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年
1882年1月25日伍爾芙出生于英國倫敦，肯辛頓，海德公園門（Hyde Park Gate弗吉尼亞·伍爾芙）22号，原名弗吉尼亞·斯蒂芬（Adeline Virginia Stephen） 。父親萊斯利·斯蒂芬爵士（Leslie Stephen）是維多利亞時代出身于劍橋的一位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學者和傳記家。父母親在結婚前都曾有過一次婚姻，父母結合後又生下四個孩子。伍爾芙在家接受教育。幼年時全家避暑所在的康沃郡的Talland House，在伍爾芙的幻想和作品中起了重要作用。
1895年5月母親Julia去世，伍爾芙第一次精神崩潰。1897年伍爾芙開始記日記。1904年2月，父親Leslie去世。5月，伍爾芙第二次精神崩潰，并試圖跳窗自殺。12月14日，弗吉尼亞在《衛報》上第一次發表作品——一篇未署名的書評。後出版了第一批散文，并開始經常性地為《時代文學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寫書評，同時在一間在職成人夜校Morley College任教。
從1906年起，弗吉尼亞的兄弟在劍橋結識的朋友們不斷來家聚會，逐漸形成了一個文藝和學術的中心，也就是著名的布盧姆斯伯裡集團，這裡面包括了當時文化界的大批精英，包括其核心成員有：作家倫納德·伍爾芙（弗吉尼亞的丈夫），藝術批評家克萊夫·貝爾（範妮莎的丈夫），傳記作家利頓·斯特雷奇，文學批評家德斯蒙德·麥卡錫，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畫家鄧肯·格蘭特，藝術批評家羅傑·弗萊，作家福斯特等。
除此之外，哲學家羅素、詩人T·S·艾略特、喬伊斯、小說家亨利·詹姆斯和奧爾都斯·赫胥黎也與布盧姆斯伯裡團體過從甚密。
這些“歐洲的金腦”多半是劍橋大學的優秀學子。弗吉尼亞·伍爾芙能與這樣一批知識精英切磋文學和藝術，無疑是十分幸運的。這個團體不僅給予她友誼、智慧和信心，還将自由平等的精神灌輸到她的心靈深處。她的文學創作由此别開生面，更加注重精神含量。
布盧姆斯伯裡團體的成員曾經以大膽的舉動，挑戰現存的社會秩序和國家機器。
1910年弗吉尼亞·伍爾芙2月10日，弗吉尼亞·伍爾芙假扮阿比西尼亞的門達克斯王子，她弟弟亞德裡安假扮她的翻譯，賀拉斯·科爾假扮英國外交部官員，鄧肯·格蘭特等人假扮成弗吉尼亞的随從，前往韋默斯訪問英國海軍的“無畏号戰艦”，得到了熱情盛禮的接待。整個騙局設計得天衣無縫，完全将艦隊司令威廉·梅伊蒙在鼓裡。
這個天大的玩笑後來經報紙披露出來，國防力量的虛有其表和官僚體制的空具其殼遂引起朝野震驚，英國軍界和外交界頓時陷入了極度的尴尬。伍爾芙确實是個好演員，許多傳記作家對她的這場“王子秀”津津樂道，因為那簡直就像一個神話。布羅姆斯伯裡團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自然解散，到1920年，大部分成員才又聚集起來，另組為“記憶俱樂部”，以絕對的坦誠為原則回憶各自的人生經曆，伍爾芙對兩位同母異父哥哥禽獸之行的揭露和控訴即始于此時。
開始創作
1907年伍爾芙搬到菲茨羅伊廣場（Fitzroy Square）29号，開始着手寫第一部小說《遠航》（初名《Melymbrosia》）。1909年，與利頓·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有過短暫的訂婚。開始為婦女的選舉權努力。1912年8月10日與作家、費邊社員、社會政治評論家倫納德·伍爾芙結婚。1913年第一部小說《遠航》完成。4月《遠航》被出版社接受，但該書的出版由于伍爾芙的病情和一戰的爆發而耽擱。1913年7月伍爾芙一次大型的精神病發作，持續了9個月。
