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曆
1929年11月22日，出生于江西省鄱陽縣。1944年，在江西上猶《凱報》發表文學作品散文《猶水歡歌》。1947年，與李耕等人在江西上饒組建“牧野文學社”，在上饒《民鋒日報》編文藝旬刊《牧野》10餘期。1949年6月，在南昌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随軍進駐雲南，并進入二野軍政大學學習；8月，參加了解放大西南的戰役，随軍跨越江西、廣東、廣西、貴州、雲南，步行3000公裡，于1950年3月進駐昆明。
1950年，畢業于二野軍政大學四分校；同年，加入中國共産黨。1951年春，調至軍區《文藝生活》月刊擔任編輯。1952年，開始發表描寫邊疆戰鬥生活和少數民族風俗人情的作品，具有鮮明的邊疆特色。1953年3月，發表了短篇小說《倮黑小民兵》。1954年3月，發表了短篇小說《當蘆笙吹響的時候》。1955年，由邊疆連隊調到昆明軍區任創作員。
1956年，加入雲南省作協；同年9月，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7年，與林予合寫的《邊寨烽火》，與陳希午合寫的《蘆笙戀歌》兩部電影劇本，攝制成影片；同年，“反右運動”期間，彭荊風被錯誤的批判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1957年9月至1961年年底，被流放至滇西賓居農場勞動改造。
1962年年初，在一位部隊首長的關照下，得以返回昆明軍區任創作員；同年，以“劉扶”的筆名在《雲南日報》上發表了短篇小說《驿道上》，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短篇小說《碗》、散文《姐姐們》，并與别人合作發表了散文《星期街》；同年，開始了長篇小說《鹿銜草》的創作。
1963年，發表了三個短篇《摸魚兒》《橄榄》《牛岔街》，一篇與人合作的散文《魚宴》。1964年，發表了一篇短篇小說《紅漆扁擔》。1965年，發表了一篇散文《邊寨春晨》。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彭荊風遭受大量的批鬥，《鹿銜草》被打成了“大毒草”，原稿被劫掠去一焚而空。1968年10月，因“反林彪”等一些憑空捏造的罪行，被帶上高帽，未經審判便被投進監獄待了7年，期間待過了雲南的四大監獄。1975年8月，出獄，并在之後得到平反。1977年11月27日，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小說《驿路梨花》，這是“文革”結束、彭荊風蒙冤平反後的第一部文學作品。
1978年，《驿路梨花》被收錄到初中語文教材中。1979年3月，出版中篇小說《蠻帥部落的後代》；7月，出版長篇小說《鹿銜草》，小說寫了老林苦聰人的痛苦，，也寫了苦聰人與傣族人、瑤族人、哈尼族人之間的悲歡離合、錯綜複雜的關系。
1980年3月，出版中篇小說《愛與恨的邊界》，描寫了中越邊境自衛還擊戰争的故事；8月，出版中、短篇小說集《綠色的網》，反映了對越反擊戰中軍民并肩戰鬥的深情厚誼，以及“十年浩劫”動亂中各種不同人物的命運；11月，出版中篇小說《霧茫茫》，以“十年浩劫”為背景，圍繞着一個無罪入獄的瑤族青年鄧阿弩在獄中的生活，展示了一場善良與醜惡、光明與黑暗的艱苦鬥争。
