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資料
張岱年（1909-2004），字季同，别号宇同，河北滄縣人，著名的哲學家，哲學史家，國學大師，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張岱年先生1933年任清華大學助教，1936年寫成名著《中國哲學大綱》。1952年調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1978年起張岱年先生擔任中國哲學教研室主任。1979年中國哲學史學會成立，張先生被推為會長。張先生長期從事中國哲學史研究，著作等身，有極高的造詣和廣泛的建樹。他又是一位誨人不倦的導師，桃李滿天下。2004年4月24日，張岱年先生因患心肌梗塞引起心衰竭，不幸逝世，享年95歲。
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兼職研究員、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中華孔子研究會會長、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等。
1909年5月出生于北京，原籍河北省獻縣。父親張濂，光緒（1903年）進士，授職翰林院編修。長兄張崧年是中國現代哲學家，對張岱年的學術道路選擇産生了直接影響。1928年，張岱年考入清華大學，旋即退學，又報考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被錄取。1933年大學畢業時，因發表學術論文多篇，被清華大學哲學系聘為助教，從事哲學專業的教學工作。“七·七”事變以後，清華大學南遷，他滞留北京，閉門著書。1943年任教于私立中國大學，聘為哲學講師。抗戰勝利後，1946年清華大學複校，回清華大學哲學系工作，1951年晉升為教授。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調整，調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一直從事中國哲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1954年至1955年與馮友蘭先生共同開講新觀點的“中國哲學史”課程，1956年至1957年寫成《宋元明清哲學中提綱》。1957年以言陷入“反右”擴大化的網羅，五年後才恢複教學工作。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又遭受批判。自1957年至1967年十年間，不能正常地進行學術研究工作。1979年北大黨委宣布1957年張岱年屬于錯劃，恢複了名譽和待遇。1978年北京大學哲學系招收碩士研究生，為碩士研究生講授“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及“中國哲學史方法論”課程。1982年又開始招收中國哲學中博士研究生，任博士研究生導師。1978年末，中國哲學史研究會成立，被推為會長。1989年改任名譽會長。1983年參加了中國共産黨。
主要著作
80年代将授課講稿整理成為《中國哲學史史料學》與《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又出版論文集《中國哲學發微》、《求真集》、《玄儒評林》、《文化與哲學》、《真與善的探索》、《思想·文化·道德》；又撰寫了專著《中國倫理思想研究》及《中國古典哲學概念範疇要論》。劉鄂培、錢耕森等學友建議編印文集，于是編印《張岱年文集》6卷。90年代河北人民出版社建議編印《張岱年全集》，收錄1995年以前的論著，共8卷。
在二十至三十年代中期，先後寫了《先秦哲學中的辯證法》、《秦以後哲學中的辯證法》、《顔李之學》、《中國元學之基本傾向》、《中國思想源流》、《關于新唯物論》、《辯證唯物論的知識論》、《辯證唯物論的人生哲學》、《譚理》等重要哲學論文，第一次系統梳理了中國古代哲學的唯物論思想，闡發了中國的辯證法思想，顯揚了中國人本思想，而且做出了以馬克思主義哲學觀點解釋社會人生的嘗試。受張崧年“列甯、羅素與孔子，三流合一”思想的影響，張岱年提出了文化綜合創新的思路：今後哲學一個新路，當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綜合于一。在方法上，将唯物辯證法與形式邏輯的分析方法綜合起來；在理論上，将現代唯物論哲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的優秀傳統結合起來。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中華民族正值生死存亡之機，“應付此種危難，必要有一種勇猛宏毅能應付危機的哲學。此哲學必不是西洋哲學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國固有的剛毅宏大的積極思想之複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學或新墨學的形态，而是一種新的創造。”1935－1936年，張岱年寫成五十萬字的《中國哲學大綱》，以哲學問題為綱，分别叙述其源流發展，以顯出中國哲學的系統條理，其較高的學術品位為學界所公認，至今仍是中國哲學專業的必讀書目。1942－1944年間，以振奮民族精神為己任，先後著成《哲學思維論》、《知實論》、《事理論》和《品德論》等書稿，分别論述了對立統一規律、形式邏輯定律、唯物論和人生觀，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個完整的哲學結構。
