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入宮

《朝鮮王朝實錄》記載，肅宗六年（1680年），張玉貞的堂伯張炫卷入了“三福之變”而“受刑遠配”，張氏家族亦被牽連并抄家，張玉貞由此沒入宮中為内人。

張氏入宮後，受到肅宗曾祖母大王大妃趙氏（莊烈王後）的賞識。又由于容貌氣質出衆，被朝鮮肅宗臨幸并寵愛有加。肅宗元配仁敬王後金氏在世時，“性嚴，上甚憚之，終後之世不敢有私于宮人”，仁敬王後去世後，肅宗才開始臨幸張玉貞。

但此舉引起肅宗之母王大妃金氏（明聖王後）的強烈不滿，明聖王後便下令将張玉貞驅逐出宮，并在仁敬王後喪期過後立即揀擇兵曹判書闵維重之女闵氏為繼妃（即仁顯王後）。張玉貞被趕出宮後，被收養于王族崇善君李澄（仁祖廢貴人趙氏之子）家。

肅宗一脈三代單傳，原本人丁單薄，然而仁顯王後入宮後長期無子，使得其處境尴尬。仁顯王後本來就知道肅宗與張玉貞的舊事，為使王室有香火，主動向肅宗提出将張玉貞接回宮中，但因明聖王後的反對而作罷，肅宗九年（1683年）明聖王後死，仁顯王後再度請求肅宗接張玉貞入宮，于是張玉貞得以重返宮廷。

升後

張玉貞二進宮後，恩寵更勝往日，也恃寵而驕，日益跋扈，與仁顯王後關系緊張，史載：“内殿（仁顯王後）凡有使令，偃蹇不恭，至或呼之而不應”，仁顯王後為牽制其，引來西人重臣金壽恒的親戚金氏入宮（後來的甯嫔金氏），以分其寵，但似乎沒有什麼效果。

肅宗十二年（1686年）十二月十日，張玉貞被封淑媛，不久又升昭儀。至此以後，張玉貞開始培植勢力，在其奧援下将其母親尹氏的姘夫趙師錫拱上右議政之位，兄長張希載、親信東平君李杭（崇善君之子）等也開始全力結黨營私。

肅宗十四年（1688年）十月二十八日，張玉貞于昌慶宮就善堂誕下肅宗第一個兒子李昀（日後為朝鮮景宗），肅宗大喜。然而很多人卻對張玉貞非常不滿，張玉貞産子後其母尹氏入宮探望時，其轎子被司憲府持平李益壽焚燒，并命司憲府禁吏及皂隸抓走轎夫，肅宗聞知大怒，命将李益壽罷職，并杖殺參與此事的司憲府禁吏及皂隸。

張禧嫔生了兒子後更加跋扈，經常在肅宗面前說仁顯王後的壞話，稱其想要鸩殺王子，緻使肅宗更加疏遠仁顯王後。

肅宗十五年（1689年）正月，張玉貞被封為正一品“禧嫔”。同年四月，肅宗以“善妒”之罪廢掉仁顯王後與金貴人（甯嫔金氏），将其趕出宮外，貶回私宅。五月，擢升張玉貞為朝鮮王妃，并起用南人，将支持仁顯王後的西人逐出朝廷，賜死金壽恒、宋時烈等西人重臣（史稱“己巳換局”）。

由于當時正值莊烈王後喪期，所以到第二年（1690年）十月喪期結束後才舉行正式冊妃儀式。張玉貞父母親由此分别封為府院君與府夫人，其兄張希載亦成為捕盜大将，而張玉貞則成為朝鮮王朝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中人出身而登上國母之位的王妃。

張禧嫔升為王妃後，還得經過宗主國清朝的冊封。在張禧嫔升後後不久，備邊司就以“中宮殿名号已定矣，奏請之舉，不容少緩”而請求效仿朝鮮成宗廢尹氏、立貞顯王後故事，派人到宗主國清朝奏請冊封，肅宗表示同意。

