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問政:政府部門通過微博了解民意-中文百科頻道

介紹

曾經幫助奧巴馬赢得美國大選的微博，也開始出現在了中國的政治舞台。

浙江64歲的全國政協委員何水法一夜之間擁有了上萬名微博粉絲，政協委員馮軍微博中幾個字留言就引來100多條評論。

特點

圍脖

代表委員們争相戴“圍脖”，套用微博推廣商的一句廣告語：這年頭參加兩會不戴個圍脖，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無論是媒體專家還是代表委員，都對兩會的微博熱和代表委員的微博問政充滿期待，盛贊微博問政“進一步拉近了兩會與網民的距離”、“是民主政治信息化表達的一種創新”。

亮點一網絡問政寫進政府工作報告

“要更加關注人民群衆的新期待，創新聯系群衆方式，支持鼓勵網絡問政。”在2010年的安徽省“兩會”上，“網絡問政”首次寫進政府工作報告。在省政協十屆三次會議二次大會上，委員大會發言建議多渠道開通網絡問政平台，各地政府要迅速成立反饋機制，作為安徽新聞門戶網站中安在線“網上問政”欄目要向更深更廣層次延伸。“網絡問政”成為代表、委員關注的“兩會”熱點。

重慶：成網絡問政先行者今年對官員啟動網絡問責

湖北：武漢市長要求各單位工作計劃上網公開讓市民監督

湖南：“網絡民意”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亮點二圍脖問政現身中國政治舞台

曾經幫助奧巴馬赢得美國大選的微博，也開始出現在了中國的政治舞台。在擁有3．84億網民的中國，新興的微博又被戲稱為“圍脖”。當下各地陸續召開的兩會上，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們也已經意識到“圍脖”的問政潛力。

重慶：人大代表網"曬"建議把網友聲音帶進"兩會"。

亮點三草根網民代表參政議政

從在論壇上收集民意，向政府建言，到被增補為嶽陽縣政協委員參加政協第十一屆第三次會議并遞交提案，網友“錯愛的我”在新年裡完成了從一個“草根網民代表”向縣政協委員的轉變。

這是湖南首次從網民中“特招”政協委員，不但在湖南開創先例，也是繼河南洛陽之後，中國公民以網友身份參政議政的又一突破。

對于這種突如其來的“微博問政熱”，很多人一直持懷疑态度，總覺得其中充滿炒作、吹捧和包裝出來的虛熱成分，充斥着微博推廣商的誇大其詞和媒體對新生事物的過度追捧。當年博客剛剛出現的時候，“博客問政”也曾有過這樣的風光，也曾掀起過一場“博客問政熱”，代表委員紛紛趕在兩會時開通個人博客，通過博客收集意見和征集議案提案，與網民保持溝通。可這種“博客問政”的熱度保持了多久呢？有幾個代表委員保持了更新博客的習慣，又有幾個人真正把博客當做與民衆進行溝通的工具—跟不少地方政府的網站一樣，多數代表委員的博客在開完兩會後就進入睡眠狀态了，來年再開會時用戶名和密碼早忘得精光。

博客才興盛了幾年，“博客問政熱”迅速過時了，代表委員不上論壇了，不玩博客了，都紛紛去追捧微博時尚了——可微博跟博客有多大的區别呢？“微博問政”比“博客問政”先進多少、有多大的創新呢？微博推廣商和媒體進行了許多闡釋，可我覺得那些都僅僅隻是形式，實質上并沒有多少區别。代表委員通過微博征集民意與以前的博客并沒有什麼不同，都得通過發帖和留言進行溝通。比如浙江那位何水法委員在微博上就自己的提案征集意見，就跟以往的“博客問政”沒有任何區别。

當年的“博客問政熱”一窩蜂地來，又一窩蜂地去了。如今僅僅換了個名頭的所謂“微博問政熱”，也僅僅是虛熱和泡沫罷了，如果缺乏一種代表與民衆溝通的基礎秩序和基本制度，也難免“一窩蜂來一窩蜂去”的命運，兩會過後隻留下一堆睡眠的微博賬戶。

