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

人物生平

早期生涯

光緒八年（1882年），宋教仁出生于湖南常德桃源。光緒十四年（1888年），六歲的宋教仁進入私塾讀書。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17歲的宋教仁升入桃源漳江書院。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他考入武昌普通中學堂。翌年入學，在校期間，由吳祿貞等人組織的革命團體在武昌花園山的聚會吸引了他，常與同學議論時政，并走上了反清革命之道路。

參加革命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結識黃興，成為摯友，因不滿清政府統治，傾向革命。11月4日，與黃興、劉揆一、陳天華、章士钊共同成立華興會。

光緒三十年（1904年）二月，以驅除鞑虜，恢複中華的華興會在長沙成立，黃興任會長，宋教仁任副會長；12月13日，宋教仁抵達日本。後在日本東京成立同盟會，成為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人。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創辦革命雜志《二十世紀之支那》，入讀日本法政大學；8月，支持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并當任其司法部檢事長，将《二十世紀之支那》改為中國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曾一度回到中國，企圖在東三省建立反清政治力量，但不久就再次去日本。期間，根據其偵探結果編纂《間島問題》一書，為清政府日後保護圖們江間島地區做了有力證據。

宣統二年（1910年）底，宋教仁從日本返抵上海，任《民立報》主筆，以“漁父”筆名撰寫大量宣傳革命的文章。

宣統三年（1911年）七月，宋教仁與譚人鳳、陳其美在上海組建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親任總務幹事。他親自來往于上海、兩湖各地，積極發展中部總會分會，籌款購買武器彈藥，推動長江中下遊流域的革命進程。

日本求學

1904年11月，宋教仁東渡日本，入東京政法大學、早稻田大學學習。在留日期間，他對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特别感興趣，廣泛地閱讀了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學說和社會制度方面的書籍。他還翻譯了各種文稿，有《日本憲法》、《俄國之革命》，《英國制度要覽》，《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各國警察制度》，《世界史年表解》，《俄國制度要覽》，《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覽》，《比利時、澳匈國、俄國财政制度》，《美國制度概要》等等。

宋教仁從這些翻譯工作中，系統地掌握了理論知識，對當時世界重要國家的政治、經濟、法律各種制度有了相當深刻的認識，有利于他深入地研究資産階級共和國方案，這對他後來從事黨政工作有極大的幫助。

推廣憲政

1913年2月13日，宋教仁自漢口沿江東下，2月15日抵達上海，寄住在同孚路21号黃興家中。在國民黨選舉勝利并且有望組織責任内閣的情況下，孫中山并沒有與宋教仁就相關事宜進行直接磋商，反而經過與袁世凱中央政府的密電協商，2月10日乘山城丸赴日本進行并不急切的考察訪問；2月19日，宋教仁在國民黨上海交通部發表演講，更加明确地撇開孫中山發明的五權憲法而大講他自己三權分立的憲政設想：“讨論憲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應如何分配，中央與地方之關系及權限應如何規定，是皆當依法理，據事實，以極細密心思研究者”。

接下來，他再一次以激烈言辭全盤否定袁世凱政府當局的内政外交，認為隻有國民黨方面出面組織的議會政黨責任内閣，才是救治“不良政府”的“醫生”；3月，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基本結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經營下，國民黨取得重大勝利。衆議院議員596人，國民黨得269議席，共和黨得120議席，統一黨得18議席，民主黨得16議席，跨黨者得147議席，無黨派26席。參議院議員274人，國民黨得123席，共和黨得55席，統一黨得6席，民主黨得8席，跨黨者38席，無黨派44席。

國民黨在參、衆兩院870議席中占有392席，雖然沒有超過半數，但由于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加起來隻有223席，國民黨依然可以憑借其絕對優勢影響操縱參、衆兩院。國民黨的選舉勝利，進一步擡高了宋教仁的政權預期和政治熱情。

遇刺身亡

1913年，中華民國國會大選，國民黨大獲全勝，宋教仁正欲循歐洲“内閣制”慣例，以黨首身份組閣之際，袁世凱惶恐不安，策劃構陷宋教仁，未果之下，在1913年3月20日指使洪述祖派刺客武士英将宋教仁暗殺于上海火車站，子彈從宋教仁後背射入體内，射中其右肋，斜入腹部，兇手開槍後逃逸。宋教仁疼痛難忍，趴倒在一張椅子上，用手把于右任的頭拉到胸口，喘息地說：“吾痛甚，殆将不起……”，當時在火車站送行的黃興、于右任、廖仲恺等将宋教仁送往滬甯鐵路醫院急救。在醫院中他向于右任留下遺囑：

