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裡德曼: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中文百科頻道

簡介

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1976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憑借在"消費理論分析、貨币史和貨币理論研究領域中的成就"和"對經濟穩定政策的錯綜複雜性的論證")

出生:1912年7月31日出生于紐約市，父母是俄羅斯猶太移民

學曆:1932年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學士

1933年芝加哥大學碩士

1946年哥倫比亞大學博士

經曆:1937年~1940年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講師

1940年~1941年威斯康辛大學經濟學客座教授

1945年~1946年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經濟學與企管副

教授:1946年~1948年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1948年~1963年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

1963年~1982年芝加哥大學羅素傑出服務經濟學教授(Paul Snowden Russell Distinquishe Service Professor of Economics)

1953年~1954年劍橋大學傅爾布萊特客座學者(Visiting Fulbright Lecturer)

1964年~1965年哥倫比亞米契爾客座研究教授(Wesley Clair Mitchell Visiting Research Professor)

1967年冬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矶分校客座教授

1972年冬夏威夷大學客座教授

生平

弗裡德曼生于紐約市一個工人階級的猶太人家庭，父親是耶諾·紹爾·弗裡德曼（Jeno Saul Friedman），母親是薩拉·埃特爾·蘭道（Sarah Ethel Landau，1892年-？），兩人從奧匈帝國（今烏克蘭一帶）移居美國，在當地邂逅，曾在血汗工廠工作。弗裡德曼是家中第四個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

他的三個妹妹包括：蒂莉·F·弗裡德曼（Tillie F. Friedman，1919年-？）、海倫·弗裡德曼（Helen Friedman，1920年-？）和露絲·弗裡德曼（Ruth Friedman，1921年-？）。高中時，弗裡德曼父親逝世後，舉家搬到新澤西州的羅威市（Rahway）。

他16歲前完成高中，憑獎學金入讀拉特格斯大學。原打算成為精算師的弗裡德曼最初修讀數學，但成績平平。1932年取得文學士，翌年他到芝加哥大學修讀碩士，1933年芝大碩士畢業。上第一堂經濟課時，座位是以姓氏字母編排，他緊随一名叫羅斯（Ross Director）的女生之後。兩人6年後結婚，從此終身不渝。

弗裡德曼曾說他的作品無一不被羅斯審閱，更笑言自己成為學術權威後，羅斯是唯一膽敢跟他辯論的人。

當弗裡德曼病逝時，羅斯說：“我除了時間，什麼都沒有了。”

畢業後，他曾為羅斯福新政工作以求糊口，批準了許多早期的新政措施以解決當時面臨的艱難經濟情況，尤其是新政的許多公共建設計劃。輾轉間他到哥倫比亞大學繼續修讀經濟學，研究計量、制度及實踐經濟學。返回芝加哥後，獲亨利·舒爾茨（Henry Schultz）聘任為研究助理，協助完成《需求理論及計算》論文。為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工作時，他1940年曾完成一書，指醫生的壟斷局面導緻他們的收入遠高于牙醫，引起局方争議，令該書要在戰後始能出版。

弗裡德曼在威斯康辛大學任教了一小段時間，但由于在經濟學系裡碰上了反猶主義者的阻撓而隻得返回政府部門工作。

1941年至1943年，他出任美國财政部顧問，研究戰時稅務政策，曾支持凱恩斯主義的稅賦政策，并且協助推廣預扣所得稅制度。1943年至1945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參與Harold Hotelling及W. Allen Wallis的研究小組，為武器設計、戰略及冶金實驗分析數據。1945年，他與後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治·斯蒂格勒到明尼蘇達大學任職，1946年他獲哥倫比亞大學頒發博士學位，随後回到芝加哥大學教授經濟理論，期間再為國家經濟研究局研究貨币在商業周期的角色。這是他學術上的重大分水嶺。

在他的自傳中，弗裡德曼曾描述1941至43年為羅斯福新政工作時，“當時我是一個徹底的凱恩斯主義者”。

随着時間過去，弗裡德曼對于經濟政策的看法也逐漸轉變，他在芝大成立貨币及銀行研究小組，借着經濟史論家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的協助，發表影響深的《美國貨币史》鴻文。他在書中挑戰凱恩斯學派的觀點，抨擊他們忽略貨币供應、金融政策對經濟周期及通脹的重要性。