1983年5月，出版短篇小說集《巫山一段雲》；同年起，曆任昆明軍區宣傳部副部長、中國作協雲南分會副主席。1984年4月，出版中篇小說《秋雨》；5月，出版中篇小說《雲裡霧裡》。1985年12月，出版短篇小說集《紅指甲》。
1987年4月，出版長篇小說《斷腸草》。1989年9月，出版散文集《泸沽湖水色》。1990年，退休。1992年，出版長篇小說《師長在向士兵敬禮》。1994年9月，出版長篇小說《綠月亮》。1996年9月，出版傳記小說《秦基偉将軍》。
1999年7月，出版長篇小說《孤城日落》。2002年5月，出版報告文學《滇緬鐵路祭》。2003年4月，出版文學評論集《彭荊風談文學》。2005年8月，出版紀實長篇小說《揮戈落日中國遠征軍滇西大戰》。2009年5月，出版報告文學《解放大西南》。
2016年7月，出版紀實文學《旌旗萬裡中國遠征軍在緬印》。2018年7月24日上午6時53分，彭荊風逝世，享年89歲；11月，長篇小說《太陽升起》出版。2019年12月，出版長篇散文《初進佤山》，以散文形式展現了新中國成立70年來佤山日新月異的變化。
個人生活
彭荊風的父親彭複蘇，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後來被保送到日本留學，回國後，在北平民國大學擔任文科教授，劉白羽是他的學生。20世紀30年代，一起參加辛亥革命的同學熊式輝擔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希望彭複蘇回家鄉參政，他便以無黨派人士身份出任鉛山縣縣長。在彭荊風的印象中，父親為人耿直，為官清廉。但是，由于彭複蘇難容國民黨當局對共産黨人的迫害而遭免職，從此失業多年。
1944年，彭複蘇的鉛山佛教界朋友念他當年為政清明，在他急尋一立錐之地時，邀約他回鉛山居住。彭荊風的母親和弟弟于1946年冬，也從贛州鄉間的巫家凹遷來，分散多年一家人終于團聚。
彭荊風的女兒是彭鴿子，孫女是彭楹文，都成為了作家，其中彭鴿子于1990年畢業于北大中文系，2008年，以描寫佤族地區曆史文化的長卷散文《走進司崗裡腹地》，成為第三屆冰心散文獎得主。
主要作品著作
劇作
創作特點主題思想
矛盾沖突
彭荊風作品中弱化各少數民族間以及少數民族與漢族的民族矛盾，以及各民族文化差異，将階級矛盾沖突置于首位，“凸顯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對立和沖突”，通過階級矛盾分析雲南本地民族上層集團土司的腐朽、殘暴、血腥和下層人民痛苦不堪的凄涼悲慘遭遇，消解族群之間的認同差異，認可共産黨的革命、真心誠意的接受共産黨。“在主權國家疆域内想象并塑造文化共同體記憶的民族主義運作，同時也需要創造新的國家政治主體”。
《太陽升起》一文描寫西盟佤山的民族解放工作時，彭荊風選取階級對立矛盾視角，将共産黨與國民黨的對立放在蠻丙部落與永恩部落間的世代矛盾糾葛沖突的首位進行叙事，文本以金文才領導的小組所代表的共産黨、以窩朗牛為代表的少數民族三種勢力及其以殘匪屈洪齋為代表反動派構成三足鼎立之姿。金文才代表共産黨來到了蠻丙部落進行群衆的思想解放工作，而殘匪屈洪齋則藏身于永恩部落的暗處，企圖借助永恩部落對新興的政權進行破壞，一明一暗進行博弈。“弱化或消解民族間舊有的族際關系邏輯”，用階級矛盾來凸顯民族問題并溝通融彙各民族情感。
宗教信仰
