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轶事

佳人已逝

2002年8月14日，張允和安然去世，享年93歲。

她曾說過：最喜歡由綠葉變成紅花的楓葉

我們的約定沒有實現。這年的夏天極熱，允和先生居然永遠地去了……

8月時，氣溫連續數日保持在40℃以上，家裡不得不開空調，于是允和先生感冒了。14日上午，護士照例來輸液，她感到不舒服，連中飯都沒吃。下午，精神好些了，吃了晚飯，還到周先生的小書房裡說了一會兒話。晚上8時，護士準時再來輸液，沒多久，她又說不舒服，家人扶她坐起來，咳嗽之後，虛汗不止，突然向前倒下。護士急忙拔掉針頭，打電話叫救護車，但一切都晚了。在搶救的過程中，周先生一直在旁邊守候，緊緊攥着她的手，似乎想給她起死回生的力量。可是他沒有成功。

他一直送到樓下，目視救護車載着相伴69年的她漸漸遠去。

18日，人們與她最後告别。她仍然是一襲紫衣，盤發依舊，阖目如睡......

8月24日，家人與親友将允和先生的骨灰撒在西郊永定河畔雁翅鎮觀澗台山中，并在安置骨灰的地方種了一棵小小的楓樹。她曾說過：最喜歡由綠葉變成紅花的楓葉。她的确如同一片飄然而去的楓葉，給人們留下了一個永遠無法忘懷的優雅背影。（陳光中）

家庭婦女

張允和自稱是一個“标準的家庭婦女”。

這位“最後的閨秀”，被人形容為“年輕時她的美，怎麼想像也不會過分”，親友們用“俠肝義膽”來贊譽她，她卻稱自己是一個“标準的家庭婦女”。但這個“家庭婦女”卻是标準的不同凡響。張家原籍安徽合肥，可算當地名門望族。祖父張樹聲為晚清重臣、淮軍名将。父親張冀牖在“五四”運動後，受到新思想的影響，于1921年變賣部分家産創辦了著名的“樂益女子中學”。他與蔡元培等人交往頗深，聘請了許多思想激進的各界人士來校任教。中國共産黨在蘇州的第一個當地組織———蘇州獨立支部就是在樂益女中秘密建立的。

張允和有姐弟十人，從小便生活在安逸富足的環境中。但是在後來的歲月裡，他們并沒有成為遭人厭惡的纨绔子弟，而是各有所成。大姐元和1907年生，喜愛文學，尤擅昆曲，現定居美國；二姐允和1909年生，現在北京；三姐兆和1910年生，曾在《人民文學》雜志社擔任編輯；四姐充和1913年生，曾在美國耶魯大學擔任書法及戲曲教授，現定居美國。接下來是6個弟弟。大弟宗和與二弟寅和已經去世；三弟定和是中央歌劇舞劇院的作曲家；四弟宇和是張家唯一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為南京中山植物園研究員；五弟寰和繼承父業擔任“樂益”校長，始終從事教育工作；最小的甯和26歲時便成為中國交響樂團第一任指揮，後為比利時皇家樂隊成員。十姐弟的名字有一個特點：女孩子都有“兩條腿”，注定要跟人家走；男孩子都有“寶蓋頭”，應當留在家裡。但是，實際上隻有五弟寰和是唯一“留守”蘇州的。

張家的老朋友、著名作家葉聖陶說過：九如巷的四個才女，誰娶到了都會幸福一輩子。周有光就是“幸福一輩子”的人之一。

1933年4月30日，他們結婚了。如果聽老人們的話，這個日子不吉利，正是月末，是個“盡頭日子”。當時家裡的保姆還悄悄地拿着他們兩人的“八字”去算命，算命先生說：“這兩個人都活不到35歲。”但是允和先生說：“我相信舊的走到了盡頭就會是新的開始。”他們并肩走過了将近70年的人生之路。那位算命先生如果知道了，隻怕要羞得鑽到地底下去了。