學術研究
我的學術研究分三個方面，即第一中國哲學史研究，第二哲學理論問題研究，第三文化問題研究。
關于中國哲學史研究，我對于先秦諸子、漢魏哲學、宋明理學、明清實學都進行了研究，比較注意闡明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唯物論與辯證法思想。在三十年代，一般認為宋明理學分為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兩大派别，我提‘出在程朱、陸王兩派之外，還有以張橫渠、王浚川、王船山為代表的氣一元論。我特别注意對于中國哲學史上的概念範圍的闡釋，認為中國古典哲學有自己的一套概念範疇，與西方哲學與印度哲學有所不同。研究中國哲學，必須對于中國哲學的基本概念範疇有比較深切的理解。關于中國哲學，我的主要著作是：《中國哲學大綱》、《中國哲學發微》、《中國倫理思想研究》、《中國哲學概念範疇要論》等。
關于哲學理論問題研究，我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閱讀了恩格斯、列甯的哲學著作，贊同辯證唯物論的哲學，同時也閱讀了英國哲學家羅素，穆爾的哲學著作，對于羅素、穆爾的邏輯分析方法也頗為欣賞。我寫了《論外界的實在》、《譚理》等論文，用分析方法論證唯物論的觀點。四十年代，我寫了《哲學思維論》，用分析方法對于唯物辯證法進行了闡釋，我認為邏輯分析方法與唯物辯證法是相輔相成的。關于哲學理論問題，我的主要論著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所寫《譚理》、《論外界的實在》及四十年代所寫的《事理論》等。五十年代以後，由于教學工作的專業化，很少寫關于哲學理論問題的文章了。
關于文化問題，我自三十年代即參加關于文化問題的讨論，我反對全盤西化論，也不贊同傳統文化複興論，主張汲取西方文化的特長同時發揚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我認為，中國文化與西方相比确實落後了，中國沒有創建自己的實驗科學，又缺乏民主法治傳統。必須向西方近代學習。但是，中國文化也有自己的優秀傳統，這就是自強不息的剛健精神與厚德載物的寬容精神。我提出文化綜合創新論，主張在汲取西方文化的優秀成就的同時努力發揚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發揮創造性思維，創建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文化。
清代學者論學，将學術分為三種，即一義理之學，二考據之學，三詞章之學。我比較注意研究義理之學與考據之學。我認為宋明哲學中的氣一元論哲學是中國哲學的優秀傳統，是值得宣揚的，我高度評價中國古代哲學中的唯物論傳統與辯證思想，試圖将中國哲學中的唯物論與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結合起來。我堅持唯物論、贊揚辯證法，老而彌笃，在方法論上，既強調分析，又主張綜合，試圖将分析與綜合結合起來，堅持分析與綜合的統一。
做學問的方法
學術有許多門類。簡言之，有哲學，有人文社會科學，有自然科學。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又分許多學科。學術的總目的是追求真理，追求對于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正确認識。各門學科各有一定的方法，彼此不同；但是各門學科也有一些基本方法是彼此相同的。一切學術的基本方法可以說有三個，一為思與學的統一，二為知與行的統一，三為述與作的統一。
孔子曾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這句話到現在還是正确的。學是接受已有的知識，思是獨立思考。學而不思，隻知接受已有的知識而不進行獨立思考，則将迷惘而無所得。思而不學，不接受已有的知識，則将陷于荒謬。研究學問，一方面要繼承前人已經達到的成果，另一方面又要從事獨立思考，發前人所未發，取得新的成果。學是基礎，思是在學的基礎之上進一步獨立思考，以達到前人所未達到的更高境界。時至今日，前人做出的成果已有很多很多。然而宇宙萬象是無窮無盡的，人對于人類社會生活的認識亦尚待提高。因此，思與學都是沒有止境的。
明代哲學家王陽明曾講“知行合一”，知是認識，行是實踐。知行合一即是認識與實踐的統一。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又是判斷認識正确與否的标準。王陽明的“心外無物”的唯心論是錯誤的，但“知行合一”還是正确的。應該承認，“知行合一”是唯物論的基本觀點。研究學問，應該從實際出發，最後更要以實踐加以檢驗。自然科學以實驗室的實驗為依據，社會科學的實驗則複雜得多。