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東京寄存之書籍，悉捐入南京圖書館；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後，請克強與公及諸故人為我照料；三、諸公皆當勉力進行，勿以我為念，而放棄責任心。我為調和南北事費盡心力，造謠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誤解，我受痛苦也是應當，死亦何悔？

他授意黃興代拟電報給袁世凱，講述自己的中彈經過和革命生涯，最後希望袁世凱能夠竭力保障民權，自己則雖死猶生。

手術後，宋教仁的情況沒有好轉，大小便中出血嚴重；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進手術室，延至22日淩晨4時48分不治身亡，年僅31歲。身故後，範鴻仙拍下宋教仁遺體的照片，今宋教仁墓安于上海市閘北公園。

主要影響

宋教仁是一位頗有争議的清末民初時期的政治人物。在當時的社會曆史條件下，他投身民主革命和民主政治建設，并從中傳播西方政黨觀念，組建政黨，推行政黨政治，雖在民初過分注重議會競選，卻也不可藉此否定其無可替代的曆史地位。宋教仁是辛亥革命的領導者和中華民國的創立者之一，是民初政黨政治最主要的倡導者和先行者之一。與孫中山等同時代人比較，認為宋教仁是民初政黨政治身體力行的第一人，也不過分。

新中國建立後，1954年，在制定第一部憲法的過程中，毛澤東談及憲政曆史時，還對宋教仁有過貢獻的《臨時約法》作了曆史的肯定，說：“民國元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在那個時期是一個比較好的東西，當然，是不完全的，有缺點的，是資産階級性的，但它帶有革命性、民主性。”因此，關于憲政和宋教仁從事憲政活動的革命性、民主性，是無庸置疑的。開啟中國近代民主憲政曆史，不是宋教仁的過錯，而應是他的重大曆史功績之一。

政治思想

宋教仁主張“責任内閣制”，他認為：“内閣不善而可以更叠之，總統不善則無術變易之，如必欲變易之，必緻動搖國本。”

主張原因

宋教仁堅持責任内閣制的一個重要的現實目的就是要限制大總統的權力。有論者認為孫宋二人向來不睦，宋不願看到孫任總統後大權獨攬，而堅持責任内閣制而對其進行掣肘。但是，從當時的情形看，很大程度上還是存在着防範袁世凱的意圖。因為當時革命黨高層已經商定，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凱表示贊成共和，臨時大總統的位置就要拱手讓與袁世凱。宋教仁對袁世凱素無好感，不相信袁世凱真心贊成民主共和，而當時革命黨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通過實行責任内閣制，使“總統命令，不特須閣員副署，并須由内閣起草，使總統處于無責任之地位，以保其安全焉。”

當時，舉袁世凱為總統幾乎成為無法改變的事實，若實行總統制，政權則掌握在袁世凱手中；若實行責任内閣制，政權将集中于内閣，革命黨人還有機會通過議會競選來控制内閣。

宋教仁堅持責任内閣制的另一個原因是想借此排除舊官僚在新政府中的勢力。他曾說：“現在組織臨時政府，肇造共和政體，要不是由我們黨人負起責任，大刀闊斧，革故鼎新，就不足以談政治的改革。舊官僚模棱兩可，畏首畏尾，那裡可以跟他們談革命，講民主？‘以塗附塗，未見其有濟也’。我認為組織政府之初，應該全用革命黨員，不用舊官僚。”

宋教仁深知，要建立一個民主共和的政權，必須保證革命黨人在政府中的絕對領導權。可是武昌起義後，宣布獨立的各省有很多在舊官僚、立憲派人的控制之下。對此宋教仁很不甘心，在組織臨時中央政府初期，他還采取措施試圖削弱黎元洪的影響。他希望憑借責任内閣制，将中央政府的實際權力牢牢掌握在革命黨手中。