周有光比允和大四歲。他的妹妹與允和是“樂益”的同學，相互之間多有來往。後來允和到上海考入中國公學，接着轉到光華大學，周有光也正在光華大學讀書，此後他回到杭州，主動給允和寫信，兩個人開始書信往來。1931年允和到杭州之江大學借讀，兩個人已經正式進入“戀愛季節”了。

最老的主編

86歲時，允和先生成了“世上最小的雜志”的“最老的主編”

張家4女6男，70年前，這些水做的女兒們組織了一個“家庭文學團體”──“水社”，開始籌劃辦自己的《水》雜志，與兄弟們的另一本刊物《九如巷》抗衡，後《水》實力日漸雄厚，《九如巷》的成員們也被拉攏了過來。《水》每月一期，共出了25期，發行範圍雖然隻限于張家的成員以及為數不多的親朋好友，但大家都踴躍為它投稿，并積極地刻版、油印、裝訂、分發，忙得快樂而有趣。1937年，因戰亂的影響，全家人離散各地，《水》也就被迫停刊了。但《水》在停刊近60年之後，居然又更加紅火地複刊了。那發起者，就是允和先生。

水是生命的源泉，人這一弱小個體要想永不消失，就須将一點一滴彙入涓涓小溪，流入滔滔大江，最後湧入無邊無際的海洋。1995年，白發才女張允和忽悟出這點，覺出了有續辦《水》雜志的必要。

說來這事的起因還與周有光先生有直接的聯系。在他83歲的時候，日本一家公司送他一部中英文電腦打字機，對他的寫作很有幫助。後來，他們的兒子又買了一部新的，功能更強一些，那部舊的就被閑置起來了。1995年2月21日，允和先生說那天“是一個好日子”，因為她突然想試試那部打字機好不好玩，她想用它寫寫信。

盡管時年86歲的允和先生是平生第一次接觸電腦打字機，不會任何輸入方法，但是眼前有一位現成的老師———周有光。每當出現問題，聽到她慢悠悠的一聲喊，90歲的周先生就會從自己的小書房裡颠颠地跑過去，耐心地幫她處理。

不久以後，她居然可以慢慢地打出連貫的文字了，尤其是在掌握了使用詞組輸入的方法以後，速度明顯加快了，她最先使用的是“親愛的”這個詞。1995年10月28日，她給所有的姐弟們發出了一封約稿信：“親愛的！70年前，我們姐妹兄弟辦了一個叫《水》的小刊物，今天我建議繼續辦下去……”

（補充：允和的白内障共作了兩次手術，後植入人工晶體方才有些微弱的視力。為了使《水》能長流不息，同時也為後人留下點有益的東西，她86歲開始學習打電腦，因為這樣可以提高效率。有時，還是半夜時分，她就起床在鍵盤上敲敲打打。為了不影響老伴的睡眠，她就用衣服遮着燈光。除了辦《水》，允和又續寫《昆曲日記》，研究昆曲的唱腔、音韻、吐字、行腔，着有幾十萬字，曆時幾十年）。

58年後複刊

《水》就是這樣在停刊58年之後複刊了。

1946年日本投降後，張家10姐弟在上海難得一聚，照了十家歡後又風流雲散，如今，除仙逝的二人外，他們又能在這本充滿親情的家庭刊物上重逢了，并在這裡叙舊談心。《水》有16開大小，20來頁，形式不拘一格，内容也充滿了靈性，有詩詞、随筆、日記、書信、樂譜、書法、繪畫甚至蠟染等，除了部分是原始材料複印，大多數都是電腦打印出來的。《水》從不收訂閱費，每期都是由集主編、撰稿、打印、校對、發行于一身的允和自費去郵局寄出。

這真是一份十分有趣的刊物。用“自封為主編”的允和先生的話說，是“世上最小的雜志、最老的主編”。複刊後的第一期《水》隻印了25份，但它的讀者越來越多，傳閱範圍已經穿越了國界，遠及歐美。著名作家巴金先生也是它的忠實讀者之一，每期必看，甚至在自己的住址有變化的時候還及時打電話通知“編輯部”，以免收不到。允和在《水》上的文章《從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中，以見證人的身份，記述了沈從文與張兆和頑固相戀的種種細節，時間跨度近50年。有一個鏡頭令人難以忘懷：1969年冬天，即将下放的前夜，在淩亂得難以下腳的屋中，70歲的沈從文找出了珍藏着的張兆和寫給他的第一封信，他把它放在懷中溫熱許久，又小心地放進衣兜裡，口中還喃喃着“這是三姐（張兆和）的第一封信，第一封信”，同時唏噓不已。

