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島浪速:川島芳子養父-中文百科頻道

人物經曆

早年生活

川島浪速（1865～1948），号風外山人，出生于日本信州。著名女間諜川島芳子的養父。1880年他受日本“興亞會”影響，選定中國為安身立命之地，并報考東京外語學校，選學漢語。1886年9月，潛入中國上海，參與刺探中國華東地區海防情報。因其略通兵要又精于測繪，所獲情報極受日本軍部重視。1888年，他以“滿蒙獨立”、分裂中國為個人政治目标，并于翌年2月孤注一擲地北上去為之奮鬥，途中因病抱恨回日本。

滿蒙獨立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清王朝面臨崩潰之勢。當時日本朝野在“利用中國各派保證日本在華利益”的大前提下，産生了所謂“支持清朝”派、“支持革命黨”派和“支持袁世凱”派。日本浪人川島浪速屬于“支持清朝”派，他提出所謂中國“南北分治”的論調：即促使清廷與革命黨人停戰，實現“分治”，繼而在中國北部建立一個日本控制的傀儡國家。

在此“設想”下，川島浪速開始聯絡清王朝宗社黨人、肅親王善耆。1912年初，宣統退位的大局已定，川島浪速竭力勸說善耆逃出北京，以“滿蒙為根據地進行匡複大清社稷活動”。不久，善耆乘船去旅順，完全陷于日方控制之下，川島浪速再利用善耆的名義，開始從事分裂中國的勾當。

為了組建一支傀儡武裝，川島浪速聯絡日本陸軍通過“滿鐵”把足夠裝備一個步騎混成旅團的武器彈藥，當作普通貨物由南滿鐵路運達公主嶺，全部存入公主嶺的三井倉庫。不久，川島認為時機到來，讓日軍大尉松井等人把武器彈藥裝上50多輛大車、僞裝成農具運往内蒙古，交給宗社黨人。

但此時，這批武器的行蹤被已經表示支持共和制的東北“實力派”趙爾巽、張作霖獲悉，他們立即派駐鄭家屯統領吳俊陞以武力阻止此批武器彈藥運走。6月7日，吳俊陞部下萬福麟、石得山、巴英額三名營官指揮的百餘名騎兵終于追上了松井一行，要求松井交出武器。松井予以拒絕，結果雙方發生戰鬥，松井被打成重傷，13名日本人被擊斃，武器彈藥被全部燒毀。

不久，川島浪速被急電召回東京，他策劃的所謂“滿蒙獨立”鬧劇，就這樣迅速失敗了。n

對華管見

1912年，由于中國南北議和，局勢有變，日本政府改變立場支持中國北洋政府，至1912年6月“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失敗。川島浪速不甘心，于同年8月發表《對華管見》，再次鼓吹“滿蒙獨立”。1914年4月，日本大隈内閣執政，川島浪速的“滿蒙獨立”陰謀又獲得日本政府支持，于是，宗社黨東山再起，在川島浪速的一手操縱下，宗社黨開始在大連、安東、貔子窩等地網絡土匪，将土匪僞裝成勞工，集中于大連，建立了“滿洲特殊部隊”勤王軍，鼓噪起“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

勤王軍共2800餘人，分編為三個團，屯紮在大連寺兒溝、小寺油坊等地進行訓練，待機起事。當時，川島浪速親任勤王軍總帥，任用日俄戰争時期參加過“特别任務班”的日本軍人和大陸浪人為骨幹。為擴大舉兵勢力，籠絡蒙古馬隊首領巴布紮布所部3000餘人為主力，他将由自己玷污的養女川島芳子（善耆之女兒，原名金壁輝）嫁給巴布劄布之子甘珠爾劄布為妻。1916年3月，他在大連設立舉事指揮部，預定6月中旬進攻奉天。不想，袁世凱于同年6月6日突然猝死，日本政府轉而支持繼任者黎元洪，遂阻止川島浪速等人實施滿蒙舉兵計劃。

同年7月中旬，川島浪速的勤王軍被日本政府解散，巴布紮布本人也被張作霖的奉軍擊斃，“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宣告失敗。川島浪速、關東都督中村覺等将張作霖視為實現“滿蒙獨立運動”必須除掉的障礙。1916年5月中旬，川島浪速一派的日本少将土井市之進在沈陽滿鐵附屬地内召集日方有關的軍職人員，密謀幹掉張作霖，并決定由伊達順之助、三村豐等組成“滿蒙決死團”，執行刺殺任務。但他們的刺殺行動以失敗告終。