随後即派張禧嫔親信東平君李杭為奏請使，前往北京讨封。雖然得到同意，但被清廷以“奏文中後宮二字，謂諸侯不當用，且有‘玄’字，犯其所諱（清康熙帝名玄烨）”為由索要罰金。

肅宗十六年（1690年）正月，清朝使臣正式冊封張玉貞為朝鮮國王妃，而肅宗也派使到北京以奏文中用詞不當謝罪，康熙皇帝下令“李焞着從寬免議”。

賜死

張玉貞入主中宮後，利用王妃之身份在朝中廣納黨羽，成功得到闵黯等南人派的支持，并使其子李昀被立為世子，可謂權傾一時。

張玉貞漸漸年老色衰，為保肅宗專寵，排斥異己，多次毒打被肅宗寵幸的宮女，狂妄驕縱使得肅宗對其逐漸厭惡。當時因失勢而對時局持反對态度的西人派，趁機在金春澤等人的帶領下發起“闵妃重定運動”。肅宗為平衡各方勢力使其相互牽制，抑制張玉貞及南人派，對此給予暗中支持，而黨派鬥争也由此愈發激烈。

肅宗二十年（1694年），張玉貞感到威脅，遂通過其兄張希載意圖謀害廢後闵氏，不料被肅宗識破，借此除去其一幹黨羽，張希載亦被流放濟州島。不久，肅宗決定迎接仁顯王後回宮并重立為妃，将張玉貞打回“禧嫔”的原形，與此同時西人被重新起用（史稱“甲戌換局”）。張禧嫔為此深感不滿，多次上訴不果。

七年後，即肅宗二十七年（1701年），仁顯王後病危，據說張禧嫔在昌慶宮就善堂的西殿設置了神堂，請巫師作法，意欲加害仁顯王後，又指示宮女将玩偶、麻雀、老鼠的骨灰埋在昌德宮大造殿與昌慶宮通明殿的前院，仁顯王後去世後，該事被淑嫔崔氏告發。

九月二十八日，肅宗在昌德宮仁政門親自審問涉事宮女。

其後将其全部處死。詛咒事件的主謀——張禧嫔是世子的生母，肅宗一度猶豫，大臣也多次勸谏，但最終在十月八日下教旨令張禧嫔自盡。肅宗二十七年（1701年）十月十日，張禧嫔服毒藥自殺。《仁顯王後傳》對其死因有如下描述：“上（指肅宗）毫無恻隐之心，将三碗毒酒灌入張氏口中，隻聽張氏大聲慘叫，滾落石階，血如泉湧。

一點藥足以讓五髒俱裂，何況三碗毒酒，頃刻間張氏七竅俱噴出黑血，流淌地面。以卑微的宮人之身，謀殺國母，陷害忠良，而落此下場，豈非天降之殃禍乎？”

同時，張禧嫔的親兄、之前已被流放到濟州島的張希載亦被押回漢城，

以“謀害國母”的罪名淩遲處死于軍器寺前路。

其家屬亦遭孥戮，十六歲以上男性一律處以絞刑。

張禧嫔的親屬家族尹氏、安氏及南人重臣闵黯等人亦被牽連處死。不過，肅宗并未将張禧嫔貶為庶人，也沒有廢黜張禧嫔所生的世子。

鑒于張禧嫔之禍，朝鮮肅宗在下令賜死張禧嫔的前一天正式下旨：“自今着為邦家之典，不得以嫔禦登後妃。”

此後朝鮮王朝再也沒有後宮嫔禦升為王妃的事發生。甯嫔金氏曾被臨終的仁顯王後推薦為新任王妃，肅宗沒有同意；而200年後的大韓帝國時期，純獻皇貴妃嚴氏也掀起“升後上疏運動”，高宗也沒有同意。可見張禧嫔的教訓對後世影響之大。