1914年春天開始她漸漸地康複，11月時健康狀況良好。1915年伍爾芙一生中最嚴重的一次精神病發作，持續9個月。其中有六周的時間她試圖開始寫婚後的第一批日記。好在患病期間，她的丈夫對她體貼入微，使她深受感動，“要不是為了他的緣故，我早開槍自殺了。”3月，她的《遠航》出版（《The Voyage Out》）。
1917年伍爾芙夫婦買下一架二手的印刷機，在家中的地下室建立了霍加斯（Hogarth）出版社。（該出版社後來出版了包括艾略特、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弗洛依德在内的作家作品，并且出版了伍爾芙的所有作品。）霍加斯第一部出版物《Two stories》出版，收入小說《牆上的斑點》及倫納德所寫的小說《Three Jews》。
輝煌時期
1921年3月霍加斯出版短篇小說集《星期一或星期二》——收入《牆上的斑點》與《邱園記事》（後來的作品都由霍加斯出版）。1922年10月，出版實驗性小說《雅各的房間》。1925年5月出版小說《達洛維夫人》。1927年5月小說《到燈塔去》出版。1928年4月《到燈塔去》獲得法國1927-28年度的費米娜獎（Prix Femina）。1931年10月《海浪》出版。1931年開始創作《歲月》（初名《The Pargiters》）。
1932年10月《普通讀者》第二系列出版，1933年10月《愛犬富萊西》出版，拒絕曼徹斯特大學的榮譽學位。1935年1月親友們在姐姐文尼莎畫室中上演弗吉尼亞的劇本《淡水》。1937年3月完成并出版小說《歲月》。1938年6月出版長篇散文《三個基尼金币》。拒絕利物浦大學的榮譽學位。1940年7月《羅傑·弗賴伊傳》（《Roger Fry: A Bibliography》）出版。1940年，弗吉尼亞夫婦在倫敦的住宅被德國飛機轟炸。夫婦倆商量好，如果英國戰敗，兩人即相攜自盡，免受法西斯統治之辱。
晚年
1941年2月完成《幕間》寫作。1941年3月28日，預感另一次精神崩潰即将開始，伍爾芙擔心自己永遠不會再好轉，在留下兩封分别給丈夫和姐姐溫妮莎的短信後，1941年3月28日，她用石頭填滿口袋，投入了位于羅德麥爾（Rodmell）她家附近的一條河流（歐塞河，River Ouse）。終年59歲。
弗吉尼亞去世後倫納德一直整理出版着她的遺著。1941年，遺作《幕間》出版。
寫作特點
伍爾芙一生勤奮，著述豐富，除小說創作外，還有大量的散文、日記等，供後人研究的第一手材料收集得已經十分完全。伍爾芙認為寫作要摒棄紛繁的物質表象，在對自然與生命本質的探求中定格人類“存在的”“有意味的”“瞬間”，通過人物的瞬間感悟揭開生活的面紗，觸探生命的哲理。
伍爾芙的文學創作注重人物的精神世界。她在《論現代小說》一文中指出“心靈接納了成千上萬個印象——瑣屑的、奇異的、倏忽即逝的，用鋒利的鋼刀深深地銘刻在心頭的印象”，而作家的任務就是将這些印象記錄下來，從而描繪出“這種變化多端、不可名狀、難以界定、解說的内在精神”，來揭示内心活動的本質。伍爾芙的這種創作理念也決定了海洋這一意象，在《到燈塔去》中正是人物在不同階段對現實生活的内心感受和情感反映。
她的意識流小說創作開始于小說《雅各的房間》。她比較推崇哈代、康拉德等作家，認為他們的作品更加接近于人的内心世界。哈代的作品是自然主義和宿命論的混合。她最推崇的作家當然是詹姆斯·喬伊斯。伍爾芙把喬伊斯的創作稱為“精神主義”，事實上，伍爾芙的創作，就是在喬伊斯的影響下完成的。