1918年前後，川島浪速以肅親王善耆生計為名，與關東都督府商請，在大連要到一塊地皮，并開辦大連露天市場親自經營。

1922年善耆病死後，該露天市場逐漸落入川島浪速一人之手。1943年，他将該市場以125萬元售出，攜大半款回日本，1948年病死在東京。

結交善耆

在“八國聯軍”逼近北京之時，善耆正在家中丁憂守喪。在得知慈禧挾光緒出逃後，善耆不顧“守喪之禮”與生母病重，連夜追趕，企圖說服光緒回京“主持政務”，卻遭到了慈禧的斥責。到大同後，慈禧即命善耆回京察看情況。善耆回京後，發現頤和園等處遭到“聯軍”的劫掠，但紫禁城卻完整地被保護下來，又了解到川島浪速曾經到紫禁城說服守軍“和平”移交并且在日占區内建立的“近代化管理制度”，開始對川島産生了興趣。

1901年的一天，善耆帶着瑞征拜訪了川島。川島則在第二天到東單二條善耆當時的住所回訪。川島看到善耆的住所出乎意料的簡陋，對善耆說“深表同情”。善耆則回答說：此次的大亂和遭受“八國聯軍”的侵略完全屬于清政府的“自作自受”。雖然遭受此大難，但如果可使清廷統治者醒悟且發奮圖強，“應為國家慶賀”；同時說如非這場大亂，則無法結識川島浪速等“他日能一緻支持東亞大局之良友”。川島則稱贊善耆是“非凡之人”。

由此善耆和川島開始了交往。川島協助清廷“維持京城治安”之後，直接隸屬于善耆主持的工巡局，掌管工務及警務治安。工作往來使兩人經常接觸。另外，川島對善耆投其所好，也是兩人迅速成為朋友的重要原因。首先，川島通過與善耆交換對世界局勢的看法，在對亞洲局勢的分析上逐漸達成了“共識”。如，善耆錯誤地分析了帝國主義的本質，憑借紫禁城被日軍“保存”這一點，就盲目認為當時世界上對清王朝的統治造成最大威脅的是“白人帝國主義諸國”，而非“黃種”帝國主義的日本。

他認為，在這些白人帝國主義諸國中，對清王朝威脅最大的當屬俄羅斯。因為清王朝二百餘年來一直受到俄羅斯的侵略威脅。而對抗“白人”侵略的方法是與“同為黃種人”的日本提攜。善耆說：“如欲挽回如此滔滔大波之頹勢固非易事，若非中日兩國提攜，終難達亞洲複興之目的”，中日兩國，“若能長短相補，中國因日本之強而得到庇護，日本因中國之富而得到補給，則東方出現一大富強之亞洲，抵禦白色勢力上綽綽有餘。”雖然善耆意識到為争奪中國日俄之戰在所難免，但他卻認為：如果日本戰勝沙俄，清王朝還能“保全”。

善耆的看法與川島把沙俄看成日本在中國東北、蒙古地區擴張的最大敵人、志在中國建立“防波堤”在某種程度上有很多相似點。因此川島對善耆表示“贊同”。在善耆的幫助下，川島在中國東北、内蒙地區從事間諜活動，獲取了大量情報。同時，川島等人通過善耆的介紹（善耆之妹嫁内蒙喀喇沁王貢桑諾爾布），将日本人河原操子等安插在蒙古王公府内做“教師”，使各王公府邸成為了日本間諜實質上的情報站和聯絡點。

除了對“白人”、對沙俄思維上“接近”外，川島接近善耆的另一種方法是利用善耆急于改革的心态，向善耆獻計獻策，以達到接近善耆的目的。這種方法也收到很好的效果。善耆曾對川島說：清王朝已如同“腐朽糜爛之屋”，“必須全部拆解，由根本上進行重新建築”。但“餘生于大清之家，謀求保全中國的同時，有義務維護大清之命運”。川島則表示“甚為欽佩”，并經常幫助善耆謀劃。在善耆任工巡局管理事務大臣兼步軍統領期間，曾企圖撤銷步軍統領衙門。

“激進的改革”馬上遭到了廷臣們的非議。最後以善耆遭到罷免而結束。在被免官以後，川島很快造訪了善耆，對他說：“見官報得知王被革職，特來為殿下祝賀。”善耆沉思了一陣，緊緊握住川島的手說：“多謝多謝。”川島則趁機進言說：“曾向王建言，須以航海之數駕馭，但殿下未悟事以茲此，然而其乃為殿下适宜之活教訓，殿下之大志從此成功也。”善耆說：“正是。天賜餘極好休養之時機，從此專心讀書修心也。”從此越發将川島視為知己。