允和常說，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人更好。在79歲上，她提筆寫出了與愛人定情全過程的美文《溫柔的防石浪堤》，記叙了“藍藍的天、甜甜的水、飄飄的人、軟軟的石頭。”文章一經發表，引得那些越來越不知情為何物的後人啧啧驚歎。1928年，吳淞江邊，張允和和周有光私定終身于那個長長的石堤上，一個是紅粉麗人，一個是翩翩少年。四妹充和在二姐結婚那日唱了首昆曲《佳期》助興，詠歎着似水的良辰。在共同走過了風風雨雨的65年後，他們的感情依然濃烈。

周有光先生發表在“複刊第十九期”上的那篇《走進世界》針對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這一曆史性的大事，由《桃花源記》的“世外桃源”談起，說到中國傳統的“出世”思想直接阻礙了中國走向世界，巧妙地把加入世貿組織與走進“塵世”結合起來，闡述了加入世貿組織的重要與必要。周有光先生原來是專攻經濟的，曾在金融界任職多年，并在多所大學任教授，年近半百的時候卻改行研究語言文字，擔任過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他是漢語拼音的首創者之一，也是《簡明大不列颠百科全書》中文版的三位編委之一。他的文章以涉獵廣泛着稱，據說報刊的編輯們對他的稿件基本一字不改，說是如果作者的稿子都達到他這樣的水準，自己隻有失業了。

遇到“難題”

“命運為了鍛煉我，把最難的‘題’都留給了我一個人。”

允和先生說了許多許多有意思的故事。比如她是如何在盛夏暑熱中出生，由于一聲不吭而差點被當成死嬰，隻有老祖母不相信，讓人用噴煙的偏方搶救，在所有的人都失去信心的時候，她突然鼻子嘴巴動了動，活過來了！還有她是家裡最愛哭的“小二毛”，有時天不亮就開始哭，一哭起來就不得了，沒完沒了。她還說到在大學時因為性格開朗活躍，而被選為女同學會長。在女同學會成立一周年的時候，田漢專門為她們寫了一出全是女人的戲，她演一個資本家的丫頭。那時她已經是南國社的成員，一次臨時演一個女工，田漢說她鼻子高，不必再裝假鼻子了……

1937年日寇發動了侵華戰争，她帶着年幼的兒子和女兒與周有光輾轉逃到四川，女兒小禾因盲腸炎救治無效而不幸夭折；她帶着兒子遷回成都後，小平又被流彈打中肚子，腸子穿了6個洞，幸虧手術及時，保住了性命。那粒子彈在她保存了半個世紀之後，交給小平的女兒作為紀念。而小禾的一塊小手絹則始終留在她的身邊，那是未及6歲便離開人世的小女兒唯一的遺物。

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出身大地主”的允和先生居然成了“老虎”。寫“交代”、挨批判，連他們夫婦多年的通信也被抄走了。後來她硬着頭皮去要，居然又還了回來。對她來說，這次運動的結果是“下崗”。從那時開始，她就變成了一個“标準的家庭婦女”。

話又說回來了。有時“禍”是會變成“福”的。正如允和先生說的：“‘塞翁失馬’，時間越長我越體會到這是一種幸運。如果我沒有早‘下崗’，如果‘文革’時我還在工作，那我必死無疑，不是自殺就是被整死。”