彭荊風作品中邊地“異數”被不同程度的遮蔽與消解，首先表現在宗教信仰、神靈崇拜等文化上，體現出對宗教文化的疏離與解構，通過以唯物主義的價值觀念來破除宗教的神秘性，将其簡單的劃為封建昧腐與落後無知，尤其是通過對暴露出神秘事件的人為參與性，消解神靈叙事所帶來的神秘感，将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簡單化處理。在《太陽升起》《鹿銜草》等文中簡單寫出魔巴、畢摩等利用神靈滿足私欲、弄虛作假欺瞞部落居民，實則與常人無異，常年的與外界失聯、自身的剛愎自用以及衰老的年歲使得他們的思想甚至有時更為迂腐，他們所謂的巫術也不過是虛假的騙人之術。《太陽升起》一文中叙寫窩朗牛及其族人對“莫偉其”神的敬畏與尊崇的同時也通過對魔巴祭祀祈禱神靈這一重要環節來消解了文章的神秘感，因“莫偉其”神顯靈的人頭樁使得金文才等人得以進入部落、葉妙被救等，到頭來都是人為介入的結果。
邊地自然
彭荊風的作品中除卻主流意識的融入外，更多的保有了鮮明的雲南各民族印象與特色。彭荊風所到之處多是較少受到現代文明影響與侵蝕的地域，這些地方大多保持了較為完美的原始自然生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少數民族具有異域獨特的民情風俗。彭荊風作品中出現了許多對雲南自然生态山水之姿的描摹。自然山水的描寫不僅是簡單為人物烘托服務的作用，這裡的人與自然構成了一種相互滲透、相互依存的親密關系。彭荊風的特色之域書寫向讀者展示了一幅熏染着奇谲的幽美畫卷的邊地風貌的同時也突顯出邊地自然的自在性與原始性，所謂“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這一特性也滋養哺育了獨具特色的邊地兒女。對愈演愈惡化的生态環境而言彭荊風對邊地叙事中所體現出的生态書寫也可以看作為一種生态文明的倡導者與先行者。
戰争叙事
作為一個部隊作家，彭荊風的多數時間是關注邊防建設與軍旅生活，彩雲之南如詩如畫、邊地軍民親如一家的融洽、邊疆建設者的高貴品質等都張揚着詩意的、樸實的美，邊地書寫構成彭荊風作品創作的基調與底色，而戰争叙事始終是創作的内核與精神追求，戰火的紛飛與邊地的詩意交相輝映。從反映1950年代雲南邊地局部剿滅殘匪的戰鬥到将視野轉為更為宏闊的革命曆史戰争的全景式描寫，繼而對和平年代軍營書寫的初探，彭荊風未将自己拘泥于一處，紅加黑的寫作基調，既有政治話語、主流意識形态下正面價值觀的塑造與弘揚，也有對政治現實、生活現實的嘲諷與揭露；堅持英雄主義、愛國主義、理想主義的主旋律，是軍隊的魂靈、軍人精神所在，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體現，是中華民族的國魂所在；否定去英雄化的書寫，需要特殊場域下鐵的紀律以及軍人的自覺約束，表現強烈的軍人身份的認同，肯定戰争必要性的同時斥責戰争對邊民和諧及自然之景等甯靜美的毀壞；以及以人道主義視角探讨戰争給人們帶來的嚴重摧殘與破壞。
民族精神
彭荊風作品中，對原生态的戰場進行展現，以及戰争的極端環境中譜寫個體生命精神狀态的曆程，和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際迸發出的民族凝聚力等，反映戰争環境下的中華民族精神。《旌旗萬裡》正面反映二戰背景下蔣介石政府先後派出了二十餘萬軍隊的中國遠征軍去往緬甸作戰的史詩，悲歎整場戰局下弱國處境的無奈、悲哀、艱辛以及征戰中的集體主義與國家榮譽意識；《滇緬鐵路祭》以修築滇緬鐵路為線索訴說雲南幾十萬人民和當時全國的優秀工程師、專家學者的愛國情懷和創造力，為這段抗戰救國中的建設事業樹碑立傳，真實、完整而生動的叙寫了這段被湮沒于記憶塵埃中修築鐵路的悲慘曆史；《解放大西南》全景式、多角度地展現了人民解放軍解放大西南的壯闊圖景下民心所向的勢如破竹；《孤城日落》在騰沖之戰的莊嚴與悲痛的背景與氛圍中以慰安婦花蓮的悲慘命運為主線再現日本法西斯戰争摧殘下的民族創傷以及民族的覺醒與反抗。國共兩黨統一戰線進行全民抗戰，各個階層及軍人浴血奮戰，專家技術人員進行專業扶持，工農群衆投身築路鋪路等彰顯團結一緻與誓死衛國的決心以及自強不息、堅強不屈與奮勇進取的勇氣等中華民族特有凝聚力。