獨立運動

川島浪速在1912年寫的《對中國管見》一文中，明白表達了他發起“滿蒙獨立運動”的思想基礎。他認為“世界列強之分割中國是必至的，所以日本應在此以前在滿蒙制造保護國，如有機會可支援滿蒙這一保護國，以統一中國本土的一半左右于日本的勢力之下”。辛亥革命後，川島曾經考慮一個“南北兩分策”的陰謀，即在日本卵翼下，在黃河以北建立“北清帝國”，由日本幫助阻止革命軍北上。川島在電報中明白表示：實行這一計劃，将使滿蒙實際上置于日本手中，是有關日本霸權的大計。日本帝國主義早已觊觎中國東北。日俄戰争後，日本政府和軍部都積極采取維護和擴大在滿蒙權益的政策，策略之一就是使滿蒙脫離中國“獨立”，置于日本勢力控制之下。川島浪速發起的滿蒙獨立運動，恰恰符合日本政府和軍部的意圖，因而受到參謀本部的支持。

滿蒙獨立運動是在川島浪速倡議下，以日本參謀本部的部分軍官為主。會同宗社黨人以及日本的一些下級軍官、在華浪人進行的。1912年1月，參謀本部派高山公通到北京，與日本駐北京公使伊集院彥吉和武官等密商，由高山公通護送肅親王于2月2日傍晚逃離北京去旅順。川島浪速随後陪同肅親王家眷等60人趕到旅順，在這裡形成了進行滿蒙獨立運動陰謀活動的中心。同年2月，日本參謀本部又派貴志彌治郎來沈陽，與川島等配合行動。貴志與高山公通、多賀宗之、守田利遠、松井清助等日本現役軍官構成指揮中心，策動北大營的部分東北軍首先起事，并指望趙爾巽、張作霖等響應宣布東北獨立，結果起事部隊進城搶劫騷亂，被張作霖守城軍隊鎮壓驅散，不了了之。

這時中國形勢發生了變化，南北議和，日本政府認為“革命黨将建設國家，日本有必要與之保持親善協和，特别是列國成立借款團，日本也應參加，因而現在如發生滿蒙舉事之類的事，于國家不利”，從而改變了支持滿蒙獨立運動的政策，把川島浪速召至東京，要求停止這一運動。川島被迫應允停止行動，但作為交換條件，提出要求永久保障肅親王的生活和不幹涉川島一派的人部署在滿蒙各地。這在日本曆史上稱為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

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的中止，主要是日本政府特别是外交部門與軍部之間意見分歧的結果。軍部和川島都沒有放棄這一行動計劃，不久又開始了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

1915年夏，袁世凱帝制運動進入高潮，而南方各省反袁運動已呈山雨欲來之勢，日本政府和軍部一緻采取了倒袁并進而扶植一個親日政府的方針。具體辦法是：一面支援反對帝制的南方派；一面使在川島浪速等唆使下的宗社黨、蒙古部族在滿洲舉兵，南北呼應，以颠複袁世凱的政府，将滿蒙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為執行這一計劃，參謀本部派土井市之進、小矶國昭等來中國東北具體“指導”。當時，川島浪速操縱的宗社黨，正網羅東北各地的土匪約2000人，僞裝勞工，集中于大連，同時與蒙古軍将領巴布紮布聯系，待機起事。土井、小矶等抵東北後，首先會見川島，了解川島的計劃，協調行動。日本财閥大倉組為肅親王提供了一百萬元貸款作為經費，三菱财閥也曾給川島多次資助。準備就緒，起事已經引弦待發。

這時，日本外務省派駐中國東北的領事機關和駐軍，認為宗杜黨等土匪乃烏合之衆，不隻成功無望，反而會有損于日本“國威”，因而反對川島的計劃，極力主張扶植張作霖，以更加穩妥地實現使滿蒙獨立的計劃。日本政府因此改變态度，電令參謀本部派出人員土井、小矶停止以川島為中心的滿蒙獨立起事，等待命令。在這之前土井和川島等已經約定4月15日起兵，接到電令後，小矶立即回東京了解中央本部的真實意圖。原來參謀本部的态度并不是反對起事，而是要慎重行事，一旦動手則期其必成，并避免暴露日本政府在幕後操縱的真相。根據這一精神，土井、川島等重新下決心行動，并确定行動時間在6月10日至15日之間。

川島等領導的宗社黨土匪隊伍集結于大連、貔子窩、丹東一線，整裝待發。不料想6月6日袁世凱猝死，日本政府又改變為支持袁的繼任者黎元洪和扶助中國南北合作的方針，因而川島等的滿蒙起事再次被迫中止。當川島率領的隊伍停止行動時，蒙古巴布紮布軍已按計劃進至滿鐵沿線郭家店，由川島與日本軍部交涉，以承認蒙古軍“自發”地進行獨立運動為條件，并給予巴布紮布軍五萬元和部分武器，使巴布紮布軍退回哈拉哈河畔，巴布紮布本人在撤退途中被張作霖部隊打死。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至此告終。