她在小說中嘗試意識流的寫作方法，試圖去描繪在人們心底裡的潛意識。有人在一篇評論裡講到她将英語“朝着光明的方向推進了一小步”。她在文學上的成就和創造性至今仍然産生很大的影響。伍爾芙在寫作中逐步确立并完善了意識流小說創作技巧，使之成為意識流小說理論的集大成者，也使其本人成為當之無愧的意識流小說的代表作家之一。在散文方面，伍爾芙以其“誰也模仿不了的英國式的優美灑脫、學識淵博”，而被譽為“英國散文大家中的最後一人”、“英國傳統散文的大師”以及“新散文的首創者。”
伍爾芙的創作也從詩歌、音樂、繪畫中得到很多啟示。詩歌和音樂的意象運用充滿了她的創作，印象派繪畫對她的影響表現在她緻力于捕捉瞬間印象，也使她的感覺更加細膩靈敏。在《夜行》、《夜幕下的蘇塞克斯》、《倫敦街頭曆險記》等文中，她更是色調鮮明地描繪了大自然留給她的印象與感受。
在《倫敦街頭曆險記》中，作者的如椽之筆像一隻碩大的攝像機鏡頭，無所不知、無孔不入地給人們展示了一幅幅行雲流水般的畫面：從倫敦街頭一扇窗戶裡的一個沏茶女人到靴子店裡買鞋的矮子，從頂樓的金箔匠轉過街角碰到的猶太人，從小市民家裡的小地毯到陽台上高談闊論的首相，從舊書店到月光下奔跑的貓，直至最後飄落到一家小文具店遇到吵架的店主老夫婦。時間、地點、人物的變換如天馬行空、鳥飛無痕。
主題似乎越扯越遠，直到最後僅有若有若無的文思把整篇文章貫穿在一起。看着那一幅幅由文字塗抹出來的明豔畫面，不由人不想到稱她為“印象派文學家”确是非常合乎實際的。
主要作品介紹
她的《達羅衛夫人》（Mrs. Dalloway）和《到燈塔去》（To the Lighthouse）等作品突破傳統的時空觀，将意識流手法運用得出神入化，還體現出女作家對于女性存在的曆史及現狀的獨特反思。故事發生在倫敦1923年的一個夏天，也就是一戰結束後的五年，時間一晃而過，仿佛回到了上個世紀末，Dalloway想起了1890年的一個夏天，當時她是如此年輕、漂亮，擁有許多的追求者。
現在，三十年後，Dalloway非常興奮的去參加最後一場Party，每個晚上，她都在自己幽雅的房間裡排練，每件事情都安排的無懈可擊！然而舉行Party的那天，她的計劃被一件突如其來的事情給打亂了。一個她30年前就拒絕的求婚者突然回來了，平靜的生活被這個悲慘的青年人弄得一塌糊塗，她再也不想見到這個人。然而他的命運中有一種她無法抗拒的東西深深的打動了她，進入了她的靈魂。
《達羅威夫人》
1882年1月25日，弗吉尼亞·伍爾芙出生在英國倫敦海德公園門22号。其父是文學家兼評論家。自幼受其父影響很深，她的許多作品與早年經曆有關。由于她的母親生有3個孩子，繼母生有4個孩子，這個9口之家、兩群年齡與性格不合的子女經常發生一些矛盾與沖突。而伍爾芙同父異母的兩位兄長對她傾注了太多的熱情給她留下了永久的精神創傷。她一生中多次精神失常，母親、父親相繼病逝，是她難以承受的打擊。
她的小說《達羅威夫人》中即充滿了對病态幻覺的真實生動的描繪。她和倫納德（一名政治家和經濟學家）的結合，使她的婚姻生活與文學事業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沒有其夫的幫助與支持，她也許成不了偉大的作家之一。她少女時期遭受的精神創傷（其同父異母的兄長奸淫過她），她成人後非常厭惡甚至棄絕性生活，更不願生兒育女。她的丈夫尊重她的意願，和她保持着沒有性愛的夫妻關系。她把藝術看得高于一切。
不過，她每完成一部作品常會出現病兆。性格多變的她經常在臉上看出她内心的痛苦。好在，她患病期間，她的丈夫對她體貼入微，使她深受感動，“要不是為了她的緣故，我早開槍自殺了。”1941年3月28日，精神上再也無法承受巨大壓力的她寫了遺書後投河自殺.
