大學。他們大多是學醫的。因為在沙皇俄國，歧視性的配額限制了猶太人接受高等教育。天津猶太青年除少數家庭有經濟能力能夠被送到英美求學外，一般上完中學以後都會找份工作，在天津從業。上了年紀的猶太人，甚至沒上過大學的，通常都比他們能講兩種語言的子女受教育要強。”
京津泰晤士報館坐落于解放路，利順德飯店以北，是一座磚木結構的小樓，地下室作印刷廠，上邊是編輯部。這家英國人辦的報紙是當年天津三家英文報紙之一，日出20版，在京津兩地發行。報館人手很少，愛潑斯坦從打字、校對、采訪、編輯到寫社論、拼版，樣樣都要幹，小小年紀就鍛煉成了一個全能報人。
1933年末或1934年初，報社将一本書交給愛潑斯坦，要他寫一篇評論發表出來,書名叫《遠東戰線》，作者是埃德加·斯諾。讀着讀着，愛潑斯坦被該書的内容和寫作風格深深打動了。他打聽到斯諾住在北京，就在一個周末乘火車去拜訪。那時斯諾在燕京大學教新聞學，住在海澱的一所四合院裡。愛潑斯坦隻有18歲，比斯諾夫婦整整小10歲，但他們很快就成為好朋友。這種周末的拜訪成了愛潑斯坦天津生活中相當重要的内容，許多時候，他會在京津之間的火車上度過。1936年，斯諾在宋慶齡的幫助下秘密采訪紅軍，10月以後的幾個月裡，西北之行是他們之間最熱烈的話題。斯諾給愛潑斯坦看了許多他拍回的照片，愛潑斯坦還閱讀了《西行漫記》的手稿，這些照片和手稿後來轟動了世界。與斯諾的交往，決定了愛潑斯坦後來生活的整個道路。
在抗日戰争烽火中
1937年，中國爆發了全民族的抗日戰争，随戰局變化，愛潑斯坦作為美國合衆社的駐華記者，先後到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等地采訪。特别是在1938年4月，奔赴前線采訪著名的台兒莊戰役。1939年，他在倫敦出版了第一本着作《人民之戰》，向國外真實報道了中國人民奮起抗日頭兩年的戰績。
愛潑斯坦與斯諾一起投身于中國人民的抗日鬥争，幫助愛國者和革命者離開敵占區到根據地去。斯諾有時到天津來找愛潑斯坦，讓他協助尋找安全的住處并将他們轉移出去。1937年5月，鄧穎超從根據地經西安到北京西山治療肺結核。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鄧穎超以李太太的身份進城，住在地下黨員張小梅家裡。不久，斯諾親自護送她來到已經淪陷了的天津，找到愛潑斯坦協助返回西安。愛潑斯坦安排她住進有些猶太人常住的泰來飯店，然後買了到煙台的船票，走海路從煙台上岸，安全抵達西安。1981年，年近八旬的鄧穎超與愛潑斯坦笑談那次天津之行，時隔44年，鄧大姐對初見愛潑斯坦的情景記憶猶新。
保盟共事宋慶齡
1938年9月，愛潑斯坦在廣州愛國遊行隊伍中，第一次見到了仰慕已久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不久應宋慶齡之邀參加了她在香港創建的保衛中國同盟的工作。這是宋慶齡邀請部分中外著名人士建立的國際性統一戰線組織，主要從事戰時的醫療救濟工作和國際傳播。愛潑斯坦在保盟中央委員會負責編輯出版英文半月刊《新聞通訊》，支持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鬥争，特别是向世界介紹中國人民抗戰的真實情況，以争取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了解與援助。
突破封鎖訪延安
1944年，中國抗戰進入第七個年頭，這是十分艱難又顯露勝利曙光的時刻。這年5月，中外記者團突破國民黨政府的多年封鎖訪問陝北。愛潑斯坦作為美國《聯合勞動新聞》、《紐約時報》、《時代》雜志的記者參加了記者團，深入延安及晉西北采訪。他訪問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人，以及許許多多為抗戰而奮鬥的軍民，寫了十幾篇通訊，在國外重要報刊上發表，向全世界報道了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人民抗戰的真實情況。
緻力傳播新中國
1945年至1951年初，愛潑斯坦在美國擔任《聯合勞動新聞》總編輯，妻子邱茉莉主辦進步月刊《聚焦遠東》。他們夫婦不顧美國反動勢力的迫害，積極投入反對美國幹涉中國内政、增進美中兩國人民友誼的進步活動。
新中國成立不久，1951年他們應宋慶齡之邀回到中國，參與創辦了對外英文刊物《中國建設》雜志（今更名為《今日中國》），為執行編輯。後于1979年被任命為雜志社的總編輯，至今還是刊物的名譽總編輯。幾十年來，《今日中國》已發展成為有中、英、法、西、阿等多語種文版的綜合性月刊，他為這本雜志的不斷改進與發展傾注了大量心血。他在“文革”動亂期間，也蒙受過冤屈，被囚禁獄中五年，但他沒有動搖過對中國革命的堅定信念。1973年初，獲平反回到工作崗位後，他依然滿腔熱情地投入中國的對外傳播事業。作為記者，他仍然追蹤與記錄新中國和世界的變遷。
中國就是我的家
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他作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常委，參與了參政議政活動。他珍重友誼，積極開展國際友好交往活動。特别是1981年宋慶齡逝世後，他更緻力于傳承宋慶齡的精神與事業，熱情支持中國福利會（前身是保衛中國同盟）及宋慶齡基金會的工作。他受宋慶齡生前的囑托，于1992年完成傳記《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
1985年4月20日，為祝賀愛潑斯坦70大壽和在中國工作半個世紀，在人民大會堂為他舉辦了慶祝活動，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親臨祝賀。1995年，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江澤民、李瑞環也親臨祝賀他80壽辰。2005年4月1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也曾親切地問候他。
2004年，高齡的愛潑斯坦以驚人的勤奮與毅力完成了《見證中國——愛潑斯坦回憶錄》一書。他說：“在曆史為我設定的時空中，我覺得沒有任何事情比我親曆并跻身于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更好和更有意義。”
2005年4月17日，國家主席胡錦濤來到愛潑斯坦的家中看望他。2005年5月26日，愛潑斯坦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
夫人：邱茉莉（已故），黃浣碧。有兩個養子，女兒艾頌雅，兒子艾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