述與作的統一即是繼承與創新的統一。孔子自謂“述而不作”，墨子則主張述而且作。在這個問題上，墨子是正确的。文化學術的發展離不開創新。對于前人已經發現的真理，必須加以繼承。不了解前人已經達到的成就，也是一種盲目性。學亦稱為學問，這個“問”字有重要意義，治學隻有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才能稱為真學問。
如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就是有所創新。創新即是提出新的觀點，具有新的發現。宇宙萬象複雜繁衍，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無窮的，因而常有新的現象湧現出來。研究新的問題，提出新的觀點，這是學術創新之路。創新是學術發展的關鍵。
以上三個方法是研究學問的基本方法。遵循這三個方法進行學術研究，就可能取得成果；違反這三個方法，就必定不能取得成果。這三個基本方法是研究任何學問都必須遵循的。
《文化與價值》
文化與價值
著者：張岱年
定價：26.00元
書号：ISBN-7-5011
-6532-7/B•49
裝幀：平
開本：20開
出版日期：2004.4
［書評］
一個耄耋老人，一輩子飽經淪桑，看到了人世間的許多事情，許多變化，他肯定是有許多思想需要總結，有許多話要講；這本《文化與價值》就是他最想講的話，是他一輩子研究哲學、特别是研究中國哲學最後的，也是最重要的總結。
張岱年的哲學遺言——讀《文化與價值》裡程
張岱年先生在本社出版他的哲學論文集《文化與價值》後不久，就與世長辭了，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将這本文集視為他的哲學遺言。
“作《易》者，豈有憂患乎?”我們讀過這本書後，就能進一步體會張老的用心所在。中國能曆經數千年的發展，創造了許多輝煌，而一直未曾中斷過，決不是偶然的，其中中國文化中的中國人的哲學思想發揮着重要作用。這種哲學思想是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可是中國社會發展到16世紀以後就停滞了，而西方諸國接受了中國的四大發明後卻突飛猛進，一直到19世紀中葉，列強以堅船利炮來轟開中國的大門，這又是為什麼?當然也要到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中去尋找原因。因此到了20世紀初，中國的知識分子将落後的責任完全歸于中國傳統文化，也就可以理解。但否定了傳統文化，導緻了中國價值觀的失落，而新的價值觀遲遲建立不起來，這就不可避免造成國人思想上的混亂與空虛，大大不利于中國社會的發展。這就是張老憂患之所在。在這本書中，張老首先論述了價值的層次。他對價值的傳統定義。
“需要的滿足”進行了分析，認為這是不夠的。他認為：價值不僅是“滿足需要”的問題，而且包含“衡量需要”的問題。價值的含義有三個層次:(一)價值是客體滿足主體的需要，凡是滿足主體需要的，即有價值的。(二)對于需要的評論問題，即衡量需要的價值的高低。(三)既然對于需要有評價問題，對于具有需要的主體，也可以進行評價。主體本身的價值，這是價值的第三層含義。我理解張老的這一分析，是從客體、客體與主體的關系、主體三個角度全面界定價值的含義，無疑是充分的，也是正确的。這是張老對價值觀哲學的一大貢獻。
張老對價值的重新界定，意在強調主體即人的内在價值，而這正是對中國古代哲學重視人的思想的一種彰顯。張老說得很清楚:中國古代哲學提出“天地之間人為貴”的命題。近代以來，也流傳着一句名言:“在世界上，人是最寶貴的。”這所謂貴，不是說人類能滿足什麼需要，而是說人類具有其他物類所未有的優越性質與能力。
正是在這一點上，張老對中國古代哲學的核心思想進行了梳理，這在本書的多篇文章中從不同角度反複出現。大緻有(一)、對于天人關系的深切的理解；(二)、對于群已關系的正确認識；(三)、“民之秉彜”的人道觀；(四)、以和為貴的價值觀；(五)、“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文化精神等幾個方面。意思是其中包含的精義，無疑值得我們繼承。
張老對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的主流——儒家的思想進行了細緻而深刻的辨析。他認為我們應對儒家的道德準則——三綱五常予以區别對待。對于三綱，必須加以徹底批判；對于五常八德應加以分析抉擇。他認為我們應确立新三綱：①愛國主義，②為人民服務的集體主義，③社會主義人道主義;
而應該肯定或加以改造之後應該肯定的道德規範有：①忠(區别于忠君之君，可以稱為公忠)②信(誠實)③慈(深切的同情)④孝(愛敬父母)⑤廉(亦可稱為廉恥)⑥禮(禮節)⑦勤(勤勞)⑧儉(節儉)⑨勇(勇毅)。
張老的這一辨析無疑是建設性的，是有價值的。但由于他是立足于中國傳統哲學，對西方的價值觀吸取得不夠充分，例如近代以來所倡導的民主、科學精神，就應該在這裡面有所體現，特别是平等觀念。當然，不論張老提出的觀點是否完全正确或完全适用于中國社會，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索、研究，其良苦用心都是值得稱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