《奧蘭多》
１９２８年弗吉尼亞．伍爾芙 (Virginia Woolf)以女詩人維塔為原形，寫出了喜劇性的幻想體傳記小說《奧蘭多》（Orlando），獻給維塔。小說的主人公奧蘭多及其化身跨越三個世紀，先為男性，後來逐漸轉為女性。小說中的很多情節都是以維塔的經曆為素材構築的，被稱為“文學史上最長最迷人的情書”。
用傳統叙述方式寫就的《奧蘭多》卻令我真正感受到伍爾芙奇妙的文學想象力。奧蘭多是一個跨越時間_跨越空間、甚至跨越性别的人物，天馬行空地遨遊于曆史_文學_政治_愛情_男性世界以及女性世界裡，用好奇的眼睛觀看着世界天翻地覆的變化，以敏感的心靈感受着男女性别的差異。
伍爾芙自己稱之為“寫作者的假日”和“一個大玩笑”，但我卻對它産生了深深的共鳴。也許在我的心裡，文學就應該是這樣的，應該有奇妙的顔色，應該有飛翔和超越時空的翅膀.....主人公奧蘭多出身英國貴族，是伊麗莎白一世時期的貴族美少年，做過女王的侍衛。年輕的他深受女皇伊麗莎白一世的寵幸而得到了一間宮殿般的大宅邸，并賜福“不凋謝，不老去”。
奧蘭多與一位俄國公主失敗的戀愛使他大受打擊，于是躲到文字的世界中去尋求解脫，遭到一位他所資助的詩人的戲弄，又被兔子模樣的公爵夫人糾纏，為擺脫種種煩擾，他請命出使東方，在此期間，昏睡七天七夜，醒來後變為女人。
從1600年起的400年間，奧蘭多便享有永久的青春。然而與此同時，在這數百年來，她不但在性别上經曆了數次變化，也經曆了人生的種種奇遇，從跨越了死亡與愛情的折磨，到在詩歌的殿堂裡連連受挫，她最終選擇了遠走他鄉，最後因戰争的荒謬而從性别的錯亂中覺醒過來，成了一個二十世紀的獨立女性。這一結局，被喻為影史上女權主義的最佳影像表達。女性主義運動被認為是曆史上最漫長的革命。其中，對于女性氣質的争議一直很激烈。
《到燈塔去》
在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代表作《到燈塔去》中，作者通過莉麗·布裡斯科對女性氣質從抛卻到認可再到超越的心路曆程，揭示了女藝術家在男性占主導的社會中為實現自己的理想所經曆的艱難和困惑，以及女性主義的真谛。指出隻有培養雙性頭腦才是婦女解放的真正出路。這是一部作者傾注心血的準自傳體意識流小說。
小說以到燈塔去為貫穿全書的中心線索，寫了拉姆齊一家人和幾位客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片段生活經曆。拉姆齊先生的幼子詹姆斯想去燈塔，但卻由于天氣不好而未能如願。後大戰爆發，拉姆齊一家曆經滄桑。戰後，拉姆齊先生攜帶一雙兒女乘舟出海，終于到達燈塔。
而坐在岸邊畫畫的莉麗·布裡斯科也正好在拉姆齊一家到達燈塔的時候，在瞬間的感悟中，向畫幅中央落下一筆，終于畫出了多年萦回心頭的幻象，從而超越自己，成為一名真正的藝術家。全書并無起伏跌宕的情節，内容分三個部分，依次為：窗；時光流逝；燈塔。最主要的人物拉姆齊夫人後來死去，其實際活動僅限于小說的前半部分。關于她的一系列描述，是以作者本人的母親為生活原型的，而拉姆齊先生則有作者父親的影子。
此外，作者着墨最多的是莉麗·布裡斯科。表面上看，莉麗語言寥寥，其主要行為主要是為拉姆齊夫人作畫，但該人物的思想活動相當活躍，作者以自己為原型塑造了這個人物，并“為小說結構安排了潛在的雙重線索和複合層次。……莉麗這個人物既在這部小說世界之中，又在它之外；拉姆齊一家的經曆是第一層次的故事，莉麗所體現的‘藝術—生命’主要是第二層次的故事，是包裹在小說外面的又一部小說。”