他接着在芝加哥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直至1976年退休。這30年裡他将芝大經濟系形塑成緊密而完整的經濟學派，力倡自由經濟，被稱為芝加哥經濟學派。在弗裡德曼的領導下，多名芝加哥學派的成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在1953年至1954年間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前往英國劍橋大學岡維爾與凱斯學院任教。從1977年開始弗裡德曼也加入了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弗裡德曼在1988年取得了美國的國家科學獎章。

他通常反對政府幹預的計劃，尤其是對于市場價格的管制，他認為價格在市場機制裡扮演調度資源所不可或缺的信号功能。在《美國貨币曆史》一書中，他提出經濟大蕭條其實是政府對于貨币供應管制不當所緻。後來他在2006年說道：“你知道嗎？很奇怪的是為何人們仍以為是羅斯福的政策讓我們脫離了經濟大蕭條。當時的問題是，你有一堆失業的機器和失業的人民，你怎麼能靠着成立産業壟斷集團和提升價格及工資來解決他們的問題？”

1992年獲諾貝爾經濟獎的加裡·貝克爾形容，弗裡德曼可能是全球最為人認識的經濟學家，“他能以最簡單的語言表達最艱深的經濟理論”。他亦是極出色的演說家，能随時即席演說，極富說服力。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鳴形容弗裡德曼思考快如閃電，據說辯論從未輸過。“無人敢說辯赢了他，因與他辯論過已是無限光榮，沒多少人能與他說上兩分鐘。”

弗裡德曼是學術世家。他妻子羅絲是經濟學家，其妻兄長Aaron Director是芝加哥大學聲望顯赫的法律學教授。弗裡德曼育有兩名子女，包括女兒珍尼·弗裡德曼及大衛·弗裡德曼，大衛本身是無政府資本主義學說的重要學者。大衛的兒子Patri畢業于斯坦福大學，2006年時在Google任職。

他于2006年11月16日在舊金山家中因心髒病發引緻衰竭逝世。

獎項

1951年：約翰·貝茲·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

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1988年：國家科學獎章

1988年：總統自由勳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批評

弗裡德曼去世兩年後，金融海嘯沖擊全球經濟，不少人指責先前美國所奉行的自由放任經濟政策是海嘯成因之一，弗裡德曼也被指難辭其咎。而支持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則反駁說，次貸危機是政府幹預的結果，因為釀成次貸禍根的房地美、房利美屬于政府資助型企業（GSE,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而并非是弗裡德曼所提倡的自由放任的過錯。

曆史驗證真理

1. 弗裡德曼從50年代開始鼓吹“ 自由市場經濟”，批評政府幹預市場。在當時一個笃信政府幾乎可以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時代，他挺身而出，慷慨激昂地宣揚自己的獨特經濟見解。由于堅信自己理論的正确性，他随時随地與人展開辯論，遭到當時世人的嘲弄，受盡白眼。

2. 時代不同了，數十年後，曆史終于證明了這位經濟學偉人，承認他與凱恩斯齊名，為本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

名人評價

前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弗裡德曼重振了自由經濟學，在它即将被世人所遺忘的時候。他是一個學術界的自由鬥士，在沒有比他更憂郁的"憂郁科學(資本主義社會中諷刺經濟學的說法)"實踐者。

美國總統布什：美國失去了一位最偉大的公民。他的工作證明了自由市場是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引擎，他的着作為當今世界各國央行的政策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有效幫助央行維持經濟穩定，也改善了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

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半個世紀以來，他一直是我生命中的一個重要座标，不管是在職業還是個人生活方面。沒有他的存在，我的生活會是完全兩樣的。

美國财長保爾森：米爾頓·弗裡德曼永遠屬于最偉大的經濟學家行列，他在經濟與政治自由的聯系方面的創新理念，為當今世界的繁榮和金融活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弗裡德曼的主要理論對手、經濟學家保羅·薩缪爾森：

