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經曆
中學時代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熱愛文學。1927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學習。在校期間，他大量閱讀西方古典名著，沉醉于西洋戲劇的研究，畢業後留校任教。
1936年，以優異成績考取公費留學生，進入美國耶魯大學戲劇研究院，專攻導演，兼學編劇、劇場建築以及布景燈光等多種課目。
1939年畢業時獲碩士學位，随即遠涉重洋，返回硝煙彌漫中的祖國。
1939年秋，他應聘于四川江安國立戲劇專科學校講授導演、舞台美術，并先後導演了曹禺的《蛻變》、《北京人》和李健吾的《以身作則》。
1941年初赴重慶，先後主持中青劇社和中電劇團，同時為怒吼劇社、中華劇藝社和神鷹劇團導演了《邊城故事》、《安魂曲》、《柔密歐和幽利葉》、《牛郎織女》、 《大渡河》等劇，并創作了《山城故事》、《美國大總統》、《小城故事》、《萬世師表》等話劇劇本；翻譯了《好望号》、《審判日》、《吾土吾民》、《富貴浮雲》、《林肯在伊利諾伊州》等話劇、電影劇本。
其間，他還撰寫了不少有關導演理論的文章，比較系統地介紹了A.狄恩的導演理論，并有所豐富和發展。他導演的話劇，正是這種理論的具體實踐，具有結構嚴謹、節奏流暢、形象鮮明和舞台各部門配合協調的特點。他在抗戰時期的話劇活動，充分顯示了他的藝術禀賦和才華，以及精雕細琢、一絲不苟的創作作風，給文藝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抗日戰争勝利後回到上海，于1947年轉入電影界，先後在中電一廠、二廠編導了喜劇片《還鄉日記》和《乘龍快婿》，以強烈的對比和辛辣的諷刺尖銳地揭露了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反動派“劫收”掠奪的醜惡現實，受到當時進步輿論的注目。
1948年，由于他不滿“中電”當局對創作的蠻橫幹涉，離開上海去香港，為永華影片公司導演了《火葬》。
1949年4月北上，不久參加第一次全國文代會，迎來了他創作的嶄新時期。建國後，他除擔任繁重的行政、藝術領導工作外，先後改編和創作了《勝利重逢》（1954）、《雞毛信》（1954）、 《新安江上》（1958）、《六十年代第一春》（1960，集體）；導演了《翠崗紅旗》（1951）、《淮上人家》（1954）、 《燎原》（與顧而已合作）、《白求恩大夫》（1964、編導、劇本和趙拓合作）、《大澤龍蛇》（1982）和編導了大型藝術性紀錄片《大慶戰歌》（1965）。這些作品洋溢着飽滿的熱情，從不同角度、各個層面表現了工農兵群衆的鬥争生活。
《翠崗紅旗》是他在新中國執導的第一部影片，通過細膩的鏡頭處理和樸實的演員表演，成功地塑造了紅軍家屬向五兒的形象，這部影片受到觀衆的歡迎，得到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的贊揚；
《雞毛信》是他根據華山的小說改編的電影文學劇本，他按照兒童特有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狀态，刻劃了海娃機智勇敢、粗中有細和樂觀開朗的性格；
《燎原》以強烈明快的節奏，層層叠進的情節，表現了工人運動的磅礴氣勢，具有史詩的特色；
《白求恩大夫》以其純淨流暢的蒙太奇語言，凝重嚴謹的韻律和駕馭獨特情節的能力，使影片成為中國人物傳記片中的佼佼者，堪稱他的代表作。
在電影理論方面，他也頗多建樹，出版了論文集《關于電影的特殊表現手段》和《影事瑣議》。在他的晚年，曾多次發表意見，撰寫文章，強調電影的文學性，要體現文學價值，引起較大的反響。他還緻力于電影基礎理論建設，由他主編的《中國電影大辭典》，于1995年10月問世，填補了中國沒有一部比較完成、系統的電影辭典的空白。
建國後，他曆任上海電影制片廠副廠長、上海電影制片公司副經理、上海市電影局副局長、局長、文化部電影局副局長、上海電影專科學校校長等職。他于1956年加入中國共産黨。是全國政協第二、三、四屆委員，第五、六屆全國人大代表，曾任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上海電影家協會主席。
張駿祥于1996年去世，享年86歲。
主要作品
電影劇作
《勝利重逢》（1954年）
《雞毛信》（1954年）
《新安江上》（1958年）
《六十年代第一春》（1960年，集體）
導演
《還鄉日記》（1947年）
《乘龍快婿》（1947年）
《火葬》（1948年）
《翠崗紅旗》（1951年）
《淮上人家》（1954年）
《燎原》（1962年，與顧而已合作）
《白求恩大夫》（1964年）
《大澤龍蛇》（1982年）
《大慶戰歌》（1965年）
著作
《關于電影的特殊表現手段》
《影事瑣議》
《袁俊戲劇集》
《張駿祥電影劇本選集》
《翠崗紅旗》
所獲榮譽
1951年獲文化部1949—1955年優秀影片二等獎
《白求恩大夫》獲1978年意大利墨西拿電影節評委會獎
人物評價
張駿祥的創作、理論和電影活動鮮明地折射了中國電影的發展軌迹。他從戰後上海進步電影的批判現實主義傳統走來，完成了向新中國紅色電影的革命現實主義路線的轉型，但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電影的當代現實主義深化和發展中卻走向邊緣和衰落。盡管張駿祥在電影中不自覺地加入戲劇性的元素，但他對電影拍攝的技法卻是非常注重的。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張駿祥也不遺餘力地使用了“滑稽”的元素。他深受西方戲劇理論的影響，還有美國好萊塢電影文化的熏陶，使他的電影作品兼具戲劇性和電影性的特點，并将好萊塢早期喜劇電影與上海市民文化糅合起來，形成了自己的電影喜劇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