小說第一部分臨近結尾處，拉姆齊夫人——到第二部她就死了——的一段内心獨白，可能更其重要……伯·布萊克斯東在《弗吉尼亞·吳爾夫：一篇評論》中說：“閱讀了《燈塔》之後再來閱讀任何一本普通的小說，會使你覺得自己是離開了白天的光芒而投身到木偶和紙闆做成的世界中去。”這代表了有關《到燈塔去》的一種看法；讀過此書的讀者，也許還有别的乃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可能會嫌情節成分太少，人物面貌不清。
曆來關于伍爾芙的批評，大多針對她的人物；人物性格通常借助情節展現，所以連帶涉及情節；此外還責怪她視野太過狹隘。以上兩種意見，姑且不置可否，有一點須得指出：批評者——不管是論家還是讀者——所希望獲得的，伍爾芙壓根兒不打算供給，她另外奉獻一些别的。
布萊克斯東因此否定其他作品雖未必可取，但《到燈塔去》的确不是一本普通小說。那麼也就不能用讀普通小說的眼光來讀它。這句話說來簡單，實行并不容易。我們要想與伍爾芙一類作家達成共鳴，卻又隻能這樣。就像她所說的：“不要對你的作家發号施令，要試圖與他化為一體。你要做他創作活動中的夥伴與助手。”（《應該如何閱讀一部作品》）每種創作方法都是獨立的價值體系；不同的閱讀方法，适用于不同的創作方法。
畫地為牢，乾脆不讀算了。對于上述批評意見，伍爾芙自己早有回答。好比講到人物，她說：“我要弄清楚，當我們提起小說中的‘人物’時，我們是指什麼而言。”（《貝内特先生與布朗夫人》）早在《到燈塔去》完成之前八年，也就是她即将轉向意識流小說創作時，所說就很明白：“讓我們考察一下一個普通人在普通的一天中的内心活動吧。
心靈接納了成千上萬個印象——瑣屑的、奇異的、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鋒利的鋼刀深深銘刻在心頭的印象。它們來自四面八方，猶如不計其數的原子在不停地簇射；當這些原子墜落下來，構成了星期一或星期二的生活，其側重點就和往昔有所不同；重要的瞬間不在于此而在于彼。
因此，如果作家是個自由人而不是奴隸，如果他能随心所欲而不是墨守成規，如果他能夠以個人的感受而不是以因襲的傳統作為他作品的依據，那麼就不會有約定俗成的那種情節、喜劇、悲劇、愛情的歡樂或災難，而且也許不會有一粒鈕扣是用龐德街的裁縫所慣用的那種方式釘上去的。”（《論現代小說》）這顯然有别于前輩作家如威爾斯、貝内特和高爾斯華綏等對人物的理解，——同樣也有别于至今仍囿于傳統閱讀習慣的讀者的理解。問題不在名目，内容完全不同。而這麼把握人物，情節也會另作安排。進一步講，所關注的既非同一方向，又遑論視野寬窄。
伍爾芙說，這是“精神主義者”與“物質主義者”的區别；簡而言之，其一看“内”而其一看“外”。無論作家寫作，抑或我們閱讀，這都是前提所在；所以非得饒舌一番，不然不得其門而入。上述特色，《到燈塔去》較之伍爾芙早先諸作都要來得充分。所寫内容即如前引《論現代小說》所述，人物為拉姆齊夫人等一乾人，情節是“到燈塔去”，如此而已。
剩下的問題隻有一個，就是怎麼寫成這個樣子。相對于伍爾芙來說，寫法問題對此前的貝内特等幾乎不存在，循規蹈矩就是了；然而在她卻必須予以解決。否則所有追求——特别是人物方面的追求——都落空了。
而這正是她所關注的：“我相信，所有的小說都得跟人物打交道，都要去表現人物性格——小說的形式之所以發展到如此笨重、累贅而缺乏戲劇性，如此豐富、靈活而充滿生命力的地步，正是為了表現人物，而不是為了說教、讴歌或頌揚不列颠帝國。”（《貝内特先生與布朗夫人》）隻是着眼點不同而已。這裡有關人物的不同看法，亦即通常所謂人物真實與否的問題；伍爾芙一再論說，同樣圍繞此點進行。
然而我讀《到燈塔去》，以為若用“人物的存在”來代替“人物的真實”，恐怕也就不成問題了。不存在的，也就是不真實的；寫法如何在所不論。林德爾·戈登在《弗吉尼亞·伍爾芙：一個作家的生命曆程》中寫道：“‘時過境遷’部分以非人化視角觀看季節的循環，在令人震驚的随意性括号裡抹掉了可愛的人物拉姆齊夫人、普魯和安德魯。這是造物者自身的角度。”