米爾頓·弗裡德曼是一個巨人，在推動美國經濟自1940年順利發展至今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方面，20世紀的經濟學家中還沒有誰可以與他相提并論。

一代宗師

著名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于2006年11月16日去世，享年94歲。他是最後一位既家喻戶曉又擁有最高專業成就的偉大經濟學家。在這方面，人們常常将他與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相提并論。弗裡德曼始終對凱恩斯心懷敬意，盡管他本人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取代了凱恩斯。

此外，與許多著名經濟學家不同，弗裡德曼赢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學術文獻與他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之間，保持了連貫性。1966年至1984年間，他每隔兩周為《新聞周刊》（Newsweek）撰寫的專欄，乃是運用經濟分析闡明當下事件的典範。

從簡單的想法中得出耐人尋味的結論

弗裡德曼的贊賞者與批評者都指出，他的世界觀本質上很簡單：堅定信仰個人自由，深信自由市場是協調個人活動、實現共同富裕的最佳途徑。他的閃光點在于能夠從簡單的想法中，得出耐人尋味而出人意料的結論。我從讀者來信中得知，弗裡德曼的部分吸引力在于，他願意說出其他許多人想到、但不敢說出來的逆耳忠言。然後，他還會繼續捍衛這些主張，對抗“經濟正确”（economic correctness）的強大勢力；而在捍衛自己見解的過程中，他幾乎是無意識地增長了知識。

有人曾想把弗裡德曼貶低為右翼共和黨人，但弗裡德曼對各種激進事業的擁護，使他們打消了念頭。在我的學生時代，我最初遇到的英國市場派經濟學家信仰個人自由的主張，并沒有給我留下太深的印象。直到我遇到弗裡德曼，得知他花在遊說抵制美國征兵制度上的時間，比其它任何政策課題都要多時，我才開始認真看待市場派經濟學家們言論的廣泛哲學意義。

弗裡德曼對傳統的反叛，經受了歲月的流逝。他認為，禁毒法律無異于政府為有組織犯罪提供補貼。即使是在金融領域，他贊成将指數化合約和稅收等作為減輕通脹損害的手段，這讓他無法得到傳統保守派的鐘愛。

但是，弗裡德曼采取這些立場，并非是在有意識地尋求政治平衡，而是遵循理性辯論的結果。與同樣贊成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弗裡德裡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不同，他沒有那麼大的耐心，去揭示可能深藏在代代相傳的态度、規定和偏見中的真理。

沒有一點教授的架子

弗裡德曼沒有一點教授的架子。這位身材矮小的健談者，更喜歡說而不喜歡寫，面對電視仿佛如魚得水。他在與妻子羅斯(Rose)合着的《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一書中，添加了很多沒有出現在電視版中的細節内容。但書中沒有系統的論文，隻有一些整理成文的演講注釋，概括了“弗裡德曼經濟學說”和“弗裡德曼貨币政策學說”。

被弗裡德曼意想不到的魅力所折服的人，有時會低估他的決心。當有人懷疑他的信念時，他不會作出絲毫讓步。盡管他秉性謙虛，在本質上信奉民主，但他也有普通人的一面 —— 他在下半生意識并喜愛自己的盛名。

樂觀的美國人

他對政治程序的态度，和那些批評現有制度的公共選擇（Public Choice）理論者是一緻的。這些人認為，議員們在一個有嚴重缺陷的政治市場追求自身利益，在這個市場，代表地域和行業特殊利益的集團以公衆利益為代價得到好處。但弗裡德曼深信，理性與勸說的力量，總能戰勝理論上的疑慮。雖然他偶爾也會對自由的前景表示擔心，但這類不祥的預感更多還是屬于他在“朝聖山學社”（Mont Pelerin Society）結識的中歐人。弗裡德曼本人從頭到腳都是一個樂觀的美國人。

早年生平

弗裡德曼的職業生涯，可說是典型的美國成功故事。他1912年生于紐約一個貧苦的移民家庭，父親在他15歲時就去世了，但他仍得以到羅格斯大學（Rutgers）和芝加哥大學就讀。上世紀30年代，他先後供職于各種研究機構，并與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建立了聯系，這種關系一直持續到1981年，該機構為他一些最重要的工作提供了資助。