二十年之後，世子李昀繼位，是為朝鮮景宗。景宗一直供奉其母靈位于後苑的别殿。景宗二年（1722年），景宗根據大臣的請求，以朝鮮宣祖追尊生父德興君為“德興大院君”故事，追封母親張玉貞為“玉山府大嫔”，并另設祠堂“大嫔宮”以祭祀之，為“七大宮”之一。

人物形象

張禧嫔的一生短暫而又波折動蕩，從良家淑女到牽連獲罪，從普通侍婢到一國之母，從權傾朝野到獲罪而亡，幾起幾落間诠釋了宮闱朝堂的變幻無常。其人美貌傾城，聰慧多謀。朝鮮學者稱其可比“漢之呂雉、唐之武曌”。

但是最終因其專權攬寵，黨同伐異而引火燒身，可謂聰明反被聰明誤。一代妖姬張禧嫔，形象或美豔或妖娆或聰慧或惡毒，如何得到獨寵、如何被趕出宮，如何登上後位，如何屢被肅宗識破陰謀，故事有着充分的想象空間，可以引發思考也可以引以為戒。也正因如此，張禧嫔的相關故事被一次次的改編成電影、電視和小說，常盛不衰。

雖然通常意義下張禧嫔的形象被定義為“美貌”“多謀”“狠辣”等等，但随着人們思考的逐步深化，藝術形象也在發生改變，不單單被框定在春秋史官注釋的“妖婦”之下，反而逐漸豐滿立體。

例如2002年電視劇《張禧嫔》就一反過去将張禧嫔演繹得妖冶、陰險的傳統，從更人性化的角度展現了一個充滿自信、也充滿欲望的美貌女子在宮廷鬥争中，一步步走向成熟，也一步步将自己逼上絕路的悲劇故事。而這種藝術形象的轉變也迎合了民衆更加理性及多元的文化訴求。

相關問題

出身問題

張禧嫔的出身通常被人以“卑賤”來形容，這顯然是受到《仁顯王後傳》等朝鮮民間小說的影響而形成的印象。小說中張玉貞出身低賤，因嫉妒仁顯王後一直對其懷恨在心。雖然小說流傳百年，影響甚廣，張玉貞的卑微身份已然深入人心，但這隻是相對的說法（宮中嫔妃多數為兩班出身，張禧嫔更是唯一一位中人出身的王妃），張禧嫔的家庭并非社會下層。

雖然張玉貞出身中人（朝鮮社會的第二階層，次于兩班，高于常民和賤民）而非兩班貴族，但是張氏家族确是當時聞名的巨富之家，這點并無争議。張家本貫仁同，早在高麗時代已是官宦世家，張炯神道碑有文曰“仁同之張，國之大姓也”。

朝鮮王朝建立後，張家幾代入仕司譯院，多人在科舉考試中摘得譯科狀元。而在朝鮮，譯官不僅僅是一般的翻譯，通常還作為外交官出使四鄰，在明清之交的朝鮮，外交更是國中大事。

另外，譯官由于其語言及身份的雙重便利，通常主導着國家的對外貿易，這批人被稱為“譯商”。譯商利用語言優勢和官家身份壟斷了當時的大宗交易，進而積累了巨額财富。

根據史料記載，當時朝鮮譯官在出使明朝時私下貿易，曾因為過分貪婪被大明錦衣衛拘謹于禮部大堂，導緻朝鮮君臣自慚形愧，深感“祖宗見寵于中華之美掃地矣”。

張家以及張玉貞生母尹氏所在的尹家都是這樣的“譯商”之家，尤其是張玉貞堂伯張炫，《朝鮮王朝實錄》稱其為“國中巨富”。

就連仁顯王後的兄長闵鎮遠在自己的着作《丹岩漫錄》中也形容張家“富豪甲一國”。

張玉貞之父張炯在世時也是譯官，張玉貞十一歲（虛歲）時病逝，此前張玉貞之兄張希栻（譯科狀元）及前母高氏均已過世，此時家中僅生母尹氏及其所出三兄妹（張希載、張玉貞及一姐張氏）。張炯過世後張玉貞多為伯父張炫照料，後張炫因參與“三福之變”獲罪遠配，張家被抄，張玉貞由是入宮。