讀書至此，覺得空曠極了，寂寞極了。回想此前——也就是回到人的角度——切實感到所有的人曾經存在；他們的感覺，思想，言談，舉止，都是證明。即以拉姆齊夫人而言，她是那麼具體地存在着，無拘生前死後。其他人物如拉姆齊先生、莉莉·布裡斯科和詹姆斯等，也都存在。那麼接續剛才的話說，存在的，也就是真實的；寫法同樣在所不論。
似乎與作家的看法相呼應，《到燈塔去》中拉姆齊夫人這樣想：“我們的影像，你們藉以認識我們的東西，都是膚淺可笑的。在這些影像下面是一片黑暗，無邊無際，深不可測；我們隻不過偶爾浮到表面，你們就是依靠這個認識了我們。”
所涉及的還是前述“内”與“外”的問題。但是伍爾芙的小說并沒有完全放棄“外”，而是借助與“外”的聯系來寫“内”；也就是說，在現實環境與内心活動接合處，選取一個足以充分展現人物内心世界的視角。正如埃·奧爾巴赫所說，“在弗吉尼亞·伍爾芙手中，外部事件實際上已經喪失了它們統帥一切的地位，它們是用來釋放并解釋内部事件的。”（《摹仿——西方文學中所描繪的現實》）
所以情節盡可能地被簡化，因為複雜非徒無益，反而有礙，不過這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總體而言仍然需要一個事件的框架，就局部而言則在細節選擇上多所精心，人物所有的心理活動都被置諸這一框架之内，而為那些細節所觸發，所聯絡，造成無數如她所強調的“重要的瞬間”，其間針線相當綿密。
Н·П·米哈爾斯卡娅所言不差：“她的作品結構，總是給人某種理性主義的感覺，讓人覺得裡面有一番周密的苦心思考。這種苦心思考，使她的小說區别于許多現代主義作家那些結構混亂而故作松散的作品。”（《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英國小說的發展道路》）
籠統地講“内”或“内部事件”，仍有可能忽略伍爾芙意識流小說的關鍵所在，——這裡使用“意識流”一詞，其實她寫的并非純粹的意識流。
正如多·斯·富爾所說：“她決心讓種種印象、個人分析，對外界的感受等等在作品中占支配地位；她決心運用觀察角度、感覺以及回憶的技巧。”（《弗吉尼亞·伍爾芙》）人物既作為意識活動的主體存在，同時也在被觀察分析之中；作家并未完全認同于某一人物的視點，自己作為觀察者的視點仍然若隐若現，而這個觀察者的視點與對人物的外在描述是一緻的。這使得作家能夠同時從内外兩個方面去把握人物，自由進出于人物的内心世界。
如果可以把人物的心理活動大緻分為相對内向或獨立的意識與相對外在或随機的感受的話，伍爾芙始終無所偏廢，而是一概包容，各盡其極，并使之相互促成，層層遞進，達到豐富飽滿程度，從而實現按一己标準“表現人物”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她有着非比尋常的體驗和表達瞬間感受的能力。
而“内”與“外”之間的關系，歸根結底是以人物的感受為基礎的。以上系就某一人物而言；《到燈塔去》的特色，卻在于對此有所超越。米哈爾斯卡娅說，作家“力圖把幾個主人公的‘意識流’融進同一道河床，再現出幾個人的意識同時進行緊張活動的複雜畫面”；就意識流小說而言，是為一層進境。
這有賴于梅·弗裡德曼所指出的：“在開始和結尾部分裡占主導地位的情緒和回顧，是以真實的變化為背景而表現出來的，不像在《達洛威夫人》中，隻以回憶中的變化為背景。”（《意識流：文學方法研究》）如果說《達洛維夫人》中所有人物的心理活動有一個指向既往的總的方向的話，這裡拉姆齊夫人等則要自由得多，他們的心靈朝着四面八方展開。人物的心理活動更具即時性，也更其片段化。