公開闡釋

宋教仁開始公開地有針對性地抨擊時政和闡釋他的政治觀點，應當始自1905年。由此至武昌起義爆發，他先在日本留學，後歸國任《民立報》主筆，公開發表了大量文章，批評時政，分析國際形勢。其時清政府正在内外交困的局勢下“預備立憲”，在不危及當權者統治權的前提下進行小心翼翼的改革。這些政治革新走的是維新派和改良派的路線，客觀看來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但是，在已經系統化學習過西方政治理念的宋教仁看來，這些小腳女人似的改革與其說是向西方學習，不如說是清政府拿西方人的政治工具來鞏固自身的統治地位。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揭開清廷立憲“虛假的面紗”。

清政府初有立憲之議，宋教仁便明确指出，清廷不可能真正搞立憲。因為立憲國家的一個基本要求——國民權利義務平等——是清廷無法做到的。清朝定制，漢人都要繳納地丁糧，而滿人非但沒有納稅負擔，反而由政府以地丁糧供養他們，這怎麼能做到義務平等呢？清朝的另一個定制是政府官吏基本上滿漢平均，有的部門甚至為全部為滿人所操縱，而全國人口滿人隻占漢人二百分之一，這怎麼能做到權利平等呢？因此，在這種滿漢極端不平等的情況下，清廷決不能實行立憲，即使實行也是假貨。

1911年4月，宋教仁到香港參加廣州起義的籌備工作時，起草了大量的文告和法律文件，即欲把所學的西方各種政治制度付諸實踐。今天我們已無從知道這些文件的内容了，但在宋教仁不久後所寫的《論都察院宜改為懲戒裁判所》一文中可以看到他政治理想的第一次比較具體而完整的表述：“今後吾國政治變革，結局雖不可知，然君主制政體必不再許其存在，而趨于民權的立憲政體之途，則固事所必至者。”同年8月，英國上院多數通過“國會法案”，上院基本失去了對法案的否決權，英國貴族進一步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沿續數百年的兩院制最終轉變為實質上的一院制，實為民主政治的一大進步。

宋教仁随即在《英國之國會革命》一文中論道，英國作為君主立憲的母國，也在逐步實現實質上的民主化，難道還不能看出世界政治轉向民主政治是大勢所趨嗎？可以看出，這時的他已堅信君主制勢将被民主共和政制取代。

在宋教仁政治理念中，無疑是溶入了這種議會至上和内閣負責的精神。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吾人則主張内閣制，以期造成議院政治者也。蓋内閣不善可以更叠之，總統不善則無術變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緻搖動國本。此吾人所以不取總統制，而取内閣制也。”“國勢之盛衰強弱，全視其運用國家權力機關組織為準，而内閣則尤衆機關之總彙，行政之首腦也。”他認為立法機關對行政機關形成有效的制約，才算是理想的政體模式。内閣制在總統和總理之間的職責權限上進行了制度化的規範制約，而不是指向當總統的某個人和當總理的某個人。他堅信責任内閣制必将導緻良好的議會政治和政黨政治。”

經濟思想

宋教仁作為清末民初傑出的資産階級革命家，不僅在政治上多有建樹，且于經濟領域亦不乏見地，其中，均勢外債方面的識見就是重要體現。

主張原因

宋教仁對于外債并不排斥，他曾言道：“蓋以吾國今日之狀況論之，資本缺乏，産業幼稚，國民經濟枯槁之現象，已達于極緻。各國投資貸款之來，雖由于其經濟的侵略政策，而吾苟能谙于管理之法，使用之途，與夫一切關于财政之準備，亦未嘗不可利用之，中國外債僅十六萬萬，視各國為最少，此事并無損國家主權。民國将來不但本年須借債，從此六七年中均不可免。此時先逐算每年應借若幹，作何用途然後漸次整備，亦不難利用外債以強國。”

宋教仁之所以提出均勢外債主張，與當時的形勢息息相關。清末的中國，列強之間已然形成連雞之勢，這為中國推行均勢外債政策提供了機會，“彼等之争先恐後而來投資或貸款者，既非一國，而其間又往往有互相疑忌争奪之事，則苟有一國壟斷其利，而破壞各國均勢之局者，其他各國必不能默爾而息，此亦勢之所不得不然者。有此連雞之勢，互相牽制，此正吾國善有以自處之一機會也；不特有以自處而已，更宜進而為牽制各國之動力，使各國不得不成連雞之勢，以長久維持均勢之局，此尤為吾國今日外交之要訣，而借債亦當如是者也”