川島等人認為張作霖是實現“滿蒙獨立運動”的最大障礙，決定用暗殺手段除掉他，然後乘亂殺入奉天城，使東北成為“宗社黨”的天下。1916年5月，日本土井少将接到除掉張作霖的密令，馬上來到奉天滿鐵附屬地，糾集日本浪人伊達順之助、三村預備上校等組成“滿蒙決死團”。1916年5月27日，日皇之弟閑院宮載仁親王從俄國返回日本經過奉天，張作霖要到奉天車站去迎送。張作霖在歸途中路過小西邊門，突然遭到炸彈襲擊。張作霖情知有變，立即跳下馬車，蹿上馬背，以極快的速度同衛兵互換上衣，然後在馬隊的保護下，從小西邊門背胡同，穿過大西邊門繞道奔回将軍署。

張作霖經過奉天圖書館時，突然從圖書館門洞裡跑出來一個人，手拿炸彈向張作霖扔去。由于張作霖飛馬疾馳，炸彈在張作霖的身後爆炸，氣浪隻炸飛了張作霖的帽子。張作霖趕回了将軍署，在門口架起了機關槍，衛隊也被緊急召集起來，處于戒備狀态。這次暗殺事件給了張作霖一個重要教訓，使他懂得，不能不對日本加以防備。

事件影響

川島浪速發起的滿蒙獨立運動雖未成功，但它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後來發動九一八事變，建立僞滿洲國的雛形和預演。川島回國以後，仍未放棄侵略滿蒙計劃，繼續進行帝國主義的宣傳等活動。1935年僞滿皇帝溥儀訪問日本時，特地派侍從長官去川島家“慰問”，賞賜有加，也說明了川島與清朝複辟勢力的深厚關系。

1922年肅親王病死旅順後，肅親王的家務乃由川島浪速代管。肅親王的女兒金璧輝由川島帶回日本撫養，改名川島芳子。川島芳子在17歲時，就被其養父川島浪速滅絕人倫般的玷污。川島芳子成人之後，曾在日本侵華期間任僞熱河定國軍總司令、華北人民自衛軍總司令等職，又從事間諜括動，被稱為“魔性的女人”；戰後被處決。

總之，川島浪速在中國從事間諜活動幾十年，幹盡了壞事。回到日本後，于1948年病死。

曆史影響

京師警務學堂

1901年，八國聯軍尚未完全撤出北京，清廷即委派全權大臣慶親王奕劻與川島浪速聯系，籌劃中國警察教育。1901年8月14日(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一日)，清政府與川島簽訂合同，聘川島為監督(相當于校長)，合同規定，“大清國政府拟日後辦理警務事宜，是以在北京設立警務學堂，并選派學生十名赴日本學習警務。聘請大日本川島為監督辦理學堂一切事宜，并日後帶領學生赴日本學習。約定每月薪俸四百元。以三年為期，期滿後留用與否，彼時再議。所有學堂内聘用日本教師若幹名，支付一切經費，均歸川島一手經理。學堂經費每月約兩千五百元，日本教師約八名，月俸每月共兩千元，學生以五百名以下為定額。京師警務學堂随即開辦。次年制定的《警務學堂章程》把七月一日作為學堂的“成立紀念日”。

1904年8月，川島與清政府原定為期三年的辦理警務學堂合同即将期滿，是否續聘提上日程，6月日本駐華公使向陶大均提出此事，陶向負責工巡局事務大臣那桐作了彙報。6月14日那桐緻函川島，對川島承辦三年的警務工作給予很高的評價，同時希望川島繼續接辦，“查合同内本有期滿再議之語，拟請貴監督再行接辦兩年，俾臻完備。在貴監督樂育為懷，夙倡維持東亞之論，亦當不願漠然置之也”，并約定“如承許，即希見複。并以此函作定，不再續立合同，一俟二年期滿後彼時斟酌情形再議。”6月17日，川島迅速複函表示願意繼續主持警務學堂的工作。

1906年，續辦兩年的警務學堂再度期滿。清政府此時警政建設已具規模，有意也有能力獨自辦理，于是接管了京師警務學堂，改名為高等警務學堂。作為近代中國警察教育起源的京師警務學堂終結了，但它的辦學模式、所培養的最早的警務人才，對中國近代警察制度建設有一定的影響。“

中國警政建設方案

川島在操辦警務學堂過程中，與清廷警政要員慶親王奕劻、毓朗、善耆等人建立了密切聯系，1902年清廷派毓朗、陸宗輿赴日本“訪詢工巡事宜”，川島随同前往。此外還經常向清政府提出警政方面的建議和設想，其中最為著名的為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上慶親王奕劻書，比較系統地闡述了自己對中國警政建設所應遵循的基本方針的認識。

“上慶親王書”的主要内容：(一)論述中國建立警察制度的重要性；(二)提出警察組織、權限、人事等方面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