1938年，弗裡德曼與羅斯·戴瑞克特（Rose Director）結婚。羅斯本人也是一位經濟學家，是弗裡德曼一些較為通俗的着作的合着者。親密的家庭關系是他一個重要的靈感來源。在他的家庭圈子中，妻子的哥哥艾倫·戴瑞克特(Aaron Director)也是一位經濟學家，雖然着述不多，但他的學識在弗裡德曼的圈子内備受重視。弗裡德曼的兒子戴維 (David)最初不想子承父業，于是當了一名物理學家，但他最終發現社會經濟學主張的誘惑太大，無法抵擋。對于戴維選擇進入“無政府資本主義”（anarchocapitalism）領域，甯願在這一領域探索，也不願回歸傳統左派經濟學道路，父親弗裡德曼表現出高度的容忍。

二戰期間，弗裡德曼不僅在美國财政部的稅務部門供職，還在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戰争研究部的統計研究組工作過一段時間。他于1946年成為芝加哥大學（Chicago University）的經濟學教授，在那裡一直工作到退休。弗裡德曼最早從事的是數理統計工作，他幫助開創的一些統計方法，例如抽樣法，一直延用至今。

他首部受到廣泛歡迎的着作于1945年出版，是與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合着的對獨立職業活動收入進行的研究。兩位作者發現，國家控制進入醫生行業的人數，使醫療費用高企，損害了患者利益。這些發現一直讓醫生們不适。

弗裡德曼的第二部着作《實證經濟學論文集》（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于1953年出版，其中包含一篇有關方法論的著名論文。盡管許多經濟理論中對人性過于簡單的看法，令其他許多經濟學家感到尴尬，但弗裡德曼的個性意味着，他是不會對此表示歉疚的。他宣稱，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理論的成效，取決于其産生的預測成功與否，而非其假設在描述上是否逼真。

關于樹葉分布的命題

他的一個著名例證是這樣一個命題：一棵樹上樹葉的分布，是為了追求落在樹葉上的陽光面積的最大化。該理論的價值取決于樹葉的分布是否符合這種預測，而不取決于樹木是否做出了有意識的努力。

這篇論文引發的争議至今仍在延續，想必其消耗的紙張已導緻大片森林被砍伐。但弗裡德曼把發表的宣言留給他人去争論，自己更關心的是如何将理論運用到實踐中。同樣，在後期倡導資本主義的論述中，他陳述了自己的價值觀，并列舉出佐證，但終究沒有去探讨自由、公正和國家等方面的理論。

弗裡德曼的方法，為許多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學術捍衛者帶來一縷新鮮空氣。這些學者以前感到，相對于宣稱自己符合未來潮流、希望用自己的方法規劃和幹預經濟的計量經濟學家和其他定量研究人員，自己就像是脫離實際的空想家。而今終于出現了一個可以和任何年輕怪才相媲美、而且腳步比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快的人，這個人站在自由市場的一邊，實際上，他比其他多數支持者都更加沒有保留和顧慮。

盡管弗裡德曼的政策觀點當時不受歡迎，但他與戰後的凱恩斯主義者（Keynesians）說着相同的語言，将時間序列引入方程式中，為研究“貨币需求”函數的經濟學家提供了一個嶄新的領域。的确，他的貢獻是不可或缺的。因為要修正貨币與價格關系的古老真理、以及國家試圖通過增加支出而實現充分就業的徒勞性的古老真理，就隻能“披上現代統計的外衣”。

弗裡德曼在劍橋

我初遇弗裡德曼是在上世紀50年代，當時我在劍橋大學（Cambridge）讀二年級，他則在這裡擔任客座教授。不幸的是，我不得不與另外一位學生分享他的指導，而那位學生很容易就會把他引入一般的政治談話之中。有一天，弗裡德曼來得很早，開始閱讀桌上放着的一本《費邊論文集》（Fabian Essays）中蕭伯納（Bernard Shaw）的文章。他說道：“開頭幾頁有三處錯誤。”他指的是蕭伯納對邊際生産率理論的誤解。蕭伯納以為，自己能夠在這一領域為讀書沒他多的費邊社同僚提供一些指導。