網絡技術迅猛發展，尤其是在溝通模式和傳播科技上的發展，對推進代議民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擴展了政府聽取民意的途徑和渠道——借助這些新技術和新工具，代表委員能夠聽到更廣泛和更真實的民意。但我一直以為，技術畢竟隻是技術，它隻能起輔助性的工具作用。無論什麼時候，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聽取民意都不能放棄那些最傳統、最原始的方法，就是深入到真實社會中進行調查和研究，深入基層獲得第一手資料，通過與民衆的直接接觸掌握民意。技術再先進，隻能作為這種調查研究的補充；博客、微博之類的網絡問政再能拉近距離，也比不上實地調研與民衆面對面的距離近。

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所長喻國明說：“微博可以産生‘核裂變’效應，形成信息的高速大範圍傳播，它可以讓每個人都發揮過去隻有媒體才能發揮的作用。”

“奧巴馬當選總統，微博功不可沒。在中國，政治人士也完全可以借助微博的力量與民衆溝通，”他說。

不過，幾位浙江省政協委員微博的回複，加起來也不過千條，相較于中國巨大的網民群體，還很微不足道。

在這方面，中共雲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的嘗試引起了較大反響。他的“微博雲南”在2009年11月開啟之後短短一個月就吸引了超過6萬名“粉絲”。

“微博雲南”一度被認為是獲取官方信息的官方渠道，引起媒體高度關注。“開微博就是為了與網民平等、坦誠地進行交流。可是，在這麼多人的關注下，很難把工作角色和個人角色分開，有時候也就不能暢所欲言，”伍皓在今年1月關閉這個微博時說。

“很多人都認為我開設這個微博是作秀，給自己增加‘往上爬’的籌碼，我關閉這個微博，主要也是為了避這個嫌。”伍皓說。

喻國明就此指出，目前來看，微博在中國政治舞台的應用，還需要典型的成功案例來打開局面。

事件

近日一條有關國務院參事任玉嶺的新聞讓人受觸動，任玉嶺通過自己的調查對當下中國五大教育不公問題進行了批評——這些問題并不算新鮮，觸動我的是任參事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的負責态度，每個判斷都建立在諸如“我在河南調研時發現”的基礎上。比如他批評“教育資源配置嚴重不均衡”，就舉了在湖南某地調研時的一個例子：在中央明确要求為公檢法每人增4萬元辦公費的情況下，由于當地是“吃飯财政”，通過把教育和農業的财政支出降下來解決政策要求。正是“縮減教育支出為公檢法人均增4萬經費”的實地調研讓人們對“窮教育”有了新的理解。

任玉嶺當過兩屆政協委員，以敢放炮而成明星委員。不過他從來不亂放炮，而是把自己的判斷建立在嚴謹的分析和實地調查的基礎上。比如某年兩會上他那枚“我國行政管理費用25年增長87倍”、“26個人中就有一個官”的重磅炮彈，就是通過深入實際、廣泛搜集資料而提出的，從而使自己的提案更有說服力和影響力。這樣高質量的提案和有價值的批評，僅僅依靠博客和微博是絕寫不出來的。靠電腦鍵盤功夫和電腦前的拍腦袋，浮躁地追逐諸種時尚，而不深入實際聽取民意，隻能提出類似“給老婆發工資”、“給企業家評職稱”、“全面取消網吧”之類雷人建議。

言論

博客問政也罷，微博議政也罷，本隻是擴展交流渠道的一種輔助方式，可如今卻助長了一些代表委員的惰性，過分依賴這些溝通方式，而不去深入基層和實際了。兩會快到了，趕快開個微博什麼的，營造出一種與民衆暢通交流、充分聽取民意的幻象；平時從不做調查研究，快開會交議案提案了，趕快上網搜集“民意”拼湊出個議案提案。這樣的“鍵盤代表委員”，怎麼可能提出有質量的議案提案，又怎麼可能像任玉嶺那樣說“我在湖南調研時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