值得注意的是，據記載張玉貞祖父張應仁性格豁達仗義、輕利疏财，稱其“性豪舉，疏财利”“金銀布地人争拾取，仁如無見獨自長歌”，又言張炯為人“誓守清貧，不問生産，認真安分，無所欽豔”

，由此也有人認為張炯一支恐積蓄無多，張玉貞很可能在張炯去世後就因家境所迫進入宮中。

時間問題

關于時間問題，首先是出生時間。張禧嫔生于何時通常不明，但因《肅宗實錄》35卷27年9月28日中有“張氏生乙亥”等字樣，推斷其生于1659年。其次是張玉貞的入宮時間。張玉貞首次于史料中出現為肅宗六年（1680年），此時侍女張玉貞已為肅宗所寵。然張玉貞究竟何時以何由入宮？

《實錄》中的說法為：張炫因參與“三福之變”（福善君、福昌君、福平君發動的叛亂），在“庚申大黜陟”中遠配，張家被抄，張玉貞由此入宮。但很多人對此提出質疑，認為張玉貞入宮的時間應比這要早，很可能在其父張炯過世（1669年）後不久就進入宮中，即便不是，也不會晚至庚申年（1680年）。

第三個問題是張玉貞如何邂逅肅宗，何時被肅宗臨幸，何時得寵于肅宗。《實錄》稱這個時間為仁敬王後離世（1680年10月26日）之後，但1680年11月1日《實錄》中卻記有因為肅宗寵幸張玉貞天降彗星示警的内容。僅僅幾日，一個宮女的獲寵竟然世人皆知，甚至引發上天示警，這樣的故事恐怕很難令人信服。

因此有人認為張玉貞得寵于仁敬王後仙逝之前，史料之言不過是為君王喜新厭舊的一種開脫罷了。同時民間也流傳着肅宗曾在長通橋與張玉貞一見傾心的故事等等。

黨争問題

黨争政治作為朝鮮王朝統治的一大特點，源于“中宗反正”并在宣祖朝正式開始。由東西兩派開始對立，再到不斷分化為四色門閥（老論、少論、南人、北人），黨派鬥争到肅宗時以延續百年，而正是在肅宗執政時期，黨派鬥争達到頂峰。

肅宗朝的黨争主要體現為西人黨（後分為老論派和少論派）與南人黨的鬥争，西人與南人早有隔閡，相互傾軋冤冤相報，誓與對方不共戴天。張禧嫔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參與到政治鬥争的漩渦之中。

1674年肅宗即位之初，南人黨由于在“服制争論”中戰勝西人，成功獲得執政地位。但六年之後（1680年），包括南人派領袖許積之子許堅在内的衆多南人黨涉嫌參與宗室李桢、李柟等的篡位活動（史稱“三福之變”），肅宗随即對之鎮壓，南人黨幾乎都被牽連問斬或發配遠疆（即“庚申大黜陟”），西人黨趁機奪取了執政權。

張禧嫔的伯父張炫正是參與了這次政變，用家中巨資資助福昌君李桢等人的武裝，因此在“庚申大黜陟”中被抄家發配。張炫的舉動也說明張家與南人派關系匪淺，所以也有人推斷張禧嫔最初進入宮廷也可能是受到南人派的協助甚至是派遣。