盡管弗裡德曼極富魅力，但我也從他那裡遭到了平生最大的奚落。他向我提及亞瑟·伯恩斯（Arthur Burns）（後來的美聯儲（Fed）主席）寫給他的一封信，信中稱艾森豪威爾（Eisenhower）實際上是一位出色的總統。我對此表示驚訝，弗裡德曼回答道：“首先，伯恩斯更了解艾森豪威爾。其次，就算了解程度相同，我還是更願意接受他的觀點，而不是你的。”

在上世紀50年代，弗裡德曼更知名的是對浮動彙率的提倡，而不是貨币主義。當時市場普遍對美元短缺的假象感到擔憂，而弗裡德曼認為，這完全是由于歐洲和其它地方的彙率過高。“的确，”他會說，“英國缺少美元——這就和每個美國公民都缺少美元一模一樣。”他笑到了最後，因為在短短幾年内，美元短缺的假象就變成了同樣神秘的美元過剩。

直到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弗裡德曼在劍橋經濟系（Cambridge Economics Faculty）期間，一直被惡意排擠在許多學術生活之外。例如，當時有一個讨論資本理論的名稱怪異的“秘密研讨會”。本來，如果讓弗裡德曼來解決一些數學難題，揭示本質，可以為這個研讨會提供極大的幫助，但是他卻被排斥在外。

最讓弗裡德曼寒心的，是經濟系中某些與他持有相同理論觀點的人的狹隘态度。已故教授丹尼斯·羅伯遜爵士（Professor Sir Denis Robertson）就是其中之一。羅伯遜爵士始終對凱恩斯持保留意見，而且倡導直到幾十年後才為人們普遍接受的零通脹政策。但是讓弗裡德曼震驚的是，羅伯遜爵士為“郡縣農業委員會”（County Agricultural Committee）的權力進行了積極辯護，認為它們有權踢開它們認為效率低下的農民。于是，這位芝加哥大學的教授對英國經濟學創立者的崇敬之情平添了幾分困惑，對如此多當代英國人打算維護的觀點感到費解。

永久收入（Permanent Income）與貨币

在後來的職業生涯中，弗裡德曼主要緻力于對經濟學觀點進行經驗主義驗證。他的主要成就是1957年出版的《消費函數理論》（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這是在他1974年榮獲諾貝爾獎時提及得最多的一部着作。他的調查起因于一個衆所周知的悖論。數據似乎表明，随着收入的增加，儲蓄率也會增加。但是，時間序列（time series）數據顯示，長期儲蓄率的變動要小得多。對這個謎題的解釋是，支出和儲蓄決策取決于人們對自己長期（“永久”）收入的看法；人們往往不會根據短暫的收入變化對支出和儲蓄進行調整。

這些發現至少包含弗裡德曼推崇的兩層含意。一個是，資本主義最終不會因為消費不足而出現停滞不前的長期趨勢。另一個是，财政微調會非常困難，因為消費者會忽略政府預算收緊或放寬導緻的暫時性可支配收入變化。的确，英國财政大臣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e）1994年的增稅措施沒有産生人們廣泛預期的衰退後果，這正是其中的原因所在。弗裡德曼的消費函數在融合理論與數據方面如此徹底而又令人信服，說服了許多不贊同其政治含義的經濟學家。

直到上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弗裡德曼才發展出貨币主義學說，并因此一舉成名。他将貨币視為一種資産，公衆持有這種資産的意願取決于收入水平、利率和預期通貨膨脹率。如果貨币供應增加，那麼最初的效果将會是提高實際産出和收入水平，但最終的結果将是或多或少地按比例提高價格。這就是著名的“長期、多變的滞後” （Long and Variable Lags）：一般情況下，需要9個月才會對實際産出和收入水平産生影響，再過9個月，對價格的主要影響才會體現出來。這些時間周期經常被引用，也經常被嘲笑，但它們并非弗裡德曼的核心思想。