公開闡釋

宋教仁的對于均勢外債觀是這樣解釋的：“所謂均勢者，非各國在滿洲之均勢，乃言各國在中國全土所得之現在勢力約略相當，且以維持不變相約，以保其平均也”。宋教仁對外債問題關注三點：一是管理，二是用途（目的），三是選定債權國（均勢）。三者之中，均勢乃其中的重中之重。“夫吾人非反對借外債者也，且極主張借外債者也，惟以管理債款之方法，使用債款之目的，與夫選定債權國之政策，皆非審慎周詳，以研究其真正利害，而後逐緒行之不可。

而現政府皆不足以語此，故素昔不敢主張現政府之借外債，今則已矣。彼竟借最危險之外債矣，其管理方法，使用目的，已足病國，固不俟論，而其最可惡者，則選定債權國政策，直是全昧于國際形勢，開門揖盜，以斷送四百餘州之運命，故吾國人不可不深惡痛絕之也。”

教育思想

宋教仁的教育思想是在他政治活動中形成的，與其政治思想分不開。他認為“教育必須為政治革命的利益服務，用革命的教育來動員群衆同情和參加政治活動”。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後，宋教仁任制法院院長，頒發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十四條，并主持創辦了江漢大學。他提出了“教育為立國之本”、“強國之要，學戰為先”的教育強國主張，以及一整套以道德建設為核心内容，以發展以“科學與民主”為主要目标的“社會改良論”。

新聞思想

宋教仁是近代中國報刊政論家。在整個辛亥革命時期，他始終比較重視新聞實踐工作，在籌建革命組織，開展反清武裝起義的同時，從未放棄文字宣傳的鬥争。光緒三十年（1904年）亡命日本，宋教仁組織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雜志，進行反滿的民族主義和反帝的愛國主義宣傳，以至嗣後該刊成為同盟會的機關刊物，以《民報》的面目出現，為革命搖旗呐喊。從此，宋氏的報刊宣傳一發不可收拾。他還直接參與創辦、指導和支持其他革命報刊，成為了資産階級革命派新聞實踐工作的有力領導者和組織者。宋教仁的新聞思想始終是為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服務的，具有濃厚的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情懷。他雖然未曾提出明确的新聞主張，但散見于他所發表的政論、文論、日記、講演中的新聞思想，具有鮮明的革命特色和時代精神。

曆史評價

章太炎在《民國報》、《神州日報》評點孫中山隻是“元老之才”，“至于建制内閣，仆則首推宋君教仁，堪為宰輔”，“謂總理莫宜于宋教仁”。

蔡元培：（同盟會）其抱有建設之計劃者居少數。抱此計劃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數，宋漁父先生其最著也。

孫中山撰挽聯：①作公民保障，誰非後死者；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②

三尺劍，萬言書，美雨歐風志不磨，天地有正氣，豪傑自牢籠，數十年季子舌鋒，效莊生索筆；

五丈原，一抔土，卧龍躍馬今何在，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灑幾點苌弘血淚，向屈子招魂。

章太炎撰挽聯：願君代彗孛，為我掃幽燕。

人際關系

個人作品

轶事典故

書捍國土

宋教仁在25歲之齡，即為中國領土的完整做出過傑出貢獻。1907年春天，宋教仁到東北，聯絡當地反清武裝力量，在此期間，也得知日本正在密謀侵吞中國東北領土。在長白山東南，有一塊縱十裡、寬一裡的灘地，曆來屬于中國。朝鮮諧稱之為“墾土”，譯音“間島”。日本早就觊觎這塊土地，作為向中國擴張的跳闆。日本的報刊大造輿論，硬說“間島”是“朝鮮的屬地”。日本在朝鮮的殖民當局向該地派出警察，設立了派出所，受日本參謀部操縱的長白山會，也在為日本侵吞“間島”制造假證據。