悲劇精神
彭荊風在弘揚英雄主義、民族精神的同時，一定程度上表現出正視戰争的殘酷、探究戰争對人性、對肉身以及精神的戕害，通過摹寫人物的心理、思索人物命運等試圖展現被遮蔽的戰争曆史的悲劇底色，擴展了作品的叙事空間和精神意蘊。在這一整體态勢的發展中試圖以創作曆史的真實性與文學的審美性并存，在曆史、戰争和現實之中探尋更為廣闊而有深度的精神存在書寫，追求悲劇精神的超越性。
書寫苦難
彭荊風邊地叙事的民族國家建構首先表現在通過原住民苦難的營造以及共同的曆史記憶來喚醒邊民共識與認同，通過各民族共同體相同曆史經驗的重述以建構統一國同體。如《鹿銜草》中，通過白老大“走出——走進——再次走出老林”這一線索，完成了苦聰人苦難生活的民族解放史的建構：白老大與妻子阿娟生活在老林深處終日與寒冷、饑餓、野獸做着無休止的鬥争，饑寒交迫中白老大外出覓食，獨處的妻子與惡狼的搏擊後喪生，臨死前為着白老大能夠繼續生存，希望白老大走出老林。
妻子阿娟是促使白老大走出老林的第一個動因，相較于林内的窘境，林外反動土司統治的天下比洪水猛獸更甚，踟蹰猶豫的白老大在得知土司老爺被淹死的消息後決心走出老林。然而第一次的走出老林以白老大重回老林而告終，土司老爺雖被淹死，但土司制度并未瓦解，小土司老爺刀金柱更為殘暴，走出老林的白老大進入了另一個更為黑暗的無邊漩渦，被仗勢欺人的岩丁抓入土司家地牢遭受鐵鍊穿過鎖骨的巨痛與土司爪牙的毒打，身心受到摧殘後“帶着鐵骨上的創傷和痛苦記憶回那雲霧深鎖的高山老林去了”，企圖以一己之力第一次走出老林的白老大以失敗告終，隻能以受損的軀體與殘破的心回到老林的更深處，原始老林也從自然世界不可抗的象征轉為庇佑苦聰人繼續生存的唯一選擇。第二次的成功走出則是到了五十年代，此時雲南已實現民族解放，遠在老林深處的苦聰人卻并不知曉反動土司的統治已土崩瓦解，以為外面依舊是殘狼虎豹之所而抗拒走出老林，在共産黨的尋覓與幫助下苦聰人最終得以走出老林走向新生，完成解放苦聰人的民族史書寫。
國家認同感
彭荊風一方面中描述20世紀50年代雲南邊地轟轟烈烈的革命生活，通過各民族群衆參與當下生産建設、領土保衛、對毛主席的認同及崇拜向往的書寫，從而提高邊民政治覺悟、思想認識，鼓舞動員邊民參與共建新社會來增強了國家認同感與凝聚力。《拉祜族小民兵》裡卡馬寨的拉祜族人在密林深處追擊試圖逃竄出國的殘匪，為保衛國土，各少數民族群衆共同參與到殘匪剿滅的任務中，憑借自己的勇氣、堅毅以及智慧共同守護疆土。以冷靜沉穩保衛家鄉的聯防分隊長紮帕和機智應變的兒童團長小犁為代表的邊民最終将殘匪殲擊于國門之下。而十二三歲的小犁在戰鬥過程中不幸負傷，但他處事鎮定、随機應變而又不懼危難，他身上已具備了英雄的高貴品格，而他“一定要去北京見毛主席”的線索更是貫穿全文，這是邊民對共産黨領導的新生共和國思想認同的表現。
傷痕叙事