在她柔弱的外表後面有着常人所不及的堅毅與剛強。小時候有人說她瘦得像林黛玉，很美，她不高興。她不喜歡林黛玉，她說林黛玉是痨病鬼、小心眼。事實證明，她是能夠經得起大事、經得起苦難的。不僅如此，她那嬌小病弱的身軀中還掩藏着強過男子的“俠肝義膽”———親友們就是用這四個字來形容她的。抗戰前夕，發生了“七君子事件”，沈鈞儒等7位著名民主人士因宣傳抗日被捕，其中6位關在蘇州監獄，允和先生不顧危險前去探監，送去被褥等日用必需品，還把自己的家作為“聯絡點”和“接待站”，6位君子的家人來蘇州探監，往往都是先住在她的家裡。她說，直到君子們獲得釋放，“我才覺得盡了一份‘天下興亡，匹婦有責’的天職”。抗戰期間，與周有光先生經常不在一起，她獨自率領自己和親戚家老少十幾口人輾轉遷徙，後來又經曆了喪女傷子的劫難，她硬是撐下來了。

允和先生還是一個“膽大包天”的人。解放後，由于元和等幾位姐弟旅居國外，與他們聯系有“裡通外國”之嫌。允和先生告知家人：在國内她是最年長的，和國外的聯系由她一人負責，有什麼事由她承擔。從“反右”到“文革”，有不少老朋友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沒人敢與他們接近，允和先生就敢把人請到自己家裡吃飯！

“文革”中，周有光先生發配甘肅，兒子、兒媳下放湖北，隻剩下允和先生帶着小孫女留守北京。她曾說：“命運為了鍛煉我，把最難的‘題’都留給了我一個人。”但她又一次堅持下來了。

後來，那一切總算過去了。

早在1959年，允和先生因為嚴重的心髒病而被兩位權威的醫生“判處死刑”，認為她随時都會死掉。幾十年過去了，她還頑強地活着，而且做了許多事情，那兩位醫生卻已經去世。

研究昆曲和編輯《水》，是她晚年最感興趣的兩件大事。允和的白内障共做了兩次手術，後植入人工晶體方才有些微弱的視力。為了使《水》能長流不息，同時也為後人留下點有益的東西，她86歲開始學習打電腦，因為這樣可以提高效率。有時，還是半夜時分，她就起床在鍵盤上敲敲打打。為了不影響老伴的睡眠，她就用衣服遮着燈光。除了辦《水》，允和又續寫《昆曲日記》，研究昆曲的唱腔、音韻、吐字、行腔，着有幾十萬字，曆時幾十年。後來她又開拓了新的天地：開始寫書了。她說，寫書更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由于她的書引起了很大反響，引來許多媒體采訪，“名氣”之大不亞于着作等身的周有光先生。她笑言道：我比有光更有光，成了老明星了！……

允和有一個三不原則———不拿别人的過失責備自己，不拿自己的過失得罪人家，不拿自己的過錯懲罰自己。94歲時的周有光則笑稱自己才14歲，他覺得真正的人生應當從80歲開始，他常對着自己的光腦袋說，我的頭發還沒有長出來呢！周有光有個三“自”政策，即“自食其力、自得其樂、自鳴得意”。這與老伴的三不原則一唱一和遙相呼應。他認為自己平生的第一趣事是在“文革”中下放批鬥的時候，天空中的大雁集體排便，腌了整個會場上，唯獨周有光戴頂大帽子幸免于鳥糞。

人物作品

《最後的閨秀》《昆曲日記》等

《溫柔的防浪石堤》

人物生平

“白發才女”張允和與語言文字學家周有光是一對令所有人都眼熱的情笃伉俪。他們相敬如賓，舉案齊眉。他倆每日要碰兩次杯，上午紅茶，下午咖啡。這個習慣幾十年如一日地保持着，雷打不動。

蘇州一個名叫張武齡的富商，除了擁有萬頃良田，熱心于結交蔡元培這樣的教育界名流、投資教育事業，還因四個才貌雙全的女兒而盡人皆知。後來，這個大戶人家的二女兒張允和嫁給了頗有建樹的語言學家周有光，三女兒張兆和則嫁給了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沈從文。

張家四姐妹，個個蘭心蕙質，大姐張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顧傳玠，老四張充和嫁給了德裔美籍漢學家傅漢思。