它們之彙聚一流，完成于“重要的瞬間”，——精心選擇的一系列現實環境中的細節，既觸發了不同人物的感受與意識活動，又促成了彼此間的相互聯絡轉化。
不同人物的“内”，“内”的不同層面，“内”與“外”，在作家筆下打成一片，簡直天衣無縫；隻有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才贊同愛·摩·福斯特在《弗吉尼亞·伍爾芙》中所說：伍爾芙本質上“是位詩人”。伍爾芙的詩人特色，大概還表現于作品的象征意義。論家對此衆說紛纭，特别是關于燈塔的寓意，多有揭示。然而伍爾芙說：“我寫《到燈塔去》并無特别的意義。一本小說非得要有一條主線貫串全書，才能使其構成一個整體。
我覺得各種情感都會由此而增長，不過我不想仔細思考這些，相信人們會把它作為自我表現感情的寄存處——他們已經這樣做了，有人認為它是這麼一回事，而另外的人則認為又是那麼一回事。除非運用這種模糊、籠統的方法，否則我是無法駕馭象征主義的。至于是對是錯，我不清楚，但是直截了當地告訴我這事是指什麼，那在我看來是一種讨厭的做法。”（1927年5月27日緻羅傑·弗賴伊）
婚姻家庭
伍爾芙的愛情生活十分坎坷，少女時代兄長的騷擾讓她的心靈留下難以愈合的傷口，而她的第一個丈夫斯弗吉尼亞·伍爾芙特雷奇是一個同性戀，兩個人結婚不久就宣布離婚，相互承諾作一生的朋友，事實上他們也是這樣做的，斯特雷奇在離開伍爾芙以後，一直惦記她的狀況，覺得她身邊應該有一個可以照顧她一生的人。
于是經過他的大力活動，介紹伍爾芙認識了另外一個男人，這個男人就是倫納德。當時倫納德在錫蘭殖民地工作，也就是現在的斯裡蘭卡。為了伍爾芙，他辭去了在殖民地的工作，起身返回英國。
他給伍爾芙寫了一封情書，堪稱情書中的經典之作：“我自私，嫉妒，殘酷，好色，愛說謊而且或許更為糟糕。因此，我曾告誡自己永遠不要結婚。這主要是因為，我想，我覺得和一個不如我的女人在一起，我無法控制我的這些惡習，而且他的自卑和馴服會逐漸地使我更加變本加厲……正因為你不是那種女性，就把這種危險無限的減少了。
也許你就象你自己說的那樣，有虛榮心，以自我為中心，不忠實，然而，它們和你的其他品格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你是多麼聰明，及至，美麗，坦率。此外，我們畢竟都喜歡對方，我們喜歡同樣的東西和同樣的人物，我們都很有才氣，最重要的還有我們所共同理解的那種真實，而這對于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
伍爾夫滿懷欣喜的接受了他的求婚，兩人在一九一二年結婚。這是一對天作之合，倫納德先生在伍爾芙的一生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伍爾芙校時候受到的家庭性侵害，在她心中留下陰影，她厭惡性行為，不願生育，不和丈夫同房，對于這一切，倫納德都欣然接受。伍爾夫在寫作的時候，不出房門，不讓任何人看她的手稿，甚至寫作的内容，包括倫納德在内。
但是倫納德先生總是她小說寫成以後的第一個讀者，總是能客觀，公正的提出自己的意見，這給了伍爾夫的寫作，帶來了極大的好處。因為伍爾夫對于别人對她作品的評價極為敏感，甚至到了神經質的狀态，總是以為别人都在譏笑她，對自己的作品事實上并沒有什麼信心，但是倫納德不會，這一點伍爾夫十分放心，他是唯一的可以評價其作品而不會引起她不安的人。
在生活上，伍爾芙也接受了倫納德的安排，不會對什麼問題提出異議。1913年夏天，伍爾夫精神崩潰，吞服安眠藥自殺，是倫納德的鎮靜和機智救了她一命，否則我們就不會看到這位意識流大師大部分的驚世之作了。倫納德不嫌棄自己患病的妻子，而是一如既往地照顧她，愛護她。他本來可以公開宣布伍爾夫患上了精神病，但是他沒有這樣做，他知道，瘋人院的生活對伍爾夫的病情不會有什麼好處，他願意自己來承擔發生在妻子身上的一切。