宋教仁聞此義憤填膺，通過日本友人片山潛介紹，裝扮成日本人，假名貞村，打入長白山會。他在這一帶進行了實地考察，搜集了第一手資料，還将長白山會制造的全部僞證拍照攜歸。路經朝鮮時，宋教仁到漢城圖書館，查閱了各種有關資料。随後又返日本，在帝國大學圖書館翻閱了大量文獻圖籍。經數月努力，宋教仁在缜密考證基礎上，寫成了《間島問題》一書。書中宋教仁援引了大量中國、朝鮮、日本的曆史、地理文獻典籍和公私記載，并運用自己豐富的國際法知識，論證“間島”地區從周秦以來一直是中國設官管轄之地，揭露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間島問題》書成後，日本當局深恐清政府以此為據，戳穿其編造的僞證，先是離間，勸說宋教仁不要幫助迫害他的清政府；後又以巨款購買該書版權。但宋教仁富貴不淫，拒賣書稿，以民族大義為重，向清政府提供了有關資料。

7月，中、日就“間島”問題進行交涉。清政府因有宋教仁的書稿，使日方制造的謊言和僞證難以成立，被迫放棄侵吞陰謀。當然不能說“間島”地區主權的捍衛全在于宋教仁的一本書，但這本書在“間島”談判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正因為此，人們在論及此事時，謂之為“一本書捍衛一塊國土”。

袁世凱曾緻電駐日公使館贈送宋教仁二千日元，為宋婉拒。他說：“吾着此書為中國一塊土，非為個人之賺幾文錢也。”袁世凱約宋回之涉，他也未予接受。據說慈禧太後曾拟賞他四品京官，他也加以拒絕。他說：“吾本革命黨人，烏能為清政府官，但能為祖國盡力者，生死以之，不願為官也。”（《宋漁父先生史譚》）自此以後，日本官方将他看作中國派來的密探，而留日學生中有人罵他賣黨交結官吏。處身内外夾攻的困境中，他不以為意，不改初衷。

别号漁父

1904年，華興會正式成立。華興會秘密策劃在慈禧太後七十壽辰時在長沙、嶽州、衡陽、寶慶、常德分五路同時起義，宋教仁負責常德一路的組織發動工作。正當革命志士壯志躊躇之時，長沙起義事洩，湖南巡撫下令滿城搜捕革命志士。在桃源老家，宋教仁還一無所知，多虧兒時一位同學匆匆跑來報信。他倉促離家，江面上一隻船也沒有。眼看追兵越追越近，突然從蘆葦中劃出一隻小船，一位打魚老漢救了宋教仁。為了感念漁翁的救命之恩，宋教仁自号“漁父”。

兩次挨打

第一次是1912年年初，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決定推袁世凱為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時。孫中山與部分開國元勳，主張一定要袁世凱離開北京老巢，到南京就職，以對袁世凱進行鉗制。可另一些革命元老卻不以為然。雙方為此互不相讓。一天，大家又聚在一起争論這個問題，一人提議，幹脆讓黃興帶兵北上，以迎袁為名，将其北洋軍消滅掉。宋教仁不贊成這樣做，他說北洋軍有重兵把守直隸、山東，革命軍根本無法北上。他的話音剛落，同盟會元老、廣西才子馬君武伸手就是一巴掌，打得他左眼流血不止。馬動手兼動口，大罵宋教仁是在給袁世凱作說客，想出賣南京，出賣革命者。

宋教仁第二次當衆挨打，系孫中山譽為“創立民國的巾帼英雄”的唐群英所為。唐群英，湖南衡山縣人，其夫家與秋瑾的夫家有親戚關系，因此，唐得以和秋瑾相識。1904年，寡居在娘家的唐群英聽說秋瑾已去日本留學，便也乘船東渡。她是同盟會中第一個女會員。

作為一名女性，唐群英在進行革命活動時，将相當多的注意力放在争取婦女權益問題上。1912年2月，她聯絡湖南的女國民會、上海女子參政同志會等團體，先後五次向孫中山和臨時參議院上書請求《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内訂明“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選舉權”的條款；4月，她發起成立了“女子參政同盟會”，并親自起草了“實行男女權利平等”、“實行普及女子教育”、“實行一夫一婦制度”等十一條政綱。她還通過辦報刊、演講等宣傳男女平等、婦女解放。

同盟會是吸收女黨員的，但是，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時，一則由于以英國憲政為榜樣（當時英國婦女沒有參政），二則由于不少男會員還存有封建思想殘餘，所以，在國民黨新黨章中，規定不接收女黨員。