反貨币主義者通常的反應是，貨币供應會對薪資膨脹或政府赤字等事件做出被動調整。盡管雖然這種現象有時會出現，但弗裡德曼需要确定，情況并非總是如此。有時候貨币扮演着活性劑的角色，無論原因是黃金流入、官方放松貨币政策，還是試圖維持某一特定的彙率等。

貨币曆史和貨币主義

弗裡德曼曾在一本書中力求全面展現貨币的積極作用，那就是《美國貨币史，1867年至1960年》（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S, 1867-1960）。該書由弗裡德曼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合着，于1963年出版。這是弗裡德曼的技巧之一，他總能為某項具體的工作找到一位恰當的合作者。《美國貨币史》是弗裡德曼的一項傑作。書中幾乎沒有公式，即便是對書中提出的學說持反對觀點、或是對其漠不關心的人，将本書作為曆史書來研讀，也會為他們帶來愉悅，并從中受益。本書符合弗裡德曼的一貫特點，其本意是如實記錄美國的貨币供應曆史，結果卻找到了如此之多的問題，發現了如此之多的新材料，其較大的篇幅本身就多多少少說明了這一點。

這兩位作者後來采用了基于方程式的更正式的方法進行研究，關注于周期平均值，并涵蓋了英國的數據，但卻沒有那麼成功。兩位作者遇到了諸多障礙，研究結果直到1982年才出爐；他們自己也承認，實在不值得付出這麼多努力。他們尤其後悔花時間對英國進行分析，這些分析沒有為他們帶來多少新的突破。圍繞這本新着作的學術辯論又過了近10年才展開，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英國的反撒切爾（Thatcher）勢力試圖将弗裡德曼批評者的分析用于自己的政治目的。總有一天，内情将會曝光。

弗裡德曼做出的政策結論是其著名的貨币供應政策：年複一年穩定的貨币供應增長。他承認，這不是唯一一個可以從貨币主義理論中得出的政策。但是，随着金融資産的激增以及随之而來的大量對貨币的不同定義，幾乎所有的貨币主義策略都遭遇了困境。上世紀90年代初，一些貨币主義學家指責美聯儲（Fed）政策過緊，壓制了美國經濟的發展，但與此同時，其它貨币主義學家則批評美聯儲擴張過快。

弗裡德曼本人有時會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無論一家央行做什麼，都是錯的。若想得到他的青睐，央行不僅要追求貨币目标，而且在追求目标時還要采用一種名為貨币基礎控制（monetary base control）的特殊方式；當美聯儲1979年至1982年期間嘗試采用這種方法時，外界譴責它把作用機制弄錯了。

通脹與失業之間不存在取舍關系

一些經濟學家會認為，弗裡德曼對宏觀經濟學最重要的貢獻，并非他對貨币主義的專業研究，而是在他1967年擔任美國經濟協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會長時發表的就職演說。他在演說中論證：通脹與失業之間存在取舍關系的觀點是錯誤的，這種觀點以菲利普斯曲線（Phillips curve）的名義主導着當時的學術界，而且似乎為決策者提供了一系列政策選擇。假定一國政府或央行試圖以接受更高的通脹率為代價來增加産出和就業。一旦市場參與者開始将對通脹的考慮納入行為中，經濟最終将回到此前的失業率水平，但通脹率卻上去了。如果政府還是堅持追求過高的就業目标，其結果将不僅僅是通脹，而且是任何社會都不可能長期忍受的加速通脹。

弗裡德曼的這套學說有時被稱作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線，有時被稱作加速主義假說，也有時被稱作“自然失業率”。自然失業率指的是，在确定了穩定的通脹率後，經濟中的失業率水平。後來，一些使用者将其更名為無加速通脹的失業率（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 Nairu），以摒棄其“自然”或“不可避免”的外表。

實際上，使我放棄戰後凱恩斯主義的，正是這些有關無加速通脹的失業率（Nairu）的觀點，而不是弗裡德曼更為專業的貨币主義理論。人們如今對這些基礎理論已經很熟悉，但在當時，對于英國的經濟界和美國東海岸的許多經濟學家而言，這些理論極具爆炸性。