對于自己的婚姻，弗吉尼亞·伍爾夫曾大犯躊躇。她就像自己的小說《到燈塔去》裡的莉麗，盡管認為愛情宛如壯麗的火焰，但因為必須以焚棄個性的“珍寶”為代價，因此視婚姻為“喪失自我身份的災難”。一個女人抱持這樣悲觀的看法，又是在三十歲的“高齡”上才開始構築“二人空間”，其困難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事後證明，弗吉尼亞的憂慮純屬多餘，倒是她的心理症結落下的性恐懼和性冷淡，使婚姻生活從一開始就走上了歧路。
倫納德畢業于劍橋大學，饒有文才，深具眼力，與其說他欣賞弗吉尼亞的娴雅風度，毋甯說他傾慕弗吉尼亞的超凡智慧。在他眼裡，弗吉尼亞是隻可遠觀不可亵玩的“智慧的童貞女”，在她身上完全不粘附世俗的肉欲色彩。應該說，起初，倫納德心有不甘，他抱着幻想，認為自己能像王子喚醒睡美人那樣喚醒弗吉尼亞體内的性意識。
幾經努力，徒勞無功之後，他創作小說《智慧的童貞女》，借用男主人公哈裡·大衛的口吻譴責了冷血的女人，認為“那些長着白皮膚和金色頭發的蒼白的女人……是冰冷的，同時也使人冰冷”，他的這些心懷不忿的說辭（近乎指桑罵槐）無疑對弗吉尼亞的自尊構成了深深的傷害。
弗吉尼亞婚後的“精神雪崩”給倫納德适時地敲響了警鐘，他決定從此認命，轉而追求精神之愛這一更高遠的境界。他這樣做，僅需一條理由——“她是個天才”——就足夠了。弗吉尼亞的感激之情也溢于言表，她明确地宣布倫納德是自己生命中隐藏的核心，是她創造力的源泉。1930年，弗吉尼亞告訴一位朋友，沒有倫納德，她可能早就開槍自殺了。弗吉尼亞能以多病之身取得非凡的文學成就，倫納德可謂居功至偉。
這一對夫妻共同生活了29年，期間沒有發生過争吵，可以說是相敬如賓。在此期間伍爾芙寫出了自己的代表作，等，可以說這一段時期是他創作上的豐收時節。但是這并沒有減輕伍爾芙的病情，他的精神分裂症狀越來越嚴重，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空軍轟炸英國的那一段時間。伍爾芙一手創建的印刷廠被炸毀，緊接着自己在倫敦所住的别墅也被炸毀。這兩次事件在伍爾夫的心上留下了不可排解的陰影，縮短了她擁抱死亡的路程。
1941年3月28日，伍爾芙來到烏斯河畔，在衣服口袋裡面放滿了石塊，一步一步向河中心走去，結束了自己短暫的一生，給我們留下了一大批美輪美奂的藝術作品。伍爾夫留下了兩封遺書，一封是給丈夫的，一封是給她姐姐的。她在遺書中說道，預感又要發病，而且這一次不會再度痊愈，隻好自己走向生命的終點。
影響評價
伍爾芙提倡女權主義，強調現代小說要着力描寫人的内心世界，而不要機械地描寫現實的生活，這一點和維多利亞時代以來在英國文壇盛行的現實主義風格大大的背道而馳，他把高爾斯華綏，威爾斯等這一類當時的一流小說家稱做，物質主義者，認為他們雖然寫得很好，但是沒有觸及人物的内心世界。
另一方面，她比較推崇哈代，康拉德等作家，認為他們的作品更加接近于人的内心世界，我們都知道，哈代的作品是自然主義和宿命論的混合。她最推崇的作家當然是詹姆斯，喬伊斯，伍爾芙把喬伊斯的創作稱為"精神主義"，事實上，伍爾夫的創作，就是在喬伊斯的影響下完成的。學界關于伍爾芙的研究大多關注于三個方向：女權主義、同性戀傾向及抑郁症病史。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是弗吉尼亞·伍爾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