這一規定讓唐群英不能接受。1912年8月25日，由同盟會改組而成的國民黨在北京虎坊橋湖廣會館召開成立大會，有一項議程是宣布新黨章，宣布一條，說明一條。當說到新黨章中規定不吸收女黨員時，坐在台下的唐群英沖上主席台，揪住主持改組工作的宋教仁，結結實實地打了宋教仁一記耳光。

挨馬君武的巴掌時，宋教仁還想還手；挨唐群英的耳光時，宋教仁隻好捂着面頰退避。

人物争議

遇刺真相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3月22日不治身亡。多年來，關于宋教仁遇刺案的幕後真兇是誰，一直衆說紛纭。近些年來，有些人竟然莫名其妙的認為陳其美為幕後真兇，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發現此案與陳其美毫無關系，完全是袁世凱栽贓陳其美。事實上，“宋案”案情演變與政局演變有非常緊密的關系。民初政壇各種勢力、各種矛盾充斥、交織在一起。舊官僚、舊立憲派以及同中國盟會等各種勢力經過分化組合，逐漸形成國民黨、共和黨、民主黨、統一黨等，他們或依附于袁氏政權，或明裡暗裡與袁氏抗争。

“宋案”各個環節，始終貫穿着一條主線，就是袁世凱以不法手段暗中對付國民黨。隻不過對案件直接制造者洪述祖、應夔丞而言，他們還試圖借袁世凱對付國民黨人之機，為各自謀取私利，而不是單純奉命辦事，這就使二人與袁世凱、趙秉鈞之關系亦變得不那麼簡單，使“宋案”案情更加曲折複雜。

透過對“宋案”幾個關鍵人物關系的考索和對案情演變進行詳細考證，洪述祖在所有環節中都是重要人物，殺宋之意其實首先便是來源于洪述祖的意圖，而後唆使應夔丞派人實施的暗殺。“宋案”發生于臨時政府即将向正式政府過渡的特殊時期，對袁世凱而言，首要問題是競選正式大總統，如不能當選，一切皆成虛幻。

為此，袁世凱需要對付勢力日益壯大的國民黨，故而主導了“宋案”的環節，如調查“歡迎國會團”，收買國民黨報館、議員操弄憲法起草以及構陷孫中山、黃興、宋教仁；宋教仁遇刺案發生後，在袁世凱的庇護下，洪述祖藏匿青島、趙秉鈞拒絕出庭應訊，袁世凱這樣做隻有一個目的，就是要竭力阻止“宋案”的發生沖擊其競選正式大總統選情。

因為袁世凱知道，自己主導了收買國民黨報館、議員操弄憲法起草以及構陷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案情，而袁世凱正是在構陷陰謀未果之下，派洪述祖先後以“毀宋酬勳位”及“債票特别準”，唆使應夔丞殺害了宋教仁。這些醜聞一旦在法庭上曝光，對袁世凱的“民主”形象将是沉重的打擊，他競選正式大總統的前景将很可能變得不妙。因此，袁世凱無論如何不會允許洪述祖、趙秉鈞二人出現在法庭之上。這樣，趙秉鈞就在某種程度上成了袁世凱維護自身利益的犧牲品。

至于近些年來，有些人竟然認為陳其美是刺殺宋教仁的幕後真兇，這純屬無稽之談。

陳其美主謀刺宋的證據，是一篇被冠以“北京國務院聲明”的無出處史料。該“聲明”稱，陳其美假借應夔丞之手刺殺宋教仁，并嫁禍袁世凱。陳其美還賄賂司法人員篡改供詞，并将武士英毒死。應夔丞已經被從租界引渡到上海當局，處境十分危險。

該史料一些語句的語氣，諸如“幸廳長尚未允諾”、“裁判所轉移之事，不知是否為法律所許”、“此皆應（應夔丞）親告其所延之律師”等，根本不可能出現在國務院公文中。在北京大學曆史學系所藏檔案中發現一封手書殘信，該信僅殘留最後一頁，内容與“國務院聲明”中最後部分吻合。殘信并無“國務院聲明”字樣，卻在末尾寫有“乞公與當道酌之。