葉聖陶曾說過，張家的4個才女，誰娶到了都會幸福一輩子。

2002年8月14日，張允和安然去世，享年93歲。

個人生活

防浪石堤

張允和與周有光：當她的一隻手被他抓住的時候，她就把心交給了他坐落在上海吳淞口炮台灣的中國公學是按西方現代教育模式建立起來的新式大學，當時的新啟蒙運動主将胡适就是這所學校的校長，而這時的女同學會主席正是張家的二女兒張允和。她容貌秀麗，在所有女孩中顯得出類拔萃。家裡十個兄弟姐妹中，她雖然身材最為瘦小卻風趣好動。以後成為漢語拼音方案設計者之一、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研究員的語文學權威周有光，1929年那年還是個英俊腼腆的青年。但他早已心儀秀美的允和，所以常常找借口去看她，希望能夠赢得她的芳心。張允和卻總是躲着這個癡情的男孩，她從東宿舍藏到西宿舍，還吩咐管理員說張小姐不在。周有光每一次出擊都沒有得逞，隻能失望而歸，張允和因此在同學中間得了一個“溫柔的防浪石堤”的綽号。

開始戀愛

張允和十六歲時，暑假裡到周有光家玩就認識了周有光，那時他在大學裡念書，而張允和正讀初中三年級。他們一起到江邊散步，開始了甜蜜的愛情長征。他們在石堤上坐下來，兩人都緊張得沒有一句話。周有光拿出一本小書來，張允和看了一眼，心想：這個人真壞啊，拿了一本莎士比亞的書，英文本的，怕我不懂英文啊。書上面寫着一句話：我要在你的一吻中來洗清我的罪惡。莎士比亞的一句名言，是羅密歐對朱麗葉說的。盡管允和沒有讓有光達到在一吻中消除“我的罪惡”的目的，但允和對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周有光在他的第一封情書裡還是擔憂地說：我很窮，怕不能給你幸福。張允和馬上回了一封十張紙的長信，所表達的隻有一個意思，那就是幸福是要自己去創造的。對于有光，更令他鼓舞的是允和的父母思想開放，支持他們的自由戀愛。

由于周有光在杭州教書三年，張允和從光華大學借讀到杭州的之江大學，與周有光也就靠得更近了。周末，他們相約在西湖的花前月下，這對洋文呱呱叫的新式青年，身子保持着一尺的距離，心中充滿了甜蜜，卻怎麼也鼓不起手牽手并肩走的勇氣。

喜結連理

1933年，兩個滿腦子新思想的年輕人終于舉行了婚禮。婚禮新式而簡單，來的人卻非常多。結婚一周年的那一天，允和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小平，接着小平又有了妹妹，一家人的生活和和睦睦，平靜安詳。然而不久後，抗日戰争爆發了，張允和與周有光帶着兩個孩子開始大逃亡的艱難歲月。六歲的女兒小禾不幸病死，兒子小平又被流彈打中，差一點喪命。

命運相連

颠沛流離了十多年，先後搬家三十次，一家人終于盼來了解放與和平的年代。1952年，張允和受葉聖陶先生的推薦，從上海調到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工作。

喜歡寫作的張允和事無巨細都會向在上海的丈夫彙報，一次她在信裡坦白說她收到了一個相識了幾十年的小朋友的來信，來信說對方已經愛了她十九年。允和讓丈夫猜他是誰，周有光在回信裡一本正經地猜了起來：是W君吧？是H君吧？那麼一定是C君了。不料，這些夫妻間嬉戲的書信卻在1953年的一場“三反五反”運動裡成為特務的證據，審查者說那些英文字母都是特務的代号。從未蒙受過這種恥辱的張允和精神崩潰了，像一個行将就木的病人。她為自己的坦白和忠誠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卻也赢回了天長地久的恩愛。

每年的結婚紀念日，孩子們都要來祝賀老兩口的這份天倫之樂，令許多年輕人也看得眼饞。張允和八十歲的時候這樣回憶她與周有光在上海吳淞的第一次握手，當她的一隻手被他抓住的時候，她就把心交給了他。從此以後，不管人生道路是崎岖還是平坦，她和他總是在一起，她一生的命運緊緊地握在了他的手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