張禧嫔的最初支持者包括崇善君李澄（朝鮮仁祖之子）的妻子申氏（莊烈王後的外甥女）及其子東平君李杭、張玉貞之兄張希載等等。《肅宗實錄》載：“未幾，遂封張氏為淑媛，于是，澄妻常贊譽于慈懿殿（莊烈王後），慈懿殿春秋倦勤，甚信澄妻，故偏愛張氏而疏内殿，是時澄妻内則日浸潤于上及慈懿殿，外則使其子杭，與張氏兄希載合謀，締結桢柟餘黨，昏夜聚會，謀危坤極。”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東平君母子、張希載以及李桢、李柟等人的餘下勢力都是張玉貞的支持者。通過廢後及世子之争，支持仁顯王後，反對張玉貞的西人派再度被南人打倒，南人全面執政。張玉貞成為王妃之後，以闵黯為首的南人勢力更公開的站到了張玉貞一邊。

1694年“甲戌換局”之後，闵氏複位，南人黨大多被革職貶谪，西人再度占據優勢并獲得執政權。1701年，張玉貞被賜死，牽連大批人被殺，西人全面勝利，南人徹底失勢。

死亡問題

關于張禧嫔的死因，通常謂其設神堂詛咒仁顯王後而東窗事發，導緻其被賜死。但19世紀南人出身的文人李建昌便認為此事實屬誣陷，張禧嫔是西人和南人鬥争的犧牲品，寫道：“仁顯後薨，（金）春澤倡言後喪由禧嫔巫蠱……禧嫔嘗于居所設神堂為世子祈福，上置蠱獄，親鞫禧嫔，諸婢引神堂為證”

，即在西人的誣陷下導緻了張禧嫔之死。

另外《仁顯王後傳》及《随聞錄》中都記載因惡事做盡，張玉貞死後屍身即刻腐爛，被棄屍荒野。但《肅宗實錄》《承政院日記》則說法相反。

首先很多大臣（主要是少論派）反對将張玉貞賜死，因為不利于安慰世子之心，認為“世子安而後宗社乃安”；張玉貞賜死後同樣得到了較高的禮遇，“王世子及嫔宮服制，似依古禮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缌之文”。景宗即位後，“重修墓域，改題神主，墓所守直軍，定十五名，給複除役”等。張玉貞之墓現今仍保存完好。

史料記載

張禧嫔相關史料總體分官方正史及野史小說兩類。前者包括《承政院日記》、《朝鮮王朝實錄》等，細緻規範，完整詳盡，後者影響深廣，受衆度高。

史家依據前者，概述張玉貞生平；而後者包括野史筆記《丹岩漫錄》、《随聞錄》等和小說《仁顯王後傳》、《謝氏南征記》等，這些着作内容雖不完全真實，但參考價值也比較高，尤其可以反映出張禧嫔在當時朝鮮社會中的形象，也為後世影視戲劇創作提供了大量素材。

正史中《承政院日記》真實性又優于《實錄》。作為朝鮮王朝最大的機密記錄，《承政院日記》是編撰《朝鮮王朝實錄》的基本資料，其内容具體及時，又相對客觀真實，理所當然地被認作是比《朝鮮王朝實錄》更有價值的資料。

另外，因《肅宗實錄》的編纂結稿均為西人（老論派），肅宗病逝後被多次修改，其可信度已大打折扣。

如肅宗六年，有彗星于空中顯現，史官就斷定此為張玉貞“以嬖幸進，卒至簒升壸位”的“征應”，然張玉貞此時不過普通宮女，甚至可能還未與肅宗謀面。又如肅宗十三年六月，此時張玉貞剛剛被肅宗接回宮中，尚無惡行。

然而朝鮮諸道突然爆發水災，《實錄》載文曰“人家沉沒破壞者，多至一百六十四戶，并與其資産而漂失無遺。民人等奔竄之際，渰死者亦甚多，振古所無之大異也。”

然後史官筆鋒一轉，直指張玉貞“前史以大水為女寵之征，是時張氏嬖寵方盛，是災之作，非偶然矣。”此等言論而今看來不免覺得荒唐無稽，然于《實錄》中俯拾皆是，張玉貞動辄得咎可見一般。盡管如此，比之坊間野史、小說雜談，《實錄》的真實性依舊高出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