名心叩”。可見“國務院聲明”應該是應夔丞黨羽寫給某人的信件，希望政府将應轉移出上海。捋清“國務院聲明”的來龍去脈後，可以該信件内容多為謊言。信件中還稱武士英在公堂上承認陳其美為主使者，陳其美此後将供詞篡改。事實是宋案為租界司法機構公審，各方均派代表或律師，公堂衆目睽睽之下，篡改供詞記錄，不可能堵住現場旁聽者的悠悠衆口。《國報》上出現的言論，是袁世凱為了嫁禍陳其美而編造的。

袁世凱之子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稱：宋教仁北上前，曾接受陳其美和應夔丞宴請，期間陳其美問宋教仁如何組閣，宋教仁稱“唯大公無黨耳。”應夔丞認為宋教仁叛變國民黨，欲掏出手槍，被其他賓客阻攔。一同赴宴的沈翔雲告訴袁克文，陳其美和應夔丞對宋教仁極度不滿。袁克文還稱，應夔丞與陳其美設計了刺殺宋教仁的方案。

但參加民初國會選舉的國民黨是宋教仁一手組建的，政黨内閣亦是宋教仁的核心思想，宋教仁不可能說出“大公無黨”。應夔丞為共進會成員，并非國民黨人，也不認識宋教仁，然而在袁克文的故事中，應夔丞卻是國民黨員，甚至是可以和宋教仁、陳其美一起吃飯讨論政局的人，這純屬杜撰。陳其美主謀殺宋的說法，完全是袁世凱及其黨羽構陷、再經袁世凱之子袁克文杜撰情節。

後世紀念

宋教仁故居

桃源故居

宋教仁故居(出生地，現已重建）坐落在桃源縣漳江鎮漁父村，該村風景優美、秀麗，故居毀于十年動亂，對這位近代民主革命家，桃源縣委縣政府拟在縣城重建漁父祠，以為紀念。

鬯春堂

宋教仁故居（鬯春堂，位于北京動物園）：在北京動物園最西端，遊客罕至的綠蔭深處，有一座歐式巴洛克風格的精緻小巧的兩層洋樓，這就是清末慈禧太後往來于大内皇宮與“夏宮”頤和園之間的行宮暢觀樓。與暢觀樓遙對，是清乾隆時期樂善園的遺存建築鬯春堂。鬯春堂灰色筒瓦歇山頂，面闊五間，進深三間，四面回廊，周圍假山環抱，古槐遮蔭。這清幽靜谧的樓房，曾住過辛亥革命的風雲人物、孫中山的主要助手、國民黨的實際組建者宋教仁。

辛亥革命後，暢觀樓曾作為北平農事實驗場及國立北平天然博物館的一個組成部分。袁世凱當政時期，暢觀樓一度成為國民黨先賢在京秘密串聯抗袁人士組織政黨内閣、實現真正共和的重要活動場所。因此，暢觀樓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許多名人先賢駐足的痕迹。

1916年秋，在鬯春堂後面，建起了“宋教仁紀念塔”。塔形采用古希臘方尖碑的形式，塔身用艾葉青石，高約2米，并刻有“宋教仁紀念塔”六字。在“文革化大革命”的急風暴雨開始後，紀念塔被毀，僅兩層高約20厘米的混凝土基座殘存。2009年11月，一方描刻着金字的“宋教仁紀念塔遺址”碑石又修建于此。

宋教仁墓

1924年6月，在上海閘北群地百餘畝建成宋公園（現名閘北公園），葬宋于園内，墓呈半球形，立有“宋教仁先生之墓”的石碑。墓頂塑一展翅雄鷹，象征先烈革命的淩雲之志，四周遍植龍柏，綠樹成蔭，莊嚴肅穆。墓前方立有宋教仁先生的石雕像，作支坐側思狀，下為石座，石座上有章太炎的陽篆“漁父”二字，于右任撰書刻銘：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紀，為直筆乎？直筆人戮。為曲筆乎？曲筆天誅。嗟嗟九泉之淚，天下之血，老友之筆，賊人之鐵。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銘諸心肝，質諸天地。嗚呼！”

其他

2011年5月,又将漁父、回龍、姚家沖三個村合并為“教仁村”。2001年将原八字路中學改名為“教仁中學”,後又将教仁中、小學合并為現在新建的教仁學校。