一些經濟學家将無加速通脹的失業率視為技術學派的一個新概念，他們将其用于更複雜的需求管理形式。這違背了弗裡德曼就職演說的精神。弗裡德曼在演說中顯然是打算警告政府：不要試圖通過增加開支來實現預定的就業水平。英國首相卡拉漢（Callaghan）1976年在工黨（Labour Party）大會上發表的演說，讓弗裡德曼的理論在英國得到了廣泛認可。卡拉漢警告人們，不要相信政府通過增加支出，就能實現充分就業的觀點。

然而，讓那些對宏觀經濟而非貨币主義理論感興趣的人略感失望的是，弗裡德曼在他更受歡迎的着作中，沒有更多運用無加速通脹的失業率概念。的确，他有時似乎也會過分延伸自己的學說，将經濟衰退的責任歸咎于貨币供應增長的短期變化。他對此的苛刻程度，不亞于任何一個凱恩斯主義者。

對撒切爾夫人的影響

弗裡德曼對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産生的直接影響比人們通常想象的要小。盡管兩人在1979年大選前的一個私人晚宴上相識，但彼此并不熟悉。這位英國前首相在回憶錄中隻是順便提了一下弗裡德曼。如她所述，她的靈感來自哈耶克（Hayek）。

然而，弗裡德曼對她手下的許多顧問和大臣都産生了明顯（即使是間接的）影響。英國上世紀80年代的中期财政戰略（Medium Term Financial Strategy）将目标定為：逐漸減少貨币供應增量，放棄政府的“微調”，這顯然或多或少取自于弗裡德曼的觀點。

但這位經濟大師本人不贊成中期财政戰略，因為英國央行（Bank of England）對貨币供應量的調節仍是通過利率而不是貨币基礎。此外，他不相信減少預算赤字會對利率産生巨大影響，而且他認為，無論從哪個角度講，減少預算赤字都不應在中期财政戰略中占有如此顯着的位置。然而，從更廣的範圍看，沒有弗裡德曼的着作和電視演講，撒切爾政府不會獲得少數學界精英對其極為有限的認可。

退休後仍工作

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弗裡德曼一直居住在舊金山。他顯然很享受自己“工作的退休生活”：這裡氣候比較溫和，他很容易就能抵達在斯坦福大學（Stanford）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辦公室。羅斯對這次搬家比他還高興。

弗裡德曼的這種現代性意味着，他的技術成果很容易受到新研究者的攻擊，這些研究者聲稱要用更新的統計方法批駁他的成果。的确，在他的有生之年，弗裡德曼看到了對将經濟學基于可發現的數字關系的反對，也看到了所謂的奧地利方法的複興，這種方法緻力于用生物學和語言學的方式，來預測互動系統的總體特征。但是，如果沒有弗裡德曼先從科學高地上驅逐集體主義者（collectivists），就不可能在不同流派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之間展開運用方法論的對話。

在他的後半生，弗裡德曼與基于理性預期和快速市場清算的新古典經濟學（New Classical Economics）保持着距離。他擔心，經濟學家已陷入了對數學嚴謹與數學優美的追尋，而不再将其作為研究工具。

在貨币理論之外，弗裡德曼依然是一位主流經濟學家。就像他在《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1962年出版，本意是為了對《自由選擇》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一書中所寫到的，他無法明确而快速地界定政府幹預的局限。但他相信，對個案的客觀研究，加之對個人選擇的基本信念，通常會讓辯論向有利于市場提供（private provision）的方向發展。然而，他的朋友亞倫·華特爵士（Sir Alan Walters）遺憾地表示，弗裡德曼在下半生将主要精力投入了貨币主義領域，而沒有更多涉足其它領域的學術工作。

弗裡德曼本人将自由市場和貨币主義理論的勝出，歸因于對70年代政府支出飙升和高通脹後果的滞後認識。然而，隻要反應是連貫的和理性的，多數功勞就一定要歸給他。當然，自由市場政策的成功也帶來了新的問題；若能讓30歲的米爾頓·弗裡德曼重生，對這些新挑戰進行評論和分析，我們有什麼不可以付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