彭荊風因邊地蘆笙的悠揚而為當時的文壇熟知，随之而來的是4年的農場改造，7年的牢獄之災。除卻貫徹始終的邊地與戰争，關于“文革”等曆史創傷的書寫雖數量不多，但離開文壇22年的經曆也構成了彭荊風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為歸來的一代，如何講述文革體現出彭荊風的獨特姿态，從文革的傷痕揭露到曆史反思，彭荊風沒有将造成的傷痛進行情緒化的宣洩、痛斥和抱怨，而是通過一段時間的沉澱後細膩的将細節娓娓道來，赤裸裸地展示傷痕，展示“左”的錯誤給個人、民族、國家帶來的傷害，诘問曆史和社會。通過刻畫文革背景下的流氓、小偷、強奸犯、知識分子等衆生相反映人們在“文革”中的苦難經曆與受到的重創，以及攪弄風雨者的醜态來完成對“文革”曆史的批判和反思。轉變20世紀50年代以頌歌和贊歌為主的單一叙述，表明作者正視悲劇的決心和反思文革的堅定态度，體現出彭荊風獨立人格的堅守以及自始至終自由思考的精神。
藝術特色
異域風情
彭荊風作品呈現出迥異于中原文化民族風情的濃郁的地域色彩與地域文化。為深入感知雲南原生态的生活，尋求真實與存在的美，他離開昆明深入邊地，與當地居民同吃同住、邊地剿匪等經曆成為其筆下異域色彩的基調。抒情與浪漫的筆調對西南邊地生活進行了細緻描摹，呈現出邊地生活文化獨特的美學意蘊。作品中對邊地自然、民情風俗等的描寫俯拾皆是，對飲食、服飾文化，祭祀、節日習俗的具體生動的書寫，對部落間的械鬥、祭人頭樁等野蠻迷信民俗等的特寫，以及對畢摩、魔巴等特殊人物的神靈崇拜等真實描摹，撲面而來的是雲南邊地原生态的日常生活質感、絢爛的地方色彩、以及帶有神秘和傳奇色彩的邊地生活。彭荊風以陌生化的審美姿态呈現雲南這塊深邃而又充滿魅力、質樸而又古老的神奇、活力異域。
柔情秀美
彭荊風在其作品中展示了一幅和諧共榮下邊地柔情與秀美的自在、優美、和諧的自然畫卷。如《紅指甲》中，“月色很好，水溶溶的月光下，大榕樹、鳳尾竹、香蕉林，都像水洗過一樣的清新、幽靜。花草細小的看不清，卻散發着一陣陣撲鼻清香，特别是素馨花那沁人肺腑的芳香，更為濃郁、醉人，那些攀滿了素馨花藤葉的竹樓，仿佛就是香的寶庫”，在一陣鋪排中呈現出邊地少數民族特有的異域生态風情，于詩情畫意之中完成對邊地自然的禮贊。《佧佤部落的火把》中，“春天。遼闊的大盈江閃着銀色的水光，靜靜地穿過那狹長的平坦壩子，繞過江岸上那些被蔭密的青綠竹葉圍繞着的傣族人村寨，向那亞熱帶的南方流去。江邊上種植着許多隻有熱帶地區特有的菩提樹和黃桷樹。那稠密的往四周伸出去然後再垂下來的枝葉，象一柄張開了的大傘，擋住了炎熱的陽光，招來了清涼的風”，通過時間、空間等多維度、多角度的立體描繪，以一種外來者的身份帶領讀者一起欣賞、觀察與描繪，領略異域自然的旖旎風光。
個人基點
彭荊風圍繞着個人命運展現社會、民族、國家的曆史，通過微觀的個人叙事将個人遭遇作為文本叙事的基點。《斷腸草》中以大躍進運動中的“四清”工作團為背景，溫柔善良的阿菊大嫂被逼死，俏麗的阿蘭飽受淩辱最終輕生于冰涼潭底，憨厚的生産隊長葉茂被擠紮，原本安定的苗鄉因一場“四清”運動混亂一片。《秋雨》中内地的幾個“造反派”趁着“文革”的大潮竄入阿佤山區倒行逆施，鬥争常委書記、縣長等領導幹部來造反奪權，利用對毛主席的熱忱赢得樸實邊民的信任，借助蠻昔部落與永必部落間“打冤家”的曆史矛盾企圖以紅色革命外衣包裹假象煽風點火挑起兩部落間的仇殺械鬥。
彭荊風将描寫的視域放置于具體的少數民族地區，即便是寂寞、荒涼而又閉塞的海島也無法躲避這場災難，在《海天遼闊》一文中“我”童年記憶中這片小島幸福、安甯而又祥和，1966年到來，“我那生活的小船也被灌滿了水，在茫茫大海中飄蕩，打轉，不知所從……”，醫務所所長身體遭迫害，學校的校長跳了崖，爸媽先後死去，小島陷入一片混亂。通過政治工作帶來的創傷、邊民的具體的苦難承擔書寫左的錯誤思想帶給人的肉體以及精神的折磨。也表現出對文革所造成的文化藝術與遺産損害的遺憾與痛恨，對人性的張揚，呼喚理想與美好的人性，始終不為惡勢力所折的鬥志以及作家自身對左的錯誤告别這一堅定立場與态度。
諷刺戲虐
彭荊風以戲谑、諷刺、犀利筆法展現“文革”的動蕩年代中弄潮兒的醜态，描寫一些人蛻變為鬼的過程及其卑劣行徑，鞭笞蹿跳于人生舞台的某些醜類的龌龊靈魂；在結尾處打破一般傷痕文學下的光明模式，營造出前路的不可知。彭荊風采取“施害——受害”這一叙事手法，主角多是事故、陰謀的發起者與施害者，最後又被他人采取同樣的方式陷害淪為受害者，享受被他人陷害的苦果。《八面玲珑》中的呂一馬部長是個野心家與陰謀家，人前人後兩幅嘴臉，導演和指揮着揭發玉部長的大字報事件，靠着這一陰險手段在事業上成功的更上一層樓，而好景不長，最終他又被自己的部下馮升以當年陷害玉部長的相同手段，将自己得事業與前途斷送在大字報上。《永遠的告别》中的“劊子手”老李也被關進了牛棚，批鬥者變成了被批鬥者。
獲獎記錄
人物評價
“一個優秀作家的創作是與他的生命不可分割的。”“彭荊風先生一生熱愛文學，從未間斷過寫作。一方面，他積極投身國家解放事業，建國後一直堅持守在邊防第一線，保持着與人民群衆的密切聯系；另一方面，他大量閱讀文學作品，閱讀讓他的作品呈現出多樣的藝術風貌。”（中國作協主席、當代作家鐵凝評）
“每個時代應該有每個時代的高峰，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會出現自己的高峰，彭荊風先生就是西南軍區，也是雲南的一座高峰。這座高峰追逐着我們共和國的成長曆史，書寫了我們民族翻身解放、從世界的邊緣走入世界中心的整個過程。作為一個軍人，彭荊風的一身正氣令人崇敬，對作家，尤其是對軍旅作家，他是标杆一樣的存在。”（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白庚勝評）
“彭荊風是當代文壇成就突出、令人敬重的軍旅作家。他的創作，紮根于時代，紮根于人民，有着為時代、為曆史、為人民寫作的崇高品格。他的小說從自己切身經曆和深切體驗出發，飽含着對生活的深刻思考，閃爍着時代精神的火花，反映着我們偉大時代、偉大人民的願望和理想，體現着一位軍旅作家始終如一的曆史責任感和使命感。新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其構思60餘年、寫作時間長達10年的長篇小說《太陽升起》，就是這樣一部有着強烈的現實感、曆史感和突出藝術魅力的力作。”（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吳義勤評）
“彭荊風的離世，是雲南文學界的重大損失，也是中國文壇的損失。彭荊風畢生從事文學創作，他将自己的全部奉獻給了他所熱愛的文學事業。六十多年來，他紮根雲南、情系雲南，用文字描述雲南拉祜族、哈尼族、佤族、景頗族等少數民族獨特而豐富的人文，描述滇緬公路、滇越鐵路，以及中國遠征軍等苦難而悲壯的曆史，他是雲南邊地軍旅文學開拓者之一，也是集大成者之一。”（雲南省文聯黨組書記李勇評）
“彭荊風雖然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但他的‘歌喉’卻不曾嘶啞，依然堅持文學創作。”（評論家範詠戈評）
“彭荊風是一個将少數民族文學與軍旅文學緊密結合的、有整體文學視野的作家，他的小說具有很高的辨識度。彭荊風一直堅守着自己的文學初心與文學信仰，小說風格一以貫之，具有樸素、穩健、真誠的審美品格，這是非常可貴的文學品質。”（彭荊風長篇小說《太